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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对农村儿童行为（游戏）及其相关器物（玩具）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独特的角度进一步认识乡土文化的特征。在乡村儿童行为与成年农民行为的对比中，在儿童游戏和玩具与乡土意象的对比中，在游戏所追求的自由精神和它对儿童肉体的训练和限制中，可以发现乡土文化更为复杂的意蕴。特别要声明的是，文章中所举例子以南方乡村为主。
       乡村的儿童游戏
       游戏的前提
       乡村生活的重复和循环，将农民变得跟土地上的植物一样。随着岁月轮回，他们由一株年轻的植物变成一株衰老的植物，并因身边又长出了一群小植物而感到欣慰。这种贫寒的生活状态和单调的生理节奏，只有成年农民才能容忍，孩子是一刻也不能忍受的。而农民认为“忍受”是“成熟”的表现，是承担生产责任的前提，因而被视为一种荣耀。与此相对立的是孩子“不成熟”的游戏状态。这种状态与乡土社会价值的对立，暂时被“成熟”与“不成熟”的矛盾所缓解。因为只要假以时日，孩子在生活的重压面前终究要“成熟”的。因此，那些整天身不由己、乱说乱动的儿童游戏被农民所“忍受”。是游戏拯救了孩子，使他们暂且忘却乡村生活的贫苦和单调。因为游戏中包含着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和想象，对父亲生活之外的世界的“预先占有”，对“种谷—收谷—吃谷—拉谷”法则的超越，对身体的解放。儿童游戏是人类最健康的运动。它没有成人行为的功利性和计划性。它是非功利的、耗费性的、充满想象性的。
       游戏的三个基本前提（时间、能量、冒险）都与农民价值格格不入。第一，只有孩子才有剩余时间。成年农民整天都很忙，白天或农忙时节干粗活（农活），晚上或农闲时节干细活（手工活），现代“休闲理论”与农民无关。第二，游戏是一种无意义的能量释放活动。而节约能量是农民的一条基本准则。他们每天摄入和耗费的卡路里，常常处于收支不平衡的状态，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农民是不会轻易释放卡路里的。今天城市流行的攀岩族、暴走族、健身族，农民都无法理解。第三，游戏还是一种冒险。游戏的结局（比赛的胜负）是未知的，不像种稻子那么胸有成竹，即使年成不好，多少也能收一点。游戏（比如爬树、游泳比赛、翻跟斗、踩高跷）还充满了一种毫无效益的危险，成本太高。成年农民之所以容忍孩子那些毫无意义的游戏，不仅是因为其中有他们自己童年时代曾经尝过的乐趣，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中发现了今天自己“成熟”的雏形。也就是说，纯粹游戏的“时间”要素中，包含了孩子对自然和成人世界的“模仿”主题。纯粹游戏的“能量”宣泄中，包含了世俗社会的“力量”、“攻击”主题。纯粹游戏的“冒险”中，包含了孩子协调个人身体和智力，协调外部世界的“学习”主题。正是纯粹游戏的这些附加功能（隐含的世俗化功能），才使得孩子们的游戏在生产至上的中国乡村源远流长。
       游戏与有闲
       所谓的“有闲阶级”，就是不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过剩、精力过剩，并且通过各种手段宣泄这些过剩因素的人。这是今天城里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按照农业社会的价值，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可救药的，人们会鄙视他。传统中国农民必须是一个勤劳的、手脚忙个不停的、不会无事到处游逛的人。乡下人必须让人知道他在忙，忙得很。即使是生病干不了活，他也必须让全村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且还在挣扎着要去干活，直到别人说：你歇着吧。特别是妇女，双手不停是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
       只有儿童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就是时间过剩、精力过剩的人，他们就是要通过各种游戏来消耗过剩时间和过剩精力的人，他们是乡村社会唯一合法的“有闲阶级”。按照凡勃伦的说法，他们是在代表全村的农民执行“荣誉性消费”，执行“代理性休闲”。但尽管如此，他们也依然是一个弱势的阶级，不像城市的有闲阶级那么理直气壮。他们是在成年农民一双双严厉的眼睛监视下，执行“荣誉性消费”或“休闲”的。农民的荣誉感，并不来自传统的贵族化的奢侈（浪费时间和金钱），而是因宗族发达和家族延续而产生的。看到自己的产品（孩子）在到处乱跑，他们心里踏实，与儿童的游戏无关。所以，你们玩可以，但不要得意忘形。孩子们什么时候游戏才得体，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否则就是不合时宜、不识相，会遭到父亲们的斥责。
       比如“春耕”、“双抢”季节，最好少玩，能干点就干点，干不了什么的最好呆在家里。比如，平常父母和村里人都在地里忙的时候（上午和下午），也最好不要玩，等他们休息的时候出来玩比较安全。最适合游戏的时候是黄昏，母亲们在做晚饭，父亲们挑着粪桶到菜地里去了。青年们也开始叼着烟游手好闲了，围观的人也多了。这是游戏的黄金时刻，它一直持续到天黑。最讨厌的是，当你玩得正尽兴的时候，突然被父母喊回家去了。可见，乡村“有闲阶级”并不是十分自由的，建立在劳动生产基础上的乡村道德观和价值，就像一个巨大的屁股，时时刻刻坐在游戏的头顶上。
       但不管怎么说，在沉重劳作的压力下，在一个贫苦的生活环境中，乡村儿童还算是幸运者。尽管他们穿得很差、很脏，吃得很粗、很单调，拖着两条鼻涕，蓬头垢面，面带菜色，双目无光，但他们毕竟是唯一的“有闲阶级”。他们的腰还没有弯，背还没有驼，精力旺盛，热血奔涌。他们有机会、有本钱消费剩余时间和精力。
       乡村玩具的特性
       农业玩具与工业玩具
       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喜欢玩。尽管他们游戏的背景不同（一个是带有“苦中作乐”的味道，另一个有“玩物丧志”的苗头），但从欢乐的角度看，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差别。乡下孩子的玩具和游戏也很多，手枪、火药枪、陀螺、铁环、飞镖、风筝、纸鸢子、弹弓、弹珠、石子棋、毽子、跳绳、捉迷藏……从游戏功能的角度看，农业玩具已经涵盖了所有工业玩具的类型（电子玩具没有改变游戏的功能）。
       乡下孩子的玩具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从取材（主要是木头、竹子、石头、鸡毛、铁丝、纸、棉线、麻绳等无需花钱就能得到的材料），到自己动手制作，都具有农业文明特色（无法重复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的）。乡下孩子的玩具大同小异，一把木头或纸质手枪，看上去差不多，其实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在同一类玩具上，既带有个人的手工制作的印记，也体现了每一个人的个性和天分。比如，一个孩子从大人那里学会了制作一种玩具，另一个孩子在模仿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走样（制作得更差），也可能会有所改进（制作得更好），总之，它不会重复。制作是游戏整体的一部分。一件制作精美的玩具，就像一个人的个性一样，会伴随着一个农村孩子的整个童年时代。
       城市的玩具是无差别的工业复制品。只要父母投资，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一件同样的玩具。于是，城里的孩子为了追求差异性，无需动手，只要动嘴，也就是让父母花钱更换玩具，就像成年女性不断更换服装的时尚一样。孩子们自己没有参与制作过程，玩具也就成了一种成人的消费行为。“创造性”这种本应属于每一个孩子的品质，现在集中到制造商身上了。但是，制造商的所谓创造性，已经与真正的游戏精神没有关系。流水线生产脱离了个体的身体动作，从属于工业利润和剩余价值。制造商为了利润而发明玩具，从手动的到电动的再到数码的，更新速度惊人，刺激消费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于是，孩子的个性被父母的消费能力所取代，游戏竞赛被消费竞赛所取代。单个玩具的造型的确美观了，但它属于“工业美学”的范畴，与机器复制、消费和利润密切相关，而不是与人的游戏本性相关。所以，工业玩具与其说是“美”，不如说是“刺激”或“快感消费”。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孩子是无辜的。我发现，他们得到的尽管是一件工业复制品玩具，他们也试图将它当作独一无二的东西来与之交流。但他们已经明白，玩具是用金钱换来的。他们可能永远也不明白自己制造玩具的辛苦和乐趣。
       
       传统玩具与电子玩具
       传统玩具的一项主要功能，是增加四肢的长度、身体的速度和忍耐力，或者增强器官（眼睛、耳朵）的能量。比如，枪、弹弓、飞镖增加了手臂的长度或力度（将石子送到更远的地方）。比如，男孩子玩陀螺是对潜意识中身体平衡梦想的再现；女孩子踢毽子是对平衡和耐力的考验。通过玩具，儿童在想象中实现了他对自己身体的改造和对外部世界的模仿。枪战游戏是对成人暴力的模仿。风筝是对鸟儿飞翔的模仿。弹珠或铁钉游戏是对狩猎的模仿。“跳房子”游戏是对农民积累财富方式的模仿。但这些模仿游戏不是虚拟的，而是一种伴随着身体的剧烈运动，伴随着情感想象的童话剧。
       现代工业社会的“电动—电子”玩具，通过“电动—数码”的方式来模拟传统农业社会的玩具，但游戏或玩具的“基本功能”和本质并没有变化。“电动—电子”玩具试图通过其“附加功能”（自己发声、旋转、数码化等），来改变儿童游戏时的身体状态。对于那些身体动作占支配地位的儿童来说，电子模拟产生的动作，还无法完全代替孩子自己的身体动作。但更大的孩子简直成了电子玩具上的一个零件。
       儿童在玩电动玩具的时候，嘴巴还是不停地在“哒哒哒哒……冲啊，开火”地叫唤。电子玩具会自动发声：“Go，Go， Fire，Fire again”，他们为什么还大喊大叫呢？因为电子模拟和儿童自己的意识，都不能控制儿童活跃的身体。当他们的意识日趋成熟的时候，他们将彻底被“电子—电动”玩具的附加功能所异化。
       现在流行的电子宠物（数码暴龙），事实上就是在不养宠物的前提下，通过一种数码虚拟的手法来养宠物。打扫宠物的住处、喂食喂水、让它在特定的地方排泄、招呼它睡觉等行为，不是真正的现实行为，而是按动几个按钮来实现。与农村孩子的真正的养猫、养狗、养蚕相比，养电子宠物要省心得多，无需身体的劳作，无需责任心，更没有情感因素的介入，纯粹是一种“超人性”的智力游戏。
       农村孩子的传统游戏（玩具），尽管具有节日狂欢色彩，具有中止农业社会循环时间的特点，但由于它与实际的肉体动作密切相关，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手工制作，因此，传统游戏实际上培养了他们耕作劳动的本能。城里孩子的“电动—电子”游戏（玩具）伴随着一种抽象的智性活动和狂欢化的消费行为，它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一种脱离身体的抽象的货币“生产—消费”本能。这种本能（或者说潜意识）已经根植于他们各自的童年记忆之中，终生难改。
       玩具的性别
       乡村儿童的玩具都是最简单的自然物品，他们的游戏也都是直接与肢体动作相关的简单动作。乡村不像城市，成年农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儿童游戏，使得乡村儿童游戏更具有自发性，因此，他们的游戏和玩具最能体现身体（动作）与自然物品的本质关系。而男孩与女孩身体上的差别，一开始就体现在他们对自然物品的利用和游戏动作之中。
       最初的乡村玩具都是一些石子、瓦片、草绳、树枝、鸡毛之类的东西。但在游戏的时候，男孩和女孩一开始就出现了分化。比如，男孩子对付石子的动作很简单——发射出去。必要时，他们还会借助于工具（弹弓、自制手枪等），将石子发射得更有力度、更远，总之是让它有去无回，消失无踪（游戏耗费的石子不重复使用），以此来体现他们的攻击、侵略和浪费的本能。
       女孩子的“抓石子”游戏，是将一个或几个石子抛到空中，趁石子没有掉下来之际，在地上抓更多的石子，然后赶紧将往下坠落的石子接住，使之回到自己手里（游戏的石子可以重复使用）。整个过程就像是一个对采集和积累能力的训练，并体现了一种“出去—回来—出去—回来”的节奏，与男孩发射石子的“出去—出去—出去”节奏恰恰相反。乡村男童的游戏都是没有边界、无法预知的，因此带有冒险性。比如“滚铁环”的游戏，带着滚动的铁环毫无目标地狂奔。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跑到什么地方去。他们仿佛变成了一颗发射出去的、有去无回的石子。女童游戏都是有固定边界的。比如踢毽子，是一种在有限边界内的游戏（踢出去、收回来，循环往复）。跳绳子、跳房子等，也都是没有危险的原地踏步的游戏。
       男童游戏具有破坏、冒险、耗费、侵略性质。女童游戏具有修补（缝织游戏）、生产（采集和收藏）、守护（有固定游戏边界）、交往（朋友）性质。不管是出自个体本能还是社会习惯，两种游戏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男童游戏带有狩猎和战争的痕迹，它的目标是针对人（社会）的，因此具有荣誉性质。女童游戏带有采集和农耕的属性，它的目标是针对自然的，因此具有生产性质。
       两种性别不同的游戏，决定了它的进化状态。女童游戏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化，只有精确度的差别。男童游戏具有明显的进化色彩，在身体难度和智力难度上进化。比如扔石子的暴力游戏变成了石子棋的智力游戏（女孩不玩这种游戏）。我们可以在游牧、海盗、商业文明（侵略、攻击、冒险、计算）中看到男童游戏的特征。而农业文明的阴柔和守成色彩与女童游戏的本质密切相关。
       游戏与乡土意象
       游戏与泥土意象
       泥土是农民的命根子，就像水泥（人工石头）是市民的命根子一样。没有泥土就没有农民和农村，没有水泥（石头）就没有市民和城市。石头是泥土的固化物，也是生命时间的中止。农民可以生活在没有石头的世界里，但不能生活在没有泥土的世界里。石头是对农民自然本质的否定。古希腊人很早就摆脱了农民身份，因为他们生活在缺少泥土，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的环境里。所以他们由海盗（狩猎的特殊形式）变成了商人（市民）。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在对泥土的依恋中变成了泥土的附属品，他们的生活节奏乃至生理节奏，都和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一样，在一种四季交替的循环时间中运转。我老家就基本上没有石头，只有泥土和水。当地人住的房子全是土砖坯造的，村庄的路面和村中央的晒场也是泥土的。所以，我老家的文化是最典型的农民文化。
       泥土是一个生长的意象，其中隐含着人类物种出生和死亡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土地就是女人、是母亲、是子宫。只要有种子、水和阳光，它就会生长。至于农耕文化中的耕种技术（深耕细作、土地轮休、施肥松土等），是农民在生存压力催促下的功利主义表现形式。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土地的生育能力，其代价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体力和汗水，当然也包括经验和记忆。这是成年农民一生的宿命。
       农民实用主义并不能改变他们与泥土之间的本质关系。在乡村儿童的游戏中，泥土摆脱了其实用目的，暴露了被农耕文明掩盖的物种秘密。在城里，泥土被视为垃圾。孩子玩泥土是遭到禁止的，最多也只能玩玩沙子。沙子这种介于泥土与石头之间的怪物，多少补偿了城市儿童对泥土的留恋。所以在公园里，孩子转眼就奔沙子而去了。
       泥土是乡村儿童的主要玩具之一。乡村儿童对泥土的迷恋就像他们对母亲的迷恋。尽管男孩和女孩在玩具上一开始就有区别——男孩喜欢硬玩具（木头刀枪、石头），女孩喜欢软玩具（羽毛、绳子），但他们对泥土的爱好是共同的。只有在玩泥巴的时候，男孩和女孩才会平和地走到一起。为了便于把玩，他们常常将尿水与泥土和在一起。更常见的是将泥土堆起来，然后推倒，如此反复，仿佛在预演一场“毁坏—成型”的戏剧。他们能够一整天在泥巴里流连忘返，乐此不疲。
       每当满身灰土的孩子们从泥土中归来的时候，父亲总是吹胡子、瞪眼睛，仿佛孩子戳穿了他的一个秘密。相反，母亲总是用嗔怪的语气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狂喜。她们仿佛看到自己的孩子刚从子宫里钻出来，满脸污泥血一样耀眼。
       
       游戏与粪便意象
       粪便是一种特殊的“泥土”。它是乡村的一个重要景观，牛、猪、鸡、狗的粪便随时随地出现在厅堂、院子、晒场、道路、田埂上，目光所及之处都有它的影子。它来自动物的身体，通过生物化学作用变成泥土，转而进入了植物身体，由排泄物变成了植物或粮食，最后转变为农民的身体能量。农民是根据一种实用理性（成本节约的广义经济学原则）来使用它的——在粮食生长的生物化学过程中，粪便既能节约农民的体力，又能节约植物的体力。久而久之，它就成了农民最忠实的朋友。
       从粪便中体味到稻谷的香味，没有长期的农耕经历，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它是一个漫长而隐秘的、只能在一个完整的季节交替中才能见到的过程。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农民，对粪便的态度是一项重要指标。人类对粪便的依赖心理是无法更改的。成年农民对粪便的青睐，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然生产基础上的有用性。城市人对粪便的厌恶，源于它的无用性。黄金和货币是粪便的心理替代物。城市儿童很少见到粪便，动物粪便就更不用说了。粪便在城市里经过了处理、隐藏、掩饰、禁忌，变成了遭到歧视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污秽的秘密，因而也变成了城市儿童的一个心理空缺。相反，农村儿童对粪便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就是在粪便中成长起来的。与成年农民的实用态度相反，乡村儿童对粪便的态度是非功利的、直观的。与城市儿童的拒绝心理相反，面对粪便，乡村儿童会产生一种介于接纳和拒绝之间的矛盾和狂喜。他们会对着粪便哈哈大笑（无实用信息），反复叙说它（破坏语言世俗功能），玩弄它（玩具），甚至将它作为攻击的武器（利用它的否定性）。
       乡村儿童直观到了粪便的“无用性”，这正是他们在游戏中所追求的东西。作为排泄物的粪便的确是无用而污秽的，但也隐含着一种神秘性。粪便中一方面包含着物种新陈代谢的死亡信息，同时又蕴涵着另一物种的生长信息。它原本就是一种既污秽又神圣的东西。因此它泄漏了存在的秘密。这种秘密不在成年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功利性中，而在乡村儿童对“污秽物”和“无用物”的迷恋之中。越是成人世界禁忌的东西，他们越是迷恋。将粪便作为乡村儿童游戏内容之一，似乎不可思议。但根据游戏的本质，它便顺理成章。游戏正是一种将自己“弄脏”（反禁忌）的把戏，一种攻击和破坏（非理性）的把戏。溢出了世俗社会理性和功利的边界，正是儿童游戏最本质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乡村随处可见的粪便更为方便的东西。
       游戏与植物意象
       植物是来自土地的奇迹和恩典，是土地给农民的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们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对植物的狂热赞叹和歌咏。从生命的本质形态上看，农民就是植物的动物形态——“意识”的睡眠和生命节奏的搏动，这构成了它与市民社会对立存在的奇异景观。老聃（老子）最大的理想，就是保持人身上真正的“植物性”。他为此不惜要将自己变成“婴儿”。因为，只有婴儿才能将活跃的生命节奏，与休眠的“意识”状态高度结合在一起。在土地的怀抱里，他们像植物一样生长，在杂草丛生的无序的自然中自由嬉戏。
       农耕文化是一种觉醒了的文化形态，包含了世俗社会的计划和盘算。其主要特征，就是对庄稼之外的异物（灌木、乔木、野草）进行清除，以维护一种原始农耕秩序。比清除要温和一点的是改造，这就是后来出现的园艺技术（培植成本较高的非实用植物，比如花卉珍草）。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的家乡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园艺技术，除了庄稼之外，一律格杀勿论。这是他们对陌生文化拒绝的一个社会心理根源，尽管乡土社会没有产生现代极权主义的“社会园艺工程”。
       乡村儿童对庄稼没有特殊的兴趣，因为那不过是一种人工植物，是众多植物中的一种，是父亲们的精心制作和料理的“玩具”。孩子真正的兴趣在那些自然界无序生长的野生植物身上。哪里有尚未清除的野生植物，哪里就有孩子们的身影。乔木无疑是他们制作玩具的主要材料（但因乔木有实用性，得来并不容易）。灌木和野草既是他们的玩具，也是他们游戏的场所，有一些野草的根茎，还是他们的零食和水果（比如茅根、荆棘嫩枝、草茎等）。在这里，他们像昆虫一样自在。
       “斗草”是乡童经常玩的游戏之一，只在男孩和女孩之间进行。男孩和女孩各拿一根三十厘米左右的草茎，纵向撕开，中间有一根草丝连接的为“公草”，有两根草丝连接的为“母草”。男孩撕到“母草”为输，女孩撕到“公草”为输。这个游戏规则是人为的，属于“意识”的范畴，带有文化禁忌的痕迹。但是在潜意识层面，这正是一种两性之间的生殖游戏。这种生殖游戏与自然植物（野草的生长）联系在一起，隐含着对禁忌的违反，对自然世界能够无序而自由地交媾和生长的模仿和迷恋。
       儿童在野生植物中自由地嬉戏，成人则将野生植物彻底清除，这无形中构成了一种对抗关系。农民对此并不经意，其实背后隐藏着一种凶险。现在，这种凶险正在“现代性”社会对农民文化的歧视和清除中得到了验证。
       游戏与动物意象
       尼采说，在人类起源的大门口站着一只猴子。动物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我们的来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农民与动物之间有着最为久远的亲密共存和残酷斗争关系。当人类成了动物的主人的时候，共存就变成了主宰和被主宰。
       家畜和家禽的出现，是农民对动物驯化和利用的结果。此时的家畜家禽已经不是“动物”，而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被驯化的动物主要是那些力气大、能干活的（牛、驴）、不长脑子只长肉的（猪、鸡、鸭）、行动迟缓便于捕捉的、性情温顺没有攻击性的。总之，是能够介入农业生产的，或者为农民的生产力再生产提供能源支持的。不符合这些条件的，比如豺狼、老虎、狮子、老鼠、狐狸、老鹰等，都被农民赶进深山老林去了，被逐出了农业的范畴，由猎人去对付。狩猎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农民的业余活动。
       还有一类动物，尽管不介入农业生产，但它们是农民的帮凶。比如，猫是专门对付老鼠的，鱼鹰是对付鱼的，狗对付兔子很有一套（还可以对付小偷）。农民豢养这一类动物，也不是纯粹的游戏和共处，而是有实用目的。乡村儿童自己的性质就很像这些动物——豢养成本很低，不直接介入农业生产，但有时可以成为农民的帮凶。乡村儿童和动物一样被驯化，被纳入了整个农业生产的秩序之中。
       乡村儿童与动物的游戏，在农业生产秩序的缝隙中游移不定。儿童与动物的关系是非功利的友谊关系，非生产的“休闲”活动，因而得不到成人的支持。但跟动物游戏和跟小伙伴游戏的意义是同等的。不过它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首先，生产性家畜被排除在游戏之外，因为它们与农业生产和副业收入密切相关。其次，凶猛的、有攻击性的动物被排除，这类动物被捕获之后会立即被杀死。剩下的只有一些被驯服的非生产性物种，主要是狗、猫之类。当然还可以养松鼠（吃黄豆）、刺猬（吃饭粒）、乌龟（不吃不喝）、八哥（吃谷子）、蚕（吃桑叶）。豢养这些动物根本就不耗费什么成本（否则会遭到大人的禁止），即使是养狗也是如此，乡村的狗吃什么大家都知道。
       这些动物都是乡村儿童心爱的“玩具”，他们从这种游戏中，体验到成人功利世界无法感知的经验。在这些“宠物”身上，孩子们既能学会更多的生存技巧，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与宠物之间的游戏，跟与小伙伴之间的游戏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游戏更多地出现在他们孤独、无助、伤心的时候。乡村儿童的确就像那些自生自灭的小猫、小狗一样。各类动物的名称，都是乡村儿童的“爱称”。
       游戏和玩具的世俗功能
       
       攻击性游戏和荣誉感
       乡村男孩的第一件玩具，就是他的小鸡鸡的仿制品——武器（刀、枪、剑、棍）。所有这些玩具武器，都是自己动手（或在父兄帮助下）制作的手工制品。材料以木竹为主，外加一些铁钉和橡皮。作为玩具，男孩子游戏时的武器是其攻击本能的社会化表现。男孩子的社会意识萌发之初，相当于人类开化之初的状况，充满了一种残酷的攻击性和荣誉感。
       乡村儿童对攻击性武器的迷恋，大约要维持到十二岁左右（至少是小学毕业）。最初是玩那种最简单的攻击性武器——木棍。随着年龄的增长，攻击性武器也会越来越花样繁多。木制手枪、弹弓、弓箭。用子弹头、铁丝和铁钉组合而成的火药枪（火药主要是火柴头，或者土墙上的硝加木炭屑）、用竹筒制作的水枪、竹筒子弹枪（竹筒两头塞上咀嚼过的纸团，用一根木棒当活塞，利用空气压缩原理将前面一个纸团射出去）。在乡村，这些武器的实用性远远超过象征性（城市的孩子比较文明，只是象征性地使用枪支，嘴里发出叭、叭、叭的声音）。乡村儿童常常用这些武器对伙伴和牲口进行攻击，比较危险。正是这种伴随着勇敢的攻击行为，在满足他们隐秘的荣誉感。
       荣誉感不仅仅与攻击本能（力量）相关，还与控制欲（精神和肉体双重控制）、领袖欲（重新制造一种秩序）相关。无论是攻击性还是控制行为，都是远离农业生产的。也就是说，荣誉感与日常生计（谋生）活动无关，与劳作、采集、修补无关，而是一种与非理性耗费能量密切相关的活动。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政治家、军人、教士、运动员、强盗、猎人等，都是与荣誉感相关的职业（与此相反的职业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
       荣誉性职业具有攻击性和毁灭性，也具有控制作用（宗教是精神控制，军事和暴力是肉体控制）。在古希腊社会里，这种荣誉性职业比较多。但在中国乡土社会里，这一类职业相对比较少。这并不等于中国农民对荣誉感没有需求。只不过他们的荣誉感，过早地被一种农耕性的生产价值（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所替换，实用理性取代了与纯粹能量耗费相关的非理性。所以有人说我们是一个“早熟的民族”。但在乡村儿童的游戏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古老荣誉感的遗存。不过，一到十五岁左右，一整套乡土社会的价值规范就开始制约他们，使得乡村儿童迅速融进乡土秩序，也就是加入到将能量（体力和时间）用于跟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行列中去了。
       危险陷阱里的警觉游戏
       在旅游者眼里，农村的确是“山青水秀”，但对乡村儿童来说是，却是一个充满了险恶的地方。农村的孩子只要学会了走路，就开始像家禽和家畜一样自生自灭。农村没有幼儿园，大人下地之后，孩子只能自己照管自己。一般来说，都是小孩子跟着大孩子玩儿。池塘河湖、山坡险路，都是开放性的，没有防护措施，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大孩子根本没有应对危险的能力，等大人赶到，为时已晚。我自己就有数次差一点淹死在水里，之所以没有死，只能按照农村的说法：命大。我儿时的朋友，早殇者多矣，有淹死的，有烧死的，有病死的，还有一些尽管还活着，但已经残废了。1998年夏天，我还看到一个孩子玩耍时掉进水井里淹死的惨状。
       培养孩子对外部危险环境的警觉，或许是乡村游戏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潜在功能。像丢手绢、捉迷藏游戏，就是培养他们的警觉。不过这种游戏主要是低幼玩的，特别是女孩子，要时刻警觉别人在她身边做手脚，这很管用。大一点的孩子，特别是男孩，经常会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城里的孩子也会在老师的组织和监督下玩），称之为“豺狼抓小羊”游戏也未尝不可。我估计这种游戏起源十分古老，大概是原始社会发明的。因为它在培养儿童对危险的警觉时，主要对象是飞禽走兽。这种游戏对今天的儿童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也就纯粹游戏而已。今天哪里能见到飞禽走兽？都被农民抓到城里，让城里人吃光了。今天农村儿童真正的危险情景依然存在。它不是野兽，而是自然环境，是自然中的山水，是人为的火灾，是疾病。
       如果再发明一种抵御自然危险的游戏，对乡村儿童可能有利。我苦于根本想不出什么好点子。真正的安全就是赶紧办幼儿园，要做到一村一园，国家财政要适当补贴，像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重视它。如果聪明、好动的孩子都淹死了、摔死了、病死了，义务教育也没什么意义。农民对孩子不应该野放，而应该“圈养”，不要像放牛一样，而要像养猪一样。我从来没听说农民的猪摔死、淹死的，倒是经常见到乡村儿童遇难。为什么不能像养猪一样将他们圈起来呢？严谨的中国农民在对待儿童的态度上一反常态，充满了游戏精神。
       游戏作为一种儿童行为，的确有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但这种功能是潜移默化的，不能应对紧急情况。如果老鹰或者豺狼真的来了，玩“老鹰抓小鸡”游戏是不管用的，此刻，只有能降服它们的武器，或者比它们跑得还要快的交通工具。没有这些，只有游戏，孩子只能是死路一条。
       像铁环一样在泥巴上飞奔
       与力度和速度（攻击性游戏的主要动力）这些能量释放行为相比，平衡感游戏是培养控制能力，准确使用身体能量的活动，也是孩子力图与乡土社会节奏保持协调的前奏。如果等到参与集体农耕活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体节奏不合拍，则为时已晚。乡村许多游戏都带有训练身体平衡感的功能。在这一类游戏中，我不怎么喜欢踩高跷，而是喜欢滚铁环。我老家村里没有水泥地，到处都是掺杂着粪便的泥巴。这种黄泥路“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包脓”，每到下雨天，根本无法行走，即使穿上橡胶雨鞋也很困难。于是，大人、小孩、女人都踩着高跷串门。踩高跷游戏已经堕落为一种实用主义行为，丧失了游戏的本性。尽管偶尔也有一些自发性的踩高跷比赛，但它已经在实用的阴影下黯然失色了。
       尽管踩高跷是一种平衡感训练的重要方式，但也不是不可以替代的。滚铁环游戏就可以替代它。通过加快速度来保持铁环的平衡，然后再调整自己的身体节奏，以保持跟铁环滚动时相同的节奏感，最后，我们自己变成一个个铁环，在村子里四处飞奔。这种速度和平衡游戏，比开车更为直观。因为车轮的动力在柴油机的气缸活塞上，我们只需按动一些按钮就成；而铁环的动力在我们的手腕儿上，可以直接感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铁环，而无法想象自己是一辆车。同时，滚铁环游戏只有孩子才玩，成人不会介入，因为它没有任何直接转化为实用功能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无用性，保全了滚铁环游戏的贞洁。
       滚铁环游戏也有很多麻烦。因为铁环是手工业制品，孩子无法自己动手制作，因此常常受制于成人。首先，家里必须要有用铁环箍成的、已经坏了的木桶，要知道这并不容易。农民的家具更新换代的速度，比生孩子的频率要小得多。何况很多农民家里的木桶不用铁箍，而是用蔑箍。于是，有的孩子就只好滚蔑环，他的身体已经在想象中滚向了远方，而轻飘的蔑环早就倒在了身后。所以，有一个铁环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你身后会跟着一大批起哄的孩子。他们会关切地说：“你歇一歇吧，让我滚一次。”
       奇怪的是，乡村铁匠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另外制造一批铁环供孩子们滚着玩儿。他们挥舞着铁锤，脑子里想的全是稻子、植物、大粪、尿和水。他们只会制造生产工具，而不会想到飞奔的铁环后面的孩子。所以，“平衡感训练游戏”的说法，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抽象，而不是农民所关注的问题。农民大概认为，平衡也罢，不平衡也罢，你自己看着办，我管不了那么多，态度十分决绝。
       游戏与财富积累的隐秘关联
       踢毽子、跳房子、打柯子，都是我老家儿童经常玩的游戏。这类游戏像普通的游戏一样，也包含着竞争，但不具备攻击性，也无需冒险。它是一种伴随着智力、体力和身体平衡能力的积累游戏。我将它视为一种在乡村儿童身上预演的财富积累游戏。
       踢毽子游戏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都比较常见，在此不作分析。跳房子游戏，就是在地上画出诸多的房间（排列形状像飞机）。游戏者以瓦片作为货币，投向要买的房屋，越到后面难度越大，最后以买房子或土地的多少来决定胜负。
       “打柯子”游戏更抽象一些。游戏道具为一个柯子和一块像菜刀一样的木板。柯子是用柯树（栗树的一种）枝削成的，直径大约2－3厘米，长度为8－12厘米不等，中间为较长的圆柱，两头为较短的圆锥。将柯子放在地上的一个圆圈边上。圆锥一头离地面有一段距离。用刀型木板砍圆锥的一头，由于杠杆原理，柯子会向空中飞起，然后用木板将柯子击向远处，以击打距离的远近论胜负（相当于一次性能量耗费）。如果不急于打出去，而是像托乒乓球一样反复托击（柯子必须控制在向上飞的状态），那么，就可以将托的次数乘于最后一击的距离（比如20米×100次=2000米，相当于利滚利）。当一位参赛者在托击柯子的时候，你会听到一片怪叫声，有喝彩加油的，有捣乱（分散注意力）的，操场上所有的人都会加入这一狂欢的场面。那种心态，就像眼看到一个村人不断在发家致富一样，起哄的、嫉妒的、添乱的都有。在参与游戏的孩子中，只有那些性格沉着、能抵御外部压力的人才能获胜。
       我们知道，游戏就是耗费过剩能量（体力和时间）的一种休闲活动，主要发生在孩子身上。成年农民的能量必须用于跟自然界（包括自然的人）发生交换，以此来促使土地和人的生长能力（广义的财富积累）。只有在特定的状态下（吃、性、节日、祭祀等），他们才会挥霍、耗费。如果一个人的能量耗尽，就意味着死亡。而财富的积累，将农民的剩余能量转换为可见、可藏的实物（包括生儿子），这是农民消解集体潜意识中“死亡焦虑”的唯一方式。农民的剩余能量在农耕生产中得以转换（没有浪费），但农村儿童的剩余能量也不是可以随意挥霍的。纯挥霍性游戏（暴力、冒险、浪费等）常常会遭到限制，或者不予普及和流传。像“打柯子”、“踢毽子”、“跳房子”这一类游戏，之所以能够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其中隐含着能量转换的有用性，也就是说，其中隐含着“财富积累”的技巧和潜意识。
       超越现实原则的游戏
       飞翔和远航的幻想
       我的老家就在一个大湖边。天高云淡的日子，我能看到湖面上的帆船悠悠地驶过，直到白帆消失在地平线下。我不知道那神秘的水天一线之处是什么地方。那些信使一样的帆船中当然也有我们村的。村里负责驾船跑运输的人，每年秋收后就出门，直到过年的时候回来。每当村里的船只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孩子们就围着那几个船老大转，像迎接远航归来的尤利西斯一样。他们讲着一路上的历险（船出长江口的途中有两个十分凶险的地方，必须下船烧香拜佛，以求庇护）。他们炫耀上水和下水两个大码头（汉口和南京）的种种奇闻逸事。我想象着他们的历险和那些大码头的样子，内心有一种奇怪的冲动。
       尽管现在我们村里的船只，都被笨拙的水泥或铁皮机帆船（柴油机发动）所取代，但我还记得那两条木帆船的样子——船板是深土黄色的，漆得锃亮，散发着樟木刺鼻的香味；船的两头高高翘起，跟古建筑屋顶上的飞檐一模一样；两根长长的桅杆高高耸立，挂起布帆的时候极其壮观。这种称为“罗滩船”的帆船，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如果哪个村里的“罗滩船”又新又大又漂亮，将是全村人的骄傲。帆船出远门的时候，孩子们会一直送到湖边。我们站在岸边感觉不到有风，但船帆一扯起来，就被风灌得满满的，船身飞快而轻巧地飙离了岸边，后面还拖着一只小舢板。
       帆船远航去了，孩子们也开始了自己的“远航”。学习制作木帆船模型，是湖边孩子们的必修功课。小舢板一般是自己制作（“罗滩船”的制作十分复杂，必须求助于大人），可以用整木块雕刻，也可以用小木板钉成，然后抹上油灰（桐油加石灰加麻丝），涂上桐油晒干，安上桅杆和布帆。孩子们带着各自制作的帆船到湖边去放船，就像去远航一样。
       与航行游戏相似的是放风筝。制作风筝也是每一个孩子都必须亲自动手的（竹子、纸张和棉线）。放风筝游戏比帆船游戏更为抽象。航行游戏是模仿成人的流浪行为（也包括非农耕的商业行为）。放风筝游戏却是对鸟类的模仿。航行游戏是对土地或农耕价值的否定（其起源有社会学和经济学性质），而飞翔游戏则是对地球引力的否定（其起源有哲学或人类学性质）。但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对束缚力（引力）的否定和对自由、飞翔的向往。乡村儿童的这类游戏与城里人不一样。城里人的放风筝游戏带有消费性，常常是大人陪着一起玩儿；城里孩子的航模游戏就是一场智力竞赛，是大人的教育投资的一部分。相反，乡下孩子的航行和飞翔游戏，隐藏着一种梦幻般的僭越。飞翔和远航游戏，就像一首孤独的童谣，是乡下孩子自己对自己的心灵安抚。它在幽暗的童年生涯中，留下了一道光亮。
       性游戏和早衰的童年
       乡村儿童很小就开始玩性游戏。在公众场合，他们玩的是“拜堂游戏”，男孩和女孩一起装扮新郎和新娘，坐花轿、入洞房，全程模仿。这种游戏往往会得到大人的默许和鼓励。但在私下里，儿童们经常会玩生育游戏，让女孩子躺下，男孩子来当接生婆。再大一点，他们就能在成人聊天的时候，听到各种极其露骨的黄色笑话，或者看到成年农民打情骂俏时的当众越轨行为。在更小的圈子里，他们会直接传授性知识。实质性的性游戏，有时候会发生在十到十二岁的孩子身上。对此，除了女孩的父母感到害羞，并痛揍女儿之外，男方的父母往往得意忘形，认为自己的儿子大了，沾便宜了。其他人会带着兴奋的心情传播这个故事，并当众嘲笑男孩，说他不害羞，这么小就想老婆云云。
       乡村儿童连识字都成问题（辍学，甚至根本不上学是常见的事情），还谈什么接受科学的生理知识，以及科学的性启蒙教育。最奇怪的是成年农民的心理。他们一方面是传统乡土社会性禁忌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带着隐秘的心态去刺激儿童的性意识（讲色情故事，当众调戏农妇等等）。我推测，一是个人性压抑通过话语传播方式向儿童的转移；二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农耕精神的体现——试图通过施肥来促使庄稼快速成熟，也就是用色情笑话来促使儿童性的快速成熟。按照现代人的观念，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但是，按照农民的价值观念，这就太正常了。该成熟的就要成熟，该收割的就要收割，不管是稻子还是人。“施肥”行为，并不能将庄稼成熟的日子提前，只不过是让庄稼长得更肥而已。不管肥的瘦的，到了成熟的季节都要成熟。
       性意识一旦成熟，“性游戏”时代就提前结束了，最旺盛的身体生长期也提前结束了。伴随着“性游戏”的结束，孩子们就像秋天一株没有完全成熟的稻子，其标志是，生长的意义被收割的意义所取代，早婚宣告了他们孩提时代的提前结束。此时，无论是泥土还是植物和动物，一切游戏因素都变成了生产因素。从此，他们只能没日没夜地从事与种稻子和生儿子相关的“农耕生产”。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既没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也没有足够合理的营养补充，完全是超额耗费积攒了十几年的老本，透支原本不甚健康的身体。在我的老家，十六、七岁的少年结婚的比比皆是。昨天还是乳臭未干的少年，转眼变成了儿女成群的父亲。
       “性游戏”实际上是一种“死亡游戏”，是对现实“唯乐原则”的否定，也是对真正的游戏精神的否定，就像最后一次狂欢。童年时代过早地结束，苍老过早地降临在他们的额头。灰暗的脸色和布满皱纹的眼角上，还隐约能见到一丝稚气。我最害怕回老家见到同龄人。他们就像镜子一样，照见了未来死亡的容貌。
       张柠，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文化的病症》、《土地的黄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