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日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称：中国应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潘岳说：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政府还应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富裕人群消费的环境资源多，应当做出更多的补偿。如城市生活污水收费，用水多的应该加倍付费；占用空间大的高档住宅、排气量大的汽车也应该向环境付费。对高价值商品应开征高消费税，其中要包含一定比例的环境补偿费。污染大户应向污染受害者进行生态补偿。我们应提高排污收费标准，迫使企业为节约成本选择治污。总之，完善的环境付费和环境税收政策，可让高收入阶层拿出更多的钱改善环境，让低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环境权益；让生产者自觉追求环保的生产方式，让消费者自觉选择环保的消费方式。
潘岳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是人类社会内部关系不和谐的结果，先是社会对部分人权利的剥夺，然后才导致了这部分人对自然权利的剥夺。比如，贫困山区农民没有办法生存，只能毁林开荒，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就是这么造成的。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公平的社会（不是平均），实现社会公平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条件。在目前社会贫富差异悬殊的情况下，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是非常困难的。富人不愿意放弃已经享受到的物质富裕，穷人也不甘受穷，他们要千方百计地追赶富人，途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指标，扩大生产规模。在不解决贫富不均的前提下强调环境优先，就有可能否定穷人追求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权利，因此难以达成全民环境保护的共识。因此，在和谐社会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一系列生态补偿机制。
潘岳谈到围绕环境问题产生了一些社会矛盾，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这一点在国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和阶层不公平。首先是城乡不公平。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牺牲者。拿环境来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其次是区域不公平。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已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环境也是如此。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再次是阶层不公平。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工人的低工资积累起巨大的国有资产，已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形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两极分化。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
潘岳指出：在政治层面，“环境无国界”是与“人权高于主权”同时出现的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西方某些战略家认为，一国内部的环境问题可能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构成威胁，为此，鼓吹建立对其它国家内部环境问题的国际干预机制。西方国家无论什么党派，都已将环境问题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谁的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谁就在国际关系上日趋被动。在贸易层面，近年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国际绿色消费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运用WTO规则提高涉及环境的技术标准对我国的农产品、食品、印染、服装等行业的出口已造成重大影响。仅欧盟对机电和家具产品提高的环境门槛，就影响我国每年贸易额约130亿美元。从国内安全角度讲，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国外科学家宣称，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领导人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以及文化价值理念的重建。
潘岳最后谈到精神文化问题，称：世界许多文明古国，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强盛，随着国力的衰弱而灭亡。惟有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同根同种同文生存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靠的是一套完善的伦理体系——不管是谁在军事上征服了中国，都在文化与伦理体系上被中国同化。但1840年之后，中国被依靠殖民掠夺起家的西方新老工业强国打败，国人几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认为国家贫弱是由于文化落后。这种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必然带来另一种负面效应。“惟坚守祖宗成法”不对，“惟政治决定论”不对，“惟单纯经济增长论”也不对。中国几千年来靠文化精神立国。延续中华几千年的是一套充满政治智慧的文化伦理体系。而这套伦理体系的内核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一直体现着生态平衡的原理，中华传统文化从来关注着生命的安全和文明的延续。以此精神为基础，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养生、棋艺茶道，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合关系，无不表现着深刻睿智的生态文明，无不浸润着天地人文的和谐美感。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环境文化惊人地吻合。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环保主义对传统工业文明的高增长、高消费、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有力的挑战。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环境文化已演化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迅速超越国家民族以及政党学派的差异，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选择。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冲突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剧烈和深入，中国文化自身也到了一个必须重新获取生命力的转折点上。中华民族的统一以文化的统一为基础。文化的混乱必导致心灵的混乱，心灵的混乱必造成社会的动荡。中国传统文化兼具独立性与融通性，对内聚合社会，对外吸纳文明。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指机械地恢复到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儒、释、道、法的文化传统，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生态工业文明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生。
（梁沁）
语焉不详的左派
左翼知识分子刊物《异议》（Dissent）的主编、犹太裔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在今年春季号的《异议》发表一篇文章，诊断当下美国左翼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困境。
沃尔泽说：右翼保守派为什么能主导美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右翼知识分子与活动家往往能表达简单、明确和坚定的政治理念，而左翼的政治话语却过于复杂、含混和充满疑虑。在9·11事件之后，自由派改革者诚实的谨慎态度远不如布什同盟那种斩钉截铁的风格更能激发美国人的信心。约翰·克里在总统竞选辩论中曾说，“一个政治家可能非常确定并且非常错误”。但大多数美国民众似乎宁愿相信，错误的确定性将最终得胜，甚至会战胜自己的错误。
而左翼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确定性，因为左翼已经不再拥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支持，他们不再敢轻率地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结于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发表批判见解，却只能针对（诸如教育、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或者公民自由等等）具体问题做局部讨论。左翼知识分子好像失去了完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似乎应验了福柯的论点，“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只剩下了专家。但在意识形态谱系的另一端情况恰恰相反，“普遍知识分子”正生意兴隆：他们的“自由市场理论”具有解释一切的效力，可以使其信奉者对所有问题抱有“归根结底”的见解，再结合美国主导民主化的理论，以及上帝神圣支持的信念，他们甚至自信对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都有简单明确的答案。
沃尔泽分析指出，这种鲜明的反差在几十年前也存在，但刚好左右错位：左翼斩钉截铁而右翼却犹豫不决。因为老马克思主义者依靠的是一种“世界历史”理论而不是道德学说，他们要做只是认同“历史必然性”的前进运动，与工人阶级形成革命的联盟，而不必过多担心道德上的正当、对错与善恶问题，这些都会在革命之后被迎刃而解。而在冷战之后，左翼失去了来自历史必然性的支持，必须自己来面对道德负担。反过来，右翼却获得了道德解脱，他们的自由市场承诺最终会使得道德问题自然解决，或者，上帝会眷顾这一切。因此，今天左翼的政治话语几乎都是道德性：维护人权、反对环境恶化、支持公共价值，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等等，无不如此。而道德论述也因为失去了总体图景而常常变得语焉不详。但沃尔泽认为，所有这些领域的斗争其实并不支离破碎，应该而且可以被归结为一个一致的诉求，那就是对“平等主义”的政治承诺。左翼政治必须以此作为自身独特的标志，才可能摆脱目前四处出击却杂乱涣散的困境，在实践中获得感召力，以推动“民主的平等”这一左翼政治恒久的目标。
（刘擎）
巴黎和伦敦的思想家落魄潦倒
学者阿兰·莱丁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以往，英国和法国在文化上的最明显区别表现在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待公共事物的方式。法国人希望他们的思想家在涉及良心和国家的问题上仗义执言，英国人则对“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表示怀疑，更乐意他们的“学者”悄悄地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搞研究。虽然两国的知识分子都为政治辩论增添了许多的分量，但是现在，两国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灭绝的危险。
这个变化在法国尤其明显。因为欧洲没有任何地方像巴黎一样让知识分子作为政治演员介入公共事物。具体地说，1898年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我控诉”强烈谴责反犹主义开了先例，从而鼓励天主教、法西斯、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共分子，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占领道德制高点。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化身的主要人物雷蒙·阿隆和保罗·萨特已经被抛于脑后。法国政府好像懒得再对知识分子大献殷勤，那些曾经成为知识分子宣传工具的报纸面临发行量日益萎缩的困境，甚至大学生已经将注意力从政治转向找工作。追求知识在过去就是目的本身，现在却成了获得知识以外东西的手段。2月份，四万名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签名谴责右翼政府发动对“智慧的战争”削减科技和研究预算。有个部长反驳说“作为知识分子，怎么能被当作需要保护的物种呢？”
英国最近的经历同样表明“思想缺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事实。虽然在1930年代出现过剑桥共产党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英国从来没有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出现。但是费边社表明知识分子可以影响政治。这个成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工会运动和工党的推手。里面有些出类拔萃的人物：1950年和1960年，罗素在英国的影响力就和萨特在法国的影响力一样大。
但是到了198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削弱了工会的力量，1990年中期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放弃了老左派的路线。在英国同样随着社会主义衰败，意识形态辩论烟消云散了。如果1960和1970年代的英国内阁延揽像理查德·克罗斯曼、迈克尔·约瑟福和罗伊·詹金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现在就会被缺乏观点和思想满脑子只有民意测验数据的实用主义者占据。真正有学问，有眼光，关心公众事物的知识分子已经灭绝，取而代之的是些浅薄的权威专家、智囊团辩护士和宣传家。
电视上充斥着现实剧，报纸上全是些家长里短，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像一滩死水一样沉寂，公众辩论也是如此。缺乏政策理念的政治在媒体炒作下更像滑稽的肥皂剧：法国总统希拉克会不会输在野心勃勃的经济部长尼古拉斯·萨尔克奇手里？英国的财政大臣戈登·布郎会不会战胜布莱尔入住唐宁街十号？
如果政客们不愿意深入考察他们的社会的话，知识分子能做的更好吗？在法国，那些知识分子如作家、编剧、电影导演，还有哲学家、科学家确实提高了他们的嗓门，但是主要还是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在英国，知识分子通过媒体找到了新的听众，他们得到了名声却失去了影响力。一个有趣的副产品就是英国的政治剧场现在讨论报纸忽略的问题。
在肯特大学教书的菲雷迪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政治正确一起促成了降低学习标准，奖励平庸，打击学界的追求卓越的可怕后果。他认为由于鼓吹社会包容使得政府和媒体讨论公共议题时幼儿化简单化从而对信奉“低标准”的文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担心被别人认为有精英意识。
“从前古典知识分子英雄般的形象和气概让位于实用主义者的现实算计，他们的工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菲雷迪说，“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和艺术本身已经不再有任何价值，它们的存在仅仅因为对社会有用。”
英国政府正加大力度把教育当作提高就业率的工具，把文化当作娱乐产业。“现在出现了新兴的知识企业家，如大学经理、博物馆经理和画廊经理等，他们对文化的内容和思想冷漠得很。”菲雷迪还回忆起英国教育大臣最近对“学者追求真理”说法的蔑视。
很明显，这些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是艰难时刻。政府觉得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用菲雷迪的话说政客和媒体“用声音的诱饵一勺一勺地向公众灌输观念”，大众总的来说对政治辩论缺乏兴趣。
如果知识分子精英被当作反民主的力量排斥的话，社会作为整体将为此付出代价。批评性的知识分子曾经被当作独立于当权者之外的声音，从而增强民主的多样性。如今，随着政治辩论越来越多地被媒体和政府主导，知识分子的沉默将破坏民主最关键的监督制衡机制。
（吴万伟）
当初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今安在？
据报载，顾雏军的“家电王国”看起来已经成了黄粱一梦，格林柯尔系濒于崩溃！整个事件竟像是冥冥之中有命运在恶意作弄：“王国”的崩溃偏偏是从标志性的科龙开始的。
本来，企业的盛衰兴亡，是云诡波谲的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除了利益攸关的股民，其他人不必给予过多关注。但顾雏军和科龙不一样，他们曾经是一起全国瞩目的公共事件的主角：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一篇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称，顾雏军在并购科龙、美菱等企业时，采用“安营扎寨”、“趁虚而入”等七种手段，只花了区区9亿元，就鲸吞了136亿元总值的企业。由此引爆了意义深远的“郎顾之争”。
犹记得当争论达到高潮时，主流经济学家曾排出“豪华阵容”对顾雏军表示支持。2004年10月21日，他们在北京华侨大厦二层举行了“科龙二十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的核心文件是《科龙二十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根据这份文件，顾雏军的并购行为是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完全一致的，换言之就是顾雏军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如果顾雏军是对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就是对的，如果顾雏军是错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也就错了。
报告的执笔人张文魁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说：“把科龙二十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使科龙这个个案充满寓意。”真是现世现报，距离此言时隔不到一年，事态的发展已经使当年的争论有了一个“充满寓意”的结论：郎咸平是对的，顾雏军是错的！那么，那些当初铁嘴铜牙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在哪里呢？他们在沉默。要求采访的记者得到的回答不是“不想谈”，就是“不想就此事发表具体评论”，要不就干脆“玩失踪”了。
在我看来，无论是从道义上讲，还是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上讲，这些经济学家都不应该沉默。因为正是他们大包大揽地把顾雏军的收购行为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有义务出来澄清：究竟顾雏军错了？还是“中国企业改革路径”错了？抑或是他们自己错了，也就是说顾雏军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管结论是什么，他们都没有权利佯装没有这么回事。
记得当时也是力挺顾雏军的张维迎教授说过一句很有力的话：“我不与可耻的人争论！”今天在水落石出之后，我们倒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下什么是可耻——其实，错了并不可耻，但面对错误和公众的质疑保持沉默，却不仅仅是可耻的，而且也是懦弱的。
（郭松民）
多多：我主张“借诗还魂”
诗人多多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主张“借诗还魂”。
多多说：诗歌是一种传承的历史。对我而言，这种传承纵向的就是中国古诗，横向的则是西方现代诗。早在1968年，我就写过三十几首古诗词。再早一点，1967年，我就看了袁枚的《
随园诗话》。其它的像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以及李杜等等，全都读过。我个人非常喜欢辛弃疾的诗词，我喜欢他的豪情。还有姜夔，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意象。这种古典文化，说修养也好，说营养也好，总之都是前期准备。对诗人来说，许多前期准备都是不自觉的，那会儿看这些压根就没想到自己以后会写诗。但是这种影响是致命的，因为汉语的精髓就在这里。汉语最精妙、最具尊严的部分都在这里。中国古诗词无疑是人类诗歌的一大高峰。另一大高峰是西方现代诗歌。这两大高峰合在一起，成为我的两大压力。所以，我一开始就活在问题之中。现在也活在问题之中，以后也必将在问题中死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传统，多多说：我们当然要学习传统、继承传统，但不是细枝末节的纠缠和外在皮毛的模仿，而是在本质上去接近传统的灵魂。我主张“借诗还魂”。 灵魂作为一个精神领域的问题，要谈论它，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是否承认有灵魂。我是承认有灵魂的。而且，灵魂是一个诗人最终的归宿、诗歌最后的目的。比写作更重要的是塑造自我。古人说，“半日打坐，半日读书”，而没有说“半日读书，半日写诗”，这就说明“修炼”对于生命的意义非同寻常。现在大部分诗人是“半日电脑，半日书籍”，这说明我们的生活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不管怎样，起码要“静思”。无论你是古人还是今人，这种内心的品质都会超越时间与历史。这就是一个人的灵魂。
（许灵）
帝王戏的误区
学者严前海日前撰文分析帝王戏的误区，他说：《汉武大帝》是帝王戏停歇一段后再掀巨浪的一部电视剧。它的出现与热播，引发了不少争议。在导演胡玫这边，她认为汉武大帝就是英雄，是个伟大历史人物，因此值得用镜像大写特写，这是以她为首的一批制作人所想传达的信息，也是他们制作此部电视剧的目的；而在另一边，比如王蒙等人，则是忧心忡忡，认为一是对青少年影响不好，皇帝的做派令他们兴奋，令他们有模仿的冲动、欲望，二是如果皇帝真的那么伟大，为什么还要民主革命？如何向后代人解释革命的必然性？他们主张在电视剧上也“扫皇（与“黄”谐音）”。
帝王戏中明显存在一些误区，不仅在客观的历史上，而且在帝王镜像的历史中，总是出现帝王精神对民族精神的僭越。没有一个帝王戏的导演敢说帝王精神（特别是三大盛世的帝王）是民族精神，但是从镜像所表达的效果上看，它们并没有在这两者之间以镜语的功能得以划分，当“我大汉王朝……”“我大唐王朝……”“我大清王朝……”的声音在银屏上如雷贯耳之时，帝王的精神僭越了民族的精神。因为帝王精神此时代表了社稷的精神，而社稷的精神是很容易被简单地与民族精神划上等号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精神一次又一次被帝王精神僭越，而沦落、而悲怆、而无所作为，如宋灭如明亡，原因大都由此。镜像不能在此做出清晰的区别，实在是镜像的悲哀与失责。我们当然不能说电视剧是有意进行僭越，不过客观效果却是如此。再者，从时间上看，任何一个皇帝，他的生命期不可能与民族的生命期相提并论，民族精神是恒固的，而帝王精神是短暂的；从代表上看，假如精神强大的汉武帝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那么哀帝、更始帝这些贫弱至极的西汉皇帝呢？从构成上看，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缺陷，但是一般而言的民族精神，强调的却是它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积极的那一面，而作为具体的帝王，不可能有如此的抽象性与积极性。强大的帝王形象容易给我们一个幻觉，以为国家的强大与帝王的强大是同义的，历史的解读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就是现代国家的强大是全民的强大而不是单个人的伟大。镜像的特性就是它的象征意味，即，当它长久地对准某个个人时，这个个人便会在受众心目中得到认可，从而受众会渐渐产生对他的认同。当镜头对准励精图治的皇帝，表现出他的振奋、苦恼、欣喜，受众的情绪便会与之同步，与人物一同经历梦幻般的精神旅程。终于，社稷在这个皇帝的手中强大了，受众对帝王的认同终于沉淀下来，为此，他们的心理也相应得到了满足。如此一来，受众认识很可能出现一个现代性的错误，或者说，他们落入了一个陷阱之中：只要有一个伟大的皇帝，社稷的兴旺发达就有了保证。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错误，在中国古代社会，社稷的兴旺的确与一个皇帝的是否伟大密切相关，但如果我们继续在受众意识中根植这样的观念，却是相当可怕的。谁也不能否认，今天，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只能是全民的强大，是各行各业的强大，是人才的辈出，是人才的绽放。镜像在表达帝王精神时，让所有的其他人不仅在形体上、更在精神上都匍匐在帝王身影之下，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