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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1月5日
       早上到秀英医院找王惠民。王惠民原来是琼崖纵队海府特委组织部长，解放初当海口市卫生局长，犯了什么地方主义错误，就到秀英医院来当院长，秀英医院是麻疯医院。
       他对我说，你爸爸没有离家干革命，是组织的安排，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他和国民党军的中上层军官关系都好，能弄到情报、密码、军事地图，还能进行策反工作。你爸爸是经济学家、大学教授、银行行长，你父亲上山，他能干什么？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在海口工作比山上危险。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你爸爸出事，是因为他写给我们的一个情报被窃，是你们梅州老乡干的，你爸爸把这个纸条拧成一根牙签的样子，放到上衣口袋里。你爸爸发现情报丢失了，报告了我们，我们立即让他上山，你爸爸没有自己跑，他安排别人上山，自己被捕了，这事你妈妈知道。
       我告诉他，我1973年就开始为父亲平反的事奔跑了，可是没办成。他很气愤，他说，这次一定行。他还说，1973年郊委老杨找过他，老杨也说，这很不合理，应该给予解决。
       下午去找王建民。王建民是琼崖纵队海府特委书记，解放初当海口市长，“文革”时被打倒了。我记得那天在海口工人文化宫开万人批斗大会，王建民就被两个苛（荷）枪的军人押在东湖边。母亲和其他四类份(分)子去做苦力回来，我骑单车接她，我们看到了王建民。母亲说，她有十多年没见王了，让我把车转回去，她要再看他一眼。王建民坐在地上，脚上厚厚地缠着绷带。母亲有经验，她说一定是批斗时被人从台上推下来跌伤的。母亲说，可怜他也受这个苦。我不高兴，说，他为什么不能受这个苦？母亲说，他是市长啊。母亲已经承认自己的贱民身份。我更不高兴，我说，那时候他是市长，他出来说一句话，我们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见了王建民，第一句就问他，为什么解放时不给我们评烈士？他显然的很不高兴，他说，我不知道，我当时出差去了。过了一会他又说，你不能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不是也被打倒了吗？我有点后悔问他这个问题。
       王建民要我讲了父亲被捕经过。他说，他别的事情不知道，但参加革命和牺牲他是可以证明的。他说，不能因为有过剥削就抹杀了他的贡献。他再三问有谁看见母亲挖掘父亲的尸体，说要有人证明才好。我说这有什么好证明的，王惠民告诉我，亲手杀死父亲的人已经抓到，是王惠民亲自审问的。王建民记起来了，他说，是，是，那个人是罗虎人，我们把他镇压了。他说，你爸如果叛变革命，会连累许多人；你爸被捕后党组织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坏，说明你父亲是经得起考验的。
       最后他问我来这里的目的。我说，请教。他说，从1973年以来，你说的老杨从没找过我。你还得去找他，要向上级打报告。
       11月6日
       老杨是郊委的民政员，1973年给父亲平反时认识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政府干部。他调查父亲的事非常认真，他还弄到了父亲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的证明。
       他见了我，一直笑脸相待，他说，以前领导解决过，不行。主要是不脱产的问题。我把昨天王建民的话告诉他，他说真话了，他说，你爸为解放海南立了功，是够烈士条件的，只是遇到剥削问题我搞不下。我说，我能理解的。
       那次平反，最后我与老杨吵了一架。那天下午他告诉我，你爸的事不行了，你爸吃鸡吃鸭，大鱼大肉，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我一听就与他吵起来，引来许多郊委干部，他们把我团团围住，大声地吼叫，说我右倾翻案，想变天了，并吆喝找绳子捆绑我。我不知自己是怎样回到家中的。我怕见到母亲失望的脸。我们不是想给父亲找回荣誉，也不是想我们脸上有光，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想能顺当一点地活下去。回家把结果告诉母亲，她哭了，说，以后咱们做了就吃了。她的意思是我们只能像畜牲一样活着了。
       最后，老杨说，他会把材料向业务部门送。他说，你们以后不要提申诉与昭雪了，只要求追认烈士即可。老杨说的业务部门指的是海口市民政局。
       11月7日
       到海南行政区民政局，见了郑同志，他说，问题仍转海口处理，他同意我换文件，把申诉换成追认。他要我自己把文件拿到海口市民政局。他说，你们的要求很难批。如不批，会向我们作说明。下午，接到新华区关于让伦哥回城的决定。伦哥是1971年被以疏散的名义被强迫下乡的，一个人在大山里，精神已经崩溃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决定为父亲申诉的。我们不是要好听的，我们是要活命。决定上说伦哥被疏散是“因其父被我政府镇压”。我大吃一惊。以前说父亲是国民党、是南霸天、是汉奸，逃亡台湾，都是口头说的，从来没有政府文件。这次好了，我决定利用这个文件。
       11月20日
       到市民政局见了某副局长。他向我解释了1976年威胁母亲的事，那时他对母亲吆喝说，你再翻案，就把你吊起来！他说，当时并没有群众反对，我只是向老杨打听，老杨说你父亲并不是真正参加革命，而是不满国民党，同情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只是买卖关系；国民党杀你父亲是狗咬狗的事，所以我才那样说。他又说，现在这件事很难办，解放以来运动那么多，为什么你们不解决？王建民当市长时为什么不解决？现在要他们解决，困难很大。
       我把新华区的决定给他看。他说，这事要新华区落实，说不定你父就是被我们政府枪毙的呢。我们很重视你们的事，这事已经停办了，你要去市委落实办和新华区追问这个事。最后他说，你们家的事太嗦。你们家庭成份太差，说话没人要听你们的。
       11月23日
       上午到新华区，找一位姓苏的同志。他说他们工作不过细，可能出错了。我极力向他解释了三十年来得不到昭雪的事。他一直问我，你母亲在1963 年给派出所的人讲什么来着？最后他拿出一张从派出所母亲材料中录出的文字，内容如下：我丈夫（郑任良）因藏温明剑、枪支在家及压炸（榨）人民，被人民政府镇压。下面注明薛如越代笔，廖瑞珍口述。
       苏同志很不高兴，说，你们对自己的事不负责。我说，这是诬陷。
       我们家在被诬陷中过了三十年。以前公社的治保主任就经常让伦哥承认父亲逃亡台湾。哥哥缄默不语，他就抽出手枪要枪毙他，他总是用枪柄砸伦哥的头，把伦哥的头砸得像大芋头上长满小芋头一样。其实治保主任是知道父亲被国民党杀害的，可是他偏偏要这样做。权力在一些人的手中，只是他们找吃的饭碗，吃饱了又变成取乐的工具。
       治保主任是一个极坏的人。当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他吓坏了，把枪往办公室墙上一挂，跑了。后来被撤职，他到处哭哭啼啼，又官复原职。这事在我们这一带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他照样神气。
       回到家把事情说给母亲，母亲说，她不认识薛如越这个人，她记得派出所有一个姓薛的人。温明剑确有其人，我曾经听母亲说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
       12月26日
       送证明到新华区。证明是军管会在1950年开给母亲的，全文是：本屋主人郑任良先生是我地下工作者，因泄密惨遭国反杀害，希各军警民众爱敬其遗族。从来没有人爱敬过我们。奇怪的是不管多野蛮的人，都不敢把它撕毁。更奇的一件事是，一次发大水，我们住的茅屋墙壁被水冲垮，母亲站在桌子上，看见装着证明的箱子被水冲着向西漂去，可是洪水退后，却发现这个箱子竟然靠在房子东边的门柱旁。这事给了母亲莫大的鼓舞，母亲认为这是天意，我们家不会败得彻底。
       老苏和另一个人商量了一会，他们不敢收这样重要的文件，老苏说，这是人家的政治生命。他又说，你父亲不是人民政府杀的，是肯定的了，现在要证实是被国民党杀的。他们做什么都要看证明，任何证明他们都不信。我问他们有否去找过王惠民和王建民，他们说，他们难找，有时找得到有时找不到。这样说很奇怪，其实他们没有去找。
       最后我问老苏，薛如越是什么人？老苏不高兴，他说，你不要追究这些事。
       1979年1月19日
       到市落实办，见了老蒙，他说了以下几点：
       一、 父亲同情革命、支持革命、为革命做了一些工作，是解放前被国民党军警杀害的。
       二、 问题还得由市民政局解决，民政局没有给他们多少材料，只有一点点。如果我们要求，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材料给民政局一份。
       三、 地主成份(分)是那（哪）里定的，就由那（哪）里改，他们不管这个事情。父亲的事与母亲没有关系，你父亲出来参加革命，你母亲在家里剥削。
       四、 父亲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没提出来，或者提出来没人帮助解决，政府没有过错。
       2月2日
       早到市民政局，见了某主任和某科长。这两个人是真正解决我们事情的人了。某主任和我谈了几句话，还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微笑。他说，市落实办已经弄清你父亲的问题。我们还没讨论。我要求他快些，他望着某科长笑了笑，虽然是笑，却叫我毛骨耸（悚）然。某科长说，还得省里批呢。我说，你们这里办快点嘛！觉得他们很不痛快，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理。
       随后到落实办，找不到蒙，见了一个姓骆的科长。和他作了以下的对话：
       我父亲郑任良的事怎样了？
       还没有讨论。
       哪里讨论？
       市委。
       不是民政局吗？
       不是。
       他们说他们讨论的！
       由市委。
       市委哪一级？
       常委，常委讨论。你父亲的事弄清楚了。
       我们想尽快办妥……
       得常委讨论。
       ……
       骆科长的话说得很肯定，不知他们的话谁的是真的，谁的是假的？是不是得由市民政局研究作出意见，再由市委决定呢？只能听天由命了。
       随后到郊委见老杨，老杨说，审批烈士的手续，他个人认为应是这样：市民政局用市委名义上报省，同时抄送海南行政区。海南行政区没权批。
       2月19日
       见了某主任和某科长，态度都很冷淡，他们见我又相视而笑，又叫我毛骨耸（悚）然。我问某主任报告送上去没有？他说送了。问是不是前几天送的？他说是。问他是送省里还是送海南，他不高兴了，说，以后怎样才告诉你。看样子市委还没讨论，我去多了他们不高兴。我样子长得不好，像讨饭的一样。
       4月18日
       早到市民政局，某主任和某科长都在，他们今天较为热情，一开口就说，等省里批。他们说，报告已在二月份送海南，由海南送省里。问他们海南送出去没有，他们说可能送了。告别的时候，某科长突然问我在哪个单位工作，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他们自我感觉很好，他们一点不知道，我一点也看不起他们，做人得有点良心，没有良心，他们凭什么让我看得起呢！
       5月3日
       到海南行政区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市民政局来的函已经处理，送区革委会批准，由区革委会送省党委。区革委会有否往上送，他不知道。事情难办了，区革委会这么大，我到哪儿去打听呢？
       6月27日
       到海南民政局，一位姓郑的人说，已经送区革委会，二秘管的，你去看看也好。他们没处理过这样的事，不知他们怎么样。早上两次到二秘，都没有找到那位姓史的人。
       下午又到二秘，老史很认真，他查了登记本，没有有关父亲的材料。他说这东西都得经过他整理，用打字机打好文件才往上送，没有他不知道的道理。他说他一点印象都没有。登记本是从3月底开始的，以前的由保密室处理。又到保密室查了，还是没有。他们说他们不管这个，他们只收上级来的文件，以及下级上报的文件，为的是盖章。看来父亲的材料不知上哪去了！只得从海口民政局找起。
       7月2日
       今天终于找到某科长，告诉他文件丢失，他极不高兴，不同意说是不见了，责怪我不应产生怀疑。他说要问海南民政局的老文才清楚。
       到海南民政局，找不到老文。到二秘，他们仍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7月5日
       终于在海南民政局找到老文。老文说，海口局的报告是送到海南区革委会的，革委会把报告送梁书记，梁书记批转海南民政局作意见，然后再送回给他。海南局的几个局长经讨论研究，已经作出追认烈士的决定，并且已经送回梁书记。送回时间老文说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登记。
       他告诉我，以后的审批路线如下：如海南革委会不批，将直接打回海口；如批准，将送广东省委。省委批下来后，连烈士证书一起寄回海南民政局。
       7月18日
       到市民政局见了某副局长，他说，文件是以海口市委的名义发出的。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不能催首长办事。他建议我给梁书记写信。其实，我已经给梁写信了。写信是没用的，他这么大的官，我怎能见到他呢？
       7月31日
       早上到海南民政局，说我想找梁书记。老文很高兴，说应该去找他，他指给我看梁的房子，就在民政局的前边。梁书记的家很乱，他很老了，显得糊糊涂涂，说这是民政局管的事怎么会送给他；又说，海口市委讨论了就行了，他怎么会管这事。我告诉他，他曾在这个文件上批字，让海南民政局作出意见再送回他时，他才想起来了，说有这回事。他又说，他会查一查。走时，我说，希望他找一找。他说，叫他们找。不知他说的他们是谁。不知道会不会他不懂得业务，把文件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比如送回海口市委。
       我觉得很失望、很累。不知道我这样左冲右突为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乞求他们承认父亲是烈士？是烈士又怎样呢？我们一家还是我们一家！可是不评烈士是不行的，我们一家还在经受多少耻辱啊！伦哥从乡下回来，没有职业，那些游民躲在我们的茅屋里赌钱，会抽一点水给他，他不想接这样的钱，但他接下了；又怕警察来捉，就在田埂上走来走去放哨，他真的无所适从，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母亲最怕的事是他云游街头喃喃自语，那样我们家就彻底丢丑了。为了哥哥和母亲，无论如何，我都得把这事办下去。
       从梁书记处出来，我到海南民政局，找不到人，又回到市局。某科长说，这不关他们的事。我说这不在于什么责任，只要把文件找回来就好。他坚持说是海南局的责任，他们没办法，并且说问题大了。
       8月6日
       到海南民政局，老文说，他找了收发室的人，收发室说他们有文件一定会送去的，因此是送去了。他暗示我再去找梁书记。
       梁书记一见我反应十分快，立刻站起来，走到大厅说，你的材料找不到，连个信皮都没有，不在我这里。他说我写的信他收到了，已转到了民政局。又说，这事本来就不是他管的。
       我到海南民政局，老文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不会不见的，一定在谁那里了。他说，这么长的文件，首长不会看的，一定是哪位秘书看了。下一步怎样查，他说不出个眉目来。转而，他与其他同志大谈文件出错的先例，十分好笑，哈哈大笑起来。最后他又让我到二秘去问问。
       二秘老史见我就发火，说，这事与我毫无相干，为什么老来找我？还说，岂有此理！看见我为难，他说，是民政局在骗你，是他们没有批，乱说来搪塞的。
       我相信，民政局没有骗我。和这些人打交道，犹如落入烂泥塘中。我知道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好日子，这不妨碍我做一个优秀的人。
       8月13日
       早上到海南民政局，老文开口就说，找到了。他说是梁书记来找了他们，问起报告的事，他们对他说了，他回去再找，终于在自己家里找到了，他说，如果我见了，我早批了。我最后一次找梁书记是8 月6日，可能他第二天就去找海南民政局了，因为报告已在8月11日完成海南的一切手续送往省委了。
       老文叫我再去二秘催他们，说是别再压了。我走到二秘，他们说已经送省里了。到保密室看看，一男人说，二秘把文件标题弄错，退回去重打了。又到二秘询问，二秘的说，是把革委会办公室写成党委办公室，已改过来，再送上去了。再回到保密室，见另一个女人，她说已在8月11日送出去了。
       9月15日
       邻居来公司叫我，有一位军人来家，母亲叫我赶快回去。一位军人站在我们家茅屋前，他见了我有点尴尬。过后我知道他是为我们的处境尴尬。我们的茅屋是1967年母亲被遣送回乡时，我和伦哥自己搭建的，十多年，已全部朽坏了，茅草下边塞进塑料纸，用于挡雨水，五颜六色，就像老鼠窝一样。他想不到我们家破败成这个样子。
       军人是海南军区马白山司令的秘书，马司令以前是琼纵副司令，近日整理旧文件，准备写回忆录，想起父亲，叫他来打听看看。秘书说发展父亲参加革命，是琼纵对海府特委的指示；父亲被捕，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肯透露党的一点秘密，马司令十分敬佩。我有点奇怪，问马司令怎么知道？他说，当时，琼纵司令部也有人被捕关在狱中。他要了父亲的一些生平材料，走时，他对我说，他可以安排我们见见马司令。我对他说，我有事会去找他。他走时，再三回头看我们的破茅房。我想，他今天该懂得什么叫牺牲了。
       我问母亲，可以见到马白山，见不见？母亲说，要见你去见；我又不会哭，到时他捡一些糖果饼干让我带回来，你们又骂我。
       10月27日
       到海口民政局，他们说，烈士证书昨天刚到。他们把证书递给我。证书是还没开封的，卷成一个圆筒，我撕开了，里面掉下一张信笺，是广东省民政厅的一份指示，内容是：一、因不知烈士妻子姓名，烈士家属负责人一栏未填写，请海口局填上；二、关于烈士的褒扬工作。因烈士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他的工作不为群众所了解，三十年把他当作敌人对待是错误的，现在要认真、彻底做好消除误会的工作。
       母亲的名字是由一位办事员填上的。某副局长在一旁看着。我向他们提供了我们兄弟及姐姐的工作单位，让他们给各单位发函，通知我们的父亲已被追认为烈士的事宜。这事可能对康哥影响最大。因为父亲的事，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当了右派，后来又因成立什么集团，恶毒攻击什么什么，和辉哥一起被判了刑，辉哥六年，他十年。辉哥入狱的第二年就死了，康哥坐足了十年，去年才出的狱。他们俩虽然获得了平反，康哥也回了东北林学院教书，但康哥对父亲能否被追认为烈士抱着怀疑态度。正是非常希望，他才怀着怀疑。
       向某副局长提出开父亲的追悼会。他不同意。其实我们不想开什么追悼会，我们家没一个愿意开这样的会。但我得提出来。
       我提出抚恤金的事。林说要请示海南民政局，看补不补，按现在还是以前的标准补。我们也不会要他们的抚恤金，他们也不会给我们，但我得提。他们最好干脆说不给。这样我们好放心了。
       最后我提出给父亲迁葬一事。父亲死后，母亲已经把父亲挖起来五次了。无论父亲埋在那里，他们都不让，母亲只好把父亲的尸骨搬来搬去。最后是搬回家中，放在母亲床头不足三米地方。母亲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个女人，父亲给她带来这么深重的灾难，她却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中保护他无用的尸骨。她把父亲的骨头装进一个长的陶瓮，又用一个浅的陶盆扣住，就这样搬来搬去，藏来藏去，最后藏到家中。
       某副局长说，这事你和某科长说，他管的。他又说，现在烈士陵园正在整顿，不埋人。这事我知道，烈士陵园里埋了好些走后门进去的干部，墓碑做得比烈士的还高。
       回到家，母亲很高兴，一副讨好我的样子。母亲总是讨好我们的。母亲说要把烈士证挂起来。我说得做一个镜框。我们这个房子，哪有地方挂镜框呢。我们原来住的房子被没收了，现在当着某厂的幼儿园，能把原来的房子要回来，是最好的。与母亲商量了这个事，我们都觉得没有信心。
       伦哥回来，我告诉他烈士证的事，我以为他会抻开看一看，他不看。一会渠哥也回来了，他更不看了，气呼呼的样子，他一天到晚都是气呼呼的。我们四人坐着，对这事不说一句话。母亲对家里现状非常满意：渠哥在市政公司开汽车，我在公共汽车上卖车票；伦哥顶母亲的职，到合作商店上班，每人都有一份工资。这是很多岐(歧)视我们的人做不到的。我们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社会的美德与责任感自古藏在江湖，不在庙堂。
       母亲很安静。母亲是在父亲当银行行长时嫁父亲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的一切都可以用异常来说明。她的身体素质异常优秀，她的天资异常聪慧，她的意志异常坚强，她的心地非常善良……她长年累月被人像打狗一样地打；她还是儿女们心烦时的发泄对象，特别是渠哥，骂起她来，劈头盖脸，我也是常常骂她的。命运对她不公，但她的脸容照样开朗，她的眼晴照样清澈；她六十多岁了还是眉目清秀。我们兄弟就不行了，我们低声下气，萎萎缩缩，脸上带着浓重的晦气，像一只只生了癣的老鼠。如果有人指着我们对别人说，这个人的父亲是银行行长，听话的人都要笑起来。
       10月28日
       办公室里人很多，某科长正在骂一些为什么事涌进来的小贩。我对他说了我母亲曾五次挖起父亲骨殖的事，他越听越不高兴，干脆就瞪着眼：你要什么，你快说。我说，我父亲的骨头藏在家里是不正常的，我们要求葬到烈士陵园去。他说，这是不能讨论的，国家号召火葬，你不能刚评上烈属，就破坏国家政策。我犹如挨了一棒，头有点晕了，我说，我父亲牺牲了这么多年，我们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我父亲为国牺牲了，政府把我们的房子没收，把我们扫地出门……他打断我说，烈士是现在才评的，证书昨天才到；以前你爸不是烈士，群众那样对待你们是正确的……
       我心中的血涌起来，我真想操起桌上的墨水瓶朝他的脸砸去，可是我不敢，我的血迅速冷却，心中只有无望的悲哀，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就在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个社论，严厉批判的正是他的这种把历史割开来的观点，他不会没学过；而且他竟敢当着他的全体同事说这样的话，自有他的道理。国家的权力总是轻而易举地变为个人权力，这种权力是源源不断的，所以他们一点也不珍惜。他这样说话是在取乐，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免得我狮子大开口，不停地提要求。我想起昨天省民政厅的那张纸条，我要继续上访，我一定弄赢他。可是我赢他干什么？他们既不讲真实和现实，也不讲逻辑，更没有真理和理想。人生是拒绝耻辱的。我们家人是不会为一些小利钻进耻辱的狗窝里的。
       我准备离开，呐呐说道，那，你们是不准备做任何事情了？
       他说，火葬，你们什么时候要烧，告诉我们！
       我发现他的两眼闪闪发亮，我灵机一动，问，费用怎样解决？
       他说，你们一半，我们一半！
       我站起来，我觉得自己非常雄伟高大，我慢慢走出办公室。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
       回到家，我把事情的结果告诉母亲。母亲愣愣地看着我，她显然不大相信。可是她很快把态度转回来，安慰我说，我就知道他们不会把房子还给我们的，他们不会那么好心。你们辉哥平反补发的钱还在，我们自己建一间水泥房子。你爸爸不迁也好，在家里，逢年过节，我要拜他也容易啊！
       她像昨天一样，飞快地点了几根香，蹲在父亲的墓前，喃喃诉说。几十年来，我第一次知道，母亲和父亲是说粤语的，她告诉父亲，政府不让迁走你了，你安心呆着，我要给你烧香也方便。她一再要求父亲，要保护儿女们……他都保护不了自己还保护别人！我突然生起气来，走开。
       
       11月3日
       下午，到派出所，我想让他们在我们家户口的家庭成分旁，注上烈属两个字。
       小时我最怕夜里查户口。母亲总是很为难：她笑，他们就说她嘻皮笑脸，想拉拢干部；她沉着脸，他们就会说她抗拒改造；她把头埋下，他们就说她以沉默表示反抗……那些人总是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更大的恐慌。比如台风、洪水过后，他们总是要来看看我们有没有乱说乱动。母亲刚刚把倒塌的茅屋扶好，就上菜地去。我们种了韭菜，台风把韭菜打烂了，她要把烂韭菜割掉，让它们快快长出新芽来，她的儿女要吃的。我很小，就要帮母亲看铺子。那些人来了，他们吆喝着，不赶快把你妈找出来，我们见了一绳子就牵走。我吓哭了，一路跑去叫妈妈，回来的时候，我扯着妈妈的衣襟。我小时很怕死，我知道，我妈妈被捉走，我就要死了。
       女工作人员正在骂一个老女人。工作人员把老女人儿子的户口迁移证弄丢了，她在教训老女人，老女人起初还理直气壮，最后只好哀求，工作人员一点不让，说要登报，要回原籍重办。这老女人叫陈嫂，和我们同一个村子的，历来是一个批斗会上的积极分子。她的儿子和我是同学，我到过他们家，她不高兴，当面骂我地主崽崽。我知道她儿子到了昌江的石碌铁矿，不知为什么要把户口迁回来。她哭着离开派出所。
       女工作人员正在气头上，她对我吆喝道，你要我写什么？我写！你说，写在什么地方？你来看看，有没有我写的地方！她把我的烈士证还有户口本一把扔出柜台来。
       我弯腰拣起烈士证和户口本，我突然觉得非常的轻松，我知道，有关这件事情，从此全部结束。
       补充说明： 父亲郑任良在1979年被追认烈士后，他的遗骨在我母亲床边又放了十五年，是他的遗骨在一个地点存放的最长时间。1994年，新任的海口市民政局局长张安东知道了这事，他发了脾气，让有关人员说明郑任良不能进入烈士陵园的理由。三天后，我得到了准许父亲遗骨迁葬烈士陵园的通知。父亲的遗骨第六次迁移，安葬在海口金牛岭烈士陵园。我有必要说明的是，那个陵墓是我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
       1984年，马白山将军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浴血天涯》，书中他这样评价我父亲：他被捕后，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尽管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百般摧残，但他始终不肯向敌人吐露半句真言，最后惨遭敌人杀害。他牺牲时虽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的英勇行动，却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气节。（《浴血天涯》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第159页）
       日记写作者：郑国琳，作家，现居海口。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