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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批优秀的印度学者，古哈、查特基、查克拉巴蒂、沙希德·阿明、潘迪等，开始从事一项耐心的艰苦的、没有希望暴得大名的工作，这就是关于南亚社会的庶民研究，旨在探讨有关庶民状况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出版了十册专辑。至少在中国，和大名鼎鼎且同为印度人的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或霍米·巴巴相比较，知道上述诸人的名字及其工作的人要少得多。然而，如果我们的兴趣不局限于那些深奥晦涩的文化理论，如果我们对印度以及南亚社会的兴趣不局限于圣雄甘地、尼赫鲁或者是新近开发的核武器，那么这十册《庶民研究》将能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南亚社会底层民众的历史、文化、生存状况和反抗斗争。
       所谓“庶民”是英语词汇subaltern的中文翻译，也有译作“属下”、“下层”或“底层”的，总之都不是十分理想。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它直接来自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但葛兰西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理论界定，而只是在《意大利历史笔记》一节里提出纲领性的六点规划：“一、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变化的作用下，庶民社会集团的客观形成；它们在数量上的扩散及其与早已存在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渊源关系，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保存着这些集团的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二、它们积极或消极地加入统治政治阶层，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而试图影响这些阶层的纲领，它们所作的这些努力在分化、改造和新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三、旨在保住庶民集团的首肯并维持对它们的控制的统治集团的新政党的诞生；四、为了坚持对部分有限地位的要求，庶民集团自身所造就的阶层；五、那些维护庶民集团自治权（在旧体系内部）的新阶层；六、那些维护整体自治等等的阶层。”从这个过分简要的提纲里似乎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理论内涵，尤其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生僻的词。古哈在《庶民研究》第一辑的序言里也仅仅表示，用这个词来“指称南亚社会中被宰制的或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的，还是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表现的”。在另一个地方他甚至把“庶民”看作是“人民”的同义词。在这里，与“庶民”处于直接对立地位的是官方和非官方的“精英”。这样看来，“庶民研究”倒是和中国人近年来关注“弱势群体”的呼吁有些相似之处。但是这样的理解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所以有必要对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做一点说明。
       首先，葛兰西提出的庶民研究的六点规划不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分析，而是来自于并且着眼于当时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实践。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很多人都忘记了或者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葛兰西不是一个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学院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是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而进行理论思考的。对于理解葛兰西的合适的参照性人物，与其说是詹姆森、伊格尔顿这样的著名学者，不如说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让我们以葛兰西最有影响的理论概念hegemony为例，这个词被译作“霸权”甚至“文化霸权”而广为人知。但是对于葛兰西来说，hegemony首要的意义是，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领导权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特殊的内涵在于区别于“统治”的“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使就其文化的意义而言，葛兰西也从来没有在某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权力关系中批判文化霸权。雷蒙·威廉斯正确地注意到领导权是一个动态较量过程，是在不同的力量对比和斗争条件下发生转移的过程。例如，文化领导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还是无产阶级手里，这要取决于两个阶级在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其他地方的革命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斗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1930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情况时曾经说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力量。佩里·安德森认为葛兰西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像考茨基、卢森堡、列宁和毛泽东一样提供了一种“政治策略性的分析”(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视界》，第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5页)。更为准确的理解应当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挪用了葛兰西，但他本人不属于这个传统；葛兰西不是“像”列宁、毛泽东等人，而是和他们属于同一个传统。
       其次，我们不能忘记，葛兰西是在墨索里尼的监狱里写作的，因此《狱中札记》使用了许多在正常条件下不会也不必使用的“隐语”，“庶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葛兰西在制订那个看似非常抽象的庶民研究规划时，脑子里非常具体地考虑的是意大利革命中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南方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是列宁、毛泽东这些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斗争环境中必须创造性地解决的实践/理论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在于世界各国的革命者都不得不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什么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历史的长期趋势，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证明，现代世界确实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这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远远没有完成的过程。但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具体的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却不能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革命仅仅涉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不难想象，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发生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英国无产阶级也必须面对性别问题、种族问题或爱尔兰问题之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矛盾的问题。更何况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这里社会构成决不是那么明确清晰的，而革命政党面对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问题就更不“简单”了。这就是葛兰西为什么会把俄国十月革命称为“反《资本论》的革命”，任何了解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样的革命决不是个别现象。中国革命是经历了几次灭顶之灾以后才克服了“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最终承认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弱小的工人阶级不足以构成革命政党的社会基础，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意大利，是恩格斯所说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但它是被后来居上者甩掉几百年后，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又重新成为后来居上者的，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比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严重得多，突出表现为北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及其“先进的”工人阶级和“落后的”南方及其农民问题。葛兰西被捕后，在他的寓所里发现了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提出以下几个重要观点：一、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建立和领导一个“能动员劳动群众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二、这个联盟的实质在于“无产阶级在意大利现存的实际阶级关系中要成功地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三、意大利共产党必须把“南方问题”确定为“革命无产阶级全国政策基本问题之一”；四、意大利的农民问题是由历史决定的，它不是“一般的农民和土地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传统，意大利农民问题有“南方问题和教廷问题这两种典型的特殊形式”。葛兰西认为，为了争取农民群众大多数，无产阶级就必须把这两个问题看作是自己的问题，使它们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意大利无产阶级不仅要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无产阶级即“北方群众”中广泛传播着这样一种歧视性的思想：“南方是锁链，它阻挠着意大利的社会发展，使它不能获得更快的进步；南方人从生物学上看，生来就注定是劣等人，半野蛮人或纯野蛮人；南方落后，错误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或任何其他历史原因，而在于使南方人懒惰、低能、犯罪和野蛮的自然环境。”(《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228－230页)由于葛兰西被捕前正在写这篇文章并因被捕而中断了写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与《狱中札记》的相关部分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连续性，而且“庶民”一词就是用来表示“南方问题”或农民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的其他社会群体的“隐语”。弄清楚这一点也许比寻求“庶民”一词最好的中文译法更为重要。
       但是，这一切和印度学者的庶民研究有什么关系呢？古哈以及整个庶民研究群体不是什么共产党革命家，而是一群历史学家，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要在印度或任何其他地方发动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的野心，也许他们不过是随意拿来一个术语作为自己的标签罢了。但是和葛兰西不同，他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有什么必要使用这样的隐语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他们为什么要使用“庶民”一词，而且是把它作为全部研究的这个范式性术语。古哈的《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是早期庶民研究的纲领。在古哈和庶民研究群体看来，印度的历史学研究长期以来被精英主义主宰着，包括英国殖民主义的精英主义和印度本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这种精英主义把印度民族及其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归结为形形色色精英的成就，完全抹杀了人民在建立和发展印度民族以及民族主义方面所作的不同于而且不依赖于精英统治者的贡献。庶民研究则反其道而行之，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其最基本的课题就是把被精英主义史学遗漏和抹杀的“人民的政治”揭示和呈现出来。古哈认为：“在整个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存在着另一种与精英政治并行的领域，这个领域的主角不是本土社会的统治集团或殖民政府，而是由城乡广大的劳动者和中间阶层构成的庶民阶级和群体——简而言之，就是人民。”人民政治就是人民作为主体的政治领域和政治活动。古哈甚至认为这种人民的政治是一个“自治的”领域，即它既不是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当然，这并不否认两种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叠和互动。但是，当殖民主义入侵时，传统的精英政治土崩瓦解，而人民的政治却仍然继续发挥着有力的作用。由于历史的、语言的、种姓的和宗教的原因，印度社会的构成极其复杂，决不是所谓“农民问题”所能囊括的。然而，印度的底层社会群体，不论如何复杂多样，都是受剥削压迫的群体，全都抵制和反抗精英统治。正是这一点使得“庶民性”或“底层性”成为所有这些社会群体的共同特性，人民政治与精英政治截然不同的特征也正是这种“庶民性”或“底层性”。如果说葛兰西的庶民概念侧重于表示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社会构成的多样性，那么古哈和庶民研究群体使用这个概念，除了表示印度社会构成的复杂多样以外，更强调的是“庶民性”或“底层性”作为所有下层社会群体的同一性，是“庶民性”或“底层性”这个特征把形形色色被剥削压迫的社会群体统一到“人民”这个范畴之中的。
       将被掩盖的人民的政治揭示出来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美化这种政治，庶民研究并不回避底层人民的政治运动所具有的各种缺点和弊病，如宗派分裂和经济主义倾向等等。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到反帝反殖斗争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印度社会中底层政治与精英政治平行存在的状况就意味着“印度资产阶级作为民族代言人的失败”，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全体人民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然而，庶民研究，至少是早期的庶民研究，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来自底层的人民政治，就其本身而言还不足以将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为成熟的民族解放斗争。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无论其作为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还是其阶级觉悟，都还不够成熟，没有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也没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因此，“它未能接过并完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农民暴动，其中有些规模巨大并带有反殖民统治的色彩，它们需要有一种能够提出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的领导力量，从而超越地方主义的狭隘性，上升为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印度底层的人民政治决定性地缺少这样一种能够承担起领导责任的社会力量，许多工人、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的局部斗争或者陷入经济主义，或者流于宗派主义分裂状态。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革命”和“领导权”在庶民研究中是以缺席的形式存在着的。或者说“庶民”一词的选择和使用与葛兰西思想中的“革命”、“领导权”等概念保持着或隐或显的相关性。由于缺乏领导力量而未完成的民族革命是形成庶民研究规划的历史背景。古哈在《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的结尾处提出：“殖民地印度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印度民族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的历史性失败”，这里所谓失败是指，无论是印度的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不足以领导整个民族取得反对殖民主义的决定性胜利，都不能领导整个民族完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管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十九世纪古典意义的革命，还是更为现代的由工人和农民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古哈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表明，理解印度的“历史性失败”的参照坐标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不过，说这是庶民研究所要承担的任务则可，说它是“殖民地印度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必然会引起争议。主流的民族主义照例要请出甘地的神像及其非暴力主义不合作运动，但是真正使古哈和早期庶民研究发生转向的却是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少数者话语和文化多元主义等等。
       对于庶民研究后期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古哈的《历史的细语》一文里窥见若干消息，这篇文章于1996年发表在由沙希德·阿明和查克拉巴蒂编辑的《庶民研究》第九辑。这时候古哈已经退休不再担任主编了。“细语”的对立面显然是所谓的“大叙事”。古哈在这里批评的是，现代历史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妨碍了我们聆听各种庶民的“细语”。国家主义，不论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要假设存在着一个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的矛盾就全都迎刃而解了，而掌握国家权力则被视为解决一切其他问题的关键。在各打五十大板之后，古哈重点分析了他认为“更难对付”的马克思主义。1946年至1951年，印度的特兰加纳地区发生过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二十年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桑德拉亚出版了《特兰加纳人民的斗争及其教训》一书。起义的目标当然是夺取国家政权，劳动人民与地主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不管在何为主要矛盾问题上有多少争议，都要通过国家权力这个首要目标来解决。古哈质疑道：“如果有人对这个惟一目标提出质疑，并且质疑这种单一斗争是否涵盖了特兰加纳运动的全部内容，那么一致性和中心的看法又会怎样呢？”一些积极参加运动的妇女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她们奋起反抗旧的剥削压迫制度，在这方面她们和男性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她们还要求兑现妇女解放的目标。让她们感到失望的是，反抗运动领导力量的男性权威与旧制度的男性权威没有什么差别。她们的要求是妇女必须成为解放运动的原动力，而不仅仅是受惠者。古哈遗憾地指出，无论在暴动期间还是后来著书立说的时候，桑德拉亚既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改变他的男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不管在其他方面如何革命或进步，始终把性别压迫视为次要矛盾。用一般的理论语言来讲，它把“不同的矛盾关系视为等级的关系”。这种反还原主义或化约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古哈独创的，而是持续不断地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庶民研究前期与后期发生的两点变化。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由于缺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未能完成古典意义的资产阶级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本来被看作是印度民族的“历史性失败”；而在后期共产党的领导本身成为一种压制性力量。二、“庶民性”或“底层性”本来是作为形形色色被剥削压迫的社会群体的共同性和同一性提出来的，现在则转而表示不可替代且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古哈在《历史的细语》的结尾处说“不屈的庶民性一定要书写自己的历史的声音”，就是在多样性的意义上使用庶民性一词的，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明确地承认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斯皮瓦克曾经批评早期庶民研究的本质主义，批评他们把“庶民性”理解为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但她深知解构主义永无止境的消解能力，所以试图用“主体位置”、“主体效应”或“策略性本质主义”等方法来阻止“庶民性”概念一泻千里，目的是为了让庶民研究群体不要像西方后结构主义者那样满足于虚无主义的解构快感，继续坚持把“庶民当作历史的主体”。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似乎要更深刻一些，不是用阅读技巧和理论方法所能够影响的。在轰轰烈烈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表象的下面是全球革命力量的战略性消退。当资本的帝国以前所未有的蛮横姿态向全世界的“庶民”发号施令的时候，用“历史的细语”之类政治正确性自我安慰是无济于事的。庶民研究真正的核心问题也许恰恰是正视远远超出印度或南亚社会的“历史性失败”。
       陈燕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文化多元主义的反思》、《从种族到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