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度“外资化”的危险
学者吴越人日前发表文章，提醒中国过度“外资化”的危险。
文章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乔治·吉尔博伊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有人呼吁要警惕拉美现象在中国重演。所谓拉美现象，是指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拉美国家对外开放市场，国际垄断资本高度控制受资国的经济，并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正是由于国际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带回母国，导致受资国经济剩余所剩无几，从而出现“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
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并没有与之相应地出现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这种发展是令人担忧的。而最终，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可能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套牢在低端产业的陷阱之中。并且，外资企业利用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又带来替代效应。中国某些地区的经济实际上正处于一种拉美化的危险之中。
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则一端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另一端拥有销售渠道，只将中间一段低增值的加工环节转移至中国进行。中国加工贸易以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局面至今虽有所扭转，但基本上未突破上述的封闭体系，而且，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柴海涛认为，从贸易形势上看，传统贸易的主导地位正逐渐被加工贸易所取代，中国逐步被逼迫到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技术产业边缘。
有人这样概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出百分之三十的资本，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拿走了百分之七十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只能拿百分之三十利润。而对OEM这种贴牌生产，有专家估计，外国人拿走了百分之九十二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百分之八。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二十多倍，比泰国要低一倍，甚至比印度都低，沿海地区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每年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幅，而民工工资近十年却没有多少变化。这样的发展状况是不正常的，它会制约国内经济的长期发展。
而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此种可能性始终存在），那么除了一片残砖断瓦、破旧厂房、被污染的土地和低技能的工人，中国还能剩下什么？还靠什么发展？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整体已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些发达省份则更高，2004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加工制造产业。这些经济主要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有可能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受制于人。
就目前而言，外资是拉动中国GDP高速增长、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当跨国公司在最优惠开放政策吸引下大举进入我国垄断性领域的同时，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仍然被捆着手脚，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样的不平等竞争如果再持续十年二十年，岂不就重蹈了拉美国家的覆辙？
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搞好，也不信任民营企业能做大，于是为了寻求政绩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盲目争相引进外资，过度超前开放，甚至大搞“外资崇拜”和“内资歧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为了吸引外资，制定了各类外商投资法律法规，给外国直接投资者提供了较国内企业更加优惠的待遇，即超国民待遇，同时对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却实行了严格限制，即“非国民待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资金短缺的状况就已经得到根本改变，而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在他们把大量利润汇到国外的同时，先进的核心技术并没有留给我们，比如中国汽车工业合资二十年，一款高技术含量的车也没有开发出来，满街跑的都是贴牌车。实践证明，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模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反过来讲，以大量优惠政策为代价吸引外资，加重了本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中国民营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不能说毫无这方面的影响。
近二十多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逐年上升，已连续十年成为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并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事实：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性异乎寻常的高！我国外资存量所占GDP的比重已大大高于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多出日本三十倍。中国的FDI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已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之一。
外资大量进入，还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资产的拥有和控制。由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二十八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二十一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更为严重的是，除了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趋势。流通渠道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它控制着市场，决定着生产，影响着金融。近年来，外资流通企业在中国发展迅速。从发展趋势上看，外国零售企业已经从进入期转向全面快速的扩张期。无论是实际开店数目，还是计划开店数目都大大快于中国商业流通企业，并且单店规模也远大于中国企业。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拥有绝对优势。中国零售企业本来就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而高端市场已经失守。随着外资从高端市场向下延伸，民族零售企业在中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
流通渠道的丧失必然导致对产业控制权的丧失。特别是以大型现代流通企业为依托的商业资本，对上游工业进行资本渗透和控制，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的产业链条。可以说，谁掌握了流通渠道，谁就掌握了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据我国流通产业的主导地位，控制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
中国要避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就应加快扶持民族企业的成长，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尽力加快“本土型经济”的发展步伐，提高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撤消对于本土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只有降低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比重，建立以“内源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才能使国家与民族经济长足发展，也才能防范可能发生的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刘守）
贡德·费兰克的贡献
曾于2000年5月访问过《天涯》杂志、“依附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与“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于2005年4月23日因癌症病逝于卢森堡，享年七十六岁。左翼理论家阿明在Monthly Review2005年六月号发表了悼念文章。
文章说：我与费兰克、傅恩蒂丝（Marta Fuentes）夫妇初识于1967年。经过长谈后，我们便引为思想上的同道。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把第三世界的“发展不足”（under－devel－opment）归咎于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受到阻碍与发育不全，共产党所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以本身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把拉丁美洲定性为“半封建”的社会。弗兰克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新论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被建构成欧洲大西洋沿岸新兴中心国家的边陲。就我而言，我分析了亚洲与非洲根据“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积累”的要求给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体系，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积累过程，依其内在的逻辑必定要造成财富与权力的两极分化。
几年后，我们于1972年再度在墨西哥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讨会”相会。在这个会上，弗兰克与卡多索（F.H.Cardoso）、奎加诺（Anibal Quijano）、马里尼（Rui Mario Marini）等人首先提出了“依附理论”。他们也邀请我发表了我所得到的类似结论，即：亚洲与非洲以非常不同于拉丁美洲的历史过程被纳入了全球体系。
我们自然也发觉彼此都一样同意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1970年代提出的“世界体系”思想学派。就这样我们结成了“四人帮”[阿明、阿里奇（Giovanni Arrighi）、弗兰克、华勒斯坦]。“四人帮”因而合著了两本书：《危机——什么样的危机》[Crisis——What Crisis？]（1982）与《大混乱？》[The Great Tumult？]（1991），这两本书都由Maspero—La Decouverte出版。虽然此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经济结构才刚建立，资本主义的全球新战略也才刚可见端倪，但我们已认为“新社会运动”具有战略的价值，十年后“新社会运动”团体汇聚在一起参加了2001年于阿列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
我们的观点虽有明显的差异（这激发了我们的理论思考），但基本上极其接近，故成了密友。我的妻子伊沙贝里（ Isabelle ）和我爱弗兰克如兄弟，他死前的十二年中不断与癌症勇敢搏斗，我们为他的健康日益恶化而深感忧伤。我最爱弗兰克的是他的真挚诚笃与矢志不渝。弗兰克一生孜孜所求者惟愿为劳动阶级与受剥削、压迫的人民服务。他始终自发而无条件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这样的品质即使在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中也未必都能见到。
（郑国栋）
某些知识分子为何厌弃穷人
学者蔡永飞日前在《燕赵都市报》发表文章，批评某些知识分子厌弃穷人。
蔡文说：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快速膨胀，控制人口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于是，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他们的见解：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张惟英教授，她建议实行限制“低素质人口”进京的“人口准入制度”；后来，全国人大代表、北大科技实业发展中心总经理晏懋洵教授提出：“采取行政手段在当今社会显然不可取，但是可以考虑提高学历水平或采取经济手段等方式”；再后来，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则把“运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议加以具体化，他说：“如果北京政府要控制人口发展，我觉得首先可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其他的地方生活从业。”很明显，这些建议所要北京市控制的人口都是低学历、低收入的穷人。
发表上述观点的三人都是“知识分子”，不仅学历、职称符合“知识分子”的政策性定义，发表政见的行为也像知识分子。那么，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厌弃穷人呢？
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北京之所以能够聚集众多人口，是因为北京具有极为丰富的“资源”，所以，如果想要控制人口数量的话，就必须“减少”这些磁石一般的资源。以笔者之见，也就是要调整现有利益格局。第一，应当通过改革减少与国家“政治中心”相关的“资源”和“机会”，从而淡化和削弱人们涌入北京“淘金”的动机。二是应当淡化北京市“经济中心”的定位和市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并且努力减少富人投资者进入北京，从而降低北京市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如果说这样的问题对于三位知识分子应该属于常识的话，那么，他们不去触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绝不会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只能是因为他们囿于自身利益已经失去了改变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动机。在他们看来，北京虽然资源丰富、机会较多，但资源和机会再多也经不住太多的人来分享。所以，他们的着眼点不是放在调整利益格局上，而是要阻止那些企图分一杯羹的人；而富人强势者他们不敢碰，就捏上了穷人的软柿子。
这三个人的行为表明，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对于普通社会成员特别是穷人应有的关怀，相反，他们自觉地站到了穷人的对立面。他们强调“素质”、“学历”和“收入”，以此显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之高，在文化修养、生活品位上是高雅的，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是高贵的。在他们看来，学历低、收入低的穷人，“不配”成为他们的邻居，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厌弃”。他们自觉站在穷人的对立面而企图与强势者为伍，即使不是灵魂卑微、人格萎缩，至少也已经消弭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信念和激情。他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把民主讲坛变成维护和谋求少数人狭隘利益的平台，不惜损害穷人的利益。
（吴立）
蒋庆：统一思想并不意味专制
《南方人物专刊》日前发表对学者蒋庆的专访，在专访中，蒋庆痛恨“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现实。在当今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中，自由主义者和新儒家都在蒋庆的批评范围，当然，不愿意纠缠于个别现象的批评，他的目标是建立体系，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
蒋庆说：从1912年，或者更早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儒学被中国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领域，中国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一切现象中国人都按照西方文化的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西方文化是语法，中国文化成词汇”，离开西方文化中国人就不会独立思考问题了。而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一百年来的中国人实际上是按照西方的“小人文化”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世界的现实，蒋庆认为这就是儒家说的“以夷变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
什么叫经典？蒋庆说，“经”就是“常理”、“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经典”，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等方面的价值内容。在蒋庆的解释里，儒学有两大传统，一为心性儒学，即生命儒学传统；一为政治儒学，即制度学传统。后者源自孔子的《
春秋》经，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智慧。
蒋庆的政治儒学设计了“儒家议会三院制”的宪政构想。政府从议会产生，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由“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三院组成，分别代表民意、天道和传统。三院具有平等的宪法地位，任何法案必须三院通过始得成为法律。在这三院中，体现民意的“庶民院”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体现历史文化的“国体院”按血缘关系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其范围包括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体现儒家圣贤理想及天道价值的“通儒院”，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以考试、举荐和到民间察访等方式产生。
这同样是选举政治，是比民主政治更公平的选举政治：民意只占三分之一，其他两项各占三分之一。其中，“通儒院”代表天意，代表超越神圣的价值。天意或超越神圣的价值存在于《四书》《五经》，由每个时代的大儒代表。
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产生新的精神专制呢？蒋庆认为不会。精神专制是近代西方极权政治的产物。儒家文化是宽容的，董仲舒把儒家文化提升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但并没有否定其他思想学说研究信奉的自由。
关于文化多元，蒋庆还说，从来没有绝对平等的多元，只有一种主流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我从前也认为文化是平等的，现在看法改变了，实际上文化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统一思想并不意味着思想精神的专制，只意味着国民道德价值与精神信仰的共识。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来看，儒家文化就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一思想。
还有，儒家文化从来就肯定市场经济的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独占与垄断。《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就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而西方的自由经济有严重弊端，它会带来环境破坏、贫富悬殊、社会冲突和道德败坏，而儒家文化追求和谐，孔子提出“均富”，孟子主张“制民恒产”，董仲舒的药方是“限民名田”，均是反对贫富悬殊而倡导共同富裕，可以避免走向贫富两个极端。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政治，是抛弃神权政治后的另一种极端，无论民意是否道德，票数决定一切，所以民主政治是没有道德内容的政治，儒家不接受这样的政治。
事实证明，西方的民主是有严重缺陷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台湾现行体制是传统政治文化被消解的结果，失去了中国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的主体性和权威性，全盘接纳了西方制度。台湾地区的体制实验，是想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长出西方制度，结果注定是不伦不类的乱局。假如台湾的政治制度能按照这“三重合法性”建立，那么台独就不可能摆上桌面。
蒋庆还认为：人类未来的命运决定于自己的文化选择。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人类选择了好的文化就有好的未来，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道德价值上的好的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整套关于宇宙人生与历史文化的超越价值。我对儒家文化复兴的前景是乐观的，儒家文化的复兴肯定有希望。近年来，儒家文化传统正在回归。儒家文化正在走向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开始争取到了公共话语的权利，打破了西方话语垄断中国公共领域近百年的局面，这是儒学复兴的好现象，例如媒体传播关于儒学复兴的信息就是参与了儒学话语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
接下来说到人民大学正在筹办的国学院，蒋庆表示他的关切。他说，那当然是好事，我很赞成。现代文凭制度是按照西方学制建立的，人大国学院将来发国学文凭，是中国文化进入公共领域的开始，因为国民大学教育就是公共领域。但从人大公开的说法来看，我有两点疑虑。一是，如果只是把国学当成一种知识来学习，是不够的，国学不只是一种知识，国学更是一种价值，即一种体现中国古圣人之道的价值，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比如《
春秋》就不是关于古代历史的知识，而是孔子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体现了孔子对人类历史所作的是非善恶的价值评判，如果把《
春秋》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传授，就根本不可能了解孔子作《
春秋》的微言大义。
第二，主张办国学院的人认为要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这是一种进步，其实不然。如果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我们就很难理解到国学自身的真精神与真价值，因为所谓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就是“用西方解释中国”，“用西方解释中国”只能把中国变成“西方的中国”，而不是“中国的中国”，所以不能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即西方的解释系统来了解、解释我们的国学，而应该用中国的学术方法，即中国自身的解释系统来了解、解释中国的国学，这就是常说的“以中国解释中国”。而中国的学术方法、中国的解释系统就是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的“家法”，不经由“家法”，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像不经由门径不能看到宫室之美一样。
（范今）
左翼文学传统回归
评论家陈晓明日前在《文学界》杂志2005年第三期发表题为《革命文学的“后传统”》的文章，称左翼文学传统重新受到重视。
文章称：2004年《当代》第五期发表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迅速引起多方热烈反响，尤其得到“新左派”的欢迎，这篇小说可以说是“新左派”理念在文学创作中最突出的体现。曹文轩和邵燕君主编的2004年度“最佳小说选”（北京大学出版社）把它列为第一篇。按曹文轩的文学趣味未必特别青睐这篇小说，主要是学生们的倾向起了作用。现在青年学子都有左倾的嗜好，这篇小说显然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北大热门网站“左岸”的主持人李云雷博士就十分热爱这篇小说，在他为《那儿》写的推荐点评中，他写道：“《那儿》不但是本年度震撼力最强的作品之一，也堪称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感染力。当代文学已经多年来少见这样的荡气回肠的‘时代悲歌’，能够及时推出这样的作品，再次显示了《当代》杂志‘直面现实’的可贵传统。”（参见《2004年最佳小说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页）李云雷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青年学子的立场，同时也反映了当今文学期刊、作家与读者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学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有一种潮流在涌动，其实已经涌动多年，它有着深厚的传统，又有现实的动力，因而其能量颇为强大。关注底层，对人民保持着悲悯情怀，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当然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传统，它的惯用法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再往前追溯可以追到左翼的革命文学那里（当然，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在概念的运用上还可再分辨，革命文学可以看成是左翼文学发展的后期阶段或激进阶段）。实际上，这个传统渊源在其往后的历史中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左翼的革命文学那里，其“现实主义”隐含的革命诉求是全方位的，它有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规定性，它有确定性的历史叙事，这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创建新中国。这是核心叙事，这一核心叙事包含了历史主体、历史行为和历史目的。在这样的经典叙事中，人民虽然是被压迫的大众，但人民要觉悟、要反抗，并且要走上革命道路。显然，这样的革命文学传统无法被全盘继承，其部分挪用更像是重构一种“后传统”。现在这样宏大的传统实际上只剩下“底层人民”这一主体，这是一个空洞的主体，他不会产生革命的自主性，其革命的目的也被永久删除。所有这些叙事现在只剩下迷惘和伤感，以及由叙述主体给予的同情慰藉。那些依赖艺术表现来完成的转折，以及富有才智的技艺和抒情，仿佛是对历史创伤的修饰。
（古渡）
臧棣谈知识与诗歌
青年诗人、评论家臧棣日前在北京大学学生刊物《方位》中，谈到了诗歌与肉感、知识等的关系。
臧棣说：从审美的角度，我很看重肉感和口语。事实上，好的现代诗人都不鄙薄它们。瓦雷里说，现代诗歌的任务就是要发明一个新的感官。马拉美的想法也差不多，他认为诗歌有必要充分依赖“抽象的肉感”。奥登的诗歌也注重风格意义上的肉感。新诗历史上，穆旦等人努力的目标之一也是要为新诗增加“肉感”。所以，肉感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它其实是指感受力的丰盈与充沛。令我感到滑稽的是，现在的一些诗人把它等同于肉欲，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他们自己对诗歌的要求。从诗歌的起源上看，你就会明白诗歌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和世界、神灵沟通的知识而被发明出来的。它最早的场所是原始巫术的仪式。
自上古时代起，它就是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的一种知识，一种几乎神秘的知识。它也是人类所有的知识类型中最开放的、最富于探索精神、最灵敏的知识。它是关于心灵的知识。学院不是诗歌的对立面。而且，我注意到，对于当代诗歌，学院是最认真阅读和阐释它的场所。也不妨说，学院是当代诗歌能为自己找到的最好的读者之一。
（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