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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天涯》前一段关于乡村文化的一些讨论，有些想法。
       保证乡村文化得以延续和存在的无非是两个因素，一是维系社会和谐共存和经济正常运转的信用体系，一是社会共同遵守的日常伦理体系。然而，这两个体系早在1947年迅猛推进的土改运动中就被完全彻底地打破了，颠覆了。
       首先是阶级斗争观念大踏步进入乡村社会，导致民间日常伦理体系彻底坍塌。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传统荣辱观、是非观的颠覆。阶级划分本是为了重新确立乡村的社会秩序，而阶级划分的标准又是以“劳力标准”为准则的，它最后形成的新的荣辱观就是，在谋生的过程中，使用的肢体越靠下越光荣，越靠上越卑贱，使用的体力越多越高贵，反之则越低下。这样的观念之下，能产生出怎样的乡村文化？
       日常伦理的最后坍塌，导致了乡村文化的粗鄙化。意识形态化的同时，还带来一个延续至今的恶果，那就是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鄙夷抵制。陈志华教授在考察乡村古村落的时候，发现一个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角色，那就是“乡村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在过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大致由三类人组成，一是归乡的退职官员，一是广有资财的商帮掌柜和伙计组成的商人群体，一是乡村塾师和民国兴起的现代教育学校的教员。但是，从土改运动开始的历次运动，都或多或少地清洗了乡村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影响，乡村文化的衰落步伐与乡村知识分子退出乡村社会的步伐是一致的。
       有一次，我碰见一个昔日高中同学。一个高中毕业生，在以初中生为主体的乡村知识分子中当然是凤毛麟角，但是，我见到他的时候非常吃惊，一来，他的日子并不比其他人过得更好一些，二来，二十年的风霜岁月居然将一个四十刚出头的人磨损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跟他父亲站在一起，别人以为是弟兄两个。他在村里的权贵面前一副胁肩谄笑的样子让人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村里干部对他的评价是：是一个会刨闹日月的好农民。十年寒窗苦读，国家花那么大力气，最后就培养出这样一个“会刨闹日月”的好农民来。好的证据是什么？是“不生事，不出乖，不给领导找麻烦，农活样样好，老实本份”。
       农村里对知识分子那种赤裸裸的排拒常常溢于言表，比如，“烧得纸多，引得鬼多，念得书多，嚼得蛆多”，比如，“锁子铁，断关针，下乡干部中学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一方面，乡村的尊师重教，希望子弟们一朝考中，出人头地，另一方面，对回乡的知识分子却深恶痛绝。固然，这反映出我们教育体制和教育功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这种态度显然由来有自。遭受人生挫折的那些乡村知识分子本来已经承受着心理上巨大的压力，严酷的生存和舆论环境又怎么能不让他们对农村、对土地产生逃离的愿望呢？这也是农村青年大批外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国家的户口和人事制度又完全将知识分子和农村割裂开来。举个例子，先抛开你是否有这个愿望不说，假设某教授想到某一个村当村长或村支书，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你的身份问题，你是城市户口而非农村户口，绝不可能让你重新回去，这是刀割水清的事情。第二，你是国家干部，这就涉及到一个级别问题，还得一级一级审批，这是个程序问题。诚然，现在各种手续好像有些松动，可问题是，在一个以劳力标准决定社会地位高下的农业社区，你去了能有什么作为？
       其次，以阶级划分手段为先导，阶级斗争观念的教化又使得一个阶级从财产到各种权利的剥夺有了强有力的道德依据和法理依据，导致乡村社会信用体系彻底崩溃。多年以来，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代人，几乎在连篇累牍的阶级斗争控诉声中成长起来，以为旧社会的地主阶级个个都青面獠牙蛇蝎心肠人面兽心，刘文彩兮黄世仁，穆仁治兮南霸天，死一千遍都不觉解恨。后来我发现，所有的那些耳熟能详的阶级斗争故事，几乎都是在1962年到1964年被创作、被打磨成形的，显然，这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的产物。后来，看到成千上万的农民将堆积如山的地契、房契及各种借贷契约在土改运动的热潮中付之一炬的照片资料，顿时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和担心，别人的财产可以轻而易举探囊取物般一夜之间据为已有，借钱可以不还这样天下掉馅饼的好事成了实实在在的事实，这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波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土改运动和1949年之后的若干次运动，一方面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一方面，维系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在技术层面被完全推翻了，信用危机、信任危机从此弥漫开来。
       直到今天，乡村社会仍然在品尝着信用体系崩塌的苦果。可怜巴巴的农民工苦干一年讨不到应得的酬劳，欠债的却腰缠万贯理直气壮，顺藤摸瓜，最后奇异而不情愿地发现，最终的欠债户并不是那些老板经理董事长，居然是一级一级政府机构。
       “三农问题”的提出，是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巨大进步的一种体现，因为，在此之前所有于农村社会的设计与规划，都带着浓厚的“平均”和“均贫”色彩。“三农问题”的提出，则基于“均富”的设计理念，它呼唤全社会尊重农民，为农民讨得平等的发展机会，正因为如此，“三农问题”甫一提出就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应。但是，“三农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越来越讨论成了一个假问题，越来越发现，“三农问题”跟城市出现的诸多问题纠缠不清地联系在一起，“三农”之“农”已经远远不能涵盖乡村社会整体沉沦和失范的现状。
       王晓明教授等从文化角度审视“三农问题”的启示在于，“三农问题”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农村文化的凋敝，应该是乡村民间社会式微的必然结果。我们在讨论农村的时候，总将农村与城市作为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文化体系来作比较，抛过解放大军进城，工农干部接管城市这一段历史不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即便是上海、天津这样比较晚近的港口城市，都跟乡村，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城市与乡村，几乎是躯干上两个不同的肢体，互为影响成就了民间社会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从文化角度切入“三农问题”，必须将农村和城市纳入同一视野加以考察。当农村和城市纳入同一视野进行文化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并不存在一个谁殖民谁的问题，要出问题大家一起出问题，你那里感冒，我这里也打喷嚏，你那里发烧，我这里马上打摆子。你不能因为乡村学校教师教书不说普通话，不读文学名著就感到锥心刺骨，你不能因为农村女孩子染一染头发就左右不顺眼，你也不能因为农民没日没夜泡在肥皂剧剧情里就忧心忡忡，你更不能因为村里年轻人不会舞龙灯耍旱船唱民歌就痛心疾首地说文化生活不丰富了，这里头真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言，对于农民的现实利益和他们的精神世界来说，这些担心简直不可理喻。
       ——山西(编辑)鲁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