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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雷姆·默多克著戈浩 张磊译
       资本的放纵
       1848年，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草拟了《共产党宣言》，此时，工业资本主义还处于萌动阶段。即便如此，资本的全球扩张野心和超越疆界的能力，已经令他们深感震撼。他们指出，不断扩展市场的需求，驱使工业资本“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它打破了“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建立了“新的需要”，由其设计出的产品来满足。他们之所以能观察到这一进程，与其身处的场所有关。恩格斯来自曼彻斯特，这是一个工业枢纽，恩格斯清醒地看到其家族企业的原材料和成品是如何在全球进行循环的。马克思则定居伦敦，从他租居的公寓，可以散步到泰晤士河，他在那里可以看到来自全球的商品如何在这个当时最大的港口进进出出。然而，这种全球经济流动的文化影响，在那个时代还远远没有明晰。
       179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写下了《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他指出，“世界上遥远的各个部分彼此建立和平关系”成为可能，这加快了“全球公民体系的建立，它的基础是平等的权利，互相的尊重，以及对陌生人的情谊”。他对于跨文化交流的态度非常乐观。随着电话的发明，传输的物理限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打破，类似的乐观态度更进一步加强了，还有了一些狂热的信奉者。如Alonzo Jackman，在他1846年的作品中，想象了一种由互相连接的线路和电缆组成的全球网络，使“地球上的所有子民组成了一个智识街区”。另一个时代的批评家则称，“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彼此混杂相间，果真如此的话，人们会为了共同的情绪而落泪，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行动”。
       然而，正如康德所说，这种前景正被另外一种事物所破坏，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指欧洲)的商业国家的行动”。这些国家展开全球商业活动，但目的不是为了促进相互理解，而是作为一场想象的吞并战争的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清醒看到，新的资本主义正使用改进过的“传播手段”，把“所有民族国家”都拖下水，让他们加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并按照“它自己的形象”来重塑自己的模样。
       在他们写作的时代，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其它欧洲大型商业银行团建立的商业帝国，正逐步让位于欧洲国家在占有和统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域性帝国。这个进程，阻碍了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前进步伐，因为它引起了各地的抵抗，并使得民族国家成为人民在寻找身分认同时的首要参照点。反殖民斗争开始要求将“民族国家”从皇权手中夺回。后来的独立策略，则力图建立新型的现代国家，虽然其国家管理的程度和方向各有不同。以印度为例，这个人口数位居全球前三位的国家，其发展规划被一种强调自给自足的民族精神所引导，使它脱离了日益成型的跨国资本主义体系。另外两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中国和苏联，则决绝地离开了这一体系，力图建立和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国家。这两条道路，不约而同地将集体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同时，因战后重建和发展的重大任务而厉行节俭，这使得消费体系没有获得发展空间。
       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人们熟悉的战后图景被一个逐渐加速的市场化进程改变了。市场化进程最终创造了条件，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预见到的资本全球化得以实现。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解体打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早期疆界，供资本主义力量全力施展。市场化的组织机构也迅速地在印度和中国攻城掠地。原来那些由公有企业和公有机构垄断或主导的市场领域，被鼓励或者被要求更具有竞争性，更具有商业头脑，于是开始允许私有公司进入。在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一个阶段，实现市场转型之时，传播手段的更新是一大驱动力。那个时期，电信的发展为全球商务运作的协调和控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型机制，而电影院的建立则提供了一个关于消费可能性的诱人景象。1926年，当好莱坞巩固了其在全球电影业中的主导地位之时，美国的新闻评论家Charles Merz说：“商业贸易不再跟随国旗的号召，而是听从了电影的号令。……中国需要缝纫机，富裕的秘鲁人雇佣钢琴师，来自日本的扶手椅订单如雪片飞来……只有这个媒介，只有它，从来不知有任何界限。”在当前的全球市场时代，全球协调的任务交给了电脑网络，而消费主义扩散的关键角色也由电影变成了卫星电视。全球化的、商业化的媒体展示着商品和生活方式的浩大队伍，建造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新型身分认同，那就是流动的消费主义。当然，它也并非没有遭受反抗。过去二十年中，两个彼此冲突的运动也在整合各种力量。一个运动是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它建立在各种群体认同基础之上，可能源自宗教信仰，可能源自种族区分，也可能源自民族国家认同。它致力于重申那些坚固的界限：“我们”与“他们”，朋友和敌人，神的选民与被诅咒者，优等的和劣等的。另一个是康德所谓世界主义公民身分之梦的苏醒。接下来，我将详细考察流动的消费主义、原教旨主义和世界主义，它们是当代人身分认同的主要来源。我还将考察其擢升的团结和对立，并详细探究其如何利用媒介来推广他们的世界观。
       市场化潮流的兴起
       市场化是一个普遍的进程。它将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策略置于各个经济领域的核心地位，将市场标准变成衡量一切体制的表现和价值的准绳。那些形式上仍具有公共性的经济领域也概莫能外。它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达成的。在过去二十年间，全世界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了这些政策。有些时候，市场化是被一种意识形态的信念所推动的，即市场天生就是经济组织的最佳基础，天生就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玛格丽特·撒切尔时期的英国便是如此。有些时候，它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能促进经济增长，能推动现代化，如中国的情况。它经常成为一种强制标准。市场化是世界银行和其它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和资助时提出的前提条件，也是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某个国家或地区成为其全权成员时必须达到的标准。在任何地点市场化的主张都被加强：苏联体系的解体，标志着政府管制的危机；发展中国家在新兴经济中逐渐醒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从公有企业和全方位福利体制中回撤下来。
       在不同的国家政治情境和意识形态情境下，凭借各种形式的政策干预，市场化的潮流都已经制度化了。四种观念具有核心地位：
       1、私有化：将资产从公有部门转到私人投资者手中，将公用事业公司和企业转为追求利润的企业。
       2、自由化：在市场中引入和强化竞争。之前，这些市场，或是由一个机构独占的（寡头垄断）；或是由两家共同占有（双头垄断）；抑或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市场集中化程度极高）。
       3、管制转向：从维护公共利益（虽然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各有不同），转向改善条件以有利于企业进行扩张和更新。
       4、企业化：对于那些仍从公众口袋里获得全部或部分资金来源的企业，鼓励或者要求它们以私有企业的方式运作。
       这四个方面不可分割，已经对每一个经济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不过，它们对传播和文化产业产生的冲击尤其影响深远，这是因为通讯和文化产业在经济中占据的地位非同小可。它们是日益重要的产业增长点；同时，它们还提供了重要的通讯基础设施，使得生产得以协调运行；它们还刊登广告，向消费者介绍各种制造业产品；它们还生产主要的文化资源（报纸、电影、电视节目、电脑游戏），正是通过这些，人们才能理解（或曰误解）社会的组织形式、政治生活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结果，传播组织中的重大变化不仅影响了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还深远影响了公共文化的结构，影响了由此而生的社会身分认同。
       虽然文化产业的私有化进程有很多例子，如法国的主要电视频道TF1被出售，以及前苏联的主要电视频道和覆盖东欧的卫星被卖掉，不过，电信业所感受到的冲击最强烈。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中，原有的公共垄断事业（包括邮政、电报和电话）被转入了私人手中，成立了新的大型公司，这些公司急不可耐地扩张进入了通讯业的其它领域。这种扩张主义的策略也是其它通讯业领域的大型公司热衷接受的，它受到了市场化进程的另外两个潮流的极大推动：一个是要求建立自由主义市场、鼓励新的进入者和激烈竞争的自由化潮流，另一个是要求管制转向的潮流。二十年间，我们能看到颇多国家放松了媒体所有权的管理规则，政府也开始提供一种“适于商业”的运作环境，使得企业能够在最低限度的干涉下去进行商业活动。最终的结果是，兼并、购买、新的投资行为铺天盖地，造就了一种新型的跨媒体的全球公司，它们野心勃勃，在每一个原有的和新兴的媒体部门大举入股，在每一个重要的国家市场跑马圈地。
       这种新环境给公共文化机构带来了压力，这些机构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和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政府急于降低公共支出，不断缩减为公共文化机构提供的资金，要求它们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服务以弥补赤字。结果，博物馆发现自己如果找不到商业赞助就无法进行大型展览，大学和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被迫对自己的存在进行重新界定。老观念认为，所有用公众的钱制造的产品都是公共产品，应当尽量向所有人无偿提供。新观念则认为，知识产品同样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来获得利润。老观念已经在给新观念让位。已有坚定的信徒呼吁说，在税收之外支撑公共广播电视的执照费体系应当被订金体系取而代之。观众原来被视为公民，有权享有文化资源，以便进行活跃的、平等的社会参与活动，如今则摇身一变成了消费者，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在市场中进行选择。这套公民身分的修辞被放弃，更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化的逻辑，它称颂消费者是新经济图景中的核心角色，而将消费主义抬举成为当前时代的主要意识形态。
       流动的消费主义
       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开篇指出，商品是日常的战场，在这里为争夺正义而向资本主义开火。企业无可置疑有一种意图，在关于消费品的来源问题上保持沉默，而将注意力导向购买行为和占有行为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之上。历史上，工人运动致力于打破这种沉默，通过细述产品制造的环境，以及制造所涉及的人力和环境成本，努力揭示出在市场所展现的买卖双方平等交换的假象之下，掩盖了生产过程中那种制度化的牟利体系。他们还呼吁针对此发动一场国际性的工人运动。这个规划是从一系列的文化形式中发展出来的——行会标语、社会主义政党的宣传册、关于日常工作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中将工人置于历史舞台的核心位置。然而，过去的二十年间，随着旧型的重工业快速衰退，对传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团体的支持慢慢减弱，工人的文化偶像地位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生产英雄让位给了消费英雄，即那些主要因其生活方式而受到追捧的名人。在一种强化了的消费主义中，他/她们是胜利者。这种消费主义，我们称之为流动的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本身并不新鲜。相反，它许下承诺，说市场选择会为自我发展和自我满足提供无限的机会。这个承诺是一个核心推动力，它为产业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的需求，以契合大量的生产。广告是联系链中的核心一环，它承诺，生活能够通过商品的轻触而焕然一新。广告首先展示没有希望的原材料：长斑的肌肤、不健康的身体、无聊的人们、丑陋的居室、有限的视野，然后展示它们由于商品的轻触而发生的转变（专利药品、谷物早餐、口腔清洁、全新家具、宽屏幕电视和时髦汽车），让人产生“魔法般”甚至接近宗教的想法。然而，最近几年，由于它增强的流动性，在地域上、社会上、想象上和促销上均体现出来，这种体系已经变得更加无所不包。
       地域的流动性。首要的一点，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市场化已经导致了一种消费文化的快速扩展，在各个社会角落均有发生。之前，它或者不存在，或者只在部分商品上体现，又或者只在一小部分高层人群中存在。许多批评家都看到，美国品牌、美国电影和电视的触角逐渐伸展到全球。他/她们描述这个过程时，称之为全球的美国化运动，一种“全球共同的品味”分享着“标识、广告语、明星、歌曲、品牌名称、广告歌和商标”。不仅如此，研究者得到的证据不断累积，冯应谦对MTV在中国的运作进行的个案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研究表明，美国公司，或者更广泛地说，西方公司，要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必须接受当地的条件，根据核心模板制作出特殊的民族文化版本，这通常是通过与当地政府或私人公司合作而完成的。这种策略被称为“本土化”，它的确使得消费文化拓展到了各个地域角落，但是，这种说法却没有提醒人们它本质上的意识形态特性。消费主义，即便具有了中国的或者意大利的特色，也仍然是将消费者当作主要的社会身分，为市场领域成为个人自由的主要空间而欢呼。
       社会的流动性。这种更具灵活性的消费主义要想立足，需要获得新的社会主顾群体的支持，他/她们会响应消费主义的号召。两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很多社会中，私有化政策造成了私有企业的不断拓展，进一步造就了一个快速崛起的“新中间阶层”，主要由经理人、企业白领、小企业主组成。而“旧”中间阶层主要由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士（如医生、教师等）组成，他/她们主要为公共组织工作，享受“铁饭碗”带来的安全感。新中间阶层与他/她们不同，这些新兴阶层把市场看作立身之本，把个人消费看成主要舞台，通过消费展现自己在物质上的成功和文化上的品味。其次，与集中于北半球的现有资本主义国家显著不同的是，新兴经济国家的主导人口常常是三十岁以下的人群，而前者的人口往往已偏向老龄，甚至呈人口下降趋势。那些现在才十多岁或二十多岁的人不可能体会到二战后重建和国家建设的节俭。他们只知道新的消费景象。因而，它似乎成为完全“天然”的行为空间。
       想象的流动性。穿越这个空间，消费者与消费品相遇。这种消费品在促销的时候，被强调说是设计出来尽可能实现个人表现的载体。马克思在论及商品的文章中界定了价值的两个方面：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历史上，广告架空了这种区分的批判性内涵，把它化解为两个问题，鼓励消费者思考：“这东西值这个价吗？我能不能在别的地方用我的钱获得更高价值？”和“我能用它干吗？它能用多久？”这些关于效用、持久性和货币价值的问题对消费经济来说是非常核心的，在此处，有限的收入限制了选择空间，一些大额消费品（如家具）可能一生只购买一次，还要代代相传。然而，随着富裕程度提高，消费者被鼓励进行多次选择，对时尚和风潮的变化做出及时反应。为了鼓动人们向这种持续性退化的统治效忠（商品几乎一投入市场，就已经过时了），广告越来越把重点放在产品的符号价值之上，而放弃了对效用、货币价值的强调。主要的问题变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我穿它、用它、驾驶它、在家中陈设它，人们会用什么眼光来看我？”在这个时代，商品的符号价值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传播手段，宣扬着人们看待自己的观念和群体认同的观念。选择买什么，已经终止了满足基本需求的实用主义考量，走上了想象拓展的不归之路，它成为可能的消费者身分的入场券，这种身分可以由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明，也可以由一系列物品来确认。
       促销的流动性。市场化已经大规模地增加了商业媒介的发展空间。全部或者部分依赖广告收入的地面频道不断繁殖，同时，卫星电视业在飞速增长，把美国式的节目和广告带给广大受众，这些受众曾在没有广告的国家中长大，这些国家曾用公共广播致力于国家构建。然而，传统的广告并不太适合流动消费主义带来的新条件。因为它具有局限性，往往是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牌上的一个图景，或者电视上15—30秒的连续画面，很难成为产品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强力黏胶。再加上，不断有证据表明，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正不断避开广告——一个例子就是在广告时间换频道；或者把广告看作容纳自我的文化形式而不是购买行为的前奏。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促销广告嵌入到环境之中，让它成为一系列文化形式中的有机内容，成为日常行动中天生的组成部分。这种促销的流动性的例子，如产品置入，如专门刊登名人生活方式杂志的兴起，等等。产品置入，指的是付费给制作人，使商品得以在剧情片或电视节目中展示或使用，以期让商品跟明星或知名创作人联系起来，或者与屏幕上虚构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产品置入与广告片不同，广告片仅限于固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产品置入具有独树一帜的流动性。只要电影和电视节目在放映，它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被人看到，不管是在大银幕上，还是小屏幕上，或者是录像带和DVD上。
       如果把消费方式比作股票交易，名人就是消费者主要的投资顾问。名人的选择是每个人的消费可能性的戏剧化表现，也是按比例缩小的。很少有人能买得起大卫·贝克汉姆那样的豪宅，但是很多人可以买得起标有他名字的衣服，也能模仿他居室布置的设计方案。能够享用名人选择的细节，这种逐渐增加的要求促使大量描述名人生活方式的出版物得以诞生。
       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有一句名言：富人“知道任何一件事物的价格，但是不知道任何一件事物的价值”。由此而生的物质舒适与精神提升之间的紧张关系，风格的退化与其它忠诚的延续，成了消费文化的致命之处。正是从这里，另类的身分认同资源可以重新诞生，并对消费主义发动攻势。
       反应与拒绝：原教旨主义
       乍一眼，似乎颇为矛盾。过去二十年市场化与流动的消费主义全球扩张，抹去了地理与想象的边界，同时原教旨主义运动空前的复苏，却致力于划定更尖锐的内外、敌友之分，强化边界。最明显的解释是，这两者相互对立，在面对“市场的万能教会和排他认同的重新部落化政治”时，面对麦当劳世界与“圣战”时，人们变得更倾向后者。
       9·11袭击之后，保守的西方批评家倾向于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当作“圣战”大旗的主要旗手，而将美国生活方式视为“文明力量”的卫兵。然而，这一点过于简单化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建立在一系列身分认同上：宗教的、种族的、民族的，它也被不同力量所影响。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不同的运动，有的植根于种族，有的则是民族，它们恰好带有穆斯林色彩，将它们捏合在一起，带上恐怖主义的标记，践踏了许多事例背后真正的苦难。但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并不限制于伊斯兰世界。近年来，在印度可以见到伴随BJP党的兴起，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以色列不断拒绝巴勒斯坦的提议，伴随着犹太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布什（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对美国福音派宗教权力的观念与支持的倚重，伴随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这也不是一场宗教与世俗世界观之争。一些最激烈的争论发生在宗教共同体的原教旨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之间。例如，马来西亚首相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为了击退保守的伊斯兰最大的反对党泛伊斯兰教党，最近发表了长达六十页的文稿，倡导伊斯兰hadhari的观念，倡导一个更宽容、包容的、向外看的信仰。
       其它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如车臣被描绘成宗教社区，却主要对现有的国家边界提出质疑，宣称边缘的少数民族对自己乡土拥有权利。他们在悠久的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想象的共同体，植根于种族或是部落的身分认同，他们准备掀起一场恐怖主义的战役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这些观念或许会遇到来自国家的战役，强化现有的国家共同体的统一与优越，压制或是去除这些“外来”因素。这些反应巩固了一个精神的堡垒，在堡垒中每个外来者就成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存在“一种建立起更高的边界与栅栏来保护祖国的渴望”。
       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武装形式，它们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对立面。它的政治根源来自沙特阿拉伯，该国政府长期推动瓦哈比教义，一种对伊斯兰的清教阐释，年轻人自发应征参加由美国支持的将苏联逐出阿富汗的战争，准许美国在其领土的军事存在，这片土地也正是伊斯兰的圣地。正是这些具体的情境，而非对西方现代性抽象的蔑视，形成了“沙特之子” 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家族的儿子，奥萨马·本·拉登，也正是这些具体的情境，激励了沙特的国民构成了劫持飞机撞击华盛顿五角大楼和纽约的双子塔的主体。但是如果把“基地”仅仅视为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经典恐怖组织，那就错了。不同的组织反对美国在巴勒斯坦行动不足和在伊拉克行为过度，“基地”只是这些不同团体的一个品牌，是一个凝聚点。它们将“反恐战争”的修辞当成将伊斯兰作为基督教西方历史敌人这一图景的复活。布什总统起初将他的战役贴上“十字军”标签强化了这种印象。“基地”也没有背向现代性，它或许基于虔诚的穆斯林的首要义务是推广同一信仰的四海兄弟之情，这种观点是前现代的团结，但它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的各种可能性，特别是媒体技术。
       快速发展的卫星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带来了媒体大爆炸与媒体全球化，它不仅大幅拓展了流动消费主义的促销范围，也为原教旨主义团体提供了宣传的机会。“基地”组织充分利用了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对新闻源的不断需求与专门市场服务的兴起。它特别是利用了针对阿拉伯民界的半岛电视台，建立起本·拉登演讲录像带的全球受众群。其他的组织发布人质被扣的录像带，把它当成列出要货清单讨价还价的柜台，有些在他们的要求没有满足后播放了人质被杀的画面。不过卫星传送相对更易于被控制，接收天线可以被没收，转送站可以被关闭。相反，因特网对于警察来说更难控制，在网上，特别是在最流行的万维网上，原教旨主义确定了他们持久的存在。而且，由于网络是多媒体与交互技术的，它为推广意识形态，寻求支持，鼓励参入提供了新的可能。宣传创意可以基于一系列形式：文本、静止与活动图像、语音与录音，并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超链接将用户引向已被认可的资源和进一步的信息。他们还可以购买组织专用商品，如书籍、纪念章、海报、T恤衫，可以玩基于组织与敌人斗争的情节的电脑游戏，还可以参加在线讨论和贡献自己的材料。这样的多种参与形式与因特网尚不均等的全球性相结合，使得因特网成为独特的铸造跨疆界团结的创造性空间。
       通过对当代世界的研究，不少批评家已见到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已经被流动消费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对立所取代，被麦当劳世界与“圣战”之间的对立所取代，被沉浸于商业全球性与坚持基于历史的分离与独特性的对立所取代。在一个基于1与0的二进制数字技术时代，这种观点明显很有吸引力，而且与时代的精神非常合拍子。但是错了，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运动，全球公民性的兴起。
       全球公民权与批判的世界主义
       普通人由臣民转变为公民，这是现代政治生活概念的核心。人人能够完全参与社会生活并且促进塑造社会生活的未来，这些权利取代了对国王或皇帝权威的臣服。成为公民就是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共同体中，事关资源的分配、职位的竞争，都是通过商议而不是武力来解决；在这个共同体中，差异与异议不是被当作“他者”、“生人”、“外人”、“非我族类”的标记，而是构成一幅完整拼图的一小部分。要实现这一理想，人们需要获取某些资源。这些资源保证了公众参与，支持了不同观点的透明公开。这些资源有的是物质的，如糊口的工资，充足的时间，安全的公共空间；有些资源却是文化的。
       完整的公民权由四类基本的文化资源与权利所支撑。
       信息：人们必须可以获取同塑造他们日常生活和生活选择的事件和力量相关的全部信息。
       知识：由于信息只提供了理解的原材料，他们必须获取完整的框架，将事件放进情景，赋予解释，作出反应和解答。
       表征：他们有权利见到他们的生活、信仰和愿望准确公正地在公共文化的主要场所被表达出来。他们有权利不被无名化，不遭受偏见。
       参与：他们同样有权利在成为文化消费者时成为文化生产者，积极地参与在公共文化中流通的观念、主见与表征的制造与再度制造。
       从历史角度来说，保障这些权利和资源的最初责任在于一系列公共资助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图书馆、大中学校与公共广播机构。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作为市场化大进军的基本要素，公司化的过程已经加速促进这些机构从私人企业寻求资助，向市场出售服务，将他们的用户当作消费者而不是公民。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压力，仍然会存在很大问题。
       正如康德所说，公民权的理想是包含并预设了平等的权利，它没有理由被国家边界所阻挡。然而，由于民族国家充当了公民权利与资源主要的机构保证人，公民权利与资源的生存与活力仍旧主要取决于某个国家是否愿意支持它们。尽管康德致力于普遍公民权的国家联合体之梦已经部分在联合国实现，联合国的强制力量已被证明很有限。
       最近原教旨主义的强化导致了公民权利被剥夺，如政府实施大量的法案，从加强对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控制到强化对日常语言与行为的监控，用来加强国家安全，对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敌人。
       与此同时，因特网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新文化空间，使得重获活力的全球公民权理想可以被精心描绘。在某地采取的行动，特别是在金融、市场领域的行动会对住在世界另一端的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或是直接的影响，经济全球由于强调了这些方式，创造出新的互联意识，使地理上分隔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消费让这种意识更有效地流动，它却批判地质疑消费。这场新的社会运动在过去二十年中呈指数增长，它们不断地质问流动的消费主义所陈列的商品来自何方，付出了何等代价。它们的答案超越了传统的焦点，不仅是对工人的剥削，还有对环境的破坏，对孩子的利用，对本土人群的驱逐，对女性的欺压以及南北半球结构性的不平等。
       支持这一目标的文化资源主要在因特网上发展起来。社会运动正在不断精心打造热点。激进的记者与评论家跨越了无法进入出版商和书店销售链的障碍，进行网上出版。激进的电影制作人用网络来发行他们的作品。批判的知识分子共享他们的专业技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信息与知识宝库。网上资源wikipedia完全由义务的撰稿人编撰，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但是仍有一个问题。
       无论是在国家内还是在不同大陆间，接入因特网还是极度不平等。只要个人电脑继续是因特网资源的主要入口，这种状况就会持续下去。解决方法可能在于现今广播的转型。从模拟广播技术转向数学技术，不仅使得更多的频道可以通过电缆或是无线电频谱传送，它的交互特性使得观看者跨越屏幕，或是走到幕后。节目不再是一个固定时间的事件，而成了一系列其它活动的跳板。主要的公众广播正在开发这些可能性。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是欧洲最流行的网站之一，也是在开发新资源和新的行为空间中最有作为者之一。它的“创意公地”的项目承诺，只要不用于商业目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地获得他们过去和现在的节目。它的社区网站让参与社会行动的人与相关机构取得联系。它的公告板可以让人们对节目发表评论，提出问题。不仅仅是BBC一家利用网络使得自己累积的资源更广泛地被获取。麻省理工这一世界顶尖学府的工作人员投票决定将他们的讲座笔记放到网上，因为他们的工资是用公众资金支付，公众有权利受益于他们的工作。
       现在这些行为还只是例外而不是规则，不过它们通过提供公共的享用权和潜在的全球范围，从三种方式上，提供了全球公民权的概念基础。首先，它们提了文化资源，鼓励人们认识到扩展他们权利和机会的职责。其次，它们提供了人们所需的信息与解释，人们可决定为获取目标所采取的最佳行动方式。第三，通过提供联系点与讨论空间，使相距遥远的人可以直接联系。世界共同体的抽象概念变成可以叫出名字的个人，将个人经历与生活的体验的结构性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鏖战正酣，这不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不是小布什的“反恐战争”。这是一场复活的原教旨主义与相对的两种版本的国际主义的战争：流动的消费主义和全球公民权的战争。原教旨主义在跨文化交换间树起障碍，坚持留存想象中的国家、民族与宗教教条的纯洁。如我所说，在一个兴起的数字时代，获得大众支持的争夺将不断在主要的跨文化公众传播场所、电视、因特网上展开。毫不夸张地说，跨文化交流的未来取决于这些媒体如何组织与重组。对于选择了致力于传播的学者，无论是分析者还是实践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无可限量的机会。
       格雷姆·默多克，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传播与现代性的构成》等。
       戈浩，硕士研究生，现居美国。
       张磊，学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