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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维谈对改革的反思
       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潘维日前在接受《商务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对改革争论的看法，他说：
       第一，我对1980年以来改革的总体评价是，市场化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改革。我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集团，成功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国家。中国目前处于第二集团的领先地位。如果冲入第一集团，也会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我国规模大。然而，不能以改革的成功来否定计划经济也曾经非常成功。说改革前夕“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显然不正确，没有数据支撑。二十五年计划经济的成功是与解放前相比的，是与中国前半个世纪的情形相比的。当看到计划经济的动力开始衰竭，党和政府及时调整了制度方向，放弃指令型经济，改走市场经济道路。应该说，前二十五年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后二十五年的成功也是显而易见的，是五十年连续的艰苦奋斗才让中国走到了今天。没有过去计划经济的成功也不会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成功。
       第二，改革“不争论”的时代大概是过去了，想堵别人的嘴恐怕行不通。今天的宏观政策，涉及日益复杂的利益，各方面的利益有矛盾。若不肯让利益有差异的人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就看不清什么才可能是中立妥协的政策，也就谈不上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要想和谐，政策上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过去有些改革者企图“牺牲”一部分劳动者的“眼前”利益，要“闯关”。如果不让利益相关者争论，被“牺牲”者就只好闹“群体事件”了。过去说“不争论”是指不进行空洞的、传统式的“官方意识形态工作者”之间的争论。十多年前规定的“不争论”，是有底线的，就是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和快速的提升。今天的社会分化速度很快，所以政策要争论，因为涉及谁得益，谁受损。
       第三，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我们搞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计划经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市场经济。隔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就要大规模反思一次。没有八十年代初的“反思”，就没有后来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在第三个四分之一个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该坐下来总结一下、反思一下呢？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环境问题，还有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科技创新能力，等等，都不是小问题，而是全局问题、方向问题。提出“反思”没有错。没有“反思”，我们怎么会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新的目标？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反思，就提不出这些新的战略目标。
       第四，我们需要通过争论去扭转一些舆论导向的重大偏差。这些年来，知识界的有些舆论利用“不争论”原则逐渐蚕食我们的舆论阵地，公然突破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前提。这三大前提是：第一，我们是“人民共和国”，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要求全社会的利益至上，不允许社会利益集团左右社会秩序，不允许挑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第二，社会主义的共识不能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以土地矿产国家所有和农地集体所有制度为基本特征，这是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保障，也是强大国家的基础，是不能动摇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不是新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只能靠自身力量，所以均富的社会主义道路非常宝贵。第三，国家是我们民族安全的最后防线，不允许否定爱国主义，宣扬卖国主义，伤害国家利益。
       当然，这种争论本身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这争论不是政府挑起来的，是国际和国内社会中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结果。比如对第一前提，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员把西方选举制程序下的阶级斗争奉为“神圣”，希望在中国也搞这种程序化的阶级强权政治。比如对第二前提，总有些人说，改革是要付代价的，拿弱势群体的生活为自己加上“勇于改革”的顶戴花翎。在改革这个高速列车上，我们不允许把老弱病残抛出去，社会主义不允许这样做。人民共和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中华民族的福祉是我们成立国家、支持政府的全部原因，也是我们改革的唯一目的。同样，共和国发展的高速列车，不允许把老弱病残抛出去。如果改革是成集团的把弱者抛出去，这种改革必然被人民所唾弃。再比如对第三前提，前不久才被解聘的一个北大教授说，若当权，我一分钱就把中国卖给美国做第51州。还希望中国输掉抗美援朝战争，让美军长驱直入占领北京。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的大学生们受这样的意识形态教育。如果我们的教授非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中国人自找的，那就不是什么自由言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如果美国否定独立战争的合理性，美国的立国之本也就没有了。所以美国大学不允许这种教授在大学教书。历史的基本面目是不能被否定的，底线是不能超越的。然而，突破上述三个前提的言论已经上了我们主流媒体的大雅之堂。否定我们立国基本原则的言论还在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平面媒体上开专栏，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甚至上了我们的教科书。这已经不是行政处罚几个主编的问题了，我们必须通过争论来教育人民，加强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
       （吴胜）
       学术腐败案中责任单位屡屡缺位
       《南方都市报》日前发表社论，批评学术腐败案中，责任单位屡屡缺位。
       社论说：近来，西安交通大学司履生教授质疑四川大学魏于全院士学术造假一事，在相关学科的学术圈内，在媒体和网络上受到极大关注，可以说舆论已经相当热闹。一方面是批评者大声疾呼、穷追猛打，被批评者接二连三地发表辩解言论；另一方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单位一言不发、毫无动静。
       这件事目前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由于当事双方各执一词，由于科学技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单位再不出面，根本无法澄清问题、处理问题，而负有责任的单位明显缺位，成了这一事件最刺眼的被关注点，也是这一事件和类似事件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
       这个事件涉及的责任单位是清楚明确的，它们是魏于全院士供职的四川大学，授予魏于全教授院士称号的中国科学院，发表引起争议论文的《中华肿瘤》杂志和《自然医学》杂志，以及为论文提供科研基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部。
       从此事的发生开始，人们就可以看出有关单位的缺位和失职。3月26日，司履生教授用真名发表《就魏于全院士发表假论文问题致中国科学院的公开信》，质疑魏于全发表在《中华肿瘤》杂志和《自然医学》杂志上的两篇重要论文造假。司履生本人是同行教授，他列举了7项质疑理由，涵盖了魏于全发表在《中华肿瘤》杂志上的论文所依据实验的众多细节，包括实验观察方法、数据统计公式以及实验动物选择等，这样的揭露是具体的、有分量的、可核查的，因此是不可轻视的，不论是为了查清事实，还是为了给被揭发人一个清白，有关各个方面都有责任采取行动，至少对公开信作出回应，但结果是，除了沉默，别的什么都没有。
       第二步，揭发和批评者已经向负有责任的单位公开叫板，司履生教授说:“要验证他的论文造假，验证者就必须按照他的论文描述，重新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实验，这对于个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呼吁中科院能够介入调查此事。”方舟子说:“要认定造假，就更难了，需要有权威机构的介入，进行调查，核实原始数据才行。”方舟子还说:“鉴于魏于全能够在200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主要由于他发表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的两篇论文，如果司履生教授对这两篇论文的质疑成立，中科院应该严肃处理，取消魏于全的院士称号。”这些意见，都是非常符合情理的，有关方面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或不加理睬，但面对以上无可回避的意见，面对界内和界外的期盼与议论，还是没有下文。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但是学术上的造假、剽窃等等腐败行为，而且是在这些事情被揭露和批评时没有反应、没有行动，这种不作为实质上起到了纵容和包庇的作用。事实上，后一方面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了学术界反对不正之风进展不大的关键，因为这使得学术上的造假、剽窃有恃无恐，使打假无功而返，士气大泄。
       3月20日，一百多位教授在抵制学术腐败的呼吁中倡议，在我国必须形成处理学术腐败的常设机构和规范程序，这说到了点子上，如果上级部门、主管部门、责任部门还有回避和推卸责任的余地，那反对和打击学术上的造假、剽窃等等就存在巨大的漏洞，现在是在体制建设上，在追问和追究责任上狠下功夫的时候了。
       （刘强）
       孙立平：当心收入被支出吞噬
       日前，学者孙立平发表文章，认为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一种“高速经济增长之下的普遍萧条感”现象。从理论上说，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之下，人们感受到的应该是繁荣，而不是萧条。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感觉却并非如此。这个现象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是有广泛影响的，也是我们许多病症的病根之所在。而在面对这个异乎寻常的现象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人们的收入，还要关注人们的支出。
       孙立平说：最近，有好事者在网上将几个有关经济社会生活的数字排列在一起。这几个数字都是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而是权威性的。
       第一个数字：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9791亿元，比上年增长34.9％。其中，邮政业务总量566亿元，增长4.4％；电信业务总量9225亿元，增长37.4％。
       第二个数字：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158亿元，比上年增长28.1％；商品房销售额10376亿元，增长30.0％，其中销售给个人增长30.4％，所占比重为93.3％。
       第三个数字：2003年的全国工资总额：14744亿元。
       这几个数字放在一起，能够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比如，全年邮电业务总量达到9791亿元，其中电信业务总量就高达9225亿元。虽然电信业务总量不等于话费的总量，但这将近1万亿的电信业务总量，就达到了全国工资总额的三分之二。在商品房销售的1万多亿中，尽管购买者不完全是个人，但个人购买会占相当一部分。这组对照鲜明的数字，给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需要认真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支出与生活水平的关系。在最近的几年中，随着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现象日益严重，随着城市中贫困群体的出现，收入分配的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人们之所以重视收入分配的问题，是因为收入与人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你有多少钱决定了你可以买多少东西，从而决定了你的生活水平。但上述数字在提醒我们，就人们的生活来说，仅仅关心收入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人们的支出给予关注。虽然在一般的情况下，支出的增加会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在现实的生活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如此。而这恰恰是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某种变异的线索。
       最近有两篇文章是令人感兴趣的。一篇是网文《月薪5000在上海的困苦生活》，是一个在外企工作的白领的自述：他每个月的收入大约5000元，即使在城市中也还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他的开销大体是：每月房租1000（与人合租在市区内），交通费300（坐地铁、打车），饭费200（公司有餐贴），买书买盘买衣服（偶尔）800，交女朋友、跟朋友出去玩1000，手机费200（联通的号）、租房的座机费和网费、电费300，寄给家里600（表孝心）。最后的结余是600元。按照他的计算，按比较偏远的每平米7000元的房子算，如果要买上那样的房子80平米，需要56万，首付16.8万，就算父母补贴10万，但余下的6.8万，按现在的存钱速度，还需要113个月，也就是说9年多时间。
       另一篇文章是一篇报道，题目是《月收入7000元仍过得紧巴巴的上海人》。其中讲到一个叫作吴昊的30岁的白领。他正在为积攒了5年的25万钱是否用来买房而发愁。由于物业费越来越贵，加上每月的按揭，如果买100平米的房子，在软件公司就业的吴昊月收入7000多元足够支付4000元的按揭和物业费，但是，还要度过还贷20年艰辛的日子，他没有多少剩余的钱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报道说，中国城市刚刚兴起的中产阶级几乎都面临吴昊这样的困境，通常一天工作10小时左右的白领阶层尽管收入较高，但是，房价的飞速增长令他们成为地产商和银行的“苦力”。报道接着说，小白领吴昊面对的不仅是房价的上涨，他将和千千万万普通城市居民一样，承受水、电、煤等公用事业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可能。2004年，主要由投资引起的中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居住类价格上涨4.9％，水、电及燃料价格上涨10.5％。吴昊始终不明白7000元的收入竟然还要过紧巴巴的日子，那千千万万个需要住房的普通城市居民日子怎么过？中国经济繁荣，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房价以及水电煤等价格上涨，涨的钱流向何方？
       第二，通过价格的掠夺。从一个方面来看，商品有了价格可以方便商品的流通和交换，可以超越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价格又是实现财富转移甚至财富掠夺的手段。当一个经济主体以一种畸高的价格将一种你必需的商品强加给你，而你向他提供的商品有被压到一个畸低的价格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财富的掠夺是如何发生的了。
       在最近的几年中，中国人似乎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在房地产热中，就开始有论者指出：围绕着房子的是一场掠夺财富的运动。一网民说道：在这次空前持久的疯涨中，全国房价年平均上涨了9％。在这次房价上涨中，房产商赚得盘满钵满，喜笑颜开。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却是欲哭无泪。他们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血汗钱，就这样被房价这个“怪兽”吞没了。在最近的油荒中，又有论者指出，中国成品油价格高涨是掠夺经济的最直接表现。在石油企业口口声声赔钱的时候，种种数据表明，石油企业利润巨大。电信、教育、医疗等行业就更是如此。
       第三，价格的奥妙在哪里？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商品价格是很有意思的。按与国际市场比较的标准，中国商品的价格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如电话的通话费。从美国往中国打长途，目前是每分钟1.5美分，即通话1小时为0.9 美元，不足人民币8元，而从中国往美国打电话为人民币8元1分钟，通过17911转拨为3元，还要外加市话费。第二类是与国外基本持平的价格，如中国的商品房价格，即使是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也并不算低。但问题是，中国的房子是由世界上几乎最便宜的劳动力建造的，使用的是相对便宜的原材料和通过行政手段打压下来的土地价格。第三类是明显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最典型的就是劳动力和这些劳动力生产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如服装鞋帽等。
       这三类不同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说，道理再简单不过，是供求关系决定的。这当然是不错的。中国的劳动力如果极为稀缺，就不会是现在的价格。而如果提供电信服务的服务商数量多一些，电信资费的价格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居高不下。但问题是，决定供求关系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自然的市场因素？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垄断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电信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的电信无疑属于行政垄断，尽管管理和效率低下，尽管有人说最近几年电信行业在投资上造成的浪费可以修建三个三峡，但都无损于以电信价格实现的财富掠夺。电信这种行政垄断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而房地产的垄断却与此有明显差别，房地产的垄断虽然也存在行政因素，但更多是由市场中的寡头因素形成的垄断。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这是一种新型的垄断，也是一种在未来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会经常见到的一种垄断。
       （许戈）
       国有企业应该向全民分红
       全国人大代表、联想总裁柳传志，日前在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国家对国有企业有投资就应该有利润回报，特别是国家提供了垄断性资源的企业，利润是相当丰厚的，国家更应收取利润分红。”（3月14日《新京报》）
       谁投资谁就应该收到回报，柳传志的意见无疑是非常合理的。但这个主张还不够彻底，还应该更进一步，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应该向全体中国公民分红。因为所谓国有企业，其实也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每个公民都可以算是企业的股东，都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企业的红利。
       国有企业向全民分红，这种做法在海外早有先例。比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阿拉斯加州政府就用这笔财富建立了一个“永久基金”，基金投资的收入被用于给所有的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每个公民分红了。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正在密切关注阿拉斯加州的全民分红的实践，拉美、以色列和美国的其他一些州都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式的全民分红的政治主张和运动。欧洲的推动全民分红的运动更为强大，在布莱尔首相推动下，英国已经向全民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给每个新生儿童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
       中国能不能借鉴阿拉斯加的做法？应该是完全可以的。比如与阿拉斯加的石油、天然气等公共资源相类似，我国的中央国企大多属于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稳赚不赔的垄断收益更应该造福全民，向全民分红，而不应该仅仅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地方上的国企也可以考虑这样做。
       国有企业向全民分红，还有一个好处是解决了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问题。近年来，主张国企改制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产权不清晰”。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是“全民所有，全民都不关心”。但是，当“全民分红”直接到分每个公民时，这个说法就不再成立了。因为直接对个人的分红可以加强公众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进而推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公有资产委员会，审查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预算。可以说，全民分红是公有制的本质要求，是公民权利的经济表现。至于全民分红在扩大消费、减少浪费和腐败以及简化税制等方面的好处，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全民分红可能会让一些人产生一个担心，那就是会不会变成一锅13亿人同时吃的“超级大锅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认为不会，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每月能够领到100元的失业救济，那他就不会愿意接受一份月薪90元的工作，因为这等于让他的月收入减少了10元。但如果他每个月可以领到100元的全民分红，那他仍然将愿意接受月薪90元的工作，因为这会使的总收入上升到190元。
       （郭松民）
       弗朗西斯·福山的转向
       弗朗西斯·福山是美国新保守派的理论代表人物。近十余年来，新保守派知识分子是布什主义的思想智囊，为布什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准备。福山是里面积极的一员，是对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极为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福山在其著名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里，宣布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时期，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代替其他制度成为世界的政体主流。为适应和推动这个潮流，他与其他新保守派都认为美国应该承担道义责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推动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
       福山一直积极支持布什的外交政策。三年前的伊拉克战争开战一个月前，他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舆论准备，发表讲话认为为传播西方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创造性的毁灭”是正当的。战争开战五天后，他撰文为这场战争叫好，宣称：“美国人有完全的理由来庆祝萨达姆的独裁倒台。”
       然而最近，福山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著《美国在十字路口》，整个姿态摇身一变，对布什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伊拉克战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新保守派的思想进行反思清理批判。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他承认自己早就不再是新保守派了。
       福山认为新保守派的理论思想有很多失误。其失误之一是对伊拉克战争的认识与估计不足。福山现在意识到，美国以武力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强制推动民主似乎是不可行的。他举例说，如果美国自己都无法解决比如华盛顿地区的贫穷问题，到一个文化上完全异己的地方，没有地方本土资源准备，贸然实行民主，解决别人的问题，恐怕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福山这个反思，是对伊拉克战争的道义可能性的重新估价。
       新保守派的另外一个失误，福山认为是运用美国军事力量达到道德目的这种思想的错误。新保守派主张 “仁慈的霸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道德目标比如传播民主政治。福山现在认为，运用政府来实现各种“社会工程”计划，这种野心很可能会背后失火，根本失误。
       福山承认自己早就不再是新保守派了。原因在于他认为，新保守派的“更替政权”、“仁慈霸权”、“单方主义”、“美国不必守国际法”等信条表达了对国际社会的蔑视。虽然他还是相信美国的使命是推进民主，但是目前的布什政府把这些信条都军事化了。即使是对美国的推进民主的使命，福山也认为，其他社会的民主并不是美国能决定的。根本的动力还是每个国家和人民的意愿。“内在的力量”才是民主的决定力量。
       对伊拉克战争，福山认为，布什政府用撒谎的手段把美国拽进了这场战争，因为如果布什说是为了伊拉克的民主去打仗，美国人民不会买他的账去支持他。其次，布什政府低估了战争的后果和影响。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美国的孤立，美国在全世界由于这场战争遭到了福山有生以来从来都没感受过的孤立和愤恨。现在的世界的反美主义应由美国负责。新保守派必须反思。
       福山还认为新保守派错误地、过分夸大了极端伊斯兰分子的威胁。所谓“圣战”，福山认为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产品，不是文明传统的产品 （在这点上他和亨廷顿对立）。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接纳和溶解成西方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到中东地区去“解决”问题。
       （沈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