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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黄山缘
       与黄山结缘,至少十年之久了｡1995年4月底,我还在读研究生时,趁着课余连同“五一”假期的时间,由天津就跑来黄山游览了一趟｡那次不巧,在黄山的两日,一直在下雨,雨停的时间,大概仅有半个小时｡两天下来,带着全身湿漉漉的水汽和浓浓的遗憾离开了黄山｡
       此次得赴南昌参加农村宗族会议之便,我在十年后终于找到一段时间去补我的遗憾了｡会后,马上取道婺源,一路赶赴黄山,以期再览山水秀色｡但是,十年期间,我已由一位纯粹的旅游观光客,转变成了观光之余,愿意琢磨点儿事情的文化旅游者｡这几年四五十万字的游记,就一直记录着自己在有所感动时的游历历程｡此行前,得温铁军先生布置的任务,我要在这段时期琢磨一下穷人经济学的事情,写成文章给他｡于是,此次游历,在二睹黄山风采之余,就是时时留意,并琢磨这个问题｡游历与思考所得,可见下文｡
       劳动总是在乞求资本的雇佣
       此行,对所到之处无处不在的“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替代资本”现象,印象尤为深刻｡在资本所有者面前,劳动者的低三下四､坑蒙拐骗和无可奈何,交织在一起,让人颇有复杂的意绪｡
       一到屯溪,我就遇到如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包围圈:“老板,坐车吧,送到哪儿都行,起步价5块”,“老板,去黄山吧?去看棠樾牌坊吧?去西递民居吗?我马上出发”,“老板,你又不在乎那5块钱10块钱的,加点钱我直接把你拉到黄山去!”这是出租车司机及其拉客者的声音;“老板,住旅馆吧,山上的贵,汤口的也贵,住下来明天一早上山,多好呢!”这是旅馆拉客者的声音;“哎,大哥,歙县的,马上走!”,“黟县,黟县!”,这是小公共汽车的声音;“哎,老板,坐摩托去古街吗?”,“哎,老板,带点儿旅游纪念品嘞?!”……种种声音,加上如影随形的兜售,使我因连日会议和酷暑而昏沉沉的脑袋,一下车就被各种噪声充满着,更加昏然了｡由此,也奠定了此行对“劳动追逐资本”的思想基调｡
       1.与人力车夫的聊天
       我需要先买机票,就不理这些人等｡出了车站,问了警察,知道周围没有机票售票点,就听他的建议坐车去买｡看着一个个三轮､二轮摩托和人力三轮,我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选择了人力三轮｡一来,我对摩托的噪声和空气污染,一直十分反感;二来,人力车夫的劳动总是更难被雇佣出去,而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更少,人实际上也更老实｡对他们的雇佣,就“转移支付”所带来的效用而言,总是朝向社会福利更大方向的｡实际上,这个车夫不接受警察对我所言的2元价钱,坚持要3元,我做了个让步,让他带我买完票,继续回到车站,共5元,他爽快地答应了｡在车上看着他小腿的青筋凸暴,看着他吃力的蹬车动作,我无心观赏周围的街景(不过,屯溪也的确没有什么街景可言),只是无奈｡
       买完机票｡我问车夫在哪儿坐车去黄山脚下的汤口更方便,他说火车站,就把我拉去火车站｡火车站没有合适的车子(只有抬高价格,谎称顺路回去的出租车,至少要20元的价格),我责问车夫,他们是不是给你回扣了,或有其他联系,你把我拉来火车站｡车夫忙道,自己与他们无关,往常这里是有车子去汤口的,汽车站只有那种没有空调的中巴,辛苦,还要等很长时间｡但他可能也意识到我不是他常见的那种“老板”,或者不问青红皂白地坐上车就走,或者稀里糊涂地就这么的了,怕再去找车的麻烦｡可能怕我不付他那5块钱的车资,就赶忙又把我拉回不远处的汽车站｡实际上,汽车站不到10分钟就有一班车开往黄山方向,我马上就可坐上车赶去黄山脚下的汤口镇了｡
       一路上,我询问了他的生活情况｡他家在屯溪郊区农村,儿子十五六岁就上了技校,学了电子,“分配”到浙江永康上班,女儿还小,在家上学｡人力三轮车每月的缴费负担不重,只交50元管理费,但全城600多辆三轮分为三种颜色,平均一个月一种颜色的三轮只能上10天白班,还可以上10天晚班,另外10天不能上街拉客(后来一位的士司机告诉我,实际上是按星期来的,人力车夫可以拉一个星期的白天,一个星期的夜晚,三种颜色的车子轮流来｡不管怎样,这样辛苦和低报酬的工作,由于竞争者众多,不得已做了三班倒的工作机会分享)｡白天和夜晚班的分界线是早上7:30和晚上7:30｡白天班时,他这个季节一天通常可以拉到七八十元,晚上只有三四十元(他晚上11点就收班回家了,原因是怕晚了流氓､醉汉､吸毒者可能抢､砸他的车子,打他并可能抢他的钱,这时的客人实际上也很少了)｡这样,他一个月通过这种苦力,能得到1000元多些(比起出租车来,要少许多｡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在黄山市,出租车司机通常每月可以净收入三四千元,每年交份子钱一万多元,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负担轻多了)｡车夫在家还种点地,搞点蔬菜以及养殖等,补贴一下家用｡
       2.与挑夫的聊天和观察
       到了黄山,除风景之外,一路让人啧啧惊叹的,莫过于一个个挑夫(或曰挑山工)了｡与大多和游客有接触的旅游利益相关者相比,挑夫是游客所见最多,又最冷漠,最少与游客交谈的了｡的确,他们是被山上的宾馆､店铺与施工工程雇佣,其收入来源与游客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反而不得不在狭窄的山路上经常与游客有些磕碰和相互的滋扰｡所以在游客面前,他们是最有骨气的了｡但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却不得不每天挑起少则150斤,多则200斤的担子,每日走我们这些空手上下的游客一日之内也几乎难以完成的上下山路程｡他们的这种辛劳,只为换得每斤3毛钱的报酬｡
       我从慈光阁上山时,最先交谈的那位挑夫对我最不客气:
       问:师傅,一天要挑几趟呀?三趟要不要?(因为我事先问了山上的垃圾清洁工,以下称为拣山工｡他说每天都要上上下下四五趟,就是这个经验,使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无语一时,然后冷冷地白了我一眼)答:我说你大脑有毛病呀!?三趟!你空手走三趟给我试试?
       问:可拣垃圾的师傅说他每天都要四五趟?(我被噎得够戗,几乎还没有人说过我智商成问题呢!)
       答:他空手!而且只管一段,我们要跑全山,一直到山顶!
       话说完,他不再理我,担起挑子,咯吱咯吱地又艰难地挑他的山了｡
       他的这些呛人的话,引起了我不少思考｡上山伊始,我就试图记录和诠释黄山旅游产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言行,已经在我的游记本上记了好几页了,但是,我忘了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仅从旅游者本位考虑,没切身体会到挑夫的诸多辛苦｡当然,原因还在于,我刚上山,对上黄山的艰难程度没有体会｡十年前上山,当时年轻体力好,而且细雨中上山,不受热气蒸笼的煎熬,还是相对轻松些｡而我此次走走歇歇上山,一路到北海时,已是从早上8点走到了晚上7点,11个小时了｡第二天由始信峰下山,也走了四五个小时｡这份艰辛,是我1994年登泰山时才曾经有过的｡虽然2002和2005年两次在欧洲,我也有多次一天十多个小时走路旅行的经历,但几乎从未曾有如此的体力耗尽之感｡一天能够上下,对空手登山的我来说,亦不是一两天的锻炼能够达到的｡以至于我对自己不坐缆车,以自己的劳动替代资本的行为,也在路途中屡屡产生动摇与怀疑｡设身处地,挑夫对我这种近乎脑子进水的问题所做的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许多游客向挑夫询问的问题,则几乎只有一个:“这么辛苦,干吗不用缆车呀?”而挑夫要么不回答,要是回答了,就挺呛人:“用缆车?把缆车压坏了你们谁负责呀?你们谁还能坐呀?”而一位挑着硅酸盐水泥的挑夫则更了解缆车:“水泥脏,不能用缆车,怕弄脏了!”
       更多的挑夫则在行进过程中,对游客挡道颇不耐烦:“哎,让让,让让嘞!”这是文明点儿的｡“靠边,靠边,靠边!Wunipi(当地骂人土语),听不到咯?”这是颇不耐烦的｡
       由于大多数挑夫并没有好心情或者好气力回答游客太多的相同､无聊以至无理的询问,我碰了壁,加上观察到挑夫不太良好的心情状况后,就选择了多观察,而不是主动询问了｡
       但我还是碰上了好脾气的挑夫｡有一位挑夫,约50岁,一路走,一路还哼几句号子,或与游客打趣一两句:“我前边挂小鸡儿,后边挂小鸭儿……”｡然后哼哼几句地方戏,为自己和上下的同伴助兴打气｡
       有一位刚当了一两个月挑夫的小伙子,愿意对我多说两句:“我才开始干,一开始真是吃不消的,好长时间吃不消｡现在我一次才能挑一百四五十斤,好多人可以挑二百斤呢!”
       一位挑夫在我下山时,向我兜售了他担子里的黄瓜:“嫩着呢!我自家种的,两块钱一根｡”因山上通常要价三块钱一根,他要价并不高｡我见他挑得辛苦,自己也早有打算在这种环境下,试验一下自己对黄瓜需求的效用程度｡就掏出两个钢崩儿,买了一根,借机和他聊了几句天,知道了挑夫的一些真实情况｡他告诉我,山上挑夫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的,都是本地人,还要找关系才行｡他们挑山,靠的是力气和经验,不论商品价值大小,只论重量,一斤3毛钱｡我按照挑夫挑担范围在150-200斤匡算,每天挑夫的毛收入也就是在45-60元之间,即使整日无休,全年无休,挑夫月毛收入也就是在1200-1800元之间｡若按有正常双休日的工资计算,月毛收入则在1000-1300元之间｡若再扣除挑夫不可避免要发生的饮水和午饭费用,则月收入还要再下降200-300元｡如此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却只有如此可怜的收入,无怪乎挑山工多是黄山附近没有多少门路的农民｡他们吃的是青春饭,干的是力气活儿,一旦略有些伤病,就无法再干下去,即使勉力维持,收入也会大有降低｡我也见到好几位50岁以上的挑夫,他们能够承受的担子明显偏低了,约在130-160斤之间｡其中有一位头发已经白了80%的挑夫,担子右端装的是海鲜和米,左端则是一些蔬菜,可能不够120斤｡这样,他的收入就实在有限了｡
       挑夫如此廉价地出卖自己的青春和劳动,却还要走后门,找关系,以求得到资本的雇佣｡这不由得使我想起那些标榜“劳动自由”､“个人无论如何都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的言论,在一个又一个挑夫“咯吱咯吱”地经过我面前时,这些言论显得如此的苍白甚至具有讽刺意味了｡而马克思对于自由劳动者“能够卖”,且“不能不卖”的“资本雇佣劳动”困境所描述的景象,则清晰而又自然地浮现在面前:“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3.和山上店铺摊点老板的聊天和观察
       与挑夫相比,山上各个店铺摊点的老板,显出其劳动者兼小资本拥有者在经营和道德水准上的复杂性来｡
       在山下,店铺老板们总是用如此动人的理由劝人们多买些东西:“快买呀,山上的东西贵死了｡买什么东西上山都划算｡山上的矿泉水都要10块钱一瓶,山上的啤酒25块钱一瓶”,“买点牛奶面包上山吧,上山后你就知道后悔了,上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还找不到解渴治饿的东西｡”
       上得山来,的确发现一切东西都坐地起价,翻了好几倍的价钱｡比如,矿泉水多是8-10元一瓶,啤酒10元(听装)-15元(瓶装)一瓶,黄瓜2-3元一条,苹果3元一个,切成小薄片的西瓜(约3两左右)1-2元一块,方便面冲开水5元一碗……我后来在靠近云谷寺的一个摊点歇脚吃过方便面｡据这个店铺店主介绍,山上的店铺,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汤口镇管的,分布在前山､后山两路步行上下山的过道旁,共6个摊位｡另一类是属于风景区管委会管的,分布在两条索道山上终点(玉屏楼和白鹅岭)之间的山顶各大游客集中区(主要在玉屏楼､天海､西海､北海一带)｡风景区管委会的售货点,价格统一的高,售货员统一的傲慢无礼,基本没有兜售行为,游客爱买不买,但靠着在游客最集中的区域垄断经营,他们赚去了大部分的销售利润｡而这里的宾馆都在三星或准三星级以上,以颇高的垄断价格,几乎赚去了全部的食宿利润｡
       相比之下,汤口镇管辖的这6个摊点,要有活力得多｡每一个摊点往往是全家甚至亲友一起出动,充分利用摊点所在的空间,和每一个游客经过的机会,兜售他们的货物｡据最接近云谷寺的摊点店主的介绍,这6个摊点全是汤口镇每年招标定价的｡云谷寺摊位今年的标价为13万元,其他几个摊点,在10万-21万之间不等｡最高的标价是后山的“仙人指路”(21万),而最便宜的摊位是前山的慈光阁与立马桥之间的摊位(10万)｡每年只有持汤口镇户口者,才能参与竞标,一年一换｡由于黄山游客年年增长,旅游利润年年增长,而黄山旅游摊位被垄断并固定在这几处,使得标价年年大幅度上涨｡云谷寺摊点去年标价8万,前年更低,而今年摊主最后要出到13万才标到此摊｡摊主说,他全年无休,平均每天要净赚360元,才能够应付标价成本｡加上其货物成本,每天他的摊点平均营业额要在700元以上,才有利润｡由于黄山旅游还有淡旺季之分,在夏季旅游的旺季,每天营业额要在千元以上才成｡经营的压力,使这些摊点竭尽全力地叫卖､拉客,并努力搞点黑导游､黑挑夫等多种经营｡自然,也就使用了不少拉客技巧甚至骗术,比如:
       “西瓜解渴嘞,光喝水不行嘞,来呀｡黄山的西瓜,不甜不要钱呐｡西瓜三元两块嘞｡”(游客质疑,“上边才是一元一块!”)“上边的是小块,我这里是大块!别走,别走哇,给你一元一块!”
       “来来来,黄瓜三元一条嘞｡吃黄瓜补充维生素,多买几条上山,越上山越贵｡什么,上边两元一条?他们那是放了五天的黄瓜,都蔫了,我这里可是新鲜的嘞｡”“好的黄瓜都摆在我这里卖,差的就摆在上边卖,我和山上的人都认识,我还不知道?!不可能越到山上越便宜,都是一挑子一挑子挑上去的,哪会山上比山下的还便宜呢?”“吃黄瓜嘞,吃黄瓜,走路顶呱呱｡来来来,10元3条……”
       “来碗泡面吧,泡面顶肚子喽｡等一下上了山,想吃也没有了｡”
       “来来,下山带包茶,带点纪念品回家,做个纪念喽｡我们的茶是自家采的,新鲜!”
       “买把连心锁吧,和老婆一块儿把心连起来｡要不连起来,心就给哪个小情人连起来,就勾走了｡”
       ……
       就是这样,一到每个摊位集中处,这样的叫卖声就不绝于耳,这样的价格欺诈和以邻为壑的竞争就无处不在｡有时,这些摊位的经营者也兼做点挑包和导游的工作:
       “挑包上山呐,省点力气,在家赚钱,出门花钱,那么辛苦干什么?”
       “要想玩得好,导游少不了｡黄山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找个导游带你们吧,保证大小景点都不漏｡要不,你那200块钱门票就白花嘞(黄山门票奇贵,200元的价格在国内恐怕少找｡即使与国际上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相比,门票价格也是相当高昂的｡比如,法国卢浮宫也不过8.5欧元——约90元人民币､摩纳哥蒙特卡罗赌场不过10欧元——约110元人民币､德国菲森白天鹅城堡也不过9欧元——约100元人民币,这几乎是我旅游欧洲十多个国家近百个城市中最贵的门票价格｡通常,自然风景区一般都免费),你上了一趟黄山就是走马观花啦!”“你看看,那棵藤和那个树就是‘小蜜傍大款’,我不说,你能看出来不?!”
       看来,赵本山的小品对他们产生了不少影响,他们编起词来,都一套一套的｡
       这些拥有资本的摊档,一方面承受较高的经营成本(更多的是内部竞标抬高的),另一方面也难以达成有序的合作与共谋(即使是6个汤口镇本地的摊档,也难以合作起来,加之山上有风景区垄断控制的摊位,更难以达成合作),于是朝向游客并相互倾轧的竞争,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上演着｡如果说黄山旅游开发收益有当地人的参与和分享,那也只是政府和他们几个摊位经营者参与和分享了｡汤口镇政府没有任何风险地每年稳获摊位竞标款,而摊位经营者在成本固定的情况下,从游客身上赚尽可能多的钱｡至于汤口镇的其他百姓,由于没有收益自动分享机制,则只能靠自己利用饭馆､旅店､导游､商店､兜售土特产等方式去瓜分残存的旅游利润这最后一杯羹了｡山下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年长妇女们,就是这样以每日的等待苦缠,来赚取游客压价购买后的哪怕一两元的利润｡
       云谷寺摊位的摊主为我解开了“为何缆车不运货,而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挑夫挑上山”的迷惑:索道公司､旅游管理区以及各个宾馆都不隶属一个单位｡索道公司每天光拉游客就忙不过来,不愿意拉货｡因为拉一个客人上山或下山,单程就要65元｡而雇佣一个挑夫,每次挑的货物会占两个游客的位置,成本不过在35-60元之间｡相比之下,宾馆､建筑工程使用挑夫更加划算;索道公司运人而不运货更加划算｡挑夫们的工资,由于有索道这个强大机器作为可替代的竞争对手,自然也不可能抬上去,何况又是在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情况之下呢?挑夫们甚至要感谢索道公司的高价,使他们有了“劳动替代资本”的生存空间｡否则,他们可就失去了活路｡那些同情挑夫境遇,但发出为何不用缆车之询问的游客,正戳到了挑夫的痛处｡挑夫们对索道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既爱又恨｡好在,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两相无事｡
       4.与船工的聊天和观察
       在歙县,我重点游览的不是蜚声中外的棠樾牌坊,而是徽商发源地——渔梁古坝｡据当地人介绍,渔梁坝始建于隋唐时代,明朝完善｡以青石筑坝,拦起练江｡形成练江—新安江—富春江—杭州的水路动脉,连年行商运货,渔梁一时繁盛｡渔梁镇(现为歙县城关渔梁街)有茶叶码头､盐运码头､杂货码头､私家码头等多个功能分区｡自解放后新安江大坝一建,围起一个千岛湖,也就阻断了歙县往杭州的水路,渔梁坝至今除了发挥点蓄水功能外,就只有历史文物价值了｡此地也就变成一个旅游点,而非商贾码头了｡
       我由歙县县城在细雨中步行两公里,到达了渔梁古镇｡村民指点,不需买门票,直接就可以走老街入渔梁坝｡于是,我穿过渔梁老街,一路来到了以青石铺就,坡度缓和,极富徽人智慧的渔梁坝｡在雨中,我上了渔家(实际上已变为旅游船只)的船,和他们聊了很长时间,最后由其中一位船工由水路送我回城｡
       船工们告诉我,现在渔梁古坝风景区共有大船4条,小船6-7条｡一般说来,大船不搭散客,只经营包船,小船则可以坐上五六个人｡大船以晚上本地人在此包船游览玩乐为主,一次付几百元｡一位50多岁的独眼老船工告诉我,他的两条大船最早在此经营｡主要让本地人在这里晚上游乐,更乐意让老板们聚赌｡若只是小赌,他干脆不接,只有输赢至少几千上万的大赌,他才接活儿｡因为他可以从中抽5%的赌资作场子费｡这可比纯粹的船运卖力气挣得多了｡作为经营成本,每条大船每年交5千元管理费,小船则交3千元管理费｡大船一年的维修费也将近5千元｡所以独眼船工说,他的两条大船,一年的成本也得一两万｡但现在看来,他能够轻易地挣回来｡
       一位1964年出生的叫张振华的年轻船工比较勤快,也很健谈｡一开始就是他主动拉我的生意,要我坐他的船｡他说他见的世面大了,光中央电视台､省里､市里的电视台采访他,就有好多次,他还拍了诸如《走遍中国》(中央电视4台播放)､《行走的鸡毛掸子》(台湾摄制)､《走出蓝水河》等专题片或电视剧(实际上只是上了镜头,可能有几句介绍渔梁过去风光的台词),还有不少北京､上海､广州的摄影师和他合影等,所以,他很不在乎我给他照相的要求｡但深谈起来,他并没有获得这些电视片的录像带,甚至连照片也没人给过他｡好不容易上海的一位他称为“摄影师”的人,给他寄了一张照片,他就很上心,把这张照片剪裁印到名片上｡所以,一旦我承诺给他寄照片,他还是很高兴｡
       在他专门趁雨歇回家,给我拿他的名片的时候,另外两外老船工对他的“吹嘘”颇不以为然:我们见的世面比他大多了,只是我们不会吹｡连邓小平的秘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接待过,别说各地的安徽大老板以及来看､拍摄徽商故事的人了｡他们因为拥有大船,对张振华仅有两条小船也看不起,实际上,可能更深层的对他只是掏力气赚撑船的小钱,而不能像他们那样赚团队包船､大笔赌资,而颇有睥睨之意｡实际上,这更坚定了我坐张振华的小船,按约定的15元价格,由他送我回城的决心｡
       一路上,张振华给我讲解了茶叶码头､盐运码头､杂货码头等渔梁繁盛时期的古迹所在地,还讲了李白问路独脚亭的掌故等,也给我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他们祖祖辈辈都可以叫作徽商,因为都做生意｡至今,他岸上还经营着饭馆､旅店生意｡原来,他是下水打鱼的,但在水里时间长了,得了风湿病｡就在船上撑船,不再下水｡他说他继承徽商传统,诚实劳动,讲究信誉｡上船前说是15元,就是15元,绝不中途加价,搞得大家都没意思｡以后我有朋友来,可以再坐他的“渔家游船”｡
       行至中途,他告诉我,渔梁镇的对岸,有两条山延伸到中间,有一个小山包,叫作“二龙戏珠”｡当年岳飞打仗经过此地,都不敢让人们这么叫,怕皇上怪罪｡
       张振华还告诉我,他们渔梁街上的百姓,都反对这里搞旅游,因为对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才会有居民这么主动地告诉我不用买票,直接走老街就可以到渔梁坝｡如果是居民能分到一点红,哪怕是一年三五十元,我也就别想逃票了｡即使我逃票下到渔梁坝,他也会告诉管委会,收我的门票的｡可见,如同黄山一样,这里也没有旅游开发收益让当地百姓分享的机制｡
       5.与其他人等的交谈和观察
       在黄山旅游途中,我还和许多旅游利益相关者聊过天,或做过观察,可以列举如下:
       A.拣山工｡与挑山工类似,拣山工在黄山狭窄道路上的上上下下,也成为黄山一景｡拣山工通常左手拎着一只垃圾袋,右手拎着一只长腿钳,上上下下把散落各处的垃圾拣起来,并按可回收与否进行分类｡一位拣山工告诉我:“我每天上上下下四五回,习惯了,你们上这么一回,当然受不了｡”他们领固定工资,工作相对于挑山工要轻松许多,同时他们与游客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来往,所以与游客的关系,轻松而自然｡
       B.轿夫｡上上下下的抬滑竿者,都自称自己是拿固定工资的,从游客手中只能拿到辛苦后的小费｡但实际情况可能未必如此,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卖力地招揽游客,急于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他们不愿意与我这个执意不坐滑竿者交谈｡但据我在几个固定摊档的观察,他们一直在观察上上下下的可能消费对象,并十分努力地招揽:“上去还好远呢,累坏了腰腿,等一下好风景就没心思看了｡”“下山还远着呢,伤了腰腿,回去还要推拿,多不划算｡”“年纪大了,别逞能了……年纪轻?体验一下嘞,好玩着呢!”“来来,坐轿子嘞,给你优惠一点咧｡”我看到两位抬了一个较胖的三十五六岁的老板模样的人,旁边有几个可能是手下的,一路跟着｡轿夫从慈光阁抬到立马桥后,休息了一下,老板极阔绰地要手下给他们每人买一个苹果(3元一个),补充补充｡于是,轿夫的谀声四起:“还是抬老板好,有份量｡老板抬着让人舒服｡”而当这个老板下来走走,让他的小蜜坐在滑竿上后,他们马上转口:“抬小姐,好有劲头｡我们是拿死工资,就靠小费了,只有小费才是我们自己的,等一下小姐多给点小费｡”轿上的小姐打趣他们:“你们一个月挣多少,每个月有没有两万?”轿夫苦脸:“我们要是每个月赚上两万,还不养上十个八个的?”小姐则进一步打趣:“就冲你有钱就变坏,我也不给你小费了｡”不少游客对轿夫如此辛劳抬人,颇为不满｡一方面对坐者:“太残忍了,你这不是剥削么?要想省力气,咋不去坐缆车呢?你看看人家两个,背上全是汗,呼哧呼哧的｡这轿子又忽悠忽悠的,还不安全?!”另一方面对轿夫:“你咋不干点其他力气活儿呢,搞这个这么累?打打工也好呀!”坐者和轿夫都不语｡我想,他们可能都不以为然｡轿夫甚至还想:找其他工作,那么容易吗?有人给我那么多钱吗?轿夫的不断拉客行为,实际上是在宣示:求你们来“剥削”我吧,求你们对我“残忍”些吧｡只有这样,我才会有钱赚｡
       C.旅行社｡我一路碰到不少各个层级的旅行社及其代言人｡一知道我是单个人旅行,马上就有各种说辞涌来:“你一个人旅游有啥意思咧?又没人说话,没人给你照相,你一个人又不安全｡跟我们旅行社,又省钱又省力,还有伴儿｡我们买门票可以打折,导游费给你免了,你出个车钱就行了｡我们至少安排三星级标间,吃饭至少八菜一汤……”而地接社则更直白:“我们地接社是当地人办的,熟门熟路,给你的优惠才最多｡我们的门票折扣最低,可以一条龙服务,保证你最合算｡”
       D.山下的旅社老板:“山上边贵着呢!上下铺都要八九十块,还不一定有床位呢!我给你联系个旅行社吧,当天就能下来,不用挨他们的宰｡山上的盒饭一个就要三十块呀!”(我开始以为,他们是在骗我｡上得山后,我发现价格的确如此｡而且床位费更高,基本在百元以上)我住的黄山脚下汤口镇的酒店老板,就在我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不由分说地要收我第二天通过当地旅行社上山的费用｡说教师学生凭证可以门票半价,正常200元,我可以100元｡再加上50元车费导游费等｡我没有接受他省钱省力的方案,坚持要自己花两天慢慢逛黄山｡知道我不参加他介绍的旅行社后,他没什么好气｡第二天一早6点多钟,他就敲我的门:“还不起来?人家一早就上山了!”就这样,虽然并未睡醒,我也只好收拾行囊,洗漱完毕上山了｡可能他还在幻想着我能一早上山,就能当天下山,再住在他们那儿呢｡为防止甚至制约我下山仍能住在这里,他在我将背包寄放在他那里的时候,讲明若我住在他那里,就不收寄存费｡若不住,就收我5块钱寄存费｡
       E.山上宾馆｡山上的宾馆可没有那么多废话,就等着你上门挨宰呢｡而且,由于垄断地位和价格共谋,你还得求着他们宰你呢!我上得山来,再也找不到十年前还有的简易旅社了,清一色的三星和四星级宾馆,而且几乎不打折｡价格贵得离谱｡比如,狮林大酒店的豪华房是4880元一晚,标准间是1280元一晚,经济间是1080元一晚｡北海宾馆的房间价格基本一样｡这些宾馆的运营成本的确很高,毕竟是在每天挑夫一担担上山的高人力资本耗费下,维持了富丽堂皇和高昂价格｡但如果自由竞争,本不应只有如此高规格的饭店,毕竟,大部分游客在山上住,并不是希图宾馆设施的豪华和全备,而多是需要有个歇脚休息的地方,好多设施与服务,不必像山下宾馆那样全备｡就这类满足游客真正需求的经济房或床位而言,也在质量陡然低劣下来的情况下,收取了很高的费用｡比如,就经济床位(都是上下铺,5-8人一间房)而言,山上仅有少部分准三星宾馆(天海和光明山庄)的价格是100元｡三星级的(如白云宾馆),铺位价格是120元｡而四星级的(如北海､狮林大酒店等),则全在150元以上｡这些经济床位,除了开水以外,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能住上狮林大酒店的经济床位,已经算很幸运了,原因是由于垄断控制,黄山顶峰的宾馆床位供给在旺季一直不敷游客要求,同时,也近乎没有提供游客过多临时安排的住宿措施(至少我问过3家宾馆,无人愿意告诉我他们有应急性的安排,我只看到部分宾馆有20元一晚的军大衣出租,但宾馆可能连避风挡雨的设施都不提供)｡在体力近乎耗尽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在山顶之间拖着腿寻找宾馆,的确是令人不快的经历｡但宾馆则漠视游客的辛劳:你怎么不通过旅行社呀?你怎么不早点预定呀?你怎么不早点上山来订房呀?我们只有豪华房了,你要不要住呀?虽然我只需要一个床位,但他们都告诉我没有这种经济床位了,早已满了｡北海宾馆不愿为我的住宿做任何信息提供上的努力,狮林大酒店还可以｡在前台服务小姐说没有经济床位后,应我要求,说明了她和周围宾馆联系过,都没有｡至少还提供了一点信息,但她仍不愿做任何为我安排住宿的努力｡最后我找到大堂副理,终于通过他的努力,在这间酒店得到了一个被别人包房,但人员仍未到的情况下的一个经济房床位｡在房间钥匙都拒绝交给我的情况下,让我交了150元的床位费和100元的押金｡宾馆本部富丽堂皇,一应设施应有尽有,依足了四星级宾馆的要求｡但我的经济房就相形见拙了,坐落在宾馆本部后面的后山“花房”里,名字就叫作花房｡一间15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摆了3架上下铺和1张钢丝床,共7个床位｡虽然设施干净,但里面的小动物(如长脚蚊子､大肚蜘蛛)时不时在面前出没,可能如其名一样,是花房职工的宿舍,临时改装为经济房｡这样的房子,住满也是一晚上1050元的收入,令人咋舌｡我在欧洲各地数月的旅行,也只有在少数地方才碰到同等条件下如此昂贵的宿费｡房间里,任何基本条件都没有提供,比如杯子､牙具､拖鞋等,卫生间和洗手台都在外边的乡野里｡不满意的同时,我也知足了,至少,这家宾馆收留了我,做出了为我的住宿进行努力的姿态｡在山上的宾馆,一反此次黄山游览中处处看到的“劳动追逐资本”面目,表现出了“劳动”在“资本”面前的傲慢｡垄断地位使然,我也只能将就了｡
       F.地陪和全陪｡在狮林酒店住宿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获得了与同屋3个地陪､一个全陪接触和聊天的机会｡我是晚上7点多入住此房的,8时许,一个个大大咧咧的年轻导游就陆续入住我所在的房间｡3个地陪全是汤口旅行社的,1个全陪是南京旅行社的｡一进屋,一个地陪就向我发问:“哪儿的?北京｡哪个区?海淀｡你知道西城区那个茶叶街吗?不知道?就在西客站旁边｡听你口音,不是北京的,哪里的?河南｡河南哪里?开封､洛阳还是郑州?小城市!驻马店不小呀!信阳毛尖是你们那儿的吧?当然啦,我原来是卖茶的啦!”他拼命显示着他作为导游的广见博闻｡之后,他就举着一塑料袋的一次性拖鞋牙具,又向我炫耀他的本事:“没有我,你会有拖鞋牙刷?你要了?我不来,她们(服务员)答应了也不会给你｡我泡妞的功夫可是一流的嘞!开玩笑,你以为她们答应了就会给你?你住在这里还想要这些东西?这是什么?经济房!让我们导游跟他们吵?一吵,我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了,以后想住在这里都不成了｡”他们拿了个MP4,里面有一段“毛”片,几个人连续地抢在手中放,里面也就不停地发出哼哼唧唧､咿咿呀呀的声音｡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每天白天带着游客游山逛水,晚上就这么自娱自乐,一天天地就这么生活｡
       G.山顶商店｡的确如山下店铺所言,死贵｡矿泉水果然8-10元一瓶,罐装啤酒10元一瓶,瓶装啤酒15元一瓶,山下0.7元一根的火腿肠,这里卖到3元一根,一个茶叶蛋2元,一推出,就一下子被抢光了｡服务员清一色的在怡然自得地聊天,对游客的购买爱理不理,路途中常见的摊贩,到了山上有服务售货亭时,就荡然无存｡随之消失的,就是沿途摊贩围绕着你的叫卖声｡清静之余,让游客陡然感到山上山中山下的不同世界,这里的确已是仙境了,似乎没有了熙熙攘攘为利来､为利往的喧喧嚷嚷｡毕竟,有了垄断的地位,利润的获得就不需要这么卖力了｡
       “三低”的死循环
       除了山上的垄断部门外,几乎随时随地的市声嘈杂,都在告诉我一个信息:雇佣我吧,让我给你服务吧,买我的东西吧,求求你了｡这不仅是简单的资本雇佣劳动,简直就是劳动在乞求资本的雇佣｡至少可以说,是劳动在追逐资本｡
       生存经济的现状,使得劳动在资本面前几乎毫无尊严可言｡至于以保护劳动者姿态出现的､意识形态意味很浓的阶级剥削理论,在这里似乎走了样｡变成了被剥削者为出卖其唯一可自由支配资源——劳动力,在向“剥削者”乞求:请雇佣我吧,请给我一个“受剥削”的机会吧｡当游客们纷纷以同情者的眼光,以剥削理论的论调,去劝说挑山工､拣山工､轿夫等时,却得到了他们的白眼｡站在他们的角度,就会发现,他们是多么珍视这样一个“受剥削”的机会,以至于对同情的眼光,可能抱以不屑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心态｡
       我想起了低水平循环和高水平循环两个永恒三角的命题｡
       在资源相对稀缺,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会出现“低工资”的支付｡而低工资带来了劳动激励不足和技术创新不足(大量的廉价劳动替代资本),由此导致了产品与服务的“低质量”,低工资条件下的支付能力,导致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是“低质量”的｡由于不能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就进一步导致了“低利润”,而低利润的获得,又进一步导致只能进行“低工资”的支付,于是,陷入了“低工资—低质量—低利润”的低水平循环圈｡而且这个“三低”循环自我强化,最后变成一个 “劳动替代资本”的死循环｡
       而由资源相对丰裕,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初始条件,引发的可能是“资本替代劳动”的“高工资—高质量—高利润”的循环｡这个“三高”循环也在自我强化,形成一个高水平循环圈｡
       由这两个永恒三角,似乎看出了中国特色穷人经济学的“穷人恒穷”､“穷者愈穷”的逻辑｡不幸的是,我在此次黄山的游历中,亲眼看到了这样一种逻辑的存在｡从哪里入手,改变这一循环圈,恐怕是由这次游历引发的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
       是为我的另类黄山游记｡
       周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