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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2004年秋，在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开设的“文学理论专题”课上，我讲授了一次“文学经典”的内容。我从什么是经典谈起，分别涉及到文学经典的生产问题，“文化研究”对经典的质疑问题，作家在“影响的焦虑”下对经典的反抗问题等。为了更好地思考和消化这些问题，我在文学院的“中文论坛”上发帖，请同学们参与讨论。讨论中，我没有看到在感情上或理智上捍卫文学经典的帖子，倒是发现一些同学委婉地表达了对文学经典的微词。有人说，大学生不读经典是出于“对经典的逆反心理”；有人认为，“经典长期被人们追捧分析，对于它们，我们怀有的更多是敬畏之心，敬而远之”。“若是拿鲁迅和安妮宝贝相比，我想大多数人更宁愿选后者，因为它有现代气息”。还有人引进“文化研究”的思路，认为对文学经典进行抵制的主要是青年亚文化群。由于文学／文化经典是社会主流册封的，所以青年人便以拥戴同龄人写作成果的方式来抵制和对抗经典。“经典一非经典的对抗，正是主流社会阶层与正在即位中的青年亚文化阶层之间对抗的隐性舞台。”⁽¹⁾
       尽管我也积极参与了这次网上讨论，甚至与一些同学展开了辩论，但我更关注的是讨论背后所隐含的一些问题：如今的大学生还读文学名著吗?后来，在与讨论者网下聊天时，基本上坐实了我的猜测。因为他们有的就坦率承认，他们并没有读过多少文学名著。这也就是说，他们在网上质疑经典抵制经典，或者在为某种观念辩护时，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对经典作品的阅读经验，而是基于对流行文学／文化的好感。于是，几年前流行于大学校园里的那句调侃的说法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所谓经典就是谁也觉得应该读但是谁也不读的文学名著。”
       教学现状：文学经典淡出
       如果不读或不怎么阅读文学名著是当今青年人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那么我们接着需要追问的是形成这种局面背后的原因。美国学者米勒在谈到传统的文学研究有可能消失时指出：“如今那些进行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是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互联网中泡大的第一批人。他们没有把太多的时间留给文学，文学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这样的趋势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下去，而且我想也不可逆转。用不着奇怪，这样的一种人应该期望研究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那些影响了他们世界观的东西，那就是电视、电影等等，以及所有那些他们阅读的关于‘理论’的书籍。”⁽²⁾实上，米勒所说的这种情况已在中国出现。为了便于对比，我们可以首先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情况。在1980年代或更早些时候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恐怕都有这种体会，那时候，文学即使不是他的唯一，也在他的生活世界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一个在1980年代初期接受大学教育的作家聂尔曾如此披露过自己的阅读经历：“我终生热爱的一些作家就是首先在这家简陋的图书馆里结识的。比如，托尔斯泰、尼采、卡夫卡、普鲁斯特、加缪、萨特、乔伊斯、弗洛伊德，等等。我在那里读了他们少量的作品，有的甚至就是一些片断，这些作品闪电般地将我击中之后，却使我终生不能自拔。”虽然并非每一个文学研究者都会有这位作家的阅读之旅，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位文学研究者的心目中都有一块文学的绿洲。俄罗斯文学之于1950—60年代的大学生，现代派文学之于1970-80年代大学生，昆德拉之于198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甚至王小波之于199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这样的文学或作家构成了他们的心灵财富；这样的人以后一旦从事文学研究，他们的阅读经验就会或隐或显地发挥作用。他们在研究中可能使用着非常专业的学术话语，但是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批评观甚至学术观很可能都打上了青少年时代文学阅读的烙印；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学经典已参与建构了他们的世界。
       但是在今天，文学经典已经在青年学子的心目中淡出，而那些以新型的电子媒介或数字媒介为载体的亚文学作品或大众文化产品才构成了他们阅读、欣赏、品评的主要内容。笔者今年指导了三个本科生(2001级)的毕业论文，其中一个分析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个思考日本的动画片，还有一个研究流行期刊《读者》。三篇学士学位论文没有一篇与文学相干。而通过对“文学理论专题”课171名同学(2003级，其中韩国留学生43人)提供的期末作业进行分析，我从他们的选题方面得出了如下统计结果：
       1．亚文学类(包括影视作品、流行音乐、歌词、广告、动画片、flash动画、短信等)：87人，占50．9％。
       2．通俗文学类(主要指以印刷媒介为载体或通过网络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如金庸、海岩、安妮宝贝等人的作品)：11人，占6．4％。
       3．先锋文学类(主要涉及中国1980年代以来具有某种先锋色彩或实验意味的文学作品，如余华、韩少功等人的小说，于坚的诗歌等)：16人，占9．4％。
       4．文学经典类(主要指经过一定的时间考验并被公认的文学大家或文学名著，如曹雪芹、巴尔扎克、鲁迅、沈从文、施蛰存等人的作品，也包括近年来被某种形式确认的新经典，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阿来的《尘埃落定》等)：29人，占16．9％。
       5．理论类(主要涉及文学基本理论问题或大众文化理论问题)：21人，占12．3％。
       6．其它：7人，占4．1％。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作业并无特别的要求，我只是要他们提交一篇分析作品(文学、亚文学均可)的小论文。为了让他们更多地以文学作品为分析对象，我甚至在网上提供了若干部(篇)小说的名字，但是以文学文本作为分析对象的并不占优势，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分析目标锁定在亚文学或大众文化方面。虽然一次作业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但是起码提供了如下信号：作为“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互联网中泡大的”一代新人，大学生已失去了接受文学经典作品的充分理由，他们现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接近文学，而不一定非得通过传统的阅读行为；同时，他们所接近的文学很大程度上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经过了某种加工制作、降低了接受难度并且更适合青年人欣赏口味的文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读者也有一个时代的读者选择、接受文学的权利。因此，当读者不读或少读文学经典作品，我们确实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时代原因。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看来有必要从文化研究谈起。
       文化研究：逃离文学的合法化
       文化研究从1990年代中后期被中国学界认真关注到2004年7月1日上海大学文学院率先成立国内第一个文化研究系，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便成为当今中国的显学。文化研究无疑为中国学界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思考空间，并对传统的文学研究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同时，
       我还想指出的是，与其他任何一次思想／学术思潮不同，文化研究并非仅仅局限于学术场域的言说与争鸣，而是以强有力的方式影响、渗透到了现行的文学教育体制中，并且正在改变着这种体制的构成。因此，要我说，文化研究不光是一次学术革命，也是一次改变文学专业领域中教师与学生思维方式、阅读方式、研究方式的教育革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我看来，以往那些与文学研究相关的学术思潮固然也转化到了教学实践中，但它只是意味着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的内部调整，而并没有对既成的文学教育体制构成根本的触动。于是“文学概论”课依然是“文学概论”课，以前讲的更多是文学的阶级性、党性，现在讲的也许更多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前讲“鲁郭茅巴老曹”多一些，现在会给沈从文、张爱玲更多的课时。这些课程无论如何调整，依然以文学文本作为其思考对象、研究对象和讲授对象。但是一旦开设“文化研究’’或与“文化研究”相关的课程，文学或者在其中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或者被放逐于课程的视野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电影、电视剧、广告、流行音乐、动漫、短信等亚文学作品或时尚、酒吧、身体、超市、度假村、健身房、美容院、街心花园、主题公园等非文学现象。华东师范大学曾给中文系三年级本科生开设过“文化研究导论”的课程，讲授内容如下：“文化研究”发生的背景；西方“文化研究”的谱系；“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反经济决定论；“文化”与“意识形态”；结构主义与符号学；霍尔，“编码”与“译码”；精神分析学说；拉康与“镜像”；阿尔都塞与意识形态的“询唤”；葛兰西与“文化霸权”；费斯克与日常生活的“微观反抗”；若干研究个案：文本，北京大学校庆叙述；空间，上海人民广场；认同，“自我发展”与阶级的幽灵等。从这个授课内容中，我们看不到它与文学存在着多少联系。
       文化研究不涉及文学或少涉及文学是无可指摘的，因为这正是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正是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的“不合作”姿态，使得这门课程首次摆脱了文学体制的束缚。从事文化研究教学的教师和选修文化研究这门课的学生第一次面临一种解放感，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死守着文学说事了。而且，文化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广泛、言说空间的扩大和研究思路的新颖等等，又会反衬出以文学研究作为其存在方式之课程的保守与冬烘，从而对其他文学课程构成一种潜在的冲击。因此，当我指出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一次教育革命时，我想说明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文化研究为教师远离或逃离文学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或者说，文化研究使无视或轻视文学的行为合法化了。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学生逃避文学的心理，或者说，文化研究对那些对于文学缺少热情和兴趣的学生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诱惑或召唤。如前所述，作为在新型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当今的大学生本身对于文学就没有多少感情；而长期浸淫于视听图像文化之中，又刺激了他们去玩味、思考、破译、研究这种文化的动力。这时候，文化研究适逢其时地出现了。文化研究就是要研究当下的、正在变动着的文化，就是要走进青年亚文化的世界里去进行解读；同时，与文学研究相比，文化研究也确实是一种充满朝气，甚至充满青春活力和力比多意味的研究方式。对于已经积累了大量“亚文化”素材的年轻人来说，文化研究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倪文尖说：“我真切地发现，文化研究可以吸引年轻一代的学术热情，激发学生们的研究潜能。”⁽³⁾我相信这是实际情况，同时也是开设过文化研究或准文化研究课程的教师的普遍感受：对于学生来说，文化研究课确实比文学研究课更有魅力和吸引力。
       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2000年前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的文学专业已不同程度地为研究生或本科生开设了“文化研究”课程。从目前文化研究发展的火爆势头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化研究会在不久的将来进一步进驻课堂，也会进一步影响青年学生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我以为，我们谈论文学经典和文学教育，以上所述也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
       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文学教育的误区
       文化研究远离了文学，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教师和学生远离了文学，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化研究完全与文学失去了关联呢?不是的。事实上，西方文化研究的发展动力之一便是强烈质疑文学经典传统，这起码说明了文化研究是以文学或文学经典作为其反叛对象的，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从文化研究的经典观谈起。
       托尼·贝尼特指出，一般所说的“‘文学’是‘以特定和确定的方式由教育机器中或围绕教育机器运作的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经典或一批文本实体’，简言之，也就是经典化的传统”。他进一步征引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话指出，许多文学课程把某10本书推居首位，之后跟20本次要的书，再跟50本粗略翻阅的书，这样一种等级秩序和取舍传统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们应该成为第一个被质询的对象。⁽⁴⁾国内学者周宪在谈到文学经典的问题时同样认为，由于文学的本真历史并不是由文学研究者所确立的少数经典所构成，由于确定文学经典并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过程，所以，“质疑经典的可靠性，揭橥经典确立过程中的阶级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原因，提供对经典的别一种解读”，就成了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对文化研究来说，解构现成的经典观念，把经典‘祛魅’乃是一个正当的要求”。⁽⁵⁾由此看来，文化研究的经典观，其思路是解构主义式的，它并不关注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而是更多地去呈现经典被确立的过程和运作于此过程中的复杂的权力关系。
       在学术研究发展的链条上，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一旦把这种经典观植入文学教育的语境中，马上就会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文化研究只是对既成的经典进行质疑和批判，却并不提供判断经典的价值尺度，这样，面对文化研究所解构过的文学世界，许多人将会面临虚无主义的混乱与黑暗——既然经典是生成的，且任何经典成为经典都有某种偶然性、非法性或不合理性，那么实际上也就无所谓经典了，鲁迅的作品和安妮宝贝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本质的区分。其次，文化研究的经典观取消或淡化了人们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对于文学教育来说，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如此一来，它将鼓励人们对经典采取一种随意的、可有可无的接受态度。实际上，在对待经典的问题上，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经过了太多的“祛魅”的过程，我们现在亟需要的是“返魅”，即让伪经典现出原形的同时，让真正的经典作品成为引导人们心灵世界的指路明灯，让人们
       对真正的经典作品拥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怀。但是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显然无法承担这个重任。第三，对于当今的青年学子来说，他们面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读过多少经典作品的问题，而不是饱读经典亟需对其进行甄别鉴定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上让他们更多地接触文化研究，只会加剧他们对文学经典的逆反心理，而无助于阅读、接受、学习经典的真正落实。实际上，当青年人更多地亲近亚文学、大众文化而远离文学经典时，文化研究很可能在其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因为文化研究的经典观简化到最后，它提供的总是文学经典的负面价值。
       乔纳森·卡勒认为，许多人指责文化研究使学生离开了经典著作，但文化研究同时也使“传统的文学经典得以复兴，开启了更多解读英美文学‘伟大著作’之方法的门户。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人们从每一个可以想到的角度去研究他，用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历史主义的和解构主义的专业语汇去阐释他”。⁽⁶⁾但是也必须指出，只要是以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进入，那么所有的这些解读和阐释都带有一种破坏性和亵渎意味。它只能说明学术话语生产的繁荣，而无法给文学教育带来更多建设性的意见。
       利维斯的遗产：一个启示
       在文学教育的语境中，该如何对待文学经典的问题呢?回到文化研究兴起时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杜林指出，从文学批评的传统上看，文化研究是从“利维斯主义”阵营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1950年代，随着商业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在英国迅速崛起。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等学者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作出了迅速的应对。他的应对策略是利用教育体制来更加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和文学鉴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利维斯阵营对文学经典进行了严格的鉴定。他们抛弃了那些现代主义的实验性作品(比如乔伊斯和伍尔芙的作品就在扫荡之列)，而把那些能够直接培养读者道德意识的名著(如奥斯丁、蒲柏、乔治·艾略特的作品)看作是一种“伟大的传统”。他们坚持认为不能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消闲活动，而阅读“伟大的传统”恰恰是用坚实而和谐的“生命感”来建构成熟个体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大众文化给人们提供的快感，这种“生命感”却遭到了威胁。
       由于文化研究的先驱威廉斯和霍加特是在质疑“利维斯主义”的理念中形成了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由于在对待大众文化的问题上威廉斯等人比利维斯等人更宽容(葛拉米·特纳指出，在他们的研究中，“理解”而不是一味地“谴责”大众文化成为其共同思路)，我们现在一般会把威廉斯等人看作是“思想解放”的代表，而把利维斯等人看作是“思想僵化”的典型，或者把他们看作是不能与时俱进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中来加以思考，这样的看法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从文学教育的角度人手来清理利维斯的遗产，他在当时的批评观念、教育理念和由此形成的应对策略是不是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利维斯指出：“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⁷⁾在利维斯看来，伟大的作家身上全无福楼拜式的对人生的厌倦，相反，他们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具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度。这样的作家作品所构成的“伟大的传统”对读者的道德意识、审美意识、生活信念、价值坐标的培养和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看来，当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的时候，他的应对方案是回到文学经典，并且从中获取道德的营养与精神的资源。这种思想虽然与社会大潮的流行趣味相敌对，甚至与青年学生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惯相敌对，但是从文学教育的层面看，却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真正的教育不应当只是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它还应当有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勇气，唯其如此，它才可能坚守住某种精神的原点。
       毫无疑问，中国也有这样的“伟大的传统”，远的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便以他的文学作品开创了这样的传统。张旭东在谈到这种传统时指出：“当代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在体制性的主导意识形态里找不到抵抗的支点时，没有办法坚守自己的信念甚至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回到鲁迅。一到鲁迅，就找到了一个支点，就同一些更大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资源重新连接上了，人在精神上就会变得坚强起来。”⁽⁸⁾实际上就是经典作家与其经典作品的示范作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其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形成的时期，而真正的文学经典恰恰可以给他们提供一种稳定的人文情怀、道德信仰、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甚至会成为他们以后的精神支柱。如果我们的文学教育能够引导学生更多地去接触像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而不是让他们对经典生出了厌恶之情和躲避之心，如果通过接受文学经典能够使他们产生一种免疫力，或者起码使他们在“生命感”和“快感”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是成功的。在这样一种思路下，我们确实有必要反思因为文化研究而导致的文学教育的误区。
       注释
       (1)参阅赵勇等：《我们是否还读文学名著——“学经典”问题的网上讨论》，《粤海风》2005年第1期。
       (2)[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3)参阅倪文尖：《希望与陷阱：由几篇习作谈“文化研究”》，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4)参阅[澳]托尼·贝尼特：《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见[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5)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
       (6)JonathanCuller，LiteraryTheory：AVery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48—49．
       (7)[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8)王安忆、张旭东：《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下)》，《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赵勇，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透视大众文化》、《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