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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冲动
       考察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每次掀起的乡建浪潮，都成为社会结构、形态发生较大变化的前兆。
       五四运动中兴起的平民主义、人道主义是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北大教授钱理群说，“五四时期，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的觉醒。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三大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和农民的发现，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农民的发现，第一次使得身处小农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命运与农民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在《青年与农村》中，李大钊写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劳动阶层是农民……他们不解放，就是我们全体国民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苦痛；他们的愚昧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昧。”
       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相结合的声音由此产生。一个口号在整个二十世纪响彻了中国大地——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这一口号在1930年代知识分子下乡运动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开始产生分野：革命，抑或改良?
       改良的一派，被称为“乡村建设派”。
       1929年起，耶鲁大学回来的晏阳初博士开始接手河北定县一直在进行的乡村建设试验，
       晏阳初认为，农村问题的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愚(没有文化)、穷(贫穷)、弱(身体太弱)、私(自私)。为此，针对愚，他提出要搞平民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和艺术教育，他设想让受过平民教育的青年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对于贫，要搞生计教育，这就需要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此外农民要组织起来，办生产合作社，还要关注工业的发展；针对弱，他认为要进行卫生教育，核心就是要建立农村保健制度，保证农民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针对私，他主张民主教育，在家庭中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使每个公民都有公民常识、政治道德、现代民主观念，这样才能发展地方民主。这四大教育的核心就是人的教育和培养。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使得“ruralconstruction”，(乡村建设)成为国际显学，他个人也因此在1943年和爱因斯坦一起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之
       与此同时，梁漱溟在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他希望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新技术，来重建民族新文化。
       与晏阳初、梁漱溟同期的，还有陶行知在南京晓庄的“教育乡建”，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实业乡建”，以及由外来传教士柏格理及继任者在贵州石门坎的“宗教与科教乡建”等等。当其时，作为救民救国运动一部分的乡村建设，成为中外知识分子推动的非常流行的社会实践运动。据当时的统计，全国有六百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建了一千多个试验区。但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这些地区多被日军占领，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止。
       但是抗日战争所产生的全国大流亡反而给主张从根本制度上进行乡建的革命派以更大的空间。知识分子从大中小城市来到了穷乡僻壤，广泛地走近农民，对农民农村问题取得了进一步认识。这个时期，一是有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另外就是指导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不再是1930年代“启蒙与被启蒙”式的，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变成了受教育者。1942年到1945年，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农村开展了几个大运动：大众教育运动、减租减息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民主选举运动。这带来了边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全面的发展，也使共产党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不过，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还是在上世纪中叶。毛泽东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下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当这些知识青年真正到了农村以后，他们就与底层的中国农民有了接触，对中国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段经历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还带去了一部分知识和科技，对农村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到了“文革”后期，有一批知识青年聚合起来组成后来所谓的“民间思想村落”，思考中国的根本大问题，一定程度在思想和人才上酝酿了后来的改革开放。
       到了1980年代，随着知识青年回城，下乡运动基本上停下来了。再往后，虽然在政府的主导下，乡村建设继续推进，但如“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在其中是缺席的。这一局面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温铁军等学者建立被称为“后定县实验”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支持引导了一百二十个高校学生三农社团的成立与支农。
       这期间，还有更多零星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的乡建，包括茅于轼在山西龙水头村的小额信贷试验，高战在江苏沐阳官墩乡成立的农会，陈江华，王军华在济南殷家岭村成立的第一所农村社区学校，于建嵘在山东邹平开设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等等。
       (何忠洲)
       生态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
       《世界文学》2005年第六期刊文介绍了一个对环境运动影响极大的美国生态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他的作品直接导致了著名的环保组织“地球优先!”的诞生。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发表于1968年的散文集《沙漠独居者》使艾比一举成名。这本书主要改写自他在1956年至1957年间先后两次在拱石国家公园担任管理员期间的笔记，描写了艾比独居于沙漠的见闻感受，表达他对工业和旅游给自然带来的危害、现代化的弊病、唯发展主义等问题的深刻思考。《沙漠独居者》在美国和世界环境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环境运动兴起和高涨的时代，但1962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发出的第一声呼唤很快就被越战和反战的声浪淹没，是《沙漠独居者》在1968年再次将环境运动浪潮掀起，紧接着是1969年国会通过《联邦环境政策法案》以及1970年4月份的第一个“地球日”。环境主义最终走向前台，引起全美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在这个进程中，艾比的《沙漠独居者》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75年，艾比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小说《有意破坏帮》发表，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使他在美国文学史和世界生态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导致严重的、不可修复的生态灾难的巨型水坝——格兰峡谷大坝建成十三年后，艾比用这部小说向以修建巨型水坝为代表的、违反和扭曲自然规律的征服自然行径发起了激烈批判。小说叙述了以主人公海杜克为首的四人组为“让自然保持原样”而进行的“生态性有意破坏”活动。所谓“生态性有意破坏”，指的是以保护自然为目的、以不导致任何人身伤害为限度、以捣毁导致生态灾难的机械或设施为主要任务
       的激进的环保行动。小说一问世就掀起轩然大波：反对者、批评者、攻击者指责艾比提倡违法行动、煽动暴力破坏，联邦调查局甚至对作者展开了长时间的调查；而另一方面，环保组织“地球优先!”在这部小说的直接影响下宣告成立，很多环保人士和组织受小说的启发，在现实社会里展开了一系列与这一虚构故事类似的保护生态的壮举。
       作为第一个提出以破坏性手段捍卫生态的作家，艾比继承了梭罗的公民不服从恶法的意识，也继承了工业革命时期捣毁机器运动的路德精神。为了回应指责和批判，艾比发表了他最著名的生态政论文章《生态防卫》(1984)。在艾比饱含感情的叙述中，荒野是人类以及所有生物的发祥地，它原始、神秘、纯净，它蕴涵深邃。在荒野中，一切生命各得其所，于动态平衡中获得一种完美的和谐。然而，当荒野遭遇工业大机器后，后者拥有无数的粗暴手段，而荒野却手无寸铁。于是，艾比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生态防卫”的概念和设想：“生态防卫就意味着为保护生态而对破坏生态的东西进行有意破坏。”“生态防32”，的合理性基于两个逻辑起点：荒野是我们的家，真正的家；“大机器”的所为是对家的破坏，是犯罪。于是，“防卫”，的适用范畴自然地就扩展至所有生命，防卫成了普世的基本法则。在艾比看来，生态防卫的行为虽然激烈，如炸大桥和大坝，却是正义的，因为它有着天然的理由和理想。生态防卫虽然触犯法律，但那些与自然规律、与人类生存需要相矛盾的法律已经全然丧失了公正性。
       尽管对于生态防卫这种反抗方式和环保方法还有待更谨慎地权衡利弊，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却值得高度重视。艾比的好友、著名的生态诗人斯奈德为艾比做了如下辩护：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接受小说，电影里大量出现的为了社会正义而杀人流血的场景，却没有胆量接受为了生态正义而对机器的破坏呢?这是因为，这种针对机器的暴力背离了美国最神圣的价值：私有财产。“在我们的文化里，财产是神圣的，它远远高于人的生命”，更不用说自然万物了。事实上，在很多人眼里，所有的自然物都不过是人类的财产。在斯奈德的辩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质问：把物质领域的私有财产视为高于生命而神圣不可侵犯的文明，是真正的文明吗?追求物质财产无限增加的发展，是正确的发展吗?
       事实上，(有意破坏帮)和(生态防卫)的深远影响并不在于作者对一座水坝、一种环保行动的态度上，而在于这种态度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从而广泛传播了生态意识；在于作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生态哲学问题。例如：“美国人究竟应当让技术驱使他们的生活，还是明智地节制自己并敢于放弃对地球的过分干扰?”
       (刘 悦)
       戴锦华谈“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郝哲、万小龙对学者戴锦华的访谈中，戴锦华谈了她对围绕“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争论的看法。
       戴锦华说：我当时为什么参与这件事呢?因为这表达了一种我可以充分认同的理念。近年来我一直对流行的女性主义保持着某种质疑的态度。我感到在中国的论域当中，女性主义不时成了“女人主义”。好像女性主义就只是谈论女人的问题。我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思想的资源、一种视点，并不只与女人相关。沾“女”字的我就管，不沾“女”字的就跟我没关系。这是我的第一点质疑。第二个质疑——我也对此负有责任，就是1980年代我们引进的女性主义，基本上是欧洲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性主义，它对中国城市的青年女性的问题有效，但是对其他问题，相当无力和无效。而就当今中国的状况而言，我认为城市知识女性基本上仍是社会变化的获益者，而其他的劳动妇女、基层妇女，整体上成为这一过程(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被牺牲群体。而这一活动刚好是对我这些质疑的回应。一千名妇女，来自基层，成为一个充满差异的个人组成的集体。它同时成为对许多主流观念的挑战：比如说发展的幻象：你可以看到单纯追求CDP的发展到底给基层妇女带来什么；比如说政治的精英主义，你会看到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暴力和妇女的和平抗争……对这次活动提出的质疑，抛开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的政治动力，表现出的，是一种理念的冲突。比如说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想象，对争评诺贝尔和平奖这种行为的想象。这些人认定诺贝尔和平奖是极为精英和“高端”的，所以你们弄了一千个基层妇女、农村妇女去评奖，不是骗局就是闹剧。而我们这个活动，刚好就是要找一千名基层的、寂寂无名的妇女去争评这个似乎专属于大人物的诺贝尔和平奖。此外，大概对许多人说来，诺贝尔奖不光是份荣耀，还意味着一大笔奖金，所以认定争评诺贝尔奖必是为钱。事实上，组织这个活动不仅没有钱，而且每个组织者都在捐出自己的钱，中国区的召集人刘健芝、陈顺馨捐了二十多万，为此欠着债——这在主流观念看来，是不可思议，所以又必是“骗局”。因为他们决不做这样的“傻事”。再有，如果我们推举一个人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不仅社会会接受，被提名的个人也很荣耀。一旦发现是和一千人在一起，便不屑参加。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倡导民间力量，但同是这些人，一旦发现这次活动毫无官方、机构背景，便大加贬低。照我看来，这场论争本身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某种真实状况。我倒觉得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戴锦华认为：至于她们质疑的那些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比如说程序的公正，我想说的是，此程序非彼程序。我们的程序是充分公正的，但是这种公正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主流运作中的公正——因为其结果不导向权力和利益。有人说，候选人中居然有六个来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学员，岂不是怪事?如果你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像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样的团体处在怎样的边缘位置，它本身便是一些被现代化进程放逐的人群的会聚，那么这种力量与另外一个边缘的活动(指“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有重合，无疑相当自然。因为主流群体，甚至主流化的NGO，对这种无法获得利益的活动根本没有兴趣。应该说，论争和质疑反而衬托出这次活动的意义。
       (朱 琳)
       于坚谈中国的艺术
       日前，诗人于坚在民刊《今朝》上撰文谈中国的艺术。
       于坚说：西方的艺术，音乐、绘画早期都有一个献身对象，就是宗教，属于祭坛上的一部分。这种传统延续下来，就发展出歌剧院、博物馆。从艺术为上帝服务到为人服务，服务对象变了，服务这个功能没有变。与中国不同，中国艺术是为人生的，不是献身。没有博物馆、歌剧院这种东西，艺术是存在的一部分，家里面的什物之一。绘画、书法挂在家里，是个人修养的一部分。睡觉的床，要雕刻得像花园、像
       布景，这不是为了演戏，而就是睡觉。所谓生活就是艺术，不是什么时髦的现代派理论，而是过去中国生活的传统。京剧，依靠唱腔而不完全是舞台区别于生活。书法，以线条的特殊表现而区别于普通的写字。怎么说呢，博物馆的概念就是唱腔、线条这些形式本身。中国人很擅长如此，你拿个二胡在大街一坐，这个二胡不只是乐器，也暗示这是一个舞台。卖艺人拿粉笔在地上画个线，一个剧院就建筑好了。延安时代的街头剧也是这样，只要你化了妆，走上街头，那个妆就是舞台。说书，一边说，一边该干什么干什么，嗑瓜子、喝茶、聊天，似乎根本不在听，其实什么都听进去了。傅聪先生在西方多年，回到中国，已经不适应中国这一套了，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根本不适合开音乐会。西方音乐会，听众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只听弹钢琴，不做其他，连咳嗽都是可耻，身体完全被控制，非常累的，还是教堂里面的传统，理解、牺牲、克制而不是娱乐。所以一个小时的音乐会，要中间休息一次。傅聪在昆明开音乐会，下面手机、咳嗽、母亲教育孩子要好好听，钢琴考级就是要这么弹的窃窃私语不绝于耳。傅聪先生很是生气，其实这不是中国听众没有教养，而是他们习惯用庙会的方式来听音乐。庙会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博览会，乱哄哄的，根本无法弹钢琴，但可以听京剧、滇剧、相声、说书、对歌，看杂耍、花灯、吃、喝、玩乐，这里听一段，那边看看，这里吃点儿，那边说说，不是要集中精力去注意个什么，随你的便，大家在着就行。书法挂在卧室，金鱼养在缸里，兰花开在窗台，在着就行。用这种方式，你无法听歌剧，但你可以听京剧。京剧要在茶馆里面、堂会听才有味道，那艺术玩的就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似听非听，不强制你集中精力。靠的是耳濡目染，听一句不听一句，潜移默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散不是集中，散就是自然而然，不是人为的，道法自然么，自然就是混沌，混沌没有什么目的，不是为了人而集中起来的，混沌的核心是散。中国人在创造艺术的时候，最高境界是自然，自然的具体表现，就是散，也可以说是随便。随你方便。书法、绘画不一定非要在博物馆里面才有价值，挂在家里面，称心就行。诗歌不需要在什么刊物上发表，没有诗坛这种地方，也没有文坛这种地方。你喜欢就送给你。著名诗人艺术家的名声的建立，与名医一样，靠的是有口皆碑，而不是职称认定。一就是万，在家里有一幅大师的作品养着，就够了，中国的艺术品像自然一样，是养人的，像兰花一样，人养兰花，兰花也养人。西方把绘画集中于博物馆，所以看博物馆非常累，那是积累知识的过程，而不是养人的过程。深了说，西方作品的目的不是养人，而是要教育人，用观念、意识形态、知识什么的。这么说，许多人不服，其实他们不服的只是在艺术作品里面灌输政治，但如果灌输的是人道主义、技术、科学、数理化、民主理念、宗教精神呢?许多人以为就对了，还不是累，不养人。艺术应该像兰花。即使像塞尚那样的大师，也不耐看，看多了，看出来几何?塞尚以降，艺术家试图突破艺术中的理性，让生活就是艺术，但做得多累，成为一场先锋派的艺术革命。而且过了，像安迪·沃霍那样，大批量复制，把复制本身作为艺术，但只有这个安迪·沃霍上帝可以复制，成为专制的符号，乏味得很。京剧人人可以唱，但那不是复制，而是身体的不同创造，因为京剧的目的不在于钢琴比赛，而在于娱乐，养人，玩。它当然有意义，有故事，也有情节，但这不重要，那唱腔是谁都可以截取一段来唱的。
       (杨 雨)
       被剿灭的纯文学
       《新京报》日前刊出学者郜元宝的文章《被剿灭的纯文学》，文章摘录如下：
       我们活在当代，凡有发言，当然须以当代生活的感动为燃料，为素材，但之所以在投诉电话、“人大”提案、“纪录片”、“三农研究”、“国企改革对策”、“环保倡议”之外，还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这一切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出来，期望超越个体生存的局限，被不同处境中的读者普遍地感到、懂得，于是有心灵的沟通、共鸣，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某种共同的维系，于是而有“文学性”、“纯文学”、“艺术自律”种种未必高明然而也绝对有所实指的说法。
       文学，向下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考证家们还原为若干的“本事”，并且可以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改造，可以“为人生”。但文学还不止于此，因为向上，文学可以一面将“人生”的一切实际问题包含着，一面却将诸般的信息转化为心灵语言，从而“改变精神”。“改变精神”的成绩，往往看不到，也无法为一些注重实证的研究者、考据家所重视。
       从研究和批评的角度来看，要想充分显明文学的内在精神性的一面，确实需要“知人论世”，将文学的语言深入到、还原为原初的出发点，使读者也能感同身受。但，如果将这种还原性的工作定于一尊，断言一切或高或低的文学的意义，均可以，而且均只能还原为、“换算”为实际的历史政治的过程，这种新的“历史癖和考证癖”的“特种学者”，大概也只能是鲁迅当年所说的只能看到“物质的闪光”的“诗歌之敌”的借尸还魂，他们的貌似高深的研究文学的学术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渴望飞翔的精神的翅膀折断，大家一起滚人物质的污泥里去，才肯罢休。
       这些本来浅近的道理，之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而变得异常暧昧，我觉得是有许多人故意要造成这种暧昧。
       关于“纯文学”，李陀先生因为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口号、艺术口号背后的原动力，于是大声疾呼，叫大家不要上当，其情可感。但这也并非李陀先生的发明，因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记得当文坛反思“新时期文学”为何“盛极而衰”时，就已经有许多批评家们指出了这一点，即“新时期文学”的发动机。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还留意到问题的两面性，现在，李陀先生简化两面为一面，似乎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家都恍然大悟了。
       这一次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我看先是李陀没有想好就说了一大通，后是许多人没有听清楚，跟着闹了一大通。
       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来已经明白了的道理重新又变得不明白，变得高深无比，我看这是故意的，因为非这样，就显示不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批评的气概、水平了。
       如果说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因为“学术话语”和“学院批评”的参与，而让学院以外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自认低能，那么，看看稍微诚实一点的孟繁华兄的不断进步的一套理论，就多少可以明白一点其中的奥妙了——虽然那原文，就发表在《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上面，但因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围绕“纯文学”的“争论”实在有帮
       助，所以还是值得整段引用：
       “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生活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反映工人等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提及包括工人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缘于‘文学第三世界’的重新崛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刚刚萌发的时代，是一群热血青年以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极大警觉和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和重视。倡导对底层生活和民众的关注。”
       “但这一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之命运是可以想的，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事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青年们倡导的文学观念已经被部分作家所实践。”
       “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集中表达了文学第三世界，的再次复兴。”
       妙。但话要说清楚：“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
       真的吗?“五四”时期，不是已经由“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了吗?稍后的创造社的“热血青年们”，不是早已经断言，像鲁迅那样的“老作家”，如果不获得“第四阶级”的“意识”，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吗?北京、上海两地的学者，现在不都在纷纷研究“1950—1970年代的中国文学”，努力从中寻找“经典”吗?
       “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竟然不晓得还有这等“无情地剿灭了”的惨剧。真是麻木得可以。
       但繁华兄尽可以不必悲观，至少据我所知，“媒体和‘精英阶层”’早就行动起来，一起来宣传、来论证、来保卫“第三世界文学”了。那辉煌的第一战役，就是为繁华兄复仇，越过时间的隧道，先行“剿灭了”八十年代的“纯文学”。一切“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外的“纯文学”，就不仅要“被嘲笑被讥讽”，恐怕将来的词典里连“文学”一词也要删去，一律换上“第三世界文学”。
       (胡 兵)
       纯文学向上，还有什么向下?
       针对学者郜元宝的《被剿灭的纯文学》一文，作家曹征路在《文学报》上做出了回应。曹征路称：
       我印象中近两年文坛有两件事情一直在热闹，一是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二是关于“纯文学”的讨论。这两个看似文艺学领域的专业话题，实际上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都是中国社会急遽分化断裂时期的文化症候。在网络上，口水战的双方往往被简化为左派右派，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但其中的确折射出当代文坛六神无主的精神乱象。
       最近在网上读到郜元宝先生的宏论《谁剿灭了“纯文学”》，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仔细读了，原来是批评孟繁华《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的。郜先生不欣赏工农出身的作家写作，也不同意把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说成“第三世界”。
       我不清楚有谁胆敢剿灭“纯文学”。“纯文学”不是正执掌着话语权且风头正健吗?说实话我自己也“纯”过，作为一个从八十年代过来的小说作者，我自认还是知道一点当时的情形，以及“纯文学”观念在后来的创作实践中的影响和变异。因为郜先生在文中点到了我的名，所以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要是我连答辩的勇气都没有，好像也太露怯了，连哼都不敢哼一声?
       正如郜先生所言，“纯文学”在八十年代是“绝对有所实指的”，指的是在文学创作界、理论界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一股文学思潮。当时的始作俑者钱理群、李陀等人都有过很清楚的说明和反思，它指的是文学要从僵硬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单一的文学创作模式中解放出来，回到心灵，回到文学本身。应该说这一文学主张当时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所以才有了“纯文学”、“文学性”、“艺术自律”等等说法。但由于这一说法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色彩，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策略，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副作用逐渐显现，以至于它自己也成为以经济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有益无害”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了近几年的质疑和讨论，和文学自主性的要求。尽管讨论的各方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否认这一事实的好像还没有。
       但“纯文学”的虚幻性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批评者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来说明文学无论如何都处在一个复杂的权力网络之中，不可能有一个纯粹的自足的文学空间。文学从现实中逃离出来，只不过进入了另一个圈套而已。不折不扣地完成了由批判“工具论”开始，发展成为另一种工具的全过程。
       “纯文学”观念在学理上也是无法自治的。如果说它“向上”，大约还有唯美主义的一面。然而美学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既要“唯美”，就不可能顾及“真”和“善”。朱光潜在引用经验主义美学时举过一个例子：一艘轮船在海上航行时遇到了大雾，太阳光的映照下这些雾在不同人的眼里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经验的船员考虑到暴风雨即将来临，船主立刻想到这艘船可能被毁灭，而旅客却在欣赏难得一见的美景(大意)。此时的旅客就在唯美主义的迷思之中。
       近年来有些人喜欢引用韦伯来说明“艺术自律性”。韦伯把人类的经验分为知识、伦理、审美三个部分，以此论证彼此分工是必要的。让科学去求真，让道德去求善，让艺术去求美，互不干涉。即纯文学应该回到文学自律原则上来，只要美的原则而无需考虑真和善。因此我们看到，在“纯文学”的视野中，没有时代真相和道德判断，没有生活逻辑和公平正义，更没有知识分子立场和人文关怀。这也反过来证明，在真相被刻意遮蔽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纯文学”，实际上就是主张虚假的文学，主张瞒和骗的文学。它“向上”还是“向下”是一目了然的。当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哪位唯美主义者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喜欢谎言，是玩儿虚的。“纯文学”就像橱窗里不停变幻时装的塑料模特儿，美则美矣，爱它很难。现在有人指出假来了，所以郜先生急眼了。
       事实上，在二十年“纯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我们只要看一看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就明白“向上”“向下”了(以某些被商业资本炒作和郜先生喜爱推荐的作品为例)：
       就表现对象而言，“纯文学”大体经历了心灵叙事——个人叙事——欲望叙事——私人叙事——隐私叙事——上半身叙事——下半身叙事——生殖器叙事这样一个发展路线图。依我推测向下还有发展余地：还可以有精子叙事和卵子叙事，肯定会更加本质纯粹。当代小说的女性化色情化倾向其实是被诱导出来的，它满足的是中产阶级处于暴发期的狎亵趣味，它和旧时的名士做派还不太一样，别不好意思承认。总之“纯文学”王国是有特定边界的，已经形成了特有的排斥机制，凡与时代有关与历史社会内容有关与公共话题有关的指意均被排斥在外，因为它们不“纯”。
       就表现形式而言，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当代小说进入了一个主义轰炸、形式至上的时代，写什么不重要了，怎么写才是第一位的。说白了就是移植模仿西方小说的“写法”，因为当时认为让文学回到自身的唯一通道就是形式变革，解决技术落后问题，赶超世界一流。所以要玩博尔赫斯、玩福克纳、玩卡夫卡。一句“多少年后，x x x想起父亲在他十几岁时说过x x x”，曾经迷倒了一代作家，出现无数个“过去现在未来时”的叙述文本。九十年代趣味又变了，开始玩“轻”的，玩米兰·昆德拉、玩卡尔维诺、玩杜拉斯。总之人家老外就是这么玩的，咱们得跟上趟。
       (乔 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