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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比喻，历史是“小姑娘”还是“老太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古往今来，篡改、修订、涂写、掩饰史实的行径倒的确无代无之。
       我国历史上，历史档案产生于皇苑内府，保存于石屋金匮，与皇帝的“起居泣”几乎是等值的。在对历史档案的态度上，前朝的则横加毁弃，本朝的则秘不示人，为了皇朝的利益和名誉，修改历史如同涂改日记一样方便和随意。由于5000年家国的悠久，因此，篡改历史的事例当然不让域外，但因碍于“祖宗阔过”的定势，还是说说国外的例子。
       “前”苏联国家档案馆馆长鲁道夫·皮霍亚在俄罗斯《星火》杂志2003年第43期发表文章称，苏联时期曾经实施过一个被称为“控制过去”的纲要。当局认为，对档案实施控制，可以迫使研究人员所作出的正是“控制者们”——当局已经设计好的那种结论 (2004年5月19日《报刊文摘》)。
       “控制过去”，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提法。“控制过去”很哲理，说白了就是修改历史档案。有人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凝固的现实”是由档案和文物组成的。“流动的右史”的确不好把握，“凝固的现实”比较容易摆布。因此，重心自然就放在“控制过去”上。对于“过去”如何“控制”，基本途径有两条，那就是涂改与掩饰。
       前者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这部被称为“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的历史教程中，体现的却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丛林逻辑——政治斗争的“战败者”无论其历史贡献有多大，统统被描述成“叛徒”和“人民公敌”；而政治斗争的“战胜者”，则如同上帝一样未卜先知，头上罩满无数的光圈和花环。
       后者即皮霍亚先生所说的“废纸运动”。斯大林曾将引人关注的文献都藏进他的“斯大林档案馆”，而赫鲁晓夫则避开主席团的其他同事，对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有序管理”。而“藏进”和“管理”的结果，则是大量历史档案的失踪。择皮霍亚先生说，“废纸运动”自1919年开始兴起，直到后来都未曾结束过，以至于苏联的党务档案馆在1960～1970年代，大约有超过2500万份档案被销毁。
       在这个已经消失的并被我们称之为“前苏联”的国家里，在其几十年的生存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不怎么光彩的历史册页，比如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比如出卖中国主权的苏日中立条约(2004年5月20日《南方周末》)。曾几何时，这个庞大的帝国主要依赖“两手”来实现其统治：一手是通过暴力机器制造恐惧以生产“顺民”；一手是通过宣传媒介传播谎言以制造“愚民”。由“顺民”和“愚民”构成的群体，显然更便于“控制”。
       作为“过去”载体的档案和文物，是一种物质存在，当然是可以“控制”的。在一个“皇权”和“朕意”至高无上的氛围中，文物和档案将被“控制”在权力的股掌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将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希望家喻户晓、永不忘却、极力赞颂的“过去”，一部分则是希望文过饰非、集体失忆、纸帛烟消的“过去”，而且，为了“迫使研究人员所作出的正是‘控制者们’——当局已经设计好的那种结论”，前者可以无中生有，以假乱真；后者则“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然而，档案和文物只是历史的载体，并不等同于历史。档案和文物可以控制，历史却不会被控制。这方面的好例子还是要数我们自己——“(褚遂良)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唐太宗)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刘洎曰：‘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新唐书·褚遂良传》)这即是“石碑”不如“口碑”，“青史”不如“心史”的道理。“口碑”和“心史”又岂是可以随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