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死亡，在许多时候，真是一件近乎日常的琐事。你买菜的路上，邂逅车轮下的一滩血，你拎着一堆肉食回来，看见邻居的一张讣告——在你行经的地方，人们竞相奔赴道路的尽头。你才发现，生命竟然确实薄如蝉翼。
当“访旧半为鬼”时，当“故人日以稀”时，当在暮烟的幻象中遥见你曾朝夕与共甚或唇齿相依的大队面容时，你何曾有一丝幸存者的窃喜。就像此夜，当我枯坐于天涯客馆，燃一炬烟，吞吐几十年的往事时，我恍若一个同谋共犯——他们去了，我却苟活于斯——我怎堪独自直面这惨酷的余生。
二
1978年对于今天的多数年轻人而言，只是一个过往的年份。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文革”在这一年才敢谓渐趋结束，尽管史书上是另一种说法。
半年前，首批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刚刚入学，我们这批78级新生跟着又来了。而在我们的师兄中，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等待毕业。
那时的湖北民院叫华师恩施分院，在我们去之前大约三四年，它还是一个中师。这个奇怪的大学在迎来78级这批怪胎学生后，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那一年，整个恩施的文科生考出大巴山的不足三十人，余下的上线生则全部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78·1班”。于是一大群工人、农民、知青、民办教师、干部和应届高中生走来了，老的三十三岁，小的十五岁，总共八十一人。其中当父亲的十几位。其中有五个孩子的两位，其中一位还带着女儿来上附小。还有一位（现在官拜副省长）教高中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高考，然后同时录到一个班来成为同学。
需要说明的是，那一年这个国家还兴“政审”，所以我们这个班上有许多同学的实际考分原本应上一级名校。
三
那时，国家对师范生尚有恩例——伙食费每月十八元，助学金一至四元不等。如果无此条，估计还要减少二三十人。刚结束的浩劫，在大多数人的满脸菜色中犹存余痕。
男生三十个一堆住了两屋，余下年纪大的十位，还另挤了一个小屋。
那时，已婚同学允许请“例假”——每月可回家圆房。多么人道的措施啊！
还有一些同学，在“文革”中即是什么“烽火战团”、“东方红公社”的总司令，老三届又十年摸爬滚打，都是人精了。还有一些公社书记、学校校长，三山五岳，来的都是恩施当年的各路人物啊。
四
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概述，我实在无法从那些混乱的生活中，真正凸现出老李——如波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并让今人和后世有所理解。
多数人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大抵在一年之后。而在一大群灰头土脸的“老”同学中，除了班干部，大约首先多是记住了“李如波”这个名字的——因为各科老师刚开始都爱问：李如波，哪个是李如波？你为何不交作业？
老李一般则都站起来，徐徐答曰不想做，然后自行坐下。他永远显得似笑非笑，不卑不亢。老师反而有些尴尬，以后习惯了，便再也不问。
而全体深化对这一怪人的认识，是另一突发事件——那天，大家都在教室自习，快过建军节了，校办来了一女干部，找老李这个惟一的复员军人填表，大约是拟慰问一下。老李填表已有几分不悦，该女士拿到表还不走，当场读完，然后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未婚呀？老李答哦。又问你怎么未结婚呢？只听一声巨响，老李拍案而起，疾声斥曰：你一个大姑娘，你凭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拂袖而去，该女士则确确乎呆若木鸡。
那时，这个国家尚无“私生活”、“隐私权”这些概念，但老李，李如波，却让每个师生都记住了——他与所有人皆有距离。
五
杀手君写了一篇《一个书生的背影》，这句话总让我想起老李。
记忆中，他总是理着一个五四时代的学生头，头发三七开，一边显右倾，而两鬓则是齐刷刷的露着青皮。他身高1.73米左右，用古话说，确实“骨相清奇，形貌高古”。那年他二十八岁，但一脸老相。嘴型似乎天生有点歪，看上去总像乜斜着这个世界，一副讽世的样子。
他的衣服总是打了补丁的，总共也就一两套，洗白了的清蓝布。夏天午休，他回到寝室，马上脱下衬衣洗净晒干，下午还得继续穿。入冬换棉裤前——那还是复员时的棉裤——永远只有一条单裤，从无一件过季的衣衫啊。某日，我塞了一条父亲厂里发的劳保裤到他床头，他静静地还回。后来实习前，秋风萧瑟，我悄悄地塞进他的行装，以后他便穿上了，彼此亦无一声言语。
只有他床头那每天叠得整整齐齐的暗黄军被，可以让人相信他曾是一名军人。除此之外，他实在太像一个胸怀利器的落魄右派了。
六
这个世界有多数“怪人”，总不免让人歧视。只有少数，即使难以亲近，却总能令人心存敬畏。老李，许是后者之一。
他多数时候在看书，发呆，独自漫步，即使坐在课堂上，课则几乎是不听的。有时会突然放声大笑，周围人不解相望，但终是仍不解他在笑什么，自然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似乎永远行走在世界的边上，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那时，我们这批应届的愣头青，喜欢作弄“老”同学，向来对老李，则惟肃然。后来读书，知道有一种法相庄严，而有些人，则是与身俱来的。大约半年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同学，便尊称他“李老师”了，听起来，比叫其他真正的老师要顺口和真诚。
但他确实是不合群的。某次学校要搞什么鸟队列体操赛，全班集合训练一二一，班干部拉他去，他走了一圈，突然从队列中高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扬长而去，全班哗然望着他瘦削的背影。他太反感这些曾经伤害他的“集体主义”了。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七
这样看来，老李仿佛是一个生硬的人，不苟言笑。但错了，老李的幽默感一如迅翁，一种独耐回味的冷嘲，历久弥新的哑笑。
他向来不主动与女生说话，尤其官宦子弟。一日恰好这样一位小姐真诚地向他请教——李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又是何意啊？——她指着书上的“鸨”字。
李老师没办法向这个清教徒时代过来的小女生讲清，他只能严肃地答曰：读保，就是古代的“妇联主任”。
那时，学校的早餐尚无粥，五分钱一碗青菜汤。一日汤上竟漂满了蚂蚁，学生自然大闹，校长亲自来安抚，须知那时学潮多是从伙食开始的。校长解释完，老李在一边冷冷地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预防药呢，抢着喝了几口！
又一年，“英明领袖华主席”退位，胡耀邦总书记上台。学校组织收看完新闻，老李一个人开始高声起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里出了个华政委——那个时代的学生何等的政治意识啊，于是皆合唱，皆大笑，一时全校此起彼伏。他们在老李的启示下，欢庆一个时代的结束啊！
八
那时的学生长短不齐，凑在一起就爱打赌争问题，或争一些野史知识的记忆力。至于仲裁或答案嘛，就找老李，反正他是一个长期失眠者。我则从他身上，懂得什么叫渊博。
比如大家争“左派右派”到底谁是自由主义谁是保守主义，这种分法从何而来，我党何以一会儿反左，一会儿又反右。不可开交时，便听老李讲西方的圆桌会议，讲法国大革命，讲国际共运史。我至那时，总算才明白我“右派”母亲的来历和含义。
又比如当局批爱情文学为扫黄，为什么命色情为黄色而不是绿色或其他什么色。老师也不懂这些鸡毛问题，老李就会告诉你——以前英国有个企鹅出版社，出了一批低俗小说，封面全用黄色，于是媒体攻之，遂有“黄色读物”一说。我看今天新闻出版署扫黄办的干部，大抵也还不懂这一来历。
学问好，不听课，不交作业，但考试还是必须的。写作课老师终于有一天决定，他这次考试就交一篇散文，而且不命题了。于是，老李交了第一篇作文，叫《书恋》。就这一次，写作老师还是忍不住原谅了他素日的不作文，给了他最高分，还声情并茂地拿到全班朗诵。读完全班陷入沉思，我们这些一向自命不凡的“才子”全他妈傻逼了。没办法，高人出手，一击而毙。就那文笔，那种生世之慨，不到火候，学是学不来的，只能高山仰止。
九
老李只有两种爱好——书与烟。酒亦爱，那时喝不起，亦不吃请。每月学校发给他二十二元，他只吃八元，留两元买一条“圆球”烟，再买点肥皂牙膏等，攒一点回家上学的路费，余款便用来买书了。
那时初开禁，好书突然成批，新华书店也兴排队。每逢周末，老李大早便开始徒步向舞阳坝，展览馆对面的书店都认识这个净买一些非畅销书的大叔了。钱有限而书常新，实在不忍割爱，老李也只向我一个人借。三元两元，等到月底一退完饭菜票，首先必来还，无论我怎么不收，他亦是会坚持到赢的。有时我也手空，到他借时我必说随后给，然后偷偷找人借了给他，因我深知他是不会再找人开口的。古人认为君子清且贵，老李即有这种气，永远的穷而不贱。
抽烟，于他就算极奢侈的事了，有时也难免断炊。他的手指是黄的，嘴唇也显青紫。往往深夜，仍见他在黑暗中星火明灭，有谁能知他的苦痛。
十
我与老李的初次接触，是偶然看见他在谱曲，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混球后生，不免好奇，就凑过去看，他对我似乎还不讨厌，便递给我手稿——他竟然在给《
红楼梦》中警幻仙姑的十二支曲在配简谱——须知那时还没有电视剧一说。我其时尚不识谱，他便哼给我听，我只觉一阵悲风扑面，人便有些呆了。此后自然便对他多了几分仰望。
某日，我爬上一棵树读书，看见老李在草地上坐着，就下去找他闲聊。那时我们彼此皆知之不深，他忽然问你祖上干啥的，我便简述一回，他沉吟片刻说：原来如此，我是说有些异处噻。在以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老李在乡下无事时，曾深研过纬学，举凡四柱八卦、子平堪舆之类，他皆能运用自如，但他却并不全信——他似乎总想在人世间求证——是否果然有命运存在。
许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也深陷在这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老李有次私下对我说，某女同学的面相不好，可能未来会有新丧之痛。那时我只能存疑。若干年之后，当我惊悉那位女生果然婚后不久即遭厄运时，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人生自有前定。
十一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难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
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四十五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销尸灭迹。
我也常在想，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他幻影一般的来去，曾有几人看见他的真实面目。连我的一些老同学都说他疯了，神经失常，我怎能为这个时代求证他的曾经存在呢？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十二
1978年，全国十三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文革”后第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便被封了，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校方曾试图扣留，但因我们班这些大哥们的斗争，最后还是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都成了名家，若干年之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和感伤。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我尚不懂论争所要达到的目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因为真正的真理，并非只能通过实践去检验。有不证而自明的，有演绎而推知的。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
十三
1980年的春天，我像一个愤怒的豹子寻找宣泄。那一年人民从噩梦中渐渐苏醒，开始用各种文字追问。我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完成了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同志》，并在九月的迎新生晚会上公开朗诵。那时关于毛的评价尚无中央文件，我对这个伟人的质疑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同学传抄着此诗，校方和地委宣传部、文办也调阅此诗。一个在我公开朗诵前读过本诗的写作老师(平反右派)当时读得老泪纵横，次日把我叫进寝室，委婉地求我——你千万不要告诉校方说我此前看过。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他那心有余悸的可怜样让我从此疏远了他。
事实上，我与老李曾就“文革”和毛的问题，有过多次畅谈。老李是真正的亲历者，他对“文革”的独特看法，至今仍让我不断反思。也许有些说法在今天并不新奇，但那是1980年前，很多讨论尚属禁区。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文革”前的一系列运动造成哀鸿遍野，怨声载道，早已形成火山。国人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不计结局，因此当毛发起这次斗争时，他只是借用了人民的积怨。而神的召唤和草民的潜伏要求奇妙结合时，遂酿成一场从人对物的破坏到人与人的互相残害的集体疯狂运动。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此首先承担罪责，全国各地的“文革”之火并非文盲引起，主要的“纵火犯”都是书生，他们只是没想到“革命最后会革到自己头上”。而在此之前，整个知识群体的道义缺失，客观上默许和纵容了为所欲为。他们为此付出的血腥代价，在当时尚未能完全唤起良知和胆识。
历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十四
我至今找不到一张老李的照片，也许只有他的档案袋里会有一个登记照——如果尚未销毁的话。老李从来不照相，不参与班上的任何合影——他总是用戏言推脱：我怕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叉(“文革”时，报纸上的一些领袖合影，总有人脸上被打叉)。
三年转眼即逝，我与老李订交忘年，情在师友之间。临歧在即，我委婉相邀他合个影，以慰落月屋梁之思。老李宽厚地笑道——你看，你我之间，尚不至于这样拘于俗情吧。我惟无语。老李的高，是一种我无法企及的高。他似乎早就打算，不在这个俗世留下任何痕迹。流云潭影，来去无踪，他是一个真正的过客，游龙一现，翩然又水逝云飞了。
毕业前夕，我们七个室友去三孔桥边的一个鸡茅小店喝告别酒，我终于看到老李的醉态了，他趴在上铺不停地吐，默默地流泪。当然我们也都醉了，龙庄伟喝得最多——一斤八两，却没醉，结果还是被其女友骂得泪流满面。我与其他人，则是被班干部抬回来的，那天他们忙坏了。
次日上午，班车到学校接走各县的同学，利川车先到，老李送我上车，车快开了。老李仍默立于窗前，我放好行李又下来与他握手。操场上人已散尽，一天好日，空朗朗地照着我们俩，只是无语，手却攥得像要落水的人。我看见阳光在老李的眼眶中打转，闪烁得让我鼻酸喉哽。喇叭声咽，促我上路，我硬生生地挥别老李，从此踏上一条彼此不知前方和归宿的路……
十五
没有离别，也许就没有老李惟一留下的这几十封信。如果处在今天这个电讯发达的时代，大抵也不会残余下这些文字。假使连文字都消散于岁月的风暴中，有谁又能证明他曾在此浊世小驻。
我们在各自的故乡等待着命运的发落。老李回到了建始三里坝的香树湾，那是一个我至今陌生的所在，他又像一个农民一样为他父兄扛起了锄头。夜里，在昏暗的灯下，他写了给我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家里分得薄田数亩，有点忙不过来，恰值我待业回家，能不以一次等劳动力顶上去乎？这几天汗流如雨，算是大力改造世界观了……在教育局的座谈会上，如同填自愿格式一样，我要求下乡教初中，只是不想回三里。看来局里可能满足我的请求。将来的事，谁也难以预料，我求得清净则心安无恙了。临行前夕，王新勇老师说过两句话：‘你有点骨气，很好，也要现实一点。’句一也。‘终身大事不能置之不顾，到人间来一场不易。’前一句有点朦胧，次日就明朗了，后一句很恳切，我不会不感动……
“女同学中不少人多久以来认为我怪诞，因为我对女同学一直太冷。我知道自己不易被人理解，所以不责怪她们。我取的态度是尊重她们的大多数，但尊重毕竟与亲昵有别。存在决定意识。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我说的这个原谅，最好莫过于忘记。忘记，才能使我心安理得（我累极了，写字手抖，高水平加悠悠摇晃，书法甚佳，见赏。）”
我收到老李的信总是即复的，当时写了些什么，至今却是茫然。现在坐在异乡的灯前，抚看着二十三年前故人的手书，薄薄的笺纸像一篇枯叶，墨色也日渐黯淡如我们已逝的青春，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啊。
十六
1980年代初，社会突然开始重视大学生了——尤其教育口，十分缺人。但那时教师待遇低，“文革”形成的社会地位也低，因此我们都不愿当臭老九。我们班的官家子弟特多，各挟背景，都想留校，真正有才的也不好留了，大家一视同仁——全部分去当老师。一个月后，基本都各就各位，只有老李在建始还没着落。
穷人最需要工作，老李隔三岔五跑到县教育局去打听，总说让他再等待。这个毫无关系也毫无“追求”的老实人，他不知道命运又将如何作弄他。最后，局长亲自找他谈话——你的档案被组织部调过去了，你到县委去工作，好好干。这个对所有人皆可谓喜出望外的消息，对老李却如重雷轰顶。他久久沉默，然后乞求不去，甚至潸然欲泪。所有人皆不解——这个去处意味着踏上仕途啊，多少人借此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但老李却真诚地拒斥这一高就。局长自然不敢得罪县衙，他也不能辞职——那年月要工资养家啊。老李只好怏怏赴任，当夜给我一信，结句谓——“写到这里，烟已抽完三支。这时刻雨已经住了。昨天晚上揩湿的手帕就搁在我身边的洗脸架上，我把剩下的泪水通通咽下，这就去洗那手帕。”
我分到了县教研室，马上参与全区先进教师表彰会的材料班子，然后驱车于山路上，然后像惊险电影一样翻了下去。我醒来时，看见万科长空空荡荡的头颅对着我的血眼，脑浆溅了我一身……
我只能仰卧于床两月。老李说来看我，后又来信说走到恩施，却又搭便车回去了。以后我才知，他到恩施车站排队买去利川的票，排到窗口，才发现钱包被人偷了。无奈，他只好又回去了。古人说——雪夜访戴，兴至而往，兴尽而归，何必见戴。老李正是这样的高致。
十七
先转录老李在我养伤时的一封信，大家也好看看他的文笔和思考——
十二月七日书抵，今八时半取阅。为我弟转危为安幸之，乃不顾左右而速答。
贵恙车祸所致，且有伤于头颅者，吾意非忧思宜也。亦当静养，俗务不必强为，雅行应止适可。杯盏间事，他日复加，今请避之。笈中或有消闲珍本，间时而读，得一笑而后暂释之，不得苦索经卷奥旨。吾历好诗余，草赋数言以奉，意在助弟遣向日郁闷，敢烦即和之乎？弟少减痛楚，已就笔砚，吾以己之所好累弟矣，愧之愧之。
又承问下界事，渠侬扰攘，间有入于耳膜而震动者，吾辨之非清，无所用心使然也。“风起云涌”之谓，或有过当。系之以绳，塞之以笼，渠侬奈何？……吾不准出某册，弟何处印行去？此“现法”较大批判倍有功勋，幸甚天下，天下幸甚，美哉现法也。或曰，书自有不可出者。试观之，前年似有滥出之势，性展览亦见于书市，今或稍减，官报斥之乎？官会批之乎？间有人出言辩人性兽性，言微而力弱，先排于末版之隅，后消迹矣。至于触我权势者，一文可受累牍斥，一书可受百会批。京师如是，我荆江两岸急趋奉之。《举手制止》为一靶，《父老兄弟》为一靶。“风起云涌”之谓，貌似矣。……或思之：士心不可辱，事之起伏，此一时彼一时也。尔汝戏言，至于洞口内，能不“皆叹惋，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乎？弟勉之，“不足与外人道也。”
近者吾读俄国短篇小说，读郑板桥集，乃至读西厢新注。板桥集有深意，无粉饰。府祖出此老，人称一怪，吾不以为怪。先生若处今世，吾必师之。
读书看戏，吾作贼为累犯矣。近日文牍倍增，吾昼夜加班不迭，乃至受小人督察，稍喘微息即遭白眼。吾三更拥衾静卧，仍“报答平生未展眉”，辗转达旦。瞑目既难，辄思劳碌间趣事。譬若劳模材料甲，上令细书典型事迹，吾即细书，上责之曰：又不是写小说……吾复概述，上责之曰：又不是填履历表。譬如材料乙，上令作简介，吾即书其事略，上责之曰：你难道连细节描写也没学过？吾欲改标题之简介二字，上责之曰：自作聪明，哼。思之至此，一笑。楼上某少妇不解笑谁，半途掷尿壶若抛砖，竟有金石声，急伏床捶壁，嗔曰“你也睡不着吗？好生听话何苦有这般折磨。”吾羞之，即磨牙呓语装睡，复思看书受责，看电影也受责，渐有睡意，却自垂泪，和泪入梦乡也。
十八
在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改良还抱有几分希望的时候，老李则十分清醒地窥见了它的本质。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调的时代，是中国二十世纪惟一美好的一个年代。我在当时还算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有追求，但同时也弥漫着波西米亚精神。或者说，我还希望能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去改造这个国家，但老李则选择了放弃这种努力。根据中国的士人传统——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他因此选择一种隐的生活。但今天的社会要想过一种古人似的隐逸生活实则已不可能，他只能委屈自己暂“隐于朝”——在县衙做一个默默隐忍的小吏。
可想而知，他的洁身自好，又如何能在那塘混水里同流合污。在县委办的一年，也许是老李精神最为苦闷的一年。他给我的每一通书信都在讲述他的愤怒和哀伤。他向上峰不断提出调离，但上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个笔杆子，他只能被扣为人质。他又不是个喜欢吵架的人，但他更不是个愿意妥协的人，他只好选择一种鲁迅所谓“跪着造反”的方式——他把调动申请不断复写，每隔一天便呈递一份上去，也不吵闹，他对我说——我早已烦了他们，现在只想他们也早点烦我就好了。最后，上峰果然就烦了，他们从政以来，还没见过如此不识时务的人，终于同意把他退回教育局。谁曾想，教育局也要会写各种官样文章的人，一见他这个县委办下来的，便又把他扣留在局里继续当枪手。他说这叫才出虎口，又入狼窝。
教育局相比县委，对他而言，稍有改善，但根本问题在于老李不是一个坐机关的人。他第一反感写那些弄虚作假的文牍，第二极不愿意与周边小人虚情假意地应付。他的不苟世俗也使他难容于人，于是他只好还是重操故技——继续不断上交调动报告。一年半左右后，他被发到了长梁五中——他实际上想到更远的乡村小学，但局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了。
十九
在一个后清教徒时代，一个人滥情是罪过，但一个人独身也同样难容于大众。这在性自由的今天看来，确有些乖谬和荒诞。一个人因为穷或残障而不能成婚，已多蒙歧视，如果他健康且尚可谋生而不婚，则难逃物议。老李这辈子与周遭世界的不协，也多与此相关。
一般交往的人，是不能与老李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多会沉默甚至冷言相向，会使人难堪。我在很长时间也不理解他，自然也不敢问或劝他什么。其实毕业那年，他也不过三十一岁，用今日眼光而论，谈婚论嫁正当其时。但他似乎有意逃避着婚姻——他对前来劝媒的人是向无好感的。自然，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去主动追求谁，而在他的有限世界里，确也没有哪个女人能于风尘中辨物色而愿来爱他，于是，他就只能孤独地来去。
我后来可以与他函议这个问题了，他的回答则是——
我近来颇闲适，故读书比冬春时坐得住一点。除了城里的“熟人”不多几回来介绍“朋友”外，知我不健谈者均不来座谈经济之道。朋友而要介绍，必是陌生人。先做朋友后“认得”，大抵“认得”以后就不那么“朋友”了。所以此戏法可以不演。至于人们要攻击，要把“古怪”形容得更古怪，我从来不想为之负责。光棍之“古怪”，自古而怪也，我自谓怪之不足……我其实本无绝对的“性忌讳”，只是不肯在爱情观上接受某些势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的“改造”而已……许多善良而不幸的人只能默默地走着善良而不幸的路，这些人并不主张禁欲主义，僧侣主义，只是看到(或经历过)“爱情”如何变成骗人的把戏，他们宁可清净些，也不肯去做该把戏的演角……此事我以为不好办，我自己都不喜欢衙门，找对象也当找个不喜欢衙门的，但又要一个不喜欢衙门的姑娘来爱衙门里的我，岂不谬哉枉也。何况年龄问题也实是一大障碍……我也要欢乐，有自己价值标准的欢乐。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看了他的这些回答，我深知他是一个理性至极的人。对于这样的明白人，所有的劝慰皆嫌多余。但他何以至此，我仍有些含糊。我想一个人的天性总是喜欢男欢女爱的，如果没有性倒错，不会从头拒斥此事。他应该有他的隐痛。那时我每年要去看他一回，有次对酌，我们谈起了这个话题，终于引出老李的故事，这大抵是他平生惟一的一次叙述吧——
老李在岭南某县当兵时还是小李，他管食堂采买，总去一家小店购物，也许他觉得那个女孩显得无助吧。那时物品多无包装，女孩则总是从柜下撕几页纸为他包好，后来他发现那些纸竟是他向往已久的一些书页，便搜藏阅读，并去找那女孩讨要。女孩说，这是她父亲的藏书，怕被抄家问罪，便只好拿来做包装纸，你愿读就给你拿去，只是千万别让人知道了。两人一来二往，渐成好友，女孩一家是下放来此的，以后也不知更向何方。老李乃穷当兵的，几年后则归宿已定。烽火乱世中的儿女，命运未卜，何敢触碰爱情这种高贵的话题。即便心中藏有一个重洋，流出来也只是两颗泪珠。到了他复员时，也终是默默相向，将人世间万种无奈都存进回忆。
老李一生心高气傲，即使回家做个农民，自然也不肯接受家长媒婆的安排，更何况心中还装着一个大海。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也只孤独地不问世事。同事中有个公社书记的女儿，被另外一个老师纠缠得无奈，谈了分，分了谈，觉得老李人好，便来找他倾谈。老李这人本来就是不走近觉得他怪人一个，一旦走近就会发现原来山高海深，不久这女同事就移情向他了。老李本来就不愿攀附权门，又加上扯进一个三角，更觉尴尬。但那女士自然是事事主动，关爱久了，老李虽未首肯却也不能说毫无心动。老李想先逃出这个是非圈后再作主张，恰好高考恢复，便考了，成绩可上武大，怕给家里添负担，却只填了师专。两人这时要起誓，女方说，你一走，我就宁可辞职也不在这个学校呆了，免得与那个人(前男友)缠夹不清。老李说，那你就等我回来结婚吧。结果老李入学半年，见那女友终是放不下那份工作，继续留在那里，便什么也不多说就吹了。那年头，乡下人自然要说他是陈世美了。老李也不分辩，只是从此选择了独身——这个世界再也不能说他什么了。
有一年，老李在乡路上邂逅了背着娃娃的她，老李的独身乡下也都知道，她远远地含泪相望，老李仍只能掉面而去，这时的他，内心已枯寂如沉渊了。
老李不要求别人做什么，但在乎别人的承诺。他遵守自己的承诺，因此他不会原谅别人的食言。他的心灵从此戴上荆冠，永远在暗夜渗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双温情的手，为他除去那些荆榛……
二十
昨天看了快乐牛的信息，知道老李确实故去了，在他故乡的一方贫瘠土地上，有一所孤坟掩埋了他的全部岁月。他的智慧再也不会烛照我的黑夜了，他真的去了，我最后一点幻想终于落幕——我再也无法在尘世或方外找到曾经指引我的灯盏。陈布雷当年自杀时，自谓“油尽灯枯”。老李也在他清苦和落寞的光阴里，熬干了他的全部希望。他一定承受了生命的最后一击，他实在不想再去面对这个浑浊世界了，因此才会选择这个最古老的方式来洗尽他四十五年的烦忧和劳尘。而我，那时正幽居于另一个城市。我们无从话别，就像过去的一次寻常聚散……
1980年代前几年，我每年总要去看一次老李，每次都带几本书加上两条游泳牌卷烟。最后一面正好二十年前的暮春，我从利川到恩施到建始再到长梁，五中记得在街后的半坡上，要沿着田埂路爬上去。我找到他的寝室，在二楼的一个单间，门从来不锁，我就径自入室落座等他——除了上课，他一般也无处可去。钟声响过，老李推门见我，仿佛昨日才来串门的熟客，脸上并无惊喜，只说了一声“你来了”，然后拿起一个巨大的搪瓷茶缸，转身又出门而去。半晌他回来，拿出另外两个大杯，将手中缸子里的散酒一分两份，又从床头挂着的那个黄书包里倒出一堆生葵花籽，说是学生送的，这就直接坐下开喝了。
老李就是这样的魏晋风度，一点俗情没有，仿佛缺乏情义，但一旦坐下聊天，他往往又容易眼圈泛红。我们喝酒也不兴劝敬，说几句又沉默一回，如让外人看见，多半会觉得像两个陌生人在无言相对。不知不觉就有些飘了，酒也尽了，老李移步窗前，外面已是薄暮，看得见一些归飞的鸟影。靠墙摆着一架脚踏风琴，墙上则贴着几张曲谱——那是老李新谱的沁园春雨霖铃之类。老李仿佛自言自语——这琴缺几个音，没人要，我就从仓库搬回来了。然后他就坐下，自弹自唱起来。他苍凉的声音在斗室盘旋，沙哑而不失音准，其调式高古，满腔的幽怨尽抒于这乡村黄昏的暮烟沉霭中去。我一生也无法忘怀这一画面——我在其中读出了一个生不逢时者的全部孤寂和悲凉。
晚上，我们真正的抵足而眠，两人都斜依于床头，黑暗中只见烟头的闪亮。我们就这样尽兴畅谈，只有在这样的夜话里，你才知道老李的内心是怎样的愤世，他根本无法超脱，巨大的黑暗一直深埋于心，他面对这个颓世这个腐朽的世界永远难以释怀。
次晨我醒来，老李已去上课，桌上有个字条——你自己走吧，我不送你了。我们之间，原亦无须俗套，我也就收拾上路。路上村民说，班车刚走，我只好一路走回。十几里地，沿途的好山好水，鸟鸣佳音，走到城头，我看见了那条我至今也不知道名字的河流，浅浅的流淌于卵石和沙滩上。我怎知道这就是永别，怎知这条无名的河也会涨水，会以其浑浊的怒涛吞噬我一生的兄长……
野夫，诗人，现居北京。曾发表诗歌、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