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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放那些孩子
       安放那些老人
       安放那些女人
       安放那些流人
       安放那些灵魂吧
       安放，我们过去经常听到的安放，好像专门被有名目的逝去者使用。我们听到有义正严辞的声音在高处说，某某某某被安放在某某某某革命公墓。
       按常识，向台面上摆放一个大的玻璃瓶，再贵重再谨慎，也不会使用安放，那只是放，不涉及到“安”。
       可是我想，安放应当是对应着一切生命的。
       作为大地，它有责任安放每一个落地者，不分尊卑高下，它要像他们不可选择地依赖于它那样，使他们得到安生，这是它必尽的义务。
       最近的几年来，我去过一些地方，看到一些非常平凡的人和事情，渐渐觉得“安放”的重要，它是个大词，是个必须重新用一颗肉的心去理解的新概念。
       安放那些孩子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村庄是妇孺们的天下，有力气有胆量的人都去城市了。他们自己在陌生又“富丽堂皇”的城市落脚还很艰难，他们的孩子大多只能留在乡村。
       在黄河沿岸密集的村子里，女人们靠着中原特有的高院墙，孩子们在细腻的黄泥里追逐。曾经我遇到五个突然跑到照相机前面来的男孩，五个完全赤裸着，想被照进相机。其中一个爬上了汽车前厢盖，但是，马上窜下来，尖声号叫，中原的太阳把那片铁皮晒得锅底一样烫，光溜溜的孩子不知道。这一群，五岁、七岁、八岁的都有，都没有去读书。他们一刻都不能安静，总在嬉闹耸动，像从发臭的河里刚钻出来的几条顽皮的黑鳗鱼。那村庄所在的一带，就是被称作魏晋风骨的竹林七贤的故乡。
       2004年，在黔东南的古镇旧州，一群孩子包围住了徐敬亚，争着看他手里那摁一下之后就能马上出现人头人脸的相机。我们沿着光滑潮湿的巷子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能甩下他们。你照那些阴黑湿绿的古旧房子，照流着小股水流的街面，不管照什么，他们都把一个个小脑袋伸向镜头。一直望着我们开车而去。我回头看他们，那几个七高八低的孩子，一直到在那里站到消失为止。
       在山西，在北方的冬天里，穿着开裆裤的孩子，沿着结冰的土路踉踉跄跄地跑，露出开裆裤的屁股冻了，像夹着两条正在腐烂变色的香蕉。
       在河南辉县，就是“文革”中打开太行山挖红旗渠的那个县。正是麦收季节，新开出来的大路边到处是晾晒中的粮食，晒粮人的孩子们在争抢一只竹飞机。那种东西，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见过，还以为早绝迹了。那种最简单的玩具，两只手用力搓，竹片就能飞上天。追抢飞机的孩子因为跑进了刚摊开的麦子，被他们的母亲恶声咒骂。
       2002年元旦，在山西洪洞县的街上，一群人每人牵一条威猛的狗招摇过市，队伍吓人地庞大，几十号人呼啸而过。后面颠颠跟着一个孩子，大约八岁，或者九岁，也牵一条黄小狗，一路都在追赶。由于狗们急于向前冲，让所有牵狗人都显得昂首挺胸，像一群“戴镣长街行”的英勇赴死者。我问街上慌忙躲避让路的，他们回答说，学校操场要举办斗狗大奖赛。很快，在墙壁上见到了告示：“世界恶犬大战”。
       我所知道的洪洞，只是京剧《苏三起解》唱词里有一句“洪洞县里没好人”。这句话让当地人气愤又无奈。“苏三监狱”的旧址还在，卖门票的比买门票的多，看起来都是些正当读书年纪的小姑娘，她们说，唱戏的诬蔑咱洪洞呢。
       许多的乡村少年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读书，真正哭喊着要读书而交不起学费的，少于主动离开学校的。学费是一个原因，但是不能忽略一些乡村孩子患上了阅读困难症。读书的结果，如果不是离开乡村，读书就变得毫无意义。一个河南武陟县的少年留在家里，父母下田，他没有去帮忙，只是打牌抽烟睡觉看电视，四处逛逛。他说他脑子有病，看书脑瓜疼。我问他为什么不帮家里割麦？他说他家那点儿麦，一夜就割完。他所说的一夜，是用机器。农民算过了，用机器比人划算。人呢，就常常闲着，午睡后在大桐树下打纸牌。一看书就脑瓜疼的说法，在贵州、吉林、广西、江西都听到过。玩耍和读书相比，当然后者要痛苦。
       等一个农民的孩子明白了读书的好处，已经很难再回到学校了。在贵州织金，我见过一个出外打工几年又回到初中读书的年轻人，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站起来比他的同班同学高一截。
       在广东的清远，在河北与河南两省交界的乡村里，都见到没有读完初中的孩子看守家庭养鸡场。露天里借着树干，搭一个简单席棚，架上蚊帐，薄木板铺榻，枕头边有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南方北方居然完全相似。清远的男孩子榻上有一本无头无尾的《故事会》，北方的孩子铺上反扣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们都显得孤僻寡言，没有和陌生人讲话的愿望。
       我过去不知道山西有个叫解州的地方。既然是“州“，以为是个大地方，开车绕了很多路，才找到了那个小镇子。是读“谢”的音。当地人说他们的关公庙在世界上是最大规模的，我看了那庙，确实古旧，全木质，虽陈旧，保留还好，灰暗的，雕梁画栋的。我刚到解州，就听人们说，日本鬼子打到了这儿，都没敢动这座关公庙，好像它对于入侵者有超常的震慑力。
       在庙门外吃拉面，到处是污水的肮脏路边，一个少年弯腰在一个汽车轮胎似的橡胶大盆里洗脸，那张脸像一只不大的黑土豆。他大声唱歌，谁看着都欢快，黑盆里的水被这个歌唱者溅起来很高，亮晶晶的。不远处，是一张临街的面案，一个妇人正用力揉一块巨大的面团，我误以为他们是母子。妇人歪歪脸说：我雇的，刷碗的小工。
       下面就讲到小偷了，偷窃犯案现在越来越猖獗，但是，我说的这个小偷顶多是个“准小偷”。
       小偷出现在郑州市区临近北郊的一个还没几户入住的新住宅小区，后来知道，他在潜入别人的屋子之前，已经在小区里露宿了两天，没被人发现。小偷沿房子的雨水管爬上二楼，进入一间卧室，估计时间很短，他只是偷喝了房子里的一罐饮料。房子里的住户回来的响声惊动了他，他躲进卫生间。住户恰好上楼直接进入卫生间，偶然回身，看见门后又黑又扁地贴着一个人，住户下意识地喊叫，小偷立刻跪在地板上磕头。很快，小区的保安和保安队长都来了，有点兴奋，要把小偷捆上押送派出所。当然，在刚见到小偷的时候，保安们狠狠踢打他，被住户劝住了。
       大家喝令小偷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担心他怀里藏有凶器。翻遍全身，只有半包烟，几张电话磁卡。保安们说，磁卡正是小偷打开房门的作案工具。
       住户看小偷相当年轻，问了，只有十八岁，再问，家住在相距不远的中牟县。住户感觉这还是个孩子，不是职业盗窃者，起了怜悯心。而被迫脱光了衣服的小偷一直吓得发抖，颠三倒四说他家里穷得很，上不起学，吃不饱饭，爹娘都有病，他实在没办法才跑到城市里找活路。住户和保安队长商量，决定开车送小偷回家。
       小偷非常害怕上汽车，大约他认为这些人肯定在骗他，一定会把他交给警察。直到看见出了城，出现了他熟悉的田地，小偷忽然松弛了，甚至迅速变成了一个平常人，左右环顾，欣赏麦田和杨树。一路上几个人都劝小偷年纪还轻，要把握自己，好好成个人，他似乎没什么心思听。临近了中牟境，他心情更好，热情地介绍，哪里有鱼塘哪里有果树，他已经快成一个导游了。
       随行的保安队长让小偷指出他的家在哪，小偷才又警觉了。小偷的家不仅是新的贴了磁片的小楼，平光光的院子里还停放着拖拉机摩托车。小偷的父亲不够友好地出来，责问这几个来人是干什么的，保安队长让小偷自己讲。这个时候的小偷又恢复了“小偷”的胆怯，声音很小话语很简单，他只说了五个字：我摸了他家。他的父亲立刻脱掉脚上的鞋，满院子追打儿子。
       事情过去不到半年，又是这个小偷忽然打电话给房子的住户说，他缺钱花了，想向叔叔借点钱。被拒绝后，一个星期，他再次来到小区，这次是等在大门口，提出见那个好心的住户，保安们认出他是小偷，恶声说：你还敢来，再看见你，看打不死你。把这个十八岁的乡村年轻人吓退了。
       显然，这个孩子不是因为贫困才做小偷，他内心里的最大动力是厌恶乡村，向往城市，但是，城市里没有他的落脚地，没有足够的钱，城市就不是他的。
       2002年，河南的一份报纸上登载过这样的消息：一个人从1974年，他还年轻的时候开始了第一次偷牛，被判刑十年。出狱后一年，他再次偷牛，判刑五年。1994年，第三次偷牛，又判刑。1999年，他第四次偷牛，第四次入狱一年六个月。2000年冬天，他赶着第五次偷来的牛沿着京广线走，被发现抓住，被判刑两年。
       我相信教化，也粗略了解沿黄河生存的古人有着最悠久漫长的文明教化的历史，先贤有关的言论典籍，历史上有太多的记录。但是，教化和人的本性是相悖的。对于生在了乡村就是乡村人，正像“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一样，一个不甘做“乡下土佬”的孩子，除拼命读书之外，他的出路实在太少，他的眼前只有一堵墙。而对于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人，羞耻已经不算什么，没有羞耻感的人，妄谈人格、荣誉、尊严。
       安放那些老人
       老人们被遗落在乡村，古人说的“父母在，不远游”已经过时了。
       在重庆巫山，我见到一个八十岁的“钟点工”。佝偻的老太婆每天要去邻居家，给那家正读书的孩子做每天的三顿饭，那三个孩子的父母在东莞打工。
       人人出门远行“食”，决定了乡村老人的孤独，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再要求什么。过去的年代，乡村人的忠孝概念多数是靠说书人口述说唱传播，而现在，说书人几乎绝迹，忠孝离开民间，只端坐回到那些很少人关注的民俗类读物上。
       我要讲的这个老太婆住在河南武陟县，圪齜店乡观音堂大队王东店村。河南人口稠密，村庄们几乎是相连的。村庄里有椿树、榆树、桐树，包围着参差的房子。我去的时候，所有的树上都有蝉在用劲儿叫。这个村子每个农民有六分土地，在那一带属于正常，不多不少。
       老太婆在她的院子当心坐，双腿上摆放着她的针线笸箩，她使用的线是那种多年不见的粗线，老太婆正在做棉衣。她有五间泥屋，土墙的厚度超过三十公分。她对我称赞这些泥屋说：咦，冬暖夏凉。老太婆的语言简洁到了极限，她叫麦子是一个字“麦”，叫玉米是“黍”，叫黄豆是“豆”，叫棉花是“花”，叫黄河是“河”，全是单字，好像她和这世界的关系已经单纯得只剩几个单字了。
       院子里种的有葱、瓜和青菜，房梁上挂着毛泽东像。灶上有一只容器，像只锅，三条支脚的，古时候鼎的形状。屋里还有一架织布机，是老太婆早年的陪嫁，最好的梨木，由她的父亲亲自动手造的。她几年不织布了，机器一点用处都没有，还占着地方，她想把家里那部织布机处理掉。儿女们说：咦，一堆糟木头谁会要？织布机就一直放在本来不大的屋子里，老太太想劈了它烧火蒸馍，还有点舍不得。我问她，村子里织布机还多吗？她说有几户。我真想有个大屋子，存放各种各样的织布机，这事再不快做，它们就都被烧火蒸馍了。老太婆不太理解我为什么喜欢织布机，临走她送给我一块存放了二十多年的床单，是她亲手织的。
       五间老屋旁边起着新屋，是她小儿子的新房，摆的电视柜子、双人床、结婚照等等，墙上糊的吉祥年画和明星照。儿子在这屋子里结了婚，很快搬到县城去了，每月花费三十元，租了筒子房，房间是卧室，大走廊就是所有住户共用的客厅。那里我后来也去过，老太婆的儿子给老板跑车，从广东向北京运蔬菜，据说老板养着一部快报废的车，时速只能开到三十公里，每次出车老板都要亲自跟着，由他付一路的各种收费。
       老太婆家里还有老太婆的妈妈，八十四岁了，我没有见到，他们说她串门去了。村上人都说更老的老太婆很倔强，小脚，没人爱跟她说话，嫌她头脑不太好用了。但是她很能骂人，有时候说这个女儿家对她不好，让她吃不饱，她生气了就拿上两个馍，天还没亮，她拐着小脚出门，走大约十公里，到另外一个女儿家。过一段，再以同样的理由带着馍走回来。她用小脚走路并不慢过常人，听说还走得更有劲。老老太婆一次要连续吃六个煮鸡蛋，任何人在吃东西上都不能劝她，“让她吃去，她饿怕了”。家里人很随意地笑她，因为老老太婆听不见，耳聋。她因为“吃不饱”而“出走”已经是一个不新鲜的笑话。
       老太婆家的田地很近，她带我们去，拔出刚熟的花生给我们吃。那一次我才知道，新鲜花生刚离开土能有那么嫩，那么好看，每颗都是粉红见白，最尖顶那儿一小点儿红，个个都像刚出生还没啼哭出声的婴儿，即使和婴儿相比，新出土的花生也是惊人的均匀纯粹又安详。一棵花生结七十粒到八十粒。河南话把花生叫“长生”或者“落生”。老太婆告诉我们，稻子熟了的时候才好看，“黄朗朗”。
       田地附近正在修高速公路，需要就地取土，大型铲车取走了农田地表的熟土，又造成了许多土地低洼积水，好田变成了坏田，每亩政府给了三千块的一次性补偿款。但是，老太婆说：地不给好庄稼了。
       过去，这一带打一口井的费用是一百块，十几米深见水。现在，常常交出一千块还打不出水来。
       老太婆有六个儿女，没一个守在她身边，除那个跑京广线拉水果的，另五个家庭都住在城乡结合部，围着郑州讨生活，很少回到乡下来，老太婆常常一个人守着五间泥屋。
       土地改革的时候，老太婆不知道她的成分怎么填，她的娘家人富过也穷过。是别人告诉她贫农好，她就写了贫农。老太婆的丈夫曾经在兰州做铁路工人，他们一家当时住在城市。1960年代，丈夫固守“老观念”，认为农民就要回到自己的土地，辞了工作，带着一家人回到河南家乡，高高兴兴分到了土地。这个“致命”的选择被儿女们责备怪罪了几十年，使他一直感觉欠了小辈的人情，抬不起头，心里不乐。
       1994年老太婆的丈夫六十二岁，一次，带着孙子出去玩耍回来，说身上不舒坦，并没大碍，还去割了一斤牛肉，一口气几乎都吃了。第二天说难受，临时拿树枝绑了担架抬他去乡上的医院。走到半路，他叫住儿子，说不去了。他认定，去了就回不来。儿子们由着他，又转头抬他回家，在邻村找了土医生，吊水，吊到一半，人就不行了，就下葬埋了。我简直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死得这么突兀这么快，六个儿女对老父亲又处置得这么轻率。但是，他的儿子说：那有啥法，俺是农民。
       用河南话说出“农民”两个字，特别干厚、硬实、韧。
       我问老太婆，为什么不去县里市里和儿女住，她说她要礼拜。
       在今天中国的乡村，很少见到这样寡言但是泰然平和的老人。她不慌张，不谦卑，不迎合，客气而端庄，慢声低语给我们介绍她的家。她的黑暗木床上放着一本《新约全书》。老太婆信教快十年了，每星期都去乡间教堂礼拜。就是那个教堂，后来我和徐敬亚专门去看过一次农民做礼拜。所说的教堂，是一处离村子有一段路的小院子，外墙涂的水泥，室内墙壁地面也是水泥，即使在乡间，也是不能再简单的公众建筑物。农民说是他们附近三个乡的村民自筹资金建的。惟一不同的是修了一个小的尖顶，二层楼高。
       离开老太婆的家，见到各家院子里都堆放着比金黄再黄一些的玉米粒，一个小脚老太太抱着一捆芝麻杆在村子中间的小路上得得得走，芝麻有两米高。我是第一次见芝麻杆，真像人们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
       另外一次，从洛阳去仰韶的土路上，遇到一个倚在麦秸垛上的老太太，车已经很临近了，她突然伸手拦车。徐敬亚立刻停下车。那两只小脚，不说话，不太灵便地直接爬上车。问她去哪儿，她说去礼拜了，要回。我估计她是要回家。问她哪儿下，她的话完全听不懂。走了大约两公里，她拍车窗表示她到了，弯着爬下了车，完全不出声，也完全没回头，拐着转进了黄土垒成的村子。四周到处都是黄的，偶尔看见几个院子里的小井，在冬天的下午，井口一个个大的冰坨闪亮。
       我好像在等待她说句谢谢，也许至少该笑笑，或者看我们一眼，或者抬一下她的手。但是除了背影什么都没有。再想想，她有无数的理由什么都不说。她的世界里，没有谢谢。人应当是容易受到感染的动物，只有她被尊贵地对待，才会友善地待人，她凭据什么要心怀感激？她已经习惯了。
       安放那些女人
       从河南黄河急转弯的风凌渡，过了河，北面就是山西地界。走不远，可以见到高崖处悬着的牌子。我们经过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恍惚见到“杨贵妃故里”几个字。“故里”附近相当荒凉，又走大约十公里，才见黑了的半山坡上晃晃的放羊人。传说中倾国倾城谗君害国的杨玉环就是出生在这片黄土之间？
       有一首流行歌曲里唱：东边那个美人呀，西边黄河流。可是，那个冬天的傍晚，东边绝不见美人，西边枯水也不再流动。
       我从来没相信过传说中的美人之美，能被称为美人的人少得很，我几乎没见过。
       我们临时住在河南郑州的几个月，家里有个按时来做杂务的女工，姓杜。小杜的脸，和所有中原产麦区的女人们一样，被结实的面食快速催成的圆胖红润。刚认识的前几天，她总是跟在我后面讲她的遭遇。小杜家在乡下，十六年前不顾家人反对，找了个有郑州户口的人结婚，挨了十六年的打。到2001年离婚，她和她生的孩子还都是农村户口。读小学的儿子跟了丈夫，是因为丈夫承诺能给儿子在城里上学和搞户口。没有了儿子，小杜受打击很大，儿子对于她的心理非常重要。她对我说：没有儿子的人就是“没材料的人”，回到家乡也没人看得起。小杜说前夫现在正和两姐妹住在一起，就是说同时有两个女人，她还强调，女的也是农村的。
       小杜一直想打官司，想通过告前夫得到经济补偿，每天都看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看到那些涉及伦理道德的内容，一定啧啧感叹说：咦，净是些晕事儿。随后，勾起她自己的心事。她自己总结她的失误：十六年前，太想找个有城市户口的人了。小杜经常对我讲，某家的媳妇被公婆男人虐待，有挨打的，有被赶回娘家的，有莫名死去急急掩埋的，全都有名有姓，她能讲出很多类似故事。
       隔几个星期，她会去学校门口看儿子。守住放学那一会，母子两个能在街上说话，她给儿子买些零食看他吃完。她能高高兴兴回来，一定是儿子被学校表扬了。
       很快，小杜开始化妆了，眉都描了，买了一瓶洗面奶。有人议论她和一个刚从新疆来的男人住。我去过她那几平方大的临时住处，四面墙上挂的全是书法，像个小的展室。附近一家私立学校倒闭，她很遗憾知道消息晚了，有用的东西都让别人抢了。她只能捡这些黑字回来。新疆来的男人是个瘦子，住进小屋后几乎不见出来活动。偶尔天黑以后，看见人影晃过。人们说那个男人只是图小杜这儿有个睡觉的窝。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小杜还有一个女儿，一直留在乡下，十多岁，读初中了。她母女两个关系一般，女儿怪父母偏心，从来没把她带进城里。小王也很少提到女儿，好像她只有儿子。对女儿的轻视她也不回避，她直接说：男尊女卑嘛。
       小王做不好事情，一定捶打着她的围裙说：又干这没材料的事！如果想说不太好，她就会说：真是不老美！事实上她经常做些“没材料的事”，错了就傻笑，像个小姑娘，完全不像两个孩子的母亲。
       有一天，小王从外面狂奔回来，说在市场看见她男人，好像跟住了她，好像要打她，她藏到我屋里不敢出去。我发觉，这个女人给前夫吓破了胆。想想在城市里的十六年，她没有了男人孩子房子，除了借到一间拿捡来的书法当糊墙纸的几平方大的住处，城市给了她什么？而她又要收留一个两手空空来路不明的男人。
       有时候，我看着眼前走动着这个活灵灵的生命，她一点不丑。高兴了会唱歌，唱歌不走调。说到伤心事会哭，流眼泪而抽泣。傍晚会跑到院子深处采野菊花，握在手上欣赏。冬天从菜市场抱回大白菜，腰都不弯直接扔在地上，扎开两只冻得红肿的手。如果她留在乡下，生活也许好过现在。更多的时候，小王一点儿不痛苦，不仅唱歌，还和我们一起挖地，种了一片健壮得很的葵花。有一次，她母亲来看她，她们母女站在一起，一个已经是城里人打扮，另一个是提着布包袱的、沉默的乡下老妇人。小王在母亲面前忽然变得高傲，指点这儿，指点那儿，好像城里的一切都尽在掌握中。小王的悲哀，全在于她要逃离乡村，做个有面子的城市人。
       体面地活着，不该是一个人的奢望。
       更多的妇女守在村庄里，无穷无尽地劳动而忍受贫困。2002年秋天，在东北的辉南县，我听见一个摆地摊的妇女说：这一天没干啥，一张大五元（当地人说成“五元儿”）就出去了！她卖一种叫山枣子的野果。而我喜欢她手里提着的一种木头刻的模子，她说是俺山东家蒸馍用的，蒸熟了馍，往案上一扣，就扣出条面鱼儿来。那东西好看，大刀阔斧刻出一条肥胖的鱼型。妇女说，过去都是自己蒸馍摊煎饼的，现在的人懒，什么吃食都去买了。
       而山西南部的冬天里，家家户户门上挂的棉门帘，嘴对嘴两只喜庆的花喜鹊，还都是女人们一针一针绣出来的。艳的用色，拙的构图，都很好看。另一次经过陕西米脂的一座石桥，桥上坐了十几个妇人，都包着头巾，手里拿着布和针低头做活儿，黄暖暖地晒太阳。见到来人，齐齐地抬头，像电线上停着的一行鸟。传说中的米脂的婆姨，并不比其它地方的俊秀，在比米脂再偏远的黄土崖深处，衣服鞋子都还是妇女们动手做。我吃过土豆加葱头馅的饺子，完全是随意走进一户农家里赶上了蒸饺出锅。
       2004年的秋天，在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外的路口，我与徐敬亚两个人停在路边吃午饭。他一个人去灶上看菜，我坐在临街的长条板凳上望大街上的尘土飞扬，坐得很小心，怕一头沉的板凳翻了。一个穿少数民族服装的女人过来，她喝水。小食店门口，摆放一只大铁壶，长壶嘴上挂着搪瓷水碗，看来就是为过路人口渴准备的。她喝过水，更小心地凑过来，坐到长板凳的另一边，有了两个人，长板凳终于坐踏实了。我问她来镇上做什么，她是趁着早上的集市来卖韭菜的，一毛钱一把，她夹着一块蓝布，裹着没卖掉的几把韭菜。山区的集市到中午就散，赶集人都不想赶夜路回家。后来，远处来了她的两个同伴，大声讲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菜摆上桌子，我过去吃饭，没想到，几分钟后，她们默默凑过来，从后面把我们两个团团围住，在背后观看议论我们吃饭。小店的女老板懂她们的话，主动过来做翻译：她们很惊奇，为什么只有两个人，却要了四碟菜，有了四碟菜，为什么这个男人他不喝酒？看她们那种不一般的神色，这问题好像不是个小问题，很值得困惑。
       我们问她们是什么民族，家住哪里。她们唧唧喳喳争着说话，可惜是什么族，我给忘了。三个人回家都要翻两道山。没有班车，最快到家的那个也要走四个小时山路。我问：她们的男人在家里做什么。有一个出外做工，有两个在山里打鸟。那一带女人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者，古老习俗一直没变。
       三个衣着累赘的女人，一直观看我们吃完这顿没有肉的很平常的午餐。我把随身带的消化饼留给她们。她们来回翻看着饼干的包装纸。我们冲过尘土滚滚的土路，去发动了车的时候，她们抬头看着这两个外来人能弄走一辆车的表情，真的叫目瞪口呆。
       从某个角度说，那些没出过山的妇人们，没见过火车的，游离在城市边缘的，我们绝对在同一个世界。可是，我们又绝对没在同一个世界。
       安放那些流人
       在有了“春运”这个说法之后，春运只是每年出现的电视画面，那就是我所了解的春运，我没有在场。一直到2002年的春节过后，农历正月十五的前两天，我坐的那班火车在凌晨3点由济南到达郑州火车站，走到出站口，我还是相当惊愕。站前广场上满是人，坐着的躺着的，一幅完全静止的流民画面。天还相当冷，人们围成无数的群，几个凑在一起，盖着花的棉被。要非常小心地寻找空隙走，才不致于踩到睡觉的人。整个的郑州火车站站前广场就是一铺巨大而完全没有保暖设施的炕。不知道哪里透射下来的灯光，打在泥塑一样的人身上。在这种时候，尊严还有什么意义，尊严不如一条破毯子。
       我一直都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好像是一条永恒不变的认知定式。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去乡村插队，才明白土地有两种，主体是集体土地，少量的自留地。集体劳动经常是出工不出力，农民把全部心思用在自留地上。我看见农民侍弄自留地的精心，更相信土地是命根子的概念。但是，到1990年代，我再到乡下去，事情完全变了。
       半个世纪前，或者春日或者秋夜，农民意外地分得了土地的那份喜悦，我们在太多的宣传影片里见过。中国历史上总是萌发均田地的愿望，然后是愿望的惨烈或无奈的落空，再然后是代代相传的为愿望的抗争。类似故事我们还没忘记。在两个世纪之交，农民弃田而走，毅然决然，头都不回。那种弃土地而去的决绝，不亲眼见到，真的很难相信。对于我这个在乡村生活过几年的人，这个变化，简直相当于永恒真理也突然变了。
       原因再简单不过，土地，它不再养得人了。
       在贵州、四川、重庆、广西、湖南、江西，在这些临近广东的省份的很多偏远村庄，我都看到过开往“东莞”、“深圳”的长途客车。像北京郑州这种城市更是“不设防”的。它基本平坦却四通八达。人们涌进城市，寻找改善命运的机会。深圳这个已经公布有一千二百万人口的移民城市，每年邮寄向各地的汇款有九十亿元人民币。
       维系了多少年的人和土地的情感凉了。土地反过来，成了年轻一代避之不及的敌人。有东北的农民告诉我，再没有人去把路上的马粪牛粪捧进田里，化学的快效把粪肥替代了。在陕北佳县乡间居住的李有源的后人，就是歌曲《东方红》的署名词作者的那个李有源，他的孙子对我说，要考出佳县去，到大地方去学电脑。
       距离郑州市区二十公里左右，就是黄河的花园口。2001年冬天，我和徐敬亚在那儿偶然遇到了几户水上人家，参观了他们的渔船，有煤气罐有高压锅有床铺，有小孩子在仓里仓外跑。渔民说他们从祖上起，世代没离开过河。只是最近几年，才有时候上岸，到镇上买蔬菜割肉，还指给我看岸上停着的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很快，两年以后再去黄河边，船上人家已经成了固定的旅游景点，渔民不再行船，船边紧靠河岸搭着几条大木板，游人们上船去吃黄河鲤鱼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新时尚。
       城市不可能热情地迎接农民，就像战后的德国缺乏人工，引入土耳其人来做苦力，后来，德国人惊呼：我们需要的是做工的，但是，“人”来了！一个人，立在那儿，看来简单，事实上人的后面充满了全部复杂。
       我住在郑州的时候，在春天，住宅区里出现了四个农民，每天天亮就开始挖坑。他们承包了整个小区的种树、除草。四个人住在一个空的平房里，水泥地上铺纸皮加条棉被就是他们的床铺。几个人围着院子，种了好些棵杨树。他们经常打开浇水的管子，把它甩在树桩下面，几个小时没人来看管，任水四处流淌。接近麦收的时候，他们不浇树也不除草了，每天蹲在新近清理过的花池上，窃窃私语。问他们，说着急回家去收麦，但是，老板不给工钱。问拖欠了多少钱，说三千元。四个人一个多月的工钱要不回来，无论如何都不能饶。他们想去省政府，又想去找媒体。后来几个人默默消失了，应该是拿到了工钱。人走了，留下满屋子的垃圾烟头酒瓶砖头，老板又要再雇人来清理。这四个农民种的树活了大半，还好，完全死掉的是少数。经常，劳资双方的矛盾是绝对的，而问题是双向的。
       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在渴望变成“国际性大都市”，有些城市已经急切地宣布自己达到那个目标了。事实上，数量很多的省会城市还只是高楼大厦俯瞰下的装满农民的庞大镇子。
       在郑州，我们开始住在“郑州欢迎你”的大横幅以外，那里属于近郊，连出租车都少见，要走很远去找。黑了天路上很少见人走动。几个月的时间，先是路边有卖早点的席棚出现，很快，高低深浅各种席棚连接起来，居然还出现了一口小机井。又几个月时间，席棚消失，红砖房出现。到我们离开郑州时，那一带发廊、照像馆、茶餐店、烩面馆、羊杂汤、网吧、影碟出租店、临街铺块报纸就摆卖的菜市场……几乎什么都有了，变戏法一样。徐敬亚对我说，这方圆五里几年内的变化，简直就是当代中国变化的一个小型微缩景区呀。
       细一看一想，所有经营者都是刚从乡村来的农民。墙头频换大王旗，这家倒闭那家开张，喇叭朝着街面响，行人车辆就碾着连接音箱的电线走。冬天一到，他们在街边拢枯树枝垃圾废物点火取暖，满街的溜溜的浓烟。有时候烤什么带皮毛的肉，满街的怪气味儿。小面馆里忽起忽落的猜拳声。只要有人出入的门口随时升起热腾腾的水蒸气。流动中的人们见缝插针，只要能做起生意，只要能伸出手去收钱。
       人的生命力实在太顽强了，活着的水准降得太低了。
       2001年春天我们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下面经过。一伙人从身后超上来，只见到他们的背影，一共八个，都不足一米六的个子，都戴草帽，背上都是扎紧的一卷草席，席子中间卷住一把砍刀，后腰上挂一双碗筷，碗是搪瓷的，大号，筷子比我们日常使用的粗长一倍。他们旁若无人，步伐整齐，急行军一样超过所有闲散的市人。我从背后看他们，衣食住行劳动都集中在那些小矮人们的身上，这些日夜奔命的人。
       另一次在贵州乡村，一辆类似“面的”的车，横冲直撞开到十字路口突然停住，车上涌下来三个人，都是小个子，最先跳下来的那人提只鸟笼子，慢悠悠地向街心走掉了。第二个拿了一把很长的工具，好像是刀，也向街心走。最后一个背着捆扎的厚棉被，在刚刚载他的汽车掀起的红尘土中停住，左右环顾。
       济南、郑州、西安，都是农民的城市。河南的农民进了城随地放下筐，或者小葱或者萝卜或者草莓或者樱桃，一切应季节的，土地里出来的，都摆开了。连杆秤都不需要，都分成堆，按堆论价。收麦的季节，郑州街上经常见到风吹动着麦芒跑。东北长春的“早市”，拉蔬菜的马车驴车都在规定时间段之内进城再出城，只要备好接牲畜粪便的布兜。
       郑州这个城市的红十字会医院，诊室里生着蜂窝煤炉，地上有烟头和痰迹。医生会在间断问诊的同时，往那火炉子里夹补着蜂窝煤。炉上热着的是医生护士们的午饭。没人觉得这些不正常，乡村医生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做的。
       有很多都市里的年轻人喜欢自称自己是白领。但是我知道，和白领相配称的，应该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在烟熏火燎的所谓现代都市里，我怀疑他们的那些领口，会保持得住白吗?
       安放那些灵魂
       我不相信有灵魂，但是，我越来越多地看见很多的人都忽然安静了，渐渐灰暗了，最后入土了。我们总希望那些最终入了土的人是心安的。所以我说，只要相信有灵魂，它就一定真有。
       2004年，《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了一个惊人的事情。一个从湖南外出做工的老汉把患病死掉的乡亲从福建背上火车，试图转车几次，跨越福建广东湖南三个省份回家下葬而后来在车站被发现的事。标题叫“老汉千里背尸”，当成当代的仁义之事，让全城人吃惊。那天早上，我和每天一样，从报亭里拿到一份《南方都市报》。头版的通栏大照片是侧面俯拍的：广州巡警在一个公交车站询问一个农民，农民脚下是捆扎着的物件。那是一个像成年人一样细长的“东西”。谁会想到，那细长物件就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人？
       后来，媒体的注重点从老汉的角度，又转向了是否存在传说中的赶尸人。人们的兴奋点总是围绕稀奇古怪走，谁会总去关心一个病死的工人和背尸人后面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来？
       把故去的人安葬，是人类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共有的古老习俗。
       在重庆沙坪坝公园深处，有块红卫兵墓地。我和徐敬亚2001年去看过，不好寻找，在公园的最深处。快四十年了。不知道它怎么侥幸保留到了今天。1967年，全国性的武斗各地都有发生，各大城市都有伤亡。我不止一次亲眼看见过大街上缓缓驶过的车队，那是展示血衣的宣传车，高喊“还我战友”的口号满城游行。在我出生的那个城市，曾经的地质学院两侧松林间就葬过武斗死掉的红卫兵，当时我还去看过，有纸扎的花圈，大约一年或者两年过去，那一带恢复原貌，坟迁走了，变成一片安静的松林。现在已经改造成了宽阔漂亮的文化公园，放养很多白色的鸽子。
       重庆的红卫兵墓地能被保留，实在是奇迹。
       看起来它曾经是有门的，但是早坍塌了，残门断壁。仔细辨认其中的墓碑，在1960年代前已经有被命名为烈士的老人葬在那儿。后来我知道，那里过去就是一个偏荒的墓地。1967年夏天到1968年夏天的一年间，不断有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被埋葬进去。按《南方周末》记者在《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2001.4.19“解密”版）中的统计，那里埋葬了四百多人，有一百一十三座坟墓。重庆的红卫兵武斗是永远都不该被忘记的，双方参战武器的使用从棍棒、钢筋，到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榴弹、高射炮、野战炮，有的城市反坦克、水路两栖坦克、舰艇都开出来了。去重庆红卫兵墓地的两年以后，我再细读报上的文章才了解了，实际上它只是红卫兵两大派系之一的墓地，有敌对方的“战俘”在被关押期间，专门负责处理那些高度腐烂的尸体，挖掘墓坑。而目前有记录的死者，最小的只有十四岁。
       我与徐敬亚在墓地走了大约两小时，我们一块块墓碑看过去，想知道更多的信息，但是都简单得要命，都是最简略的叙述武斗，空洞的口号，然后排列出死亡者的名字。可以感受到当年掩埋的仓促草率，很多墓碑是水泥粗制滥造的，剥蚀严重，如果一直这样放下去，墓碑上的文字和名字将很快彻底消失。葬在那里的人将成为一片无名者。
       有人去凭吊那些孩子，有残败的鲜花，也有纸的花，不过大多数墓前还是空荡荡。荒草连天。如果没有一把砍刀开辟道路，不可能随意到达每个墓碑前面细看。走到最深处，忽然出现了被巨大的灰暗反衬的，极艳丽的红色。我们的面前突然出现了有布罩的一只鸟笼。有几个遛鸟人，男的，中年，完全不看我们，只是无声地抽烟。一改朝换代声的鸟叫，穿透着空气。
       出公园回酒店的路上，碰见一场械斗，成百上千的人围拢，不知道谁在追打谁，从一个地下人行通道到地面，有人跑，有人追，有人流血，围观者兴致盎然地上下跟随，好像这是一项黑压压人群流淌的娱乐活动、一场真人秀。这也许能解释重庆的武斗为什么在当年就全国闻名。
       云南东北部东川地区的泥石流，被称为“世界级泥石流标本”，而且，每年都为害，到2004年仍旧不能根本治理。不在现场，不能想象它的壮观。水和泥沙的力量，冲击出一条宽深的沟壑，像一条向前用力拉长的浅灰色舌头，伸出几十里外，一路到达金沙江。泥石流每年都发作，都吞噬生命。官方公布的数字说，1984年有一百一十七人死于泥石流。记载中最严重的年份是1855年，上百吨的大石头顺着山洪滚，那一年里，泥石流爆发过二十八次。
       作为有两千年历史的铜都，东川一直向朝廷供应铜，古时候就有滇铜。旧时炼铜，每吨铜要耗损木炭十吨，而十吨木炭需要一百吨木材。大量的砍伐，使云南深山中的百年楠木都被伐光。1958年以前，山上的黑压压的松林也很快消失了。现在，我们能看见的，只有秃的山体，和看起来比黄河长江还要“宏伟”的灰色大裂谷，未来的再冲刷只能使它更加宏伟。
       这样悠久的祸患历史，被它吞掉的人不可能有准确的数字。但是，在2004年的3月，我经过那里的时候，仍旧有人住在裂谷的最底部，他们种植西瓜。七零八落地有这些临时种植者的窝棚，有炊烟，有孩子。据说在雨季到来之前，人们会撤离到高处，把这沟壑给灾害腾出来。当地人说：下面郎个土肥嘛，水还没有来嘛，跑得及嘛。
       死人啊，死人啊，我没亲眼见过矿难。但是，一个朋友告诉我，一次小煤矿的井下事故，埋掉了三十多个刚招来挖煤的农村妇女，姑娘或者媳妇们。
       我在山西的某一天里，遇到五次送葬队伍，吹吹打打。下着小雪的天，田地间孤零零立着几根棉花的枯杆。
       2002年夏，小浪底水库放水“排沙”。排沙的第一天，我们专门跑去花园口看。没想到，看水的人浩浩荡荡，都是周围的农民，有开着拖拉机摩托车来的，有开着农用车的，有提着铁铲的，黑麻麻的一片。一到了水边，人就不再吵嚷，河岸上出奇地沉静，围着堤岸的人全都蹲住了默默地望。有人夹着还不会走路的婴儿，让那两条嫩藕似的小腿在黄暗的水流里荡一荡。
       那种面对大河的安静，它的内部绝不是空的。从人们的眼神能感觉出来。我们只是看水，而他们，是怀着对巨大无比的动物一样的敬畏。
       对于花园口一带的人，黄河就不只是一条水。它是一个鬼，它想要人的命，人是不可能脱身的。郑州的一个老中医对我们说，那河，面善心黑啊！对黄河人们只能敬畏加惧怕。像云南东川人一样，河南人到黄河大堤内侧去种麦，那些泥土最肥沃，他们和大水赌博，不发水，他们就有好收成。在三门峡以下的黄河河道，为争河滩地，河南人与山西人有着世代斗殴的传统。
       曾经有人从南方来，宣布要去横渡黄河，还招来了媒体记者。结果那时间的黄河太浅了，他只是沾着了水，挺没面子地从黄河的一岸“走”到了另一面的堤岸。即使这样，哪个人想横渡黄河，当地人还都会极力劝说，他们说黄河里有方向不明的暗流，话语与表情都很神秘，他们对于那条河的怕，是怕在骨头里。
       害怕是动物的应急本能。人不能总是害怕，这样的人离世以后，也是一只不安稳的魂儿。
       每一个人不一定非要求幸福。但是，总要让他感觉活着比死了还是稍稍好的。要让他们感到，一辈子活过了之后想想，一生没有受到大的惊吓、惶恐和大饥大寒。他们没有要求太大、太细微的的公平。这仅仅是一个动物对生命的最低期望，而要满足它，却是多么困难。我说的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了的，我没有一点演绎。它也没有改变我什么，就像徐敬亚一样，他写都懒得写。我们的悲观和怀疑没有再增强，庆幸和满足也没有再加深，都正常，都不惊奇，都可想象。但是，总要有谁为爱惜所有的这些生命来承担责任吧，总要让每一个存在过的生命回顾起他这一世，还称得上是一个人吧。
       可怕的是，我也同时知道，“我”，与“你”，就身在这些“全部”之中。换一句话，这世界怎么折腾，就是在折腾它自己。
       王小妮，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诗集《我的诗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长篇小说《方圆四千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