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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置作品《对话》的产生
       1988年春天，我作为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88届毕业班的一名学生，进入紧张的毕业创作阶段。当时的毕业班指导教师是郑胜天、胡振宇、汪诚一。
       记得我最初提供给导师的草图是一对男女在打电话。从这个原初的构思一直发展到最后的装置作品《对话》，这其中与郑胜天老师和胡振宇老师的指导密不可分。这里尤其要提到郑胜天老师对我的指导，他鼓励我用真实的材料大胆地完成这一作品。这对于当时有着强烈反叛和求新意识的我来说，是一件很刺激的事。
       当时系里审稿的时候，对油画系产生一件非油画的装置作品有异议，为了《对话》的可行性，任课老师和我商量，是否画一张油画。就这样，我画了一张《红墙》的油画。
       为了采用与当时现实中电话亭相同的铝合金材质，我与杭州市电信局取得联系，希望他们予以一定的帮助，最后他们根据我的要求，免费提供了铝合金电话亭的全部材料，并参与了最后的组装工作。
       《对话》的原始创意，源于个人情感的困惑。对情感生活的失落，使我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就像作品所显示的那样，一对男女正在打着电话，但中间那悬挂的电话又在明显地告诉人们，对话的不畅通。这种心理状态是《对话》产生的原始立意。
       作品组装完成之后，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系的宋建明老师去看我的作品，他当时的感觉是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就这个“破”，我们谈到了用什么方法：既不打破玻璃，又有破的痕迹，这样，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谈到了用枪，但对可行性没有什么把握。
       出于内心的需要，我对用枪这个想法有一试的欲望。过了一段时间，我向浙江省射击队沙勇提出借枪。他借枪那天并没有通知我，事后才知道他借枪出来，却一直没有找到我。因此这个想法在1988年的毕业展览上未能实施，但一直存留在我的意念中。
       《对话》作品在毕业展览之后，《美术》杂志封底和《新美术》的扉页，都分别刊登了这件作品。
       “枪击事件”之前
       1989年1月，得知作品《对话》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我从所在单位上海油画雕塑院回到杭州安排托运作品之事，在杭州“方舟酒吧”偶遇唐宋（之前我与唐宋并不熟识），我们在酒吧攀谈起来，他说自己也有一件作品入选。谈话中我和他提到1988年《对话》要打枪一事，他觉得这个想法挺好，说你敢不敢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去打这一枪，我说这有什么不敢的。谈话之中我想到了可能借枪的途径：在我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的时候，由于父辈的关系，曾教李松松画画，当年他曾经给我看过一把枪。
       1989年2月，作品《对话》运至北京。我是浙江美术学院第一个到达的，记得在中国美术馆报到时，他们说道：“浙江美术学院怎么先来了一个女的？”
       殷双喜是当时展览的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负责有关展览的具体事务，如展品的收件登记，作者的报名等等。据他回忆，当时我参展报名时，以肖鲁的名字登记了作品《对话》，并交付了一百元人民币的报名费。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布展那天，就作品地面T字行水泥砖一事找过殷双喜，他建议我到大街上去找找看，后来我果然找到一些现成的方形井字水泥砖，在布展时，它们都用上了。
       在北京期间，我去了一趟李松松家，我们一起进城，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与李松松谈起借枪一事，他表示同意。
       唐宋到达北京，我见到他，和他谈到借枪的可行性。布展前一天，唐宋建议我作品后面放一块大红布，我同意试试看，与他一同去商店买红布。开始布展时，我被安排在第一展厅的最后一个空间，唐宋帮助我一起布展。大效果出来之后，我觉得背景的红布实在太难看，不由分说地将它全部撤掉，唐宋很不悦，走了。
       我独自按照自己原先的意图，安装完装置作品《对话》(展览时的效果)。这时费大为过来看作品，觉得效果不错，让我换到第一展厅的第一个展位空间去。
       2月4日，展览的前一天晚上，在内心的强烈驱使下，在10点钟左右，我最后做出了第二天打枪的决定。我在姥姥家，给李松松打电话，让他第二天把枪拿来。
       1989年2月5日上午9点，“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筹委会负责人高名潞致开幕词。
       上午10点半左右，李松松持枪到达中国美术馆，见到我并将手枪交给我，还在美术馆教我如何用枪。随后，我将枪揣在怀里。
       上午10点半以后，我找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同学居奕，将打枪的行为想法告诉他，希望他帮助拍摄，他告诉了温普林。他俩架机一直在《对话》作品前等候拍摄。
       上午11点左右，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向展览筹委会的什么人说一下，但当时我又不认识什么人，只是在展前，通过浙江美术学院的法国客座教授万曼，与侯翰如有过一面之交。我在美术馆广场上找到他，提及打枪之事。据他的回忆，他当时对我说：“现在人太多，等会儿再说吧。”说完他就走了。
       我愣在广场上，怀里揣着一把真枪。
       就在我准备自己去完成打枪行为的时候，见到唐宋从美术馆门口走进来，我与他在广场上碰了个照面，一起走进美术馆。
       我和唐宋一起来到作品《对话》现场，李松松和居奕都在作品旁边等候。
       居奕走到我的右侧，和我说了些什么，唐宋在我的左侧，也和我说了些什么，之后，唐宋和居奕又在一起说了些什么话。然后我走到作品前。
       1989年2月5日上午11点10分，我举起枪，连击两枪，然后从作品的左侧离开现场，唐宋正好在左侧（这段陈述见录像，由温普林提供）。
       作品从装置到行为，完成了作品的整个过程。以这一枪为引发点，导致了后来发生的一场“枪击事件”。
       “枪击事件”
       枪声之后，引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唐宋被抓。我和唐宋从左侧刚一离开现场，就见一个公安将他拿下。
       至于唐宋为什么被抓，我不能给予一个非常客观的影像事实证明，从温普林所提供的原始录像带上看，没有唐宋被抓的镜头，只是我从左侧离开了现场，而这时唐宋正好在左侧。因为当时的传言说，有一位公安便衣在现场看到我打枪，但仔细想来，这个传言不能成立。如果那位公安便衣真是在现场看见我打枪，按照常理，我举枪的一瞬间，公安便衣就会把我拿下，职业的本能也不可能眼看这种事情发生。应该是枪声引来了公安注意，而这时他或许看到我与唐宋一起离开现场的情景，可能在那个抓唐宋的公安意识里，打枪应该是男人干的事，所以本能地先将他拿下。而据唐宋告诉我，他当时被抓之后，在美术馆没有说一句话，所以导致被警察误抓带走的事实。
       见到唐宋被抓的情景，我赶紧把枪还给李松松，自己躲进作品《东南西北》黑盒子里。《东南西北》里的人（我不记得是那几个人）将我簇拥着，从后门离开了中国美术馆。在美术馆对面的“百花美术用品商店”，我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唐宋被警察带走，警车开进中国美术馆。
       眼前的情景，使我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坐上一辆能经过美术馆门口的公共汽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又从终点坐到起点。在我来回经过中国美术馆的途中，亲眼看到人群从美术馆被警察赶出来，聚集在美术馆的广场上。之后，人群又从广场上被赶到大街上，广场上空无一人，中国美术馆被关闭了。
       下午4点钟左右，我在公共汽车上决定自己去自首。因为觉得枪是我打的，而现在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美术馆被关闭，唐宋被抓，事情闹得这么大，我不能再逃避了。我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再次来到中国美术馆。我走到美术馆门口，告诉门口的警卫：“我是肖鲁，我要进去自首。”当时那个警卫把我轰了出来，不让我进去。这时候我看见侯翰如（这点我有点记不清楚，可能是别人），于是大喊。里面传出让我进去的命令，我进入中国美术馆。
       记得我进了中国美术馆左面的一间屋子，里面有很多人，一位年长的便衣（他没有穿警服）坐在我的旁边，以和蔼的口气跟我说：“我认识你爸爸，我们是好朋友，我们能不能好好地谈谈”？我看着满屋子的警察，不敢说话，于是提出让所有人都出去。当屋里只剩下我和他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些关于打枪的问题，我做了一些回答。之后他起身让我和他走一趟。我与他坐进一辆小汽车，来到一处地方（我记不清是哪里），登记搜身，拍照等等。然后又被带到北京东城区拘留所。我被带到一间审讯室进行审问，主要是询问与打枪相关的一些问题，具体的话我现在记不清，只记得审问我的那位警官对这种行为极为不解，反复地问打枪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我记不清楚当时自己是如何解释的，记得他结束审讯的最后一句话大概是这样的：“我孩子正在学画画，我怕他将来也干出你这样的事情。”我听后笑了起来。
       我走出审讯室，这时，唐宋正好从另一间审讯室出来，我们在走廊里相遇，他冲我微微一笑，特定状态下，一种浪漫情怀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我被带进一间不大的女囚室，同屋的有两位女犯。由于我被允许带东西进去，所以一进屋子，那两名犯人很吃惊，其中一位问我钱带进来没有，她想看看，我问她为什么要看钱，她说是犯了贪污罪进来的，很久没有见到钱了，所以很想见见钱。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1989年2月5日，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拘留所晚上吃饺子。同囚室的两名女犯觉得我刚进来，没饿过，和我商量，能不能将我的那份饺子分给她们吃。在我刚刚点点头表示同意之后，我那份饺子就被她们抢光了。她们说在里面从来没有吃饱过。
       1989年的大年三十夜，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也记不清是几点钟，囚室的小窗突然被打开，露出许多老人的脸，一个接着一个，对我指指点点，要看看这个打枪女孩长的什么样，记得有人说道：“就是你打的枪，害的我们整个年都没过好。”事后我问看守，这些人是谁，她告诉我，全是些大官。
       1989年2月10日，我和唐宋同时被释放。拘留所需要有个人签字，我通知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同学那东燕，她在释放单上签了字。
       我和唐宋来到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那天重新开放。
       在中国美术馆门口遇见费大为，他告诉我们，世界及国内的一些媒体都对此事做了报道。
       在中国美术馆右侧的长廊上，我和唐宋见到高名潞，他建议我们留下来见见记者，并对外解释一下这件作品。
       当天晚上，栗宪庭找我和唐宋去《中国美术报》编辑部。那天晚上，我突然头痛得很厉害，在隔壁的房间里睡觉，栗宪庭和唐宋谈了一夜。
       2月11日，我和唐宋来到中央美术学院，问居奕要录像带的拷贝，在他的宿舍里，一些人要攀谈这件作品。唐宋在谈论这件作品，我低头不语。在当时我的意识里，不敢将自己做作品的“情感”原发点说出来。其主要原因是我从做作品《对话》到打枪行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感”困惑之中，根本就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而这个如此大的突发事件的发生，一时使我这个真正的作者失语了。
       是作品引发了事件，而作品是从装置《对话》到打枪行为那一点构成了作品，而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这件作品而引发出来的。
       由于这个事件太大，涉及到的人很多，唐宋是事件中的一个角色，是一个突发事件之后，看见我的恐慌，趁机做了这件作品的一个解说者，但他不是作者。
       当晚我找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同学王友身借两间宿舍就寝，他开玩笑地说：“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是一对，你就别给我装了。”说着就给了我一间房子的钥匙。
       那天我们好了。
       第二天，唐宋提出要立即离开北京，我说高名潞不是希望我们留下来见记者。唐宋坚决不同意，他写了一份文字说明，我签上“肖鲁”的名字，他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后将这份说明交给高名潞。
       当天，我和唐宋离开北京。
       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栗宪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作者的署名是“唐宋、肖鲁”。这是那天晚上栗宪庭和唐宋在《中国美术报》编辑部谈话的结果。
       在栗宪庭的文章中写道：据作者透露，事件发生、经过和结果，大致与预计相去不远。这个所谓的作者显然说的是唐宋，因为那天晚上我不在场。
       由于一些个人的情感原因，我对这个作者权的错误没有及时澄清。从此以后，这件作品就成了一件“肖鲁、唐宋”的合作作品。而作品的解说也只能被说成是一件唐宋策划的作品。
       直到2003年，我才说出为什么做这件作品的真正动机。
       历史是由许多偶然性促成的，但构成“枪击事件”的重要因素，是装置作品和打枪行为这两部分。而正是内心那个核心点推动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走向最后举枪的一刻。
       如果说“枪击事件”的发生、经过和结果是被策划的，这可信吗？
       2004年2月2日
       于杭州下满觉陇
       2004年6月30日
       修改于北京
       2005年7月25日
       再次修改于北京
       肖鲁，艺术家，现居北京。主要艺术作品有《枪击》、《十五枪……从1989—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