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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3、4月之交时我第三次走进怒江。回来后严重的腰疾让我不得不躺在床上。随手翻看着刚刚收到的《天涯》第二期，看着温铁军写的《<中国改革>(农村版)祭》。在怒江丙中洛的茶马古道，受到隆隆作响、滚滚而来的泥石流恐吓时没有流出的眼泪；路上多次受到神秘盘查心里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时没有流出的眼泪；腰病沉疾发作疼痛难忍时没有流出的眼泪，终于在眼圈里转了一会儿后溢了出来。
       一边任眼泪流过脸颊，一边问自己：是因为担心有一天，我也要为怒江写祭吗？
       回想自己的三次怒江行。2004年2月去怒江前，虽然已经看到了很多有关怒江的介绍和照片，但第一眼看到怒江时，我还是为那水的颜色而震惊。它的蓝中透绿，绿中透蓝，真的是很迷人。特别是位于丙中洛的怒江第一湾：雪山之下，那水色和天色互为交融。还有湾中岛上那黄黄的油菜花，在一缕阳光的透视下，形容起来除了可用美这个字以外，还可加上另外两个字：生机。那是怒江的生机，也是生活在那里的乡亲们的日子。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由五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家庭旅馆里。怒族的姑娘跳着舞；藏族的小舅子拉着琴；傈僳族的老阿爸吹着笙……一曲完了后，我们又被独龙族的女婿灌着从一个碗里喝开了“同心酒”，被白族的阿叔、阿嫂、阿姐嘴对着嘴地喝着“三江并流”。
       那一晚，当这家人家的人被问到会唱多少歌时，回答是：江边的沙子有多少，我们的歌就有多少。被问及会跳的舞有多少时，回答：山间树上的树叶有多少，我们的舞就有多少。当时我们中的几个年轻人竟同时脱口而出：哇赛。
       第一次的怒江行，似乎就是在那一问一答中我突然省悟，怒江边不同的民族习俗与生活方式，不正是怒江边至今还保留着如此完整的生物多样性的保证吗？大山阻隔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却留住了他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活习性。那次同行的一位外国朋友说，这可是今天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
       那次从丙中洛出来，再经过怒江第一湾后，我们的车上格外的安静。怒江第一湾，那白白的雪山、绿绿的江水和黄黄的油菜花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惆怅。那惆怅不是玩味情调，而是深深的忧虑。忧虑我们手中相机里的照片有一天会成了最后的纪录。
       突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的那一边说道：温家宝总理在怒江建坝的公文上做了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温家宝总理的这句话后来被世界各大媒体广为引用。而从怒江回来后作为记者的我，笔下流出来的感受更多却是：怒江边的二十二个少数民族和六种宗教的融合，让我懂得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相辅相成。
       2005年大年初二，我们一行五十八个城里人，从昆明坐夜班车到六库，一下车就被带到了“澡堂会”的现场。本以为澡堂会就是“天体”洗温泉。而眼前看到的除了有翻了十天大山后，正舒舒服服泡在温泉里半裸的男男女女外，还有穿戴花枝招展的家住在大山里的各族山民。舞台上，他们比着唱出的山歌，在绿色的大山与绿色的江水间回荡。他们用傈僳语用四声部唱的《一路平安》，响彻在苍天与大地之间。舞台下，赤脚上刀山的年轻人，喝上一碗壮行酒后，就在击鼓声中一步一步地踩着锋厉的刀刃向耸入云天的梯间攀去。
       第二次的怒江行，让与我同行的六个人都终身难忘的是，我们踏上了刚刚开通了三个月的丙中洛至松塔的路。那条路的一边是通天的大山，另一边是江与路间距的直上直下。对面一辆车与我们会车时，靠江边的那辆车上的人一个个都下了车后，司机才一个人慢慢地与我们的车错车而过。那辆车离去后，我忍不住暗暗地对自己说，这样的路这辈子只能走一次。
       那天，我们在山石上刻有K00的标志旁留了影，那是云南和西藏的分界线。进入西藏地界之后的怒江边人烟更少了，江也更绿了。两年来，在我们坚持要留住我们中国仅剩的最后两条依然自由流淌着的江河之一的这条怒江时，有专家说，西藏境内的怒江上已有了小水电站，已经不是原生态的江了。可是，2005年2月13日的怒江，它的绿，它的险，它的未经任何修饰，就在我的眼前。
       那天的雨一直在下，司机说这雨要是再下，连他也不敢在这段路上开车了。第二天是西方的情人节，我们打开门向外张望时发现雨下成了雪，大山的白色，在那一刻让我想到了作家们笔下的初恋。
       上路后，浪漫的心情很快就被那雪压塌了的江边的石崖、压断了的江边的大树的情形改变了。那石崖，那大树截断了江边的山路。一个麻袋挪着一个麻袋垫着的前行，使得我们这一行人里里外外的衣裳被白雪和碎石搅拌出的泥水浸得湿透。而每一个人心里的小算盘更是：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怒江，开始旅行中的下一段路程。
       第三次走怒江，是得知拦住我们路的那场大雪，对怒江来说是百年不遇。那大雪不但阻隔了路还压塌了学校，毁掉了民房，造成了很多人的无家可归。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怒江及江边的人让我牵挂，我决定约上和我一样关注怒江的朋友一道去看看怒江，看看生活在江边的人们，看看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去之前不断地联络，让我知道那里又经历了第二场大雪，那里进入三月以来本还不是桃花雨的季节，却一直雪雨不断。当地的导游小茶在电话的那一边告诉我：江水不绿了，连六十多岁的老人也没有经历过在这个季节就能把江下黄了的雨。
       我只见到过绿中透蓝、蓝中透绿的怒江。第二次去怒江遭遇大雪后要么是大雾，要么是夜行，所以眼前并没有看到大雪后怒江的模样，也就未曾细想不绿的怒江会是怎样？
       2005年3月 29日早晨从夜班车上下来，走近怒江真的见到那黄色的江水时，心头一下子涌出的是：要是真修了大坝，水位上升以后的怒江，可能就真的要告别绿中透蓝、蓝中透绿的绿松石般的颜色了。而我们再驱车沿江走时，看到的偏偏正是为修坝而停在江中的勘探船，和从江心刚刚打出的一排排、一盒盒的岩芯散放在路边。穿着很漂亮的工作服的勘探工人说已向江心打了一百多米，还要继续钻到八百米。边和这个工人聊着，我的目光忍不住地在张望着勘探船江边的大山上新砸的探洞。向大山伸进了上百米的洞里挖出的山石，给大山划出了道道伤疤后，滚落在江中，继续为江水上着黄色。
       我们中的一位摄像师把镜头对准了那一排排从江心打出来的岩芯时，一位从挂有京A车牌的越野车上下来的人过来问我们：拍照呀？开始我还一惊，没想到人家倒是很客气。我乘机问他：挖一个洞就有这么多滑坡和泥石流，再修大工程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滑坡？人家却说：修了大坝就可以彻底解决泥石流的问题了。我说水库的淤沙怎么解决？他说：可以挖掉嘛。我问您是搞技术的吗？他很得意地说：是啊!
       本想接着问他，那你知道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蓄水，1964年因泥沙严重淤积，水库库容就已损失了43％。还有，由于黄河倒灌，造成淤积向渭河平原上不断扩展，不仅淹没了八十六万多亩良田，还严重威胁西安的安全吗？可忍了忍我没有问。和认为大坝可以彻底解决泥石流的人对话，在路边上进行，显然是不适合的。
       如果说，第三次到怒江前我是从报上、从朋友写来的描述雪后江边遭遇的信上，想象着江边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给怒江及生活在江边的人带去的灾难，那么，2005的3月底当我们一行二十人开着车行驶在怒江边的公路上时，山上的大石头一块一块地往下滚，滚到了公路上，摊了一地；滚到了山凹处，汇入了白花花的大水中；司机们无奈地在水里推着熄了火卧于水中的大大小小的车；卖鸡蛋的村姑一声比一声高地叫着“一块钱一个”时，我才算是真正知道了滑坡对于怒江边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从六库到福贡的一百多公里的路上，我们经历了几次乘坐的面包车的车顶被从山上滚下来的碎石砸得山响；聆听了多少回一辆辆车从泥里、水里连推带拉终于出来后众人的欢呼声；拍到了一张张我们此行的男士们把车从泥里拖出来后，全身都被泥水弄得看不出衣裤为何色的壮士图。在一处持续不断的滑坡挡住了我们的路后，为了安全不得不停下来等着时，同行人，有的趁机坐了回溜索，在大山之间、江河之上荡悠悠；有的赤身下到了温泉，美美地展开着想象的翅膀；我，则打开了电脑，试着把刚拍到的江边见闻，通过无线网卡发给世界各地关注怒江的朋友们。
       再上路夜幕早已降临，只有江边那一栋栋的空房子格外显眼。那是政府为山民们免费建的新家，希望他们从大山上搬下来生活得方便些。可住惯了大山的人没住几日就又回到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山上，空剩排排新屋点缀着江边。为我们开车的司机说，江边这样的空房子有不少，都空了好几年了。
       本来三个小时的路，让我们一走就是整整一天。好在怒江边的姑娘们温好了酒，备好了歌，点燃了火盆，湿漉漉的我们在饱餐了江边特有的手抓饭，畅饮了江边特有的同心酒后，兴奋地随着怒族、傈僳族姑娘、小伙的舞步忘情地跳起来，围着圈子，跳得久久、久久都不愿松开手。
       第二天早上起来，几位第一次到怒江的年轻朋友还在讲着昨晚的梦时，一身警服的公安人员走到我们身旁，让我们登记姓名和工作单位。问导游小茶为什么，他说没有理由，写就是了。没有例外，不管是我这样经多事广的，还是年轻的记者都留下了姓什名谁。晚上我们到丙中洛又住到我前两次怒江行住的那个家庭旅馆，主人告诉我们，公安已经来过三次了，要我们一定要登记。后来小茶才告诉我，他在路上还接到过几次电话，细细盘问我们此行的人员构成。
       对此小茶给了我们解释：近来缅甸局势动乱，还有人跑到了我们这边，为了安全，所以查得严点。既然有了一个解释，我们中也没有人再追问，而我的心里不由自主地又多了一个问号。搁在我心里的另一个问号，是我们在六库，到住在如诗如画的山坡上的一个九十二岁傣族大爹家访问时，他的儿子很紧张地对我们说，春节前村里开过一个会，说以后不管是谁来访问，关于修水坝的事，好坏都不许说，谁说了谁要负法律责任。为什么住在江边的人，要被迫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了，还不许说点什么，说了就要负法律责任，这是哪家的法？不知何时、何地、何人能帮我解开心中的这个问号。
       这次在怒江第一湾时，天是阴的，江水是黄的，只有岛上的油菜花还是不改其本来颜色。身旁的一位美国游客冒出了这么一句：无话可说。从他讲中国话发音之纯正可以判定，他的这句话不是找不到与眼前的景色相适应的中国词儿来形容，是对此情此景发自内心的一种表达。听到他的话后我心里说：要是看到绿松石般的江水了，你又会说什么呢？同行的一位女博士对此的感慨是：看到这么美的怒江第一湾，这趟就值了。其实她一路上都在说和我来的这趟比她想象的还要苦得多得多。
       连连的大雪和大雨把2004年10月才通车的丙中洛到松塔的路冲断了，也打破了我想再拍松塔那大山挟持下的怒江的梦想。不过和那位博士一样，我再怎么想，也没有想到那路断得那么惨。别说车了，就是我们人过，也被陷进泥潭里好几回。有一位老兄愣是两脚劈叉般地站在泥里四十多分钟，才被我们一堆人用板子垫、用手挖的给拔了出来。而我陷进去的那次被看见的人形容为：大踏步地往泥潭里走。我委屈地说，谁知道那儿就真能把人往里面陷呀。更可气的是，我陷在泥里时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在我前面，看我掉进去了也不说赶快拉我出来，而是以最快速度支起机器拍开了。后来我骂他，他说，我看你走得那么从容，相信你能出来。这是什么逻辑呀？不过事后，我倒是从他拍的镜头中看到了我自己被陷时的奋勇和果断。是本能，还是什么？
       这一路因为我们要把从北京、大连、上海、成都带来的书和衣服捐给沿江的小学，同行的二十个人就走得比较分散。在一个只有二年级、六个学生的江边小学里，我们几个城里来的大人听着孩子朗朗地读着课文时，仿佛一下子也都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走出小学后，我们竟然情不自禁一遍又一遍地背开了孩子们的课文：“春雨沙沙，春雨沙沙，细如牛毛，飘飘洒洒。飘在果林，点红桃花。洒在树梢，染绿柳芽。落在田野，滋润庄稼。降在池塘，唤醒青蛙。淋湿我的帽沿，沾湿他的花褂。我们顶着蒙蒙细雨，刨坑种树，把祖国大地绿化。春雨沙沙，春雨沙沙……”
       我们几个城里的大人，淋着雨，一边走着，一边一遍又一遍地背着，背得是那么陶醉。以前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显得那么年轻。那天，望着雨打湿了的绿绿的大山，沐浴着细雨，走在怒江边，背着小学生的课文时，我才真觉得自己年轻。
       要说背着小学生的课文走时我的心里也有遗憾，那就是江水不是我前两次走在怒江边时的蓝中透绿绿中透蓝，不过，我的这种心情很快就被恐惧所取代。
       一个月前我走过的丙中洛至松塔这段路已经被泥石流冲得七零八落，简直就不能想象这里曾经还是路。因为眼前分明就是一堆一堆滑坡冲下来的泥石，这些泥石在江边构成了活动着的坡。有的堆儿上还有大树和小树倒在其中。偶而有穿着单薄的孩子趁泥石不滚的时候，从中抽出一枝两枝，估计是拿回家当柴烧。
       同行的两位男士因为刚才我们陷在泥里时不在身旁，为了怕再碰上更难走的路，被我们要求陪我们一起走，以体现他们的“骑士”风范。叫他们陪时，要说还真有点女人的耍赖。他们也怀疑我们对被陷的描述难免有些夸张。
       就在这时，很大的声音由远及近地响开了。接着是泥石流伴着震耳欲聋的声响向我们冲来。我们一行人被两道宽宽的泥石流分割于两边。过了第一条泥石流的人被第二条泥石流阻隔着，夹在两道泥石流中间的我们感受的已不是书面上的进退两难。而连第一条泥石流也没能过的几个人，在随时准备着躲开山上滚滚而来的，足有几吨重的大石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滚动着的、带着声响的泥石流，同行的人也无一例外都是第一次。当被阻在第二道泥石流前的人跑回来说，前面的路不能走了，大石头直往下滚，我再抬头，看还有一股一股的泥石流往我们站的跟前滚时，我找到了一块看着还算稳的石头站了上去，并把相机和录音机从怀里拿了出来，我知道我应该记录下这个时刻。
       我们眼前的两股泥石流都是沿着已经被冲出来的沟向前推进的，我们站在两条沟的中间虽然很恐惧，但倒是没有什么危险。而且，泥石是一堆一堆往前推进的，要是真朝我们滚来，我们也还有逃命的间隙。只是那声音在耳边一阵一阵地响着，阵势很吓人。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那里。被留着陪我们的两个男士这时的作用太大了，他们的临危不惧更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还没过第一条泥石流的两位年纪较大的女士在他们掂树枝的掂树枝、搬石头的搬石头的帮助下，连拉带扶地弄了过来。可第二条泥石流怎么办？腿快的，一路上被大伙称为小山东的池召会向大山上爬去，试图从更高的山上过去。但是山太大了，沟太深了，我们一行人那一刻，不说是个个都被吓破了胆吧，起码也有好几个已差不多达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
       正在这时，电视台雇的帮着背包的一个山里人发现第二条泥石流往江里滚时，有一个地方搭根树枝能过，于是我们这行人再次“玩开”了儿时的游戏：“老鹰抓小鸡”，一个抱着另一个的腰，最前面的一个人站在泥石流的沟边，沟那边的人再一个牵着另一个的手。就这样手拉着手的十几个人总算都安全地过了第二条泥石沟。
       过了滚石区，大家都进入到又惊又喜的状态时，又出事了，是我。光顾着拍同行人一个个精彩的表情了，没看脚底下的路，好几个人都冲着我喊：走上面，走上面，我还是一脚就踏进了泥潭，整个身子又一点一点地往下陷着。
       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所有的人都呆在那儿。同行人的尖叫声压过了不远处泥石流的轰鸣。不知是我有了第一次陷下去的经验，还是刚才过沟时运的气还没使完，还是那么多人瞅着我，不服输的劲来了，总之我都不知怎么回事就奋力地先拔出了一条腿，又从泥里把那只脚的鞋拽出来。同行人的尖叫变成了号子，在这响彻大山的号子声中，我的另一条腿也从泥里迈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火塘边烤着衣服，电视台的人把拍到的我们又叫又笑的镜头放给大家看。我知道，那些画面将是我们此行人一辈子都难忘、都要被说起的事儿。
       为帮当地的小学建图书馆，丙中洛乡的两个领导那个晚上也和我们一起坐在火塘前。一边往火盆里添着柴，翻烤着湿衣服，我们的话题又扯到了怒江人的穷和建水坝上。
       乡领导说：我们的工资自给自足能发两个月，要靠中央和省里的财政补助，靠中央的转移支付来补足我们的工资，还有两个月要贷款发。
       我说：要修水坝了，安置移民是个问题吧。乡领导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我想这些应该能正确处理好，还是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我说：有没有听说过云南曼湾水电公司的人跟他们说，修了水坝就是他们幸福之时，可修了水坝就给他们一次性的补助，用完之后现在没有办法，靠捡垃圾生活，很好的地都淹了。
       乡领导说：我没有听说过。
       我说：你认为怎么解决移民的问题？
       乡领导说：移民的问题是国家补助。有一个标准，长江水坝，还有别的水坝都有国家的政策。
       我说：移民也存在一些问题。
       乡领导说：这个也听说过一些。但相信国家会解决好。有些国家原来没有处理好，但是有了经验教训会处理好的。
       我说：电站的寿命只是几十年上百年，以后田没有了，补偿也只是一次性的，再往后靠什么生活呢？（沉默）
       乡领导：搞一些环保，或者植树。
       我说：今天我们碰到的泥石流非常可怕，去西藏的小路，才修好了四、五个月就全烂了，修水电站运大型机械要重修更宽的路，这座山承受得了大规模的修吗？
       乡领导：我想用一些科学的手段还是可以修的。
       我说：你知道有这样的科学手段吗？
       乡领导：有啊。像高速公路。
       (沉默)
       我说：在报纸上看到今年的这场大雪压塌了不少学校和民房，有统计吗？
       乡领导：有，我们乡绝对塌的一百九十二间，房屋受损的有一千四百多间。比如瓦片、房梁，还有土墙，包括二中，学生们的宿舍都倒塌了。如果按照某些人说的不开发怒江，我觉得也有他的根据，但是我们现在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不开发，谁能给我们指明一条比水电更好的，比这个更快的达到脱贫致富的路？
       我往火盆里放了一根粗点的树枝，炉火把我的脸烤得发烧。
       乡领导对水电能给他们带来富裕坚信不移，而对我说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旅游、发展民族手工业、多种经营等等，给了这样一句话回话：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不能再看着别人富，我们还穷下去。
       我说是你们觉得不能再穷了，还是农民觉得现在太穷了？
       都觉得!乡领导说。
       越来越有点抬扛的对话我没有再继续，因为我知道我们有着太多的不同。生活背景的不同，受的教育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接触的人不同，面对的问题不同，向往的不同……这么多的不同，怎么能要求我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聊后，就能使双方达到共识，就能认同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同呢？
       那天晚上，乡领导的车要冒着大雨，走过我第二次到丙中洛用了六个小时才开过去的三公里的一段山路。分手时我除了说“小心点”以外，不能给他们任何帮助。就像两位乡领导刚刚急着问我们时：谁能给我们指明一条比水电开发更好的、更快的脱贫致富的路？我的回答他们不认可时我的无奈一样。
       那个晚上，我的病腰没能支撑我上到二楼我们住的木屋里，我是被人背上去的。
       伴着雨声，那晚的梦我以为会有“春雨沙沙，春雨沙沙”孩子们的课文，会有带着响的滚滚而来的泥石流，会有火塘边怒江的乡干部对我的发问……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想了想，那晚我没有做梦。
       离开怒江第一湾丙中洛往回走时，路又有好几段被滑坡和泥石流拦住，等着推土机来清路的我们，把路边村子里能搜罗到的鸡和鸡蛋都吃了。边吃还边琢磨着前两年一部电影里的画面，号称要过过村里人生活的城里人，把人家村里带毛的吃得就剩鸡毛掸子的画面，看来那不是夸张。
       离开怒江我又拖着病腰去了金沙江，为年仅三十二岁就离我们而去的好友亮中扫墓。还是坐在火塘边，亮中的乡亲们向我们诉说的是他们对水电工程的强烈反抗和对可能失去家园的深深忧虑……
       坐在北京家里的电脑前，不再有火塘，不再有大山，不再有绿色的江水。有的是朋友发来的信上说：随着岷江上一个个大坝的耸立，昔日会跳出“雪花”的岷江，如今河床出现一道“奇观”：戈壁。那里不要说流水，就连可供植物生长的一片湿地也没有。春日下裸露在风中的河床，在阳光照射下呈苍白的银灰色，那些硕大的石头，干涸得已开裂，了无生气，躺在空空的河床里。行走在干涸的河道里，脚下的石头会“咔咔”作响，脚步带动的尘土在空中飞扬。
       我的眼泪随着电脑屏幕上一个字一个字的移动而不停地流着，流着。不知明天的怒江，明天的金沙江会不会也会只见阳光下干涸的石头躺在空空的的河床里。
       我不愿为怒江写祭。
       汪永晨，记者，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创建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绿镜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