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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好像已经走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是全世界都在说中国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世界的中心。我们自己欢呼、而且全球也欢呼这种成功，因为好像在短短的几十年，我们就可以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的工业，我们的资本，我们各方面好像都已经变得很进步，但是就在我们都在欢呼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了很多这个进程本身内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意外地、偶然地附在这个进程上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带来的问题，不单中国有，各国都有。例如说三农问题，不只中国是这样，巴西是这样，你走到日本、北欧，你走到哪一个国家，它们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几乎在每个地方，你问自杀的人群里面，哪个人群是占最大部分的，几乎农民都是排第一或第二，所以这种问题有它的普遍性，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允诺的是一种科技的发展，允诺的是整个社会的全面的生活、素质的提升，但是，在每一个国家内部，以及从全球的范围来看，贫穷却是越来越厉害了。不止是相对的贫困，而且是绝对的贫困。有一些事实我们都已经视而不见了，比如我们都印象深刻9·11那天双子塔死了三千多人，但是我们却很少想到，9·11那天，全球因饥饿和本可简易治疗的疾病而死的儿童是三万多人，而且不仅9·11如此，9·12、9·13……每天都死三万多儿童。你到非洲，到拉美、亚洲，会发现这种贫穷和绝望的状态，不能简单地说因为他们还没有跟上来，也不能简单地说等发达国家带动不发达国家发展，或者一国内部让先富的带动后富。我们看到的不断重复的现象，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这种富跟这种穷是内在相关的，不造成这边多数人的贫困，就不会有那边少数人的富裕。我们不可能不看我们中国在现在、在过去五十年、一百年，以及全世界在过去的几百年内，走的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进程？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些问题，不少批判发展主义的著作，例如阿明的依附理论，有精辟的分析，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用来分析社会的角度、理论的框架、或者是我们实践应用方面，是怎么样的一套系统？它们是在殖民化的进程里面，以西方为中心的一整套思想的、思考的逻辑。它标榜的，是我们已习以为常、奉为圭臬的现代教育里的启蒙，或关于人权的观念，个体是理想中的独立、自主、积极的个体，但是，无论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农民或者是什么人，我们在一种好像不可逆的进程里面被卷进漩涡，在里面我们是被动的、消极的。表面上说我们这个商业化的社会好像很进步，但实际上我们变成生存是为了消费，已经不谈其它的价值，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也就是一种霸权、非常要命的西方中心的整套现代化的论述。这不止是我们学科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的常识问题，也就是有很多搞文化研究的朋友会特别批判的“常识” (common sense)。简单地总结一下，我觉得我们整个的思考跟想象其实是非常贫乏的，被套在某一种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里面，带着二元的对立。就在这种单一的进程里面，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简单地二分，现代对立着传统，进步对立着落后。
       所以，主流在谈三农问题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现代化里面一个消极的、负面的问题看待，站在“现代化”的高处，不自觉地俯视落在后边的、被看成是无知的顺民，或是刁蛮的暴民。我们只能把农民想象成一个落后群体，简单使用二分法，就是现代——传统，进步——落后，然后就想用一整套的、根本的解决方法，去处理问题，即使我们不是位高权重，也会想象自己在统治全国、统治世界的位置上“救国救民”。我觉得这种视野需要深刻的批判，我参与编的一套文化社会翻译丛书里面，有一本《庶民研究》，就是参照借助印度的历史学家的反思，扬弃“精英”立场，采纳庶民即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我的基本想法是，我们怎么去把我们自以为是的这样一种精英立场所带有的封闭性打开，无所谓全开放，但是至少能看到自己的局限，不会以一种我们已经掌握了真理、认清了前路，以这种资格、这种高度来提出关于三农问题怎么解决。并不是说我们不在实际上做事，我们做的每一个小事本身都有重要性，但是我现在说的是我们怎么反思我们整套思路。我觉得现在我们讨论的调子有点变了，我们不是简单只说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麻烦的“问题”来处理，来补救一下，让农民别太穷了，或者别暴动啊。现在已经提出要搞乡村建设，“建设”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但也可以只流于空谈。我想提出，更根本的是在这个建设里面，我们怎么从习惯的中心的、高高在上的位置跑到一种边缘的、底层的位置来看世界，看历史。如果我们跑到农村跟农民交往，带着主流价值观，很可能会看到农民是作为现代化进程里面被抛弃的、跟不上的失败者。但是问题是，这种失败者是占我们世界上的绝对的多数。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地方。所以，从所谓的失败者的边缘角度、农民的立场，让我们可以批判和反思我们习惯接受的这种中心的说法，看到一般不会被质疑的主流本身的问题。就是我们习惯了看很光明的地方，灯照在哪，我们就看到哪，但我们能不能改一下，从一个很阴暗的地方，去看这些在旁边的、在阴暗中的人群的处境，从他们的处境去看到不是他们自身有问题，而是在某一种关系之下，他们才被放逐在这样的位置。
       过去几年，除了关注中国的乡村建设可能的或实际上已在做的工作之外，我还到国外去考察一些别的经验。这里说两个经验。
       一个是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民众科学运动有意思的是把科学在现代化里面的作用放在中心位置，它一方面是一种批判，指出科学整体而言不是穷人、普通人可以掌握的，但我们对于科学的迷信，几近宗教式的不可质疑的盲目的信仰，是支撑着整个现代化的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同时提出，怎么让科学、技术以一种中间状态（就是中间技术或称适用技术）服务于大部分的人群，具体的我就不说了。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的一点，是谈生态的问题。在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里面，很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六十年代受到中国“文革”的感召，知识分子跑到农村，就是三十年、五十年呆在农村里，因为他们是自愿去的，所以能够一直留下来。他们正视生态的问题，重新反思整个马克思主义里面提到的关于不断发展生产力带来的各种问题。他们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用科技作为手段来帮助农村提高生产，改善生活，但是同时，他们对科学主义提出很根本的一种批判，就是在科学发展里人的自大，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可以掌控—切，实际上，当然我们掌控不了。这种科学主义让人类把自己无限放大，几乎成了造物主，但同时让人类感到非常渺小，因为我们往往释放出来的这种能量是我们不可控制的，无论是核电厂，或者是很多超级科学工程。所以民众科学运动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它本身是对科学主义的一个根本的批判，带有很重要的文化内涵：我们的工业化，让我们抛弃了与自然的一种关系，我们以人为中心，已经不顾其它的动物、植物、万物的生存，而且人里面也只照顾其中小部分人的利益。民众科学运动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用科学的方法来提高社群的自给自足的能力，不是说绝对的自给自足，但是他们有一个口号是，本地的生产是为了本地的消费，消费是为了我们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我们的贪婪。是need，不是greed。这里有甘地思想的影响，也贯穿着一种另类思路，我们现在总的生活，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文化，都越来越依赖被大资本、被全球的更大的一些力量来组织，我们失去了组织我们生活的能力，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文化上的。所以它提出我们的另类，就是要减少这种依赖性。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原住民。我看到农民虽然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的漩涡里面，但同时又被排斥在利益之外。可是，文化的内涵，例如保留原来的村社组织的细胞，或者是邻里的关系上，它被现代化进程伤害破坏的程度是非常大的。于是，我尝试寻找在现代化洪流里面还多少能保持自己的一些东西的例子。所以这几年跑墨西哥、跑南美洲去看一些原住民的例子。当然，原住民比农民更多的被排斥在外，甚至连普通的农民也当不了。可是，反抗却没有完全被淹没。我看的例子包括墨西哥恰帕斯的原住民起义，他们的蒙面副司令叫马科斯，它的意义不仅在于1994年的1月1日做一个象征性的起义，然后撤退回山上，而是在于它尝试把一种原住民的处境不是消极的呈现在大众面前，而是把原住民的一些理念，一些文化的想象，一些他们不可被消灭的方面，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副司令马科斯写的一些小故事，例如小甲虫杜里托的故事啊，或者安东尼奥老人的故事啊，从这些故事里面多少看到一些对我们来说陌生的、但色彩斑斓的、还没有被现代化进程所灭掉的东西。有一本戴锦华主编和翻译的书，刚刚出版，叫《蒙面骑士》，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这里不多说了。我觉得它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去改变一种关系，怎么改？这种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改变过程里，我们体会到我们的渺小，体会到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我们被迫放弃了很多东西，但是在纷乱的形势下，还是有一些东西保留着，就是在百姓中间、在庶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在原住民中间，还零散的存在一些痕迹，还坚持创造一些东西。
       最后我想说，乡村建设不仅是一种实在的生活生计的改善，城市农村的互惠发展，而且是我们可以积极采取的一种视角，一种立场。这个立场让我们作为城市人、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现代人，看到我们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乡村建设是关乎所有人的，不简单的只是一个农民问题。谈乡村建设，就是谈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不同的存在。
       刘健芝，学者，现居香港。曾在本刊发表文章《家国历史中沉默的女人》、《笔记：椰林源的想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