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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绘画中，表现动物的作品非常多，历史也非常悠久，艺术家们创作出许多优秀绘画作品，也留下了许多观察动物、表现动物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把十二种动物与人的出生年份联系起来，是把动物的性格赋予了人。而神话作品中给动物赋予人的性格，那只是文学的拟人化。大部分绘画作品中的动物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动物的自然性，或者说是自然的动物性。然而从最新的动物保护和生命哲学的观念出发，自然和动物都可以被看作具有人性的基本素质。“自然的人性”是中国美术家还可以努力开拓的新边疆。在这一方面，加拿大艺术家科尔维尔是可以学习借鉴的榜样。
       科尔维尔是加拿大年纪最大、有世界声誉和影响的画家，现已九十多岁了，2005年网络上还报道了他刚举办过个展。他的作品对我们不无启发作用。
       表现人与动物世界之间的关系是科尔维尔艺术思想中重要的一环。动物和动物世界常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他就常养动物。他认为如果不把动物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中的一员，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动物在他的作品中占有突出地位是很自然的。在他三分之一的绘画作品和一半的丝网版画中都是以动物为题材，并作重点进行描述。他画的动物是家畜，马、狗、猫、奶牛、公牛和羊，画和丝网画中的野生动物被限制在鸟类——乌鸦、渡鸦、鹰、猫头鹰、苍鹭等，重点是放在较大的能搜寻和食腐肉的鸟类。
       《马与火车》这张画是表现动物主题的作品之一。科尔维尔曾直接给别人的诗作过插图，文学的渊源是一目了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与火车》是他自己的诗。他的这种方法和已经确立的程序为他1950年代中期和后期建立了一个标准。
       《马与火车》这张画的创作意图，首先出现在他画的草图上，科尔维尔在草图上写了一句话：“一匹黑马对抗一列装甲火车。”这句话的来源是参照了南美诗人罗伊·坎贝尔(RoyCampbell)的一首诗。科尔维尔曾在蒙特·阿利森大学遇到过这位正在访问加拿大的南美诗人。由于受他诗的鼓舞，科尔维尔读过他的“用我的头脑对抗一个兵团，用一匹黑马对抗一列装甲火车”这首诗。通过诗的启发，并结合他在战时的经历创作了这幅画。这张画的背景是在塞克维尔附近，在那里有凸起的火车铁轨。傍晚，当火车出现的时候，科尔维尔曾经在铁道的旁边，观察火车闪亮的前灯与整个景色的综合色调。环境在他作品的结构中成为保持饱满活力的要素之一。
       在这幅画中马是作品的主题，科尔维尔对画马感兴趣也是有他的历史背景的。他在苏格兰的祖父曾是一位马车夫并做过小马驹的生意，他父亲一生都喜欢马。但在他较早的绘画中，他似乎是因为马有温顺安静的长处而选择它的。动物们是宁静的，它们对人类所关心的事不感兴趣。他认为动物绝不会作恶。他曾形容动物为天使，没有恶念和嫉妒，与人类的行为形成强烈反比。在这对比中，动物自身的世界中是完美而安详的，而人类却长期受到不安、恐惧和焦虑的困扰。他对动物的看法与瑞士艺术家保罗·克利很相像。克利认为动物的生命是“完美”的，生存与环境相辅相承，相互关系融洽。相反，人类的悲剧是由人的自我意识的区别形成的，故人类既有寻求精神自由的潜力，但又是自然世界的实在附属品。在《马与火车》这幅画里，这种对比就更强烈地呈现出来，但画面上急于理解的不是马与火车的实际冲突，而是马的自由、完善与火车这一人类制造的机器的局限之间悬而不解的观念冲突。因此有人分析黑马象征艺术家本人是不对的，这幅画可以说是人类与非人类、感情与机械、心灵与物质之间的对抗。为什么科尔维尔会将马冲突的对象选定为火车?这与加拿大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有关。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加拿大铺筑太平洋铁路，号称为“民族梦想”的实现，张崇鼎主编的《加拿大经济史》中写道：“铁路的铺设，必然涉及诸如国家的地位、与英帝国的联系、对待土著民族及各国移民的态度，以及法律、语言、土地使用、道德义务和经济管理等问题。人们把铁路看作是国家统一的标志，因为它们将互相远离的殖民区连成一片；但同时铁路又是中央集权的手段。”熟悉本国历史的加拿大观众看到马与火车的冲突而引起的联想，当然就比中国观众的要多(如果中国观众知道，当时大批的筑路工人是仅仅由于劳动力低廉才运去加拿大的华人这一血的事实，可能又会产生不同的感叹)。
       《教堂与马》(1964)也画了马，只不过主题观念是涉及动物与宗教的关系。《狗与桥》(1976)则画了铁路，主角将马换成了狗，其观念仍与1954年画的《马与火车》一脉相承。
       科尔维尔强调动物在他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说：“我有一次在宗教自治村中看到一个妇女写的文章，在文章中她写到她们有三条规则：禁酒、禁毒品、禁狗。我想这太奇怪了，因为对我来说动物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我感到没有动物一切事物都是不完整的。”他还说：“我认为动物是不会作恶的，当然对于人我不这样看待。坏狗的观念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除非它被人追赶得发了疯。”
       科尔维尔把动物世界当作一个范例，这既是一个整体概念又是有局限性的，他谈过在自由状况下的局限性，也谈过我们需要对受局限的自由有鉴赏力。这种受局限和自由感，在1968年画的《奔跑的狗》中表现得很充分。一只硬毛小猎狗在球场上跳跃奔跑着，对设在球场上的铁栅毫无顾忌。狗在玩的时候那种自由感我们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而在人类组织安排和决定进行的娱乐活动中，人类要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受到一种局限。如果这幅画表现了动物的自由感，那另一幅较早的丝网版画《墙头上的猫》(1956)，则描述了动物也具有能感受自身所处的地位和受到限制的能力。当猫在墙头走时，我们从猫的行动中可体验到自然的平衡感和谨慎感。狭窄的道路对猫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猫本身谨慎小心的行动和它天生的感应会使它在活动中保持平衡。
       科尔维尔对动物的怜悯反映在他具有观察研究动物姿态和活动的天才。动物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样子，人是不可能具有的。他对动物动势之美描述得最好的一幅是1958年画的《在田野中狩猎》(1958)，这幅画体现了科尔维尔具有一种能把狗在瞬间的平衡感固定在画面上的能力。他对动物的平衡感和性情很敏感，他恰当地体现了猎狗的警觉和迅速转身的敏捷反应。
       科尔维尔画的猎狗与他画的天生就缓慢和被动的奶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母牛和牛犊》(1969)、《月亮与牛》(1963)都是他创作的非常深沉的作品。特别是在《月亮与牛》中，自然世界的统一协调被清晰地反映出来。在这幅画中人类的干预——围墙、水、容器、干草棚——似乎在情绪上反对着画中占支配地位的动物和自然界。奶牛与天空的统一，黑白花纹的牛皮和它身体不规则的形状，与白和深蓝色的天空相呼应。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相互关系，但我们
       很难领会，它那么大那么清楚，仿佛要表现一个必不可少的意图，这意图超越了一切界限。
       在科尔维尔的动物画中最能打动人心的画是《七只乌鸦》(1980)。他考虑用乌鸦画一幅画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并画了不少张这种鸟的草图。很多年来他一直被一处特殊的风景深深地吸引住，那是一条小河后面远处的一座树木茂密的小圆丘。他对这一主题感兴趣是与下面一首传统的诗歌有关：
       一只乌鸦悲伤
       两只乌鸦高兴
       三只乌鸦是封信
       四只乌鸦是孩子
       五只乌鸦是银子
       六只乌鸦是金子
       七只乌鸦是无人讲述过的故事
       我们还知道在加拿大的印第安神话中，大乌鸦往往兼有妙计取胜者和创世者的身份。乌鸦在加拿大艺术家的眼中是有充分象征意义的。
       这种构思也使人联想起瑞士画家勃克林(AmoldBockh)的名作《死岛》。科尔维尔用乌鸦正回树林代替用船驶向死岛。在黑色为主的画面上，他把寂静的飞翔与河流、树林深处死一般的宁静相对照，使画面似乎充满了震栗的气氛。即使这样，科尔维尔还是认为这种威胁感并非来自动物本身，而是根植于人类自己，由于我们的反复无常，缺乏动物所具有的生存与环境相辅相承、相互关系适宜的完美。
       《老鼠》(1983)这幅丝网版画在科尔维尔的动物画中别具一格，从取材、构思，到构图都有给人启迪的东西。“一天，一只老鼠出现在我家小屋外的防波堤上，他／她站在那里，望着我，明亮的眼睛，皮毛带光泽，看上去很健康的样子。它那敏捷、果断的动作，给我留下了一个极深的印象。”亚历克斯·科尔维尔如是说。
       而画中的老鼠当它看见我们在这儿的一刹那间，它全身的肌肉似乎都僵硬了，它轻轻地转动着头，只将它的鼻子稍稍向前伸了伸，集中精力看着我们的眼睛，在我们的心目中深夜它总是进行破坏。它蹲在一个被截去一半的圆圈内，这里是它在画面中的栖息地。它棕色的背脊顺着拱型画面弯曲，尾巴盘在身体旁边，它有凌厉而带刺痛感的爪子。老鼠警觉，通人气，它可与周围事物和睦相处。它镇定，有自我控制力，这都是无懈可击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怕这动物?还是它会在意有什么事会吓着我们了?退到后面的地板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到了老鼠后面的消失点上，恰在它漆黑的目光下，我们在它那使人看上去不舒服，稍带一些怪诞而又复杂的注视下僵持住了。一种有事要降临的预感使我们的血液都凝固住了。
       从科尔维尔《老鼠》一画中可看出他对圆、三角和星状构图较感兴趣。“RAT”这几个字母被标在圆构图中的几何图形的基线上。画中挪威老鼠的形象是从科技书上找来的。这无意中形成了一种巧合，在加拿大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的小说家克丽丝蒂·哈里斯的系列故事《老鼠女人》中，就是把欧洲童话母题园加拿大西海岸印第安人的“纳诺克”形象结合在一起，备受欢迎。而“纳诺克”则是印第安神话中两种像小老鼠的动物，再想想迪斯尼乐园的米老鼠，可见老鼠的形象在北美洲还不是令人厌恶的。科尔维尔画老鼠的动机，是不是潜意识的受北美洲地域文化的影响?
       总之，无论是马或老鼠，是人类具有好感或反感的动物，在科尔维尔的笔下，都成为有善良灵魂的生命体。如果以“人性”为生命进化的最高点，其实各种自然界的生命，或多或少都具有“人性”，认识到这一点，将会对中国的艺术家乃至普罗大众都是有非常的积极意义的。
       蒋大可，学者，现居广州，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