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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的一档电视娱乐节目“超级女声”，是当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事件。如果采取商业逻辑的眼光来考察超级女声，是所有阐释中最无聊的部分。有专业人士分析出“超级女声”产业链的巨大经济效益，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超级女声”是这个时代最惊人的商业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大众文化正在成为一个巨型的超级文本，挣脱了任何人为的幕后操纵，比如，在“超级女声”的商业策划书上，最大胆的商业预期也不可能预期到会有上亿人参与到这次活动中。这巨型文本滑动在无意义的空间，像一片刺目的白光，暂时的晕厥之后，就是它无限意义的繁殖。这庞然大物的能量和生理机能是怎么构成的，在文化价值的食物链上，最高端和最低端似乎都被大众文化所占据。因为精英文化的创造力自动萎缩之后，就出现了“余秋雨现象”之类的贴牌文化产品，或者像余华那样写出了世界上最畅销的“纯文学”，把余秋雨散文和余华新作《兄弟》拽在手里，犹如拥有了温州生产的LV顶级手袋一样，“粗制滥造的精品”，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语义悖论，就是说大众文化靠自我吞噬、移情和幻觉在维持着强大的活力。如果以激愤的或者冷傲的精英态度来面对大众文化这巨型怪兽，激愤与冷傲恰恰是知识迷惑时的软弱表现。
       目前的情形是，价值张力也已经失效，大众文化几乎一路凯歌，在媒介和消费的双重护卫下，大众文化像最大的谜一样，人们曾经相信的、正在怀疑的和早已摈弃的事物，都可以在大众文化中找到其替代品。这应有尽有的超级文本，聚合了怎样的行为冲动与心理能量，快感是怎样在压抑中释放的，开放社会的容忍尺度怎样被大众文化的繁殖所替代，是谁在对人的自主性施加最猛烈的压迫，也许除了我们自己，我们找不出另外的一种力量。
       精英/大众：退居二线的伪冲突
       1990年代以后，由于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的兴起，“大众”开始浮出水面。“人民群众”的政治含义淡出，政治原则被“大众”置换成享乐原则，在享乐发生的第一时刻，享乐是以人性化的面目登场的。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洗脚屋与卡拉OK娱乐城，星星点灯般，急速扩散，并达成一致的光区意识：“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而这一屋一城，作为自我呵护与自我宣泄的重要场所，改写了人们与城市的空间感，功利、享乐以及梦态抒情的三维模型，是一种有关积极生活的理想表达。
       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们，当时的文化精英，最敏锐的时代勘探员，迅速（反应力惊人）阉割了主义，同时敏捷地将自己切换到理想的轨道——下海与出国（当然有部分人的选择源自政治创伤，但创伤是一个多么及时的借口）。世俗功利与想象西方的新征程上，是一个时代精英们仓惶的背影。从此，精英往大众转身、思想往学术转身、生活往赚钱转身、理想往妥协转身、政治往绝望转身，在一套复杂精微的转身术中，精英过早地夭折了，尽管“精英文化”曾“热”到高烧的程度，新的思想流派及方法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而1990年代初仅仅在知识界产生过影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在转身风潮中的一次风寒咳嗽，随后不久，就被一套严密的学术建制所带来的利益犒赏治愈。
       就在学术（知识）面临货币化（名目繁多的国家项目）的同时，货币成为最绝对的精英符号，建构出崭新的文化秩序。经济学家与商界富豪被推上荣誉的金字塔，他们成了“卡拉OK”与“洗脚屋”的“高端客户”，本来“脚”与“嗓子”最初担当身体解放急先锋角色，在文化符号的变异之中，声音响亮的“主流嗓子”与“蛋糕必须先做大”的“主流脚板”——财富分配的有力基础与立足点， 畅销书作者与文化书商，大片导演和投资商像连体婴儿，以文化新生的名义迅速成长，文化资本、权贵资本和经济资本相见甚欢，过从甚密，彼此珍惜。
       这时候，“精英”/大众被修改成导演与观众、作家与发行量、创新产品与消费者、IT精英与网民的关系，精英早就一头扎进大众的怀抱。本来先锋、少数和另类（创造与坚守某种价值）这些精英原有的品质，正在受到伪精英的唾弃。而“馒头事件”正是伪精英在对大众半推半就之时的一次意外事故，陈凯歌作为穿着精英外套的大型商业片——简称大片——导演，在创造与坚守的双重失败中，战线拉得过长，而企图弥合精英/大众的裂缝，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是妄想症的表现。
       而最先下海的1980年代精英，将大众与市场进行了巧妙的置换，从热爱大众到热爱货币，精英/大众的冲突已经退居二线。如今一个对货币符号有仇的人，似乎成了最愚蠢最虚伪的另类。小心看护个人与大众的门槛，坚守“不同意见”的深度价值，在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层面，有两个人，无疑是永远的精英——王朔和王小波，一个是1980年代“精英文化热”的异见者，一个是“集体迷狂”的异见者，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反对阐释”，并在过度与匮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新/旧：陈腐与叛逆达成了和解
       1992年华艺出版社的四卷本《王朔文集》发行，是王朔此前创作的一个总结，总结总是和终结相关，叛逆精英王朔转向了电视剧创作，用他的话说，总喜欢把人弄得泪光闪闪，那个媚俗啊！2000年长江文艺出版发行王朔老侠对话集《美人赠我蒙汗药》，我至今认为这是当代大众文化批评的经典之作。那位蒙面对话者老侠（化名）——绝对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英，对王朔穷追猛打，最后逼出王朔一句话：“我早已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这个“他们”当然是大众，大众文化炮制高手王朔被打回原形——他本来就如此精英。2000年之后，王朔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他的沉默，当然是精英谢幕的无声表达，更重要的是一种无声的抵抗。
       有人谢幕，当然更有人还在卖力地表演。一方面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更加完备，另一方面，一种新/旧势力的角逐浮出水面，一笔勾销了大众/精英的糊涂账目，挪用了一个更加愚蠢的尺度——代际称谓。
       70后集体登场，一开始就充满歧义，尤其“美女作家”的标签，像一滩污渍，刻写在他们的发家史上。不过几年的时间，80后们“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尤其韩寒、郭敬明之类的作品，中学课本一样，在学生们手中人手一册的时候，所谓的文学权威表面上不复存在，发行量就是最高权威，这虚假的“发行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却造就了另一种更加令人窒息的权威，更加极端，更加具有掠夺性，尤其以青春叛逆的名义，实施价值真空的暴虐。
       叛逆，是艰难的，叛逆作为一种极端体验，这个叛逆的个人，甚至有被当成垃圾，让社会机器粉碎切割的危险。叛逆还不仅仅是青春的专属物，是个人面对社会以及集团势力的压制与控制时的反抗，是绝对弱势与绝对强势的对峙，而70后或者80后，依然是集团思维，是集体荣耀的幻觉，尽管身处其中的每个人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从权力争夺的结果上看，是团体操的人海战术赢得了一切，而非个人。这个个人有天才应该有的年轻，却没有出现天才应该有的作品。而无数一厢情愿向王朔致敬的年轻人，不小心吞服大众赠与的蒙汗药，与真正的“美人”永远地失之交臂。
       另一种陈腐非常年轻地出现了，或者是一出生，就陈腐不堪，新权贵——市场的宠儿，用新的交易原则替换旧的交易原则——比如文学体制及其机构，在名利场的聚光灯下，新与旧原来息息相通，权贵与权贵的争斗，只不过是有限利益的再次分配，并没有为这个世界增添什么。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市场天然地具有某种优选机制，但在文学生产中，这样的机制是如此周转不灵，不论从思想史，还是从文学史来看，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优异的作品很少能够同步于市场（发行量）的筛选，而人类的喜好和他们的热情，或者判断力的觉醒，对于创作者来说，更多的时候，只能是令人心碎的迟到的馈赠。
       在文化精英维度被踩在脚下的今天，所谓的老少冲突、新旧冲突更加可疑。当互联网成为新民俗，名人博客如春节晚会般面目可憎的时候，所谓宽容、所谓理解，不过是一面残破的白旗。
       主流/非主流：权力幻想的自动装置
       名女人洪晃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公司里，同事都把她看成另类，她自个儿一想，不对呀，一个博客点击率上千万的人，多主流啊。此刻的主流，是字面意思，就像一条河有没有规模，看它的水流量呀。一种数字上的暗示，比如，当一家杂志号称自己是主流媒体的时候，一般对外谎报自己的发行量，发行量越高越主流，当然对广告商得谦虚点，因为广告商有去调查的执行力，这时候，主流发行量得换一种说法，我们杂志读者是主流人群，这意味着，你的广告回报率很高哦。
       主流已经被权力幻想弄得面目全非，主流的指标在当今大概只有两条：富与贵。富是财富指标，贵是声望指标，那么社会的主流价值就是富贵。名利双收是每一个正常人的幻想，幻想是时代主题的症候，每个时代都有主流幻想，但其内在的连续性表现为：大家公认的，受到大多数人拥护和秉持的基本价值。让高雅的继续高雅，粗俗的继续粗俗，严肃的归严肃，娱乐的归娱乐，另类的归另类，传统的归传统，大家共存于一个社会。
       但更多的时候，价值突变往往被误读成价值多元，比如精英一头扎进大众的怀抱，这是价值突变，或者价值灾变的结果，或者曾经的另类一夜之间主流起来，成了富贵象征，作为时代精神错乱的症状，主流就像社会意识流一样，时间链条被斩断，纷纷扰扰，支离破碎。在一地残渣的价值空间里，去提取主流，建构所谓的社会理性，这本身就显得无比疯狂。
       最基本的主流价值，对于个人来说，应该像一粒安神丸，保持相对的安静感，抵御震荡与颠簸。当主流症状像洪水袭来的时候，这安静就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疯狂。非主流的选择往往是主流根基，正在向精神内部跋涉时的沉着与坚定。
       在事物外部，主流/非主流如影随形，这精微的权力装置，将两者高度符号化，他们彼此证伪，相互揣度，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在权力的谜团中，主流正是非主流的梦想，而非主流正是主流的方向，尽管相互仇恨，但彼此又那么的依依不舍。二者的冲突看起来，是一次用力过猛的拥抱，窒息还不是最恐怖的事情，更令人恐怖的是，我的心底潜伏着对目前位置的厌弃，主流的会失去继续主流的欲望，而非主流或许更早就厌烦了成为非主流的状况。各自的白日梦就会上演，这是比现实更加真实的存在。这就是大家常见的——成功人士扮另类，非主流人士搭乘主流快车，能写字的人都出书，艺术片导演去弄商业片等等文化景观。
       理性作为经典自由主义的姿态，在文化表达上其实是一种巧妙的划界行为，文化批评家齐泽克用一句口头语来形容，就是——你呆在那儿，别过来，我根本不想搭理你。立场之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理性才能获得某种形式感。但目前的局面却是，人都像疯了一样，四处客串，赢者通吃，在貌似清楚的主流/非主流之间，精英们落英缤纷，另类们突然“乖巧”，理性的划界，就成了痴人说梦。
       保守/激进：常识的贫困
       诗人马拉美曾说：“我就是我的香烟”，这个“我”朝向虚无，拒绝方向，这时候，燃烧作为一种否定力量，正在演绎有关“自毁”的心理剧。“禁烟”论者攻击的恰恰不是“烟”，而是他们难以忍受自毁式的否定性行为，并把自己编排在被动的“二手烟”受害者的位置，向吸烟者施加道德压力。“自毁”是每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倾向，但如果“自毁”从“自我”中剥离出来，成为“他者”——那些烟鬼，“自毁”就变得难以容忍。就是说我们内心的那些幽暗部分具体化以后，“吸烟者”就成了被诅咒的对象——死得更快。
       “幽暗”作为精神结构的常识（真实）一种，那么越是接近真实，就越激进。一种“反对自己的理论”，在保守力量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荒谬之极。正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吸烟的人总是多于吸烟的人、不熬夜的人总是多于熬夜的人，或者异性恋者以及结婚的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数字时代的“数字”正当性，就披上了常识的外衣，违反常识，必然就威胁了现存秩序。
       在一种开放的经验空间里，激进往往是最平常心的表现，是最基本的常识；反之，激进往往和批判相关。前不久，社会学家李银河因为公布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提案，受到猛烈的攻击，很多人认为这违背了1＋1=3的生殖原则。而异性恋历史有多悠久，同性恋历史就有多漫长。正如通奸是婚姻制度的影子一样，那些沉默的或者微弱的事物，其坚固的程度并不亚于宏大与洪亮的存在。
       激进作为不合规矩的知识，就像生命整体的隐私一样，在互联网时代，曝光率越来越高。遭遇“恶心”，反而成了在线体验的最常态。“恶心”是常识贫困的最初症状，类似于一个人的“胃弱反应”，“恶心”在挑战个体理解力的极限。
       有时候激进和保守的交锋显得迂回而曲折，在线恶心的活报剧就是“芙蓉姐姐”，是以过量的常识制造了公众的恶心。芙蓉完全以极端世俗的男权的标准——S形，来描绘自己的美貌。有时候，一种常识的偏执狂，或者一旦某种意识形态极端化，就会走向其对立面，成为常识和某种意识形态的反动，极端的“保守”就成了一种具有破坏力的激进。正是“芙蓉话语”让我们逼近了美的真实内核，男人们普遍持有的关于“女性之美”的幻觉彻底破产，既然“女性之美”是话语建构的产物，那么最美的就有可能成为最“恶心”的了。
       另一种激进则属于“正面强攻”，比如，最近上映的女权主义电影《无穷动》，“恶心”是大多数男性观众的第一反应，因为他们不能忍受没有“美女”的银屏。这些保守的“观看者”，其“凝视”目光被女导演粗暴地阉割，或者说在电影阉割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之前，男性观看者已经提前阉割了自己审美的广度与深度，被单一的“观看”标准所劫持。
       激进在我们的社会，往往是常识贫困的影子。这些幽灵般的事物得以显形的条件，正是保守的理论机器进行自我检验的时刻。
       没有“敌人”的文化是没有尊严的。如果缺乏相对的严肃性，解放的不是创造力，而是以粗鄙来抵换先锋的敏锐。尽管大众文化以其强劲的自发性，以“民享”与“民有”的态势，让几乎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轻松”的过剩与过去“紧张”的过剩同样愚蠢。如今，“精英”和“主流”是以反面角色，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其中牵涉到很多复杂的因素。尤其“文化精英”，被刻写在腐败的学术制度之中，成了制度丑闻的主角，精英被学术（文化）身份的概念所偷换。当代文化所匮乏的恰恰是精英以及精英文化，他们被政治逻辑和商业逻辑的强横所劫持，精英成了真正的少数派，他们是强权与大众都讨厌的存在。单纯地攻击物质主义，是冒充精英的做法，因为攻击物质主义的假左派，私下里津津乐道的恰恰是他们的房子与车子。一味强调精神，也不是精英，是圣徒。精英也不是站在麦克风后面的那个人，真正的精英是时代的陌生人，在自由意志的深渊旁，作出决断的人，并隐没在人群之中，对大众文化发出赞美与诅咒的声音。
       在我们的语境中，民众的“自娱自乐”有政治抵抗的意味。但是，如果更多的时候，与垃圾共舞，与低劣同乐，显然不仅会销蚀我们的抵抗力，反而像致幻剂，让真正的痛苦暂时休克，造成痛苦的绝对罪恶并不会因为痛苦的休克而消失。大众文化恰恰以取悦的名义，在效果上，是清洗大脑与帮助遗忘的诡计，这时候，绝对麻木就成了绝对罪恶的帮凶。商业、控制、自主选择、资本冲动、压迫、狂欢、偶像、精神依托、情感释放、抵抗、服从已经奇怪地交织在大众文化之中，这让我想起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家帕格里亚所说过的一句话：“回到基本的需求，让我们重新开始，找一把大扫帚……”。
       张念，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心理气候》、《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持不同性见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