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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左转，然后，向右转
       从我六楼的出租屋出来，下楼，左转，在两个人相遇必须侧身才能通过的小巷子走二十米，一堵围墙挡住了直行的路。那是石牌小学的围墙。我没有到过墙的那一边，我不知道那边是否也张贴着治疗淋病、梅毒这样的小广告，挂着关于房子出租的硬纸皮。纸片上的字像鸡爪子一样难看。围墙的下半部潮湿，到处可以看到斑斑点点的青苔。那就是围墙的梅毒吗？青苔被鞋子或者别的硬物刮伤，伤口狼藉不堪。和青苔相伴的，是塑料袋、旧报纸、破酒瓶、一次性饭盒，偶尔还可以看到用过的避孕套。
       顺着围墙走上三十米，就到一家叫“健康”的诊所门口。那门口一样的脏乱，垫在台阶上的地毯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而且千疮百孔。那块写满了“治疗肝炎、尿道炎、阴道炎、淋病、梅毒、无痛流产”等项目的招牌一副站累了的神情，无精打采。白色的招牌因为风吹雨打、因为尘土，已经发黑了。每次经过那里，都能看到身穿白大褂的男男女女忙碌的身影。我一直觉得奇怪，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看病呢？有一个晚上，我半夜肚子痛，折腾了很久，最后打120让救护车送进医院。房东后来告诉我，去健康诊所就可以了，那里收费便宜。
       诊所的边上是石牌村通往黄埔大道的一条主要街道。那条街上二十四小时都塞满了行色匆匆或者游手好闲的人。在那里行走还得小心翼翼，千万不要和人撞上，否则就可能惹祸上身。我就看到一个小年轻不小心碰到一个家伙，那人手中的瓶子掉到地上，碎了。马上几个人围上来，要他赔偿。街道的两边是水果档，卖水果的老板身边都放着一把长长的水果刀。水果档的旁边是一家白天关门、晚上营业的录像厅。录像厅的门口永远垂挂着一块枣红色的布，布的下面是一块小黑板，黑板上面写着播放的录像名称，从晚上6点到清晨6点，两个小时一场。那些录像不是武打的就是艳情的，一般上半夜是武打，下半夜是艳情。有时凌晨从那前面经过，还可以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女人在床上喘息的声音。录像厅斜对面是一家小食馆。我在那里看到一场精彩无比的打架，比电视和小说上的要高超一百倍。一伙穿黑衣服的匆匆而来，片刻工夫就全部消失在小巷子里，留下几滩鲜血、一根手指头、东歪西倒的凳子椅子，成为碎片的碗和碟子。
       在小食馆的前面左拐，开始进入石牌村的内部。光线像被一双有力的手硬生生折断，眼前的东西顷刻间变得模糊不清。我总是在这个时候把脚步放慢，让自己适应从明亮进入昏暗的反差。他们把我当成找房子的，围过来问我，要不要租房。我又看到那个白头发的胖女人。她站在一家士多店的台阶上对我点头。她曾经带着我看房子，那些房子不是太暗就是太小了，我没有看上。大半个下午过去了，还是在村子里走走停停。她就不高兴了，用广州话嘀嘀咕咕说个不停，她可能以为我听不懂。我笑着告诉她，我不租了，然后给她十块钱。她一下子显得非常不好意思，坚决不要。在推推搡搡中她对我说，以后租房子就找她。我还是没有找她，但她记住了我。我没想到我在石牌村又多了一个熟人。有时在路上遇到她，她总是要和我说几句。我一直以为她不会说普通话。她回答我，在石牌村听来听去就会了。
       巷子里的地上永远像吹南风的春天一样潮湿。我对春天厌恶的态度与我在石牌村多年的生活有关，那种黏乎乎、湿漉漉一直让我觉得不干净。垃圾的污水、窗口上衣服的滴水、还有阳台角落没有拧干的拖把。密集的房子把太阳的光线挡住了，艰辛挤进来的又显得有气无力，软绵绵的。流水的声音就像是对阳光的嘲笑。多年后，我回想自己行走在那些小巷子的形象，就像一只左右跳跃的青蛙。两只手轻轻地、不被人轻易看出地拎起裤脚，在干洁的地方腾挪。
       一间卖影碟的店子立在路的尽头。我在店子的门口停下来，和他们问一声好，就低着头匆匆左转。我曾经在那里买了几张碟，小老板和他的妻子就记住了我。每次看到我，总是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告诉我，又来了什么最新的片子，好莱坞的，奥斯卡的，或者什么贺岁片，有时还小声地对我说，有外国的劲片，全露的。在他们的盛情面前，我的拒绝让我心虚，觉得自己像一个欠人家钱财的穷人。而他们却益发热情，有时还走到店子外面，想带我进去。那段时间，怎样通过影碟店前面甚至成为我烦恼的难题。它仿佛就是一座筑立的碉堡，在我进入小巷子的时候就开始向我开枪。后来，我变被动为主动，当他们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我就和他们说话，但脚步继续向前。
       我在一家金店的前面停下来。老人还是斜斜地靠在藤椅上看报纸，鼻梁上的眼镜像深秋枝头上的一片黄叶，轻轻一阵风就会掉下来。我第一次见到这家金店，金店里的这个老人，他就以这种姿势呈现在我眼前。他身后那幅旧上海滩美妇人的海报一直张挂在那里，那双风情万千的丹凤眼含情脉脉地看着老人和从门口经过的男女老少。地板和洁白的墙壁一样干净。他怎么会选择在石牌村这样的一条小巷子开这样一家卖金银首饰的店子呢？除了他，我还没见到店子里有过别的人。就这么冷清的生意，老人怎么维持呢？他焦急吗？他孤独寂寞吗？他的前尘后世呢？老人并没有因为我站在门口就停止他的阅读，他手中的报纸一动也不动，他的眼镜还是斜斜挂在鼻梁上。我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和老人聊聊天，我甚至想过假装成买金制品的顾客和他搭话。但老人的姿势，他身后的海报，他手中的报纸，他门可罗雀的店子和店子里光净的地板，成了一道高高的门槛挡住了我。我离开石牌村时，老人的金店还在那里，老人还是安静地斜靠在藤椅上看报纸。枝头上的那枚黄叶更加金光灿烂了。
       在金店前面左转走上五十米，就到了一间棋牌室。1999年以后，石牌村里的发廊一间一间少了，多起来的是棋牌室、网吧、小电影室。我进过那家棋牌室，一地的烟灰、烟头，一屋重重叠叠的烟雾，一片影影绰绰的人头，一堆又一堆的声音。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在网上和人下围棋，但我的棋瘾在漫长的晚上和城市夜空的星星一样时隐时现。我在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矮矮的桌子，桌子上的棋盘和棋盘边那个斯文的男子。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些棋牌室里的规矩，其实就是一种赌博。我从未把下围棋这样的事情和赌博联系在一起。我坐下去，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话。我后来才知道，我是新人，他不敢贸然开口。我邀请他下一盘，他问我怎么算。我说费用我包了，反正一个小时十块钱。他又看了我一眼，说，你是高手，几段？我连忙回答，哪里哪里，刚学的，就是喜欢下棋。他第三次看我，说，我们这里是要赌钱的。我一下子愣了。他可能以为我怕了，脸上浮出一层笑容，不要怕，就五十块钱一盘。这个时候，几个人围了过来，他们告诉我，不要怕他，他的水平很臭的，你肯定能够赢他。还有人说要买我的码。我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们是一伙的，但我不想起身离开。我看着他，说，好吧，就一盘，五十块。我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块钱，在他们注视的目光中放进上衣的袋子。那盘棋一开始下得很快，还没到中盘就慢下来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嘈杂的声音和环境中我频频出现昏招，大好的形势像我的必胜信心一样在一点一点地减少，但我的胜势还是非常明显。快到收官时，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突然在我耳边说，你还是输好，破财消灾。我抬起头，看到一个人从我的身边退出去。他笔直的身子在人群中显得特别另类。我看了四周围观的人，他们看着我。我知道，我必须输掉这盘棋，我必须输掉五十块钱。我把手中的白棋子放在桌子上，从上衣的袋子里拿出那五十块钱，又数了盘面，然后，我说，我输了。这时，我听到一声奇怪的笑，但那笑声很快就断了，像被谁折断在喉咙里。我起身时那个年轻人没有动，五十块钱在一片黑白子的上面像一块长出来的伤疤。后来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那个年轻人，他叫住我，问我那盘棋为什么要故意输给他。我看着他，没有回答。我在棋牌室还没有输给别人，什么时候我们好好下一盘？他问我。我还是没有什么言语。下棋对于我只是一种爱好，在他那里可能就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了。我们能够一起端坐在围棋边上吗？第二天我就离开棋牌室了。他告诉我。那家棋牌室的烟雾慢慢地在我的心中消退，我想我和他应该可以认认真真下一盘棋的时候，我却再也找不到他了。不久，那里就关门了。紧闭的铁闸门再次打开，招牌已经换了，变成了麻将馆。
       顺着棋牌室前面的小巷子往前一百米，左拐，有一块小小的空地，空地上摆着四个垃圾桶。我曾经在那里被人狠狠地吓了一回。那个晚上，我也是这样稍稍低着头赶路，就在我拐过来的时候，突然在垃圾桶的旁边站起来两个人，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出是两个穿黑衣服的男子。他们的影子挡在我的前面。我迈出的脚步迟疑了，然后落下。我站着，看着他们。他们看着我。我的心口跳得特别厉害，嗓子特别干。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声，那声音显得十分干涩、空洞。一只老鼠尖叫着从垃圾桶旁边跑过，它和垃圾碰撞的响声非常尖锐、刺耳。这个时候，我听到了身后传来的脚步声。他们从垃圾桶边上走出来，从我身边经过，一下子就不见了身影。后面的人超过我，回过头莫名其妙地看我。我在心中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他们没有看到我刚刚面对的危险，他们不知道那一串脚步声就像一根绳子，把我从悬崖拉回到了平地。以后每次经过那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在拐弯的时候故意放大走路的声音。我在那里经常见到一些遗弃的注射器，完整或者破碎的。或许，那个晚上和我相遇的那两个人就是吸毒的，我的到来可能还打搅了他们的享受。
       回头再也看不到那四个垃圾桶的时候，我又开始左拐了。我的身边出现了一些女子。她们或者依着墙壁，或者三五个聚在一起聊天，或者就坐在士多店前面的小凳子上。依着墙壁的大多手里捏着瓜子，瓜子壳就准确地落在从面前经过的男人身后一寸的地方。聊天的用笑声搅拌男人的双脚，一串串跟着男人的脚步在地上翻滚。坐在士多店门口的都穿短裙，她们故意把两条腿分开，各种颜色的内裤在小巷子里闪现。她们出现的时间一般从下午两点延续到晚上十二点。我住在石牌村的那几年，我经常见到这些人，村口，某一条小巷子，发廊。她们不停地变换聚集的地点。我看到她们的皮肤一天一天粗糙，面色一天一天苍白，脸容一天一天憔悴。她们把一生中最为美好的青春年华给了一个个身影模糊的男人，镶进阴暗潮湿的小巷子的缝隙里。她们像春节后倒在垃圾桶里的一个个桔子，在角落里发霉，溃烂。
       这条小巷子的尽头两端，分别是一家小诊所和一家性用品商店。小诊所开业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了秃头的老板。他穿着一件白大褂，在指挥别人搬桌子。他那颗硕大的光脑袋、女性味十足的声音、长长的指甲和指甲里黑色的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诊所在靠近村口的地方。没有多长的时间，就搬进了小巷子里面。诊所不论在什么地方，里面的摆设却几乎没有更改过。一块白色的布把屋子分成两半，我想里面应该就是打针的地方。外面有两台柜子，一台高的，摆放一些药品，不多。矮的那一台是他坐诊的。我总是看到他猫着腰坐在那里，双眼狠狠地盯着从门口经过的人。他搬离村口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歇业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诊所拴在那些女子的屁股后面。她们聚集的地方在哪里，他的诊所就搬到哪里。他的生意应该还不错，我不时就看到有人低着头从那块白布里闪出来。那家性用品商店也跟着那些女子走。我进去一次，因为好奇。但我没有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避孕套，避孕药，治疗性病的抗生素，春药，几个像模像样的塑料男女生殖器。我在东张西望时，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问我，先生，你需要什么？我低下头，看到一块粉红色的布后面现出一张年轻、清纯的脸。我没想到卖这些性用品的居然会是一个女孩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感觉到脸像着火了一样。我马上转身就出去了。
       和小巷子的出口斜对面的，是一个寄放摩托车和自行车的凉棚。我又看到那个小伙子了，他坐在一辆摩托车的后面。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冬夜，天气特别寒冷。他披着一条毛毯站在车棚的入口对我笑，我停下脚步，脑子里在想，这人是谁，我在哪里认识他的，他怎么就披着毛毯。我以为他会和我说什么，但没有，转身就进到里面去了。我听到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在责怪他这么冷还跑出去。我边走边回头，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第二天，我又在那里遇到他。他还是披着那条红色的毛毯，坐在门口潮湿的地上。他没有对我笑，他在玩小石子。原来他是弱智的。以后我经过那里，不时就碰上他。他喜欢穿红色的衣服，他还喜欢对人笑，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的笑声。
       离开车棚，再左转，一条马路呈现在前面。那是石牌东路。我站在马路的旁边，阳光打在我的身上，我不由得微微眯上眼睛。一个衣着时尚的美丽女子从我身边走过，一辆自行车从女子的身边经过，一辆摩托车从自行车的旁边驶过，一辆车里坐满人的出租车在摩托车的前面停下来。我看到那些我熟悉的身影从出租车里出来。我右转，我听到他们在一家西餐厅的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
       进入
       咔嚓！
       像含苞欲放的花蕾展开嘴唇。像盛开的鲜花被一双手掰下。像锁匙打开一扇门户。像钥匙折断在锁洞。我停下了前行的动作。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时候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声音。多年后，每当我回想这个夏日的夜晚，这清脆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响起，一如楼下那对夫妻的吵架，隔壁那对小夫妻半夜的喘息。
       我搬进这里的那一天就和楼下那对夫妻打了照脸。男的矮，瘦，黑，一看就是广东人。那女的就漂亮了，身材高挑，胸部丰满，眼大鼻直，皮肤白，一头艳黄的短直发。那男的看到我手中的行李，侧身，还和我打招呼。女的站在楼梯的中间。我只能把东西放下，贴着墙壁让她过去。房东告诉我，他们住在那里已经有几年了。那个晚上，我迷迷糊糊将要入睡，就听到楼下传来的乒乒乓乓的声音，我的睡意像鼓胀的气球遇到强劲的风，马上就飞了。后来我才知道，吵架是他们平凡生活的调剂品。那男的是一家大型酒店派驻外地分公司的经理，据说和手下的服务员有些说不清楚的关系。他回到广州，第一个晚上他们相安无事，第二天开始就战火纷飞，第三天男人走了，又平静了。十天半个月之后，又上演一次。房东对他们吵架的事睁只眼闭只眼，我们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我和房东聊天时说到他们，房东绕口令一样地回答我，男的守不住，女的也就守不住；女的守不住，男的更加守不住；男男女女都守不住，大家就守住了。我搬离时，他们还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吵。
       那对小夫妻是我搬进去一个月之后才来的。我下班回去，看到隔壁的房间亮着灯，我知道房东高兴了。那个屋子空了三个星期，房东老是问我，有没有朋友要租房的，可以便宜一些。他说，现在石牌村的房子不像以前那么好出租了。九十年代初期，进出石牌村的人特别多，后来我听到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那时的石牌村，一个晚上要倒掉一大塑料桶的精液。房价踩着密集的人头往上涨。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走的人走了，留下来的也大多混出个人模人样，租房子的人渐渐就少了。我还想找个认识的人和我做邻居，没想到他们就来了。我在那天晚上的半夜被他们吵醒，那种怪异的叫声让我老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我抽完一枝烟后才读懂女人高潮时的千姿百态。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了他们，男的高大，女的娇小。女孩子对着我笑，算是认识的开始。男的却板着一个脸孔，好像我以前欠他的钱。后来我才知道，那女的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留下一些故事。他们住了不到半年就走了。那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他们的喘息中醒来，又在他们重重叠叠的喘息中沉入梦乡。我那时对他们这种生活感到纳闷、不解，难道性就成了两个人一个晚上在一起惟一的内容吗？当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沉闷下来的时候，我才明白，如果你的朋友不在身边，如果你的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如果你无法像别人一样出入电影院、酒吧、娱乐场所，如果你的生活必需品只能在楼下的小店里购买，如果你回到出租屋里再也不想出去，如果聊天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那么，做爱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消遣方式了。
       她在我的身下躺着，双腿盘在我的腰上，闭着眼，滋润的嘴巴微微张开，嘴唇上的口红鲜艳依旧。我不知道她在那一刻想些什么。她睁开双眼，盯着我，一会，又闭上了。我感觉到她的呼吸渐渐地平缓下来。旁边楼房的灯光透过窗帘留下的缝隙撒在地上，斑斑点点。几块落在她伸展出去的白皙的手臂上，金币一样。我扭扭腰，用手碰了碰她的腿，她的腿无声滑落下去。我收起撑着的手，重新坐在地上。我想她会问我怎么啦，但没有。她坐起来，拉过床单盖住身子，又盯着我，然后，抱住双脚，把头埋下去，没有任何言语。
       我茫然地坐着，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和说些什么。在她面前一直滔滔不绝的我成了一个找不到词语造句的小学生。我一只手在地上神经质一样地摸来摸去，另一只手不由自主地伸向枕头边。我恍然大悟，我需要一枝香烟来稳定情绪。她微微抬起屁股，身子往前倾斜，左手撑在草席上，右手拿起刚刚丢在脚边的牛仔裤，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和打火机，放在我面前，又坐回原来的位置。那是一包红色的“万宝路”。我递给她一枝，当她侧着脑袋靠近我伸到她面前的火机时，我看到她的眉头微微皱着。我曾经对她的这个动作表示不解，我告诉她皱起眉头就像在一幅美丽的画上涂抹了两道墨痕。她说习惯了，不代表什么意思。我想问她是不是不高兴，但我还是忍住了。她的船就要扬帆出海，我的潮水却退了。
       我把台灯拧亮，烟雾像追逐光明的飞蛾，在灯下盘旋、纠结。她伸直双腿，斜靠在墙上，猛吸一口烟，缓缓地吐出来，一个个烟圈在荡漾；她又猛吸一口，吐出的烟雾线一样把烟圈穿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她娴熟的动作让我吃惊。那一刻，我突然记起，我们的认识实际上还不到一个月。
       我和她的相识因为另外一个女孩，我一个朋友的妹妹。
       朋友是我上大学同宿舍的同学，三年级时我去了他们那个位于粤北山区的小山村。上师范大学我们一直认为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但同学却被村子里的人视为“文曲星”下凡，他们想他从此就进省城，成了大城市里的人了。他被村里人簇拥着跨进开往广州的长途汽车时，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到，四年后他又提着行李回到家乡。人生上的一个轮回，从起点回到起点。四年的时间，就多了见识、知识、文凭、学位、修养，还有城市的风雨洗礼过的眉眼、尘埃摩擦过的皮肤。可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对于他在那座小县城里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呢？如果他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或者无意地裸露城市镌刻的那一道道浮浅的印痕，甚至他的口音残存着城市的呼吸，他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怪人。一个怪人在小地方是很难有好日子过的。
       我在那个小山村住了一个星期，我们踏遍了周围二十公里内的山山水水。那是一个让人变得简单和宁静的好地方。村子依山面水，成片的竹子，清澈见底的小溪，铺着鹅卵石和青石板的小巷子。那时，他的妹妹在市里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我们还去了他一个舅舅的家里。他舅舅在广州做生意，八十年代中期就一个人到外面闯荡了。在广州天平架的水果市场拥有一个档口，娶了一个川妹子为妻，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们去过他在天平架的档位，我见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水果，颜色鲜艳，形状怪异。他的大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我们到那里时他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弟妹在他身边玩耍。我后来写了一个叫《孩子》的小文章——“我站在边上等那女的称青菜，就看到了在地上爬的一个小孩。肉菜市场的地上既脏又湿，那小孩伸出右手，往前，左脚挪了一点，又伸出左手，再挪右脚。他的短裤湿了，还有泥巴。一会，他扶着筐站了起来。那女的大声地说，还不去把弟弟带进来。就有一个小女孩从她的背后跑出来，钻过台子下面的空隙，但她抱不动。一个小男孩跑出来了，对妹妹说，你这么小。他们进去了。 那女的把青菜递给我，弯下腰找钱时，我看到那小男孩趴在椅子上写字。昏昏暗暗的，我看不清楚他在写什么。后来，我在小学校的门口见到他，他背着书包和同学说笑着走出来。”我置换了里面的场所和人物的身份。我问小孩喜不喜欢读书，他很认真地回答我，喜欢，只有读书才能成为广州人。我问他喜不喜欢班里的小朋友，他停了一会，摇摇头，那些人不和我们一起玩的。我还想和他聊下去，他的弟妹跑过来了，缠着我们要去麦当劳。当母亲的在旁边说，学费贵，还要给那些广州的孩子看不起，受他们欺负。开这个档口，这个费，那个费，这个证，那个证，搞个没完。在这里，我们永远都是下等人。我才不给他们欺负呢，我和他们打架。小男孩大声地说。
       朋友的妹妹毕业后回了老家，无所事事呆了大半年，就说到广州打工。他们那里的人都往外跑了。当时我们在村子里散步时，我忍不住就问，怎么见不到年轻人？朋友淡淡地回答我，他们都到外面打工了，能走的都出门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那时我已经上班了，给她找了一份在公司当会计的活。小女孩来时我到火车站接她。那时已是5月，广州的天气热起来了。离春运已有一大段时间，但偌大的火车站广场依然被人填满了。他们躲在矮矮的树下，高高的立交桥下，公交车站牌下，屋檐下，更多的呈露在烈日下，或蹲，或坐，或躺，或站。行李包是他们的枕头、席子、座椅。他们来了，又走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更长或者更短。时间对于他们应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他们在这座城市默默行走，困了睡觉，天亮起床，在节日来临时停下匆忙的脚步。他们把梦想的种子撒在城市的角落里，可是，在坚硬的水泥地里又怎么能够孵化、生根、长芽呢？他们一批批来，又一批批走。他们留下的脚印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荡然无存。我站在火车站的出口张望，就见到朋友的妹妹小小的个子包裹在人海中，像涌起的一朵小浪花跃现在我面前。她在那家公司上了三个月班就辞职走了，说是去了东莞，后来又在深圳、中山、珠海这些城市之间穿梭，再后来，我就没有她的消息了。在茫茫人海中，我该到哪里才能找寻到一条认识的鱼呢？她给予我的影响，就是把这个女子带到我的面前。她们一起出现时，说是她的同事，叫大姐，然后，吃饭，聊天；然后，打电话，煲电话粥；然后，单独见面；然后，就是这个晚上。那时，我不知道朋友的妹妹又在哪里了。两人在石牌旁边的一家潮州菜馆吃饭，埋完单，还坐着。在快下班接到她的电话时，我就已经预感到这个晚上在我们两人之间会有故事发生，其实，在两人眼睛的第一次碰撞时，我就知道我和她交往的走向。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肩并肩走出餐馆大门，右转，石牌村高高的牌坊看着我们的身影在一步一步地向我租住的地方靠近。开门，上楼，开门。脱鞋，坐下，对视。微笑，执手，拥抱。语言是多余的。在两人傍晚见面那一刻起，语言已经在我们中间消失了。我一直认为，爱是做的，不是说的。
       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她把烟头在窗边按了按，随手丢到窗外去。床单因为这些动作已经从她的身上脱落。她光裸着身子，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再次感到紧张，手脚无措。我多么希望她开口，询问或者责怪。我不敢和她对视。我不知道事情的突然中断究竟是因为什么，就是那清脆的响声吗？
       风从窗外进来，吹动窗帘，吹响了我悬挂在窗上的风铃。那是过生日时一个女孩子送给我的，用二十八个香雪口服液的空瓶子编织的。我不知道女孩这个晚上和谁在一起，就如她不知道此刻我的紧张和不知所措一样。她留给我的印记，就只剩下这串不时叮作响的风铃了。
       1998年，当一场爱情再次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成了单位一些大姐们关心的对象。她们张罗着给我介绍女朋友，就认识了那个女孩，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们说，她的单位好，收入高，一个外地人在广州最好娶一个本地的。那时我对爱情已经丧失了信心和好感，我的灵魂在我的躯壳外面游走，我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就见面，女孩给我的第一印象还不错，长相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寡言，温柔。打电话，见面，吃饭，看电影，聊天，泡吧，像身边所有谈恋爱的人一样。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结婚就不是了。第一次上她家是快到中秋节的时候。她家在沙面，那是我喜欢的一个地方。靠近珠江，欧洲风情的建筑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领事区，安静，典雅。她的父母对我客气，有分寸的热情。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我大部分时间望着珠江。阳光均匀地撒在水面上，江水像缀满珍珠的绸缎，在风中起伏、晃动。一个打鱼的男子躺在小船上，他可是睡着了？一些突突突响的船开过来，又开走了。女孩在屋子里忙来忙去。我喜欢这样的氛围。我那时没有想到，一些年后我会带着另一个女子和我们的孩子再次走进沙面。我是以为我们之间应该可以走在一起的。吃完午饭后，她带着我走亲戚，一家又一家，三姑六婆，七叔八姨。他们说着我一点都听不懂的话，他们要我这样或者那样。我在那些人中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烦躁。我想起朋友们提醒我的话，想娶一个广州人可没那么简单，他们亲戚多，规矩也多。争吵开始介入我们的生活，离开成了我当时惟一的选择。
       女孩又点燃一枝烟。楼下那对夫妻又开始吵架了。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吗？沉闷，压抑。我多么希望有人敲响我的门扉，我甚至希望警察像以前一样突然出现，盘查暂住证。女孩把灯关了。黑暗让我轻松。女孩的烟头一闪一闪。我看着她，把手中的烟丢在地上，站起来，踩上一脚，拿起衣服穿上，把门打开，在我的目光中渐行渐远。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了。
       老熊在4月1日死去
       像以前那样洗涮然后上床，安静地躺在被窝里准备睡觉。很长时间我没有这么早就把自己安放在床上了。手机在我按灭台灯的时候突然响起来。一条短信：我在路边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你的身份证，找一找，你的钱包是不是丢了。这不可能吧？！我嘀咕着下床，在抽屉里摸索了一阵。钱包在那里呀。又一条短信来了，找到了吗？笨蛋！现在是4月1日。
       我又躺在床上，正想把短信转发给别人，手机又响了。还是短信：我们在老地方吃火锅，速来。是老熊的。老地方在石牌村进出黄埔大道那条主要街道的中间，一个专门经营火锅的大排档，因为经常去，便这样叫开了。那一阵子，我们几乎天天晚上在那里见面。价钱不贵，份量足，而且新鲜。我在床上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穿好衣服，下去了。
       凌晨时分的石牌村比白天还要热闹。从我住的那条小巷子转出来，卖烧烤的档子前面挤满了人，几张矮桌子都被人围住了。有人站在路边，手里拿着一串串烤好的鱿鱼、鸡翅膀，脚边摆着啤酒。烧烤的旁边是卖云吞的，生意差一些，但那些小桌子也座无虚席。有人从外面回来，拎着包的脚步匆匆，两手空空的东张西望，下班的小姐们边走边笑，唱歌，追逐，她们把陪人时戴上的面具摘下来，便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在石牌村，她们身上那浓郁的香水味成了一个标签。暧昧和情色在深夜的石牌村游荡。也有人从石牌村出去。开摩托车载客的不时就对着经过的人招手，一会儿，摩托车轰轰轰就开走了。我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就听到老熊的声音，在这里！这家伙长得虎背熊腰的，和他的姓一模一样，声音出奇地宏亮。
       坐在那里的都是常来常往的一些朋友。老熊看着我笑，我还以为你不会下来呢。在房子里我已经闻到了羊肉的香味了。我回答他。现在可是愚人节了，你不怕我们骗你。老熊又说。我喜欢这样的骗。说出这话时，我的筷子已经夹住了一片羊肉。
       啤酒。羊肉。青菜。粉丝。鸡蛋。酱料。第一轮风卷残云般，桌面很快就干净了。老熊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就五一节。不会是愚人节的新闻吧？怎么会呢，小鱼已经办好了辞职手续，这两天就要上来了。小鱼是老熊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在东莞一家台资厂上班。一个清秀、文静、大方的女孩子。平时到广州来，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她还送给我一张折叠的帆布椅子。他们之间结婚的话题已经说了很多遍，我们的耳朵都长茧了。这一次真的要结了，不能再拖下去了。老熊像发誓一样。喂，喂，是不是安全措施没有搞好呀！一个朋友说。老熊嘿嘿地笑。
       老熊就要结婚了，五一。那年我也是说五一结婚的，去了民政局，都放长假了，没有人上班。等到他们都上班了，我们却无法手拉手了。我告诉老熊，五一没有人上班的。五一是举行婚礼，请大家喝喝酒，然后回老家打结婚证。我们的户口都没在这里，怎么可能在这边打结婚证呢。老熊举起酒杯，大声说，来来来，我先敬大家一杯。五一那天大家一定要来。
       宵夜像抻面一样拉长到了凌晨3点多。他们一个一个坐上摩托车走了，我回到出租屋就倒头睡了。迷迷糊糊中，又听到手机的响声，又是一条短信：车祸在省武警医院速来。我看了号码，是老熊的。这家伙记住了今天是愚人节。我转了个身，又睡着了。手机的声音再次响起来，是5点多。老熊出车祸了，在武警医院，你快点来。是一个朋友打来的。这么早就吵，今天是愚人节，玩笑也不要这样开大嘛。我在睡梦中被吵醒，有点生气。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快点。朋友的声音显得非常急促。
       我已经醒了，但我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我实在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在出租车里，我面无表情地对司机说，去武警医院。如果他们是骗我，我一定要狠狠地宰他们一刀，让他们多出一些血。武警医院在广汕公路的边上，靠近银定塘。我曾经在银定塘住过一段时间，我告诉司机走哪条路是最近的。不到十五分钟，我就站在医院的急救室前面，但我找不到那个朋友，急救室里面也没有人。我正要转身离开医院，就见到朋友向我走来。你小子搞什么鬼？我是真的生气了。我的手机没电了，到外面给朋友打电话。我问，老熊呢？老熊呢？朋友重复了一遍，然后，往急救室那边一指。没有人呀！你不要再骗我了。我大声地说。推进去了。朋友的声音很低。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朋友不再理我，在前面走。我跟着他，左拐右转，在一间屋子前面停下来。在里面！朋友说。我抬起头，我看到了“太平间”三个字。
       怎么在这里？老熊怎么在这里？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我回头看了朋友，除了一脸一夜无眠留下的憔悴，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表情。我将信将疑，他在后面推了我一下。我们进去了。惨白的灯光下，他指着一张床告诉我，就在这里。我走上前，撩起那块白布，我看到了老熊，双眼圆睁，脸色如常，脖子有一道深深的伤痕，周围是血。头部也是血。那些血已经凝结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老熊搭摩托车走了，在路上遇到一条斜斜垂落下来的铁线，那个摩托车佬低着头闪过去，老熊的脖子撞上了，倒在地上。摩托车佬加大油门，溜了。有人看到，马上打120和110，救护车来了的时候，老熊还有呼吸，但进了急救室就没有了。警察从他的手机中见到朋友的电话，把朋友叫来了。
       老熊死了。老熊真的死了。朋友抓住我的手臂，喃喃地说。我看着他，他的脸上开始出现了悲伤，还有惊恐，声音带着明显的哭腔。他终于相信老熊死了。我还没有。人在重大打击面前总是显得迟钝。悲伤需要时间才能浸入肌肤、渗入血液。我扶着他，回到急救室的前面。天已经大亮。一些穿着病服的人在住院楼前面的空地上运动。我看着他们，什么都没有想。朋友软软地坐在台阶上，耷拉着脑袋。他的肩膀、身子在动。另外一些朋友陆陆续续来了。他们也都以为被愚弄了，有的还背着上班用的袋子。我带着先到的人去了一趟太平间。我再一次见到老熊，我呼唤了他的名字，他睁着双眼，他没有回答我。
       老熊真的死了。我像被电击了一样，我突然打了一个颤，眼泪禁不住就出来了。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我抓住一个朋友的手臂，我喃喃地对他说，老熊死了，老熊真的死了。他看着我，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扶着我走。
       我坐在台阶上，我看着朋友走过去，又被扶着回来，在这个4月1日的清晨，一点点地低下头颅。
       陈小虎，作家，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散文集《九月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