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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肆虐的2003年晚春，我的左脑也隐约地疼痛起来，曾一度猜想可能得了脑瘤之类的不治之症。自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马不停蹄地奔波于生命的旅途上，似乎没有任何停歇。在去上海参加公司管理会议的飞机上，我偶然从耳机里听到久违的伤感音乐，人生不能重复下去，瞬间我就下了迟疑许久的辞职决心。我借故不去参会，然后在虹桥机场搭乘巴士，转道去了杭州，我想在安静的西湖得到片刻的休整。西湖国宾馆的咖啡店里，整整一个晚上，只有我独自倾听钢琴手的演奏。往事像电影似的闪现在我的眼前，以至于打烊了，侍者礼貌地问我还需要什么。我抬头致谢，在繁杂和压力的证券市场上，在冲撞和疲惫的人生路上，我需要休息和自由。
       在朱凌波的怂恿下，刚辞职回北京的我便和他一同乘机，回到我们共同的故乡黑龙江。我是1980年认识朱凌波的，当时他的诗歌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后来所谓的“体验诗”，而是“雪白的大腿和丰硕的臀部”，这对于当时尚未到二十岁的我和包临轩来说，朱凌波无疑是个有流氓嫌疑的坏蛋，虽然同在长春，却很长时间并没有走在一起。
       在哈尔滨我们与徐敬亚会合，躲避过公路上的非典检查哨所，当夜前往牡丹江。临近牡丹江时，我们在横道河子的老乡家中享受地道的东北菜。旷野上，夜色和雾霭一同降临，徐敬亚站在窗外，这个老牌的闲云野鹤凝视远方的瞬间，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同一个季节。1983年，他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地震，文化界迅即展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在徐敬亚所在的长春更是翻起波澜。当时我是在校的学生，算作1980年代学院诗歌在东北的践行者。吉林省作家协会为了肃清流毒，特别邀请李梦、黄云鹤、包临轩和我，以及其他在校的诗歌作者也参加专题批判会议。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诗人慷慨激昂，提到政治的高度，对徐进行批判。其中也有惋惜的表态，对长春出了徐敬亚，表示遗憾和无可奈何。回到校园，我和包临轩联名给徐写了“你坚定地往前走吧！在你的身后聚集着属于未来的我们”的短信。
       徐敬亚当时在一家民俗杂志当差。之后我和包临轩去看他，徐似乎还很镇静，穿着牛仔裤面壁无语。多少年后，我们知道了1984年3月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的《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检讨文章，最初只是过关之用的文字，在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报刊载，然后转载，据说老徐还领了稿费。对于徐的妥协，我已经能够理解，现在我只关心他领了不菲的稿费后，究竟花在什么地方。
       徐敬亚是可爱的老顽童，他的率真和狂野在年龄渐长的脸上，已经相当的收敛。移居深圳之后，他和吕贵品、孟浪等人在《深圳青年报》上举办了极具影响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共诞生近七十个流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诗歌的格局和方向。《深圳青年报》的关闭和翻船，徐不断地领教了命运的洪水淹没鼻翼的无奈。在牡丹江通往延吉的路上，徐敬亚大谈人生的真谛就是欢愉的道理，并对这两个字作了详尽的诠释。
       吉林大学的1977级中文系，并不只有徐敬亚，王小妮是始终常青的巾帼写手。徐敬亚对王小妮的推崇和赞美，丝毫没有受到夫妻的约束，在众多场合下，徐都是心悦诚服地畅谈王小妮。的确，小妮大姐在女性诗人的群体中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二十年来的诗和文，不断地超越自己，在各种获奖的名单里不经意总能发现她的名字。当年，唐亚平的黑色系列、伊蕾的单身房间、翟永明的女人节选，都起过波澜。现实中，小妮大姐不露锋芒，文字中瑰丽的智慧，很难在她质朴的表情里被人察觉。2003年，在深圳青春诗会期间，她和舒婷作为老同志的代表，和我们一起参会。外表上，这两位邻家大姐真看不出拥有绝代的才华。记得老芒克五十岁生日时，“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刘波在天伦王朝饭店里举行了小规模的酒会。老芒克和徐敬亚尽兴畅饮，席间徐已醉意呈现，在谈到当今优秀女诗人时，徐高声提问：知道是谁吗？旁边的一个女服务生突然尖声回答：王小妮！老徐一脸的喜悦：我靠，天下人都知道呀！在《徐敬亚睡了》一诗中，小妮是这样描述徐敬亚的：狂风四起的下午/棕榈披着长发发怒/我到处奔跑关窗关门/天总是不情愿彻底垂下来。/徐真的睡了/疯子们湿淋淋撞门/找不到和他较力的对手。
       在这里我不能不郑重地提到另一个名字，他就是天才诗人吕贵品。中国的诗歌界也患有严重的健忘症，一些美好的名字已经被淡忘得没有痕迹。吕贵品的作品始终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和评价，我一直以为是诗歌评论界的一件憾事。不过他在《旧房子》里似乎对生活已有预感：早晨他走近人群/有一只蝙蝠从他耳朵里飞出/那些有关墙上人影的可怕传说/使他自豪：自己是个瞎子。
       吕贵品是把诗写进生活里的高手。当年回乡省亲，骑着自行车与几个流氓地痞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便无故被军刺穿透肝脏，血几乎流尽时，经抢救重回人间。郭力家当时还在长春当着警察，义无返顾地奔向通化，虽然没有抓获歹徒，但也给濒临死亡的吕带来些许安慰。吕是大难不死之人，深圳的家里，除了大量影碟和经常更新的音响外，还豢养着两只硕壮的藏獒，其中一只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向贵品发动无情的攻击，咬破他的动脉。如果抢救不及时，吕贵品的灿烂只会定格于永恒的回忆里了。
       2004年9月，吕贵品约我一同前往钦州。在去南宁的路上，他谈起构思的《蝴蝶》诗剧，顿时让我再见到诗人吕贵品。他的智慧、本色和空灵，大都消耗在所谓的创业里，虽然在欲海横流的现实世界里，吕积累财富的能力得到了足够的印证，但他还是不停地奔波。他是个相当率真和实在的兄长，丝毫没有世故的做派，不管是谁请客，只要他在场，总是掏钱结账。他在经营的平台上演绎了很多别人不曾想象的故事，比如把湖南一家酒厂的存酒密封在山洞里，然后加大宣传力度，同样的酒却以翻番的价格出售。也许商界更需要奇想，他现在又奔赴宁夏，此时可能正在沙漠边缘，手捧古兰经，在伊斯兰的天空下寻找商机呢。
       吕贵品无论怎样折腾，他留给我震撼我的还是他的诗歌。按理说，他已满身创伤，或者说是腰缠万贯，但天生的好动使他的大脑总是陷入亢奋之中。严重的糖尿病并不影响他喝酒，有时真担心他一命呜呼，但冥冥之中，又感觉上苍之手似乎总在牵着他，因此，只要他还活在人世上就给我们留下许多可能。
       我还是在大学时就知道郭力家。当时他经常出现在学生宿舍的门口的台阶上，斜眼吊春晖，只要有靓丽的女学生走过，他眼睛的余光会一直跟踪到人家消失于街道的尽头。我一直认为他心术不正，匪气十足，虽然知道他也写诗，但根本没有心情与他认识。中文系的张锋、鹿玲等人似乎与他熟悉，是否有人落入他的陷阱，不得而知。后来郭在长春一家出版社任职，若有不想接听的电话，他会对着话筒说：这是火葬场，需要派车吗？我想，以为打错电话的人会郁闷一天。
       对于郭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我曾经非常反感。多少年之后，在北京又与郭力家相遇，在岁月的磨练中渐渐理解并欣赏了他。其实老家貌似反叛的背后，有着返朴归真的童心。年轻时无畏无序的状态，已经减退，尤其是现在，谈吐相当体面。他越是正经，越是怀念他无厘头的诙谐。郭是幽默大师，他的口语远远胜过他的诗歌语言。诗歌是郭力家出世的匕首，而口语是四散的飞箭，屡被射中的靶子不愿倒下，是希望老家能掷出淋漓的飞镖！
       “拣来各军兵种所有番号对对付付/缝上我这件浑身呲牙咧嘴的破衣裳/拒绝加入正规部队/是我的本性/逼我对自己要终生难忘”。“特种兵”郭力家诗作不多，1987年混迹青春诗会，是他惟一一次与官道并轨，之前之后野生于荒地之上，无党无派，缺少雨露滋润。他曾宣称：“我看到北中国隐隐不安的伤口里窜出一个又一个滴血的声音。没有怜悯，我只有蔑视！”2005年元旦前，他约朱凌波和我坐在他家附近的上岛咖啡店里，一本正经地拿出新作，迫不及待地朗诵，并询问大家的意见。老家天真无邪的表情，让我开怀狂笑，什么都不能让老家矮小，但诗却能。郭力家同志是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签字认定的正教授级编审，还是偷税漏税的出版商，现在体面地活在北京，偶尔流窜于长春的酒馆里。
       长春自诩为文化之都，各类高校遍布整个市区。在学院的围墙外面，至少有一个名字不容忽略，那就是经常流窜于各色民间诗刊之间的邵春光，现在似乎又叫“邵揶”。1984年初夏，在吕贵品的宿舍里偶遇邵春光，他清瘦，似乎还留着胡子。寒暄过后，我即告辞，之后始终没有再见。2004年底，默默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在上海，说要给邵春光举办诗歌朗诵会。虽然没能参加，但这个“霹雳诗王”久远的故事被我重新想起，那就是他别具一格的婚礼。听说他的婚礼完全按照葬礼的仪式来办的，凡是来宾均要戴上黑纱，会场里播放哀乐，这种另类的生活态度至少在追求新奇的当今社会也不落伍。颠覆传统和规则，或许是更直接的表达或揭示本质，老邵是个奇人。在《顶罐》中，他早已说了，“不想跟历代的文化衙役比装束/我是个便衣诗人/我只能用我缺点的独特/嘲笑他们的统一规格”。这些年来，他一直活动于民间，甚至都不露出水面换气，也真是一股劲儿。
       程宝林的可爱之处就是木讷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敏感而火热的激情。1984年我迁徙北京后，程是我最近的诗歌兄弟。1984年底，他拿到《青年文学》七十多元稿费后，除了买上平生第一套西服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侧黄庄的一家饭馆里请我吃涮羊肉。那时羊肉按斤来称，一斤一盘，而且分量很足。吃了两盘之后，似乎还有余地，宝林额头渗汗，咬牙又添了一斤。酒足饭饱之后，我相当知趣地坐在他宿舍里，搜刮出平生最煽情的语言，为他即将出版的《雨季来临》诗集写了宣介。
       宝林的才华和勤奋，均是他笔耕不辍的源泉。这个湖北佬爱上了成都女子小敏，大学毕业后虽然无限留恋北京，但还是义无返顾地奔了四川。他把大学时命名的“无闻居”创作室，搬到了成都，后又搬到了美国。在去美国之前，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成为林语堂第二。之后他每年都有新书出版，但能否像林语堂那样用英语写作，我始终真心期待，好在生命还有一半的时间。2004年10月，在上海绍兴路的汉源书店里，陈鸣华谈起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一书，并说在新书排行榜上已经进入前二十位了，可以想象老宝在旧金山小敏的洗衣店里正得意呢。宝林相当聪敏，否则他不会在美国轻而易举地取得华人中绝无仅有的艺术硕士学位，这个相当于准博士的学位着实让宝林站在太平洋的东海岸上器宇轩昂。“在经过长长的默祷之后/雨季来临”。
       杨榴红当时在人民大学人口系读书，名噪一时的《白沙岛》让这个可爱的北京小妞成为学院诗人。“那是白沙岛白沙岛你去过吗/看那闪闪的白沙闪闪地明亮/是珠贝的摇篮/是星星的憩园/是珊瑚的梦乡。”若按当今时尚的称谓，祖籍绍兴的杨榴红绝对称得上是美女诗人。2004年6月在日本东京，与刘波共同追忆似水年华时，他还由衷地感叹榴红的容貌和气质，竟然记得自己去人民大学寻找她时的旧事。
       1985年春，在程宝林出版了《雨季来临》之后，杨榴红和我决定合集出版诗集，并取名为《白沙岛》。当时只是打算自费印刷成册，在诗友中散发。时任《诗刊》主编的张志民先生为了扶持年轻作者，为这本大学生诗集写了热情洋溢的序《青春的诗，诗的青春》，并在《文学报》上全文发表。
       做梦没有想到的是，随后上海出版局针对《白沙岛》诗集也在《文学报》上刊载了《非出版单位及个人不能自行编印出版发行书刊》的公函。其中明确指出“你报六月二十日第二二一期第二版上发表了一则两位大学生（苏历铭、杨榴红）自己编辑、自费出版、自己发行抒情诗集《白沙岛》的消息。根据有关出版管理方面的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非出版单位以及个人是不准自行编印图书出版和发行的。你报发表这则消息很明显是和有关出版管理方面的规定相违背的。”这对于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讲无疑是当头一棒！
       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了，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艰难而漫长的夏天！我们给各有关部门写了各种说明书和申辩书，现把给当时印刷厂所在地的黑龙江省宣传部的信函全文录下：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七月上旬，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通过佳木斯市委宣传部，向佳木斯医学院印刷厂传达了关于暂时停印《白沙岛》抒情诗集的指示。作为作者，我们有责任把这本诗集的编选、有关文字印刷及目前情况，做一汇报。
       我们两人是在八O年后分别考入大学的。在校期间，我们分别在各自的学校里，担任共青团和学生会的工作，并连续几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连年荣获学校颁发的文学征文诗歌奖。
       我们生活在八十年代，我们年轻，非常渴望给我们的社会和时代增添色彩和音响。由于爱好，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给人以激情和鼓舞的诗歌。在学校和社会的关心帮助下，我们已经在《诗刊》、《星星》、《青年文学》、《飞天》、《青年诗人》、《诗林》、《当代诗歌》等二十余家报刊发表作品，用自己青春的声音，参加了时代辉煌的合唱。
       今年三月，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大新闻系学生程宝林的自费诗集《雨季来临》出书之后，得到许多诗坛前辈和广大读者的欢迎，产生良好的反响。同时，我们又在一些报刊上看到一些诗集自费出版的消息。作为新时代的年轻诗作者，也想将作品汇成一集，奉献给改革时代和我们亲爱的祖国。
       我们多么想送交出版社出版诗集《白沙岛》啊！但我们了解到，每一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出书计划，况且许多老诗人早已结集等待出版，我们怎能忍心去挤他们的出书计划呢！据说，出诗集是一项赔钱的出书业务，我们毕竟是新时代青年，要为尚不富裕的祖国分忧解愁；给国家增添麻烦，于心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像某些自费诗集一样，自费印刷。
       正像中国作协理事、北京作协副主席张志民在序里提及的那样，苏历铭“深爱自己的故乡”。苏历铭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他在《白沙岛》诗集里专门把描写家乡风情的诗作结为一辑——《荒野之春》。也正因为如此，经商定，我们才把这本诗集送交黑龙江省佳木斯医学院印刷厂印刷。最初联系印刷时，该厂有些为难，但是，当他们知道这是两个年轻人为繁荣祖国文坛，决定不向国家要一分钱，自费出版诗集；当他们知道《诗歌报》、《青年诗人》、《文学报》、《文摘报》都热情地宣传和介绍了这本诗集，尤其是在他们读了老诗人张志民同志热情洋溢的序言后，他们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应大力支持，于是欣然应许。还说：我们不想在这本诗集上图什么利，能为繁荣祖国文化做一点儿事情，本身就无比光荣。
       诗人李瑛、顾工、雁翼、纪鹏、刘祖慈、吴欢章、尹在勤、阿红等得知《白沙岛》抒情诗集即将问世的消息后，来信表示祝贺。众多大学生诗作者也纷纷来函，说《白沙岛》的诞生，是推动校园诗歌创作的好办法。更可贵的是，我们收到不少同龄人的来信，他们向我们祝贺、鼓励，竟有人表示，渴望《白沙岛》抒情诗集给他的生活带来朝气，尽早结束他的徘徊，愿和我们一起，为时代、为祖国纵情歌唱！
       由于我们一心想把诗集出好，又不了解国家关于出版的规定，只参考某些自费出版诗集的做法，忽略了必要的审批手续，导致诗集目前被通知暂停的局面。
       由于诗集已基本印刷完毕，为了避免在订阅者中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不应有的影响，并免去可避免的经济损失，我们正按照北京市委的要求商请有关出版社为我们审稿。我们坚信，在组织的关怀、理解和帮助下，经过努力和争取，《白沙岛》出版一事最终会圆满解决。对此，我们恳请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佳木斯市委宣传部）予以大力协助。
       谨致
       共青团盟的敬礼！
       苏历铭杨榴红
       感谢时任北京主管文化的副市长陈昊苏先生，他的理解、宽容和帮助，化解了绝望中年轻人的焦虑。他在给北京出版社的信中说，“有关《白沙岛》诗集的出版问题，原来自费出版的做法不妥，报刊又不适当地加以宣传，这些市委宣传部已经加以干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北京出版社伸出援助之手，把书稿接受下来，派人认真加以审查，如果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把这本书列入出版计划，办理各种出版手续（包括拨给出版书号）。——对于两位有才华的青年人伸出援助之手，我认为是应该的。希望以积极的态度处理此事。”《白沙岛》诗集不但没有死于胎中，最后在一波三折中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2004年12月，杨从美国打来久远的电话，彼此没有谈论诗歌，而是通报了各自的情况。但因出版《白沙岛》诗集共同面对的磨难和考验，连同那段生命中结下的患难友情，依旧历历在目。1988年杨赴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之后又去了美国，往事未付红尘，却都留给上个世纪了。我知道在美国生活是很单纯和安静的，但梦开始的地方永远会让游子魂牵梦绕。
       曾被誉为“文化巨亨”的刘波，最初是在湖南株洲担任共青团干部。《白沙岛》诗集出版发行时，各地诗友鼎力相助，刘波是其中最哥们的一个。1998年，无意中得到当年的刘波已成为诚成文化上市公司董事长的消息，惊叹不已。刘在得到我的消息的当夜，即约我在一个非常体面的地方见面。老友相逢，剔除了客套和附庸，一下子回到生命的原点。刘是绝顶聪明之人，文化和资本运作的结合，让这个湘楚文化熏陶的湖南仔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演了一部大戏。他的《传世藏书》足可以排满一面墙。2002年，在季羡林先生的生日宴会上，季先生谈起关门弟子刘波考取北大博士的苦读经过，不免让我对刘备增感叹。刘是当年写诗的这群人中相当奇特的一位,资本市场上翻江倒海之举,虽然业界举目,但吸引我的还是他生命中最本质的冲动和意气。
       在日本东京见到养病的刘波时，他已回归文化人的状态，除了写下三十多万字的《毛泽东与禅宗》专著外，还写了一本超越自我的诗集《喜悦的光芒》。在养病的时间里，诗歌是离他最近的亲人。诗是出发的地方，也是灵魂栖息的地方。那天我们在饭田桥附近的一家露天温泉里舒展地浸泡，刘说他喜欢这个地方，附近的疯狂过山车载着乘客，在游乐园里传来一阵阵惊叫，而温泉的寂静能听到滴水的声音。动与静，本来就是人生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期待刘早日康复，回到他无法舍弃的土地上，回到朋友们中间。
       华海庆是我同住一幢单身宿舍楼的诗歌朋友。他生得白白胖胖，相当富态，有点像清末民初时期的纨绔子弟。诗人是个奇怪的圈子，你会在人群中发现同类，在同类中找到热烈的回应。他在我之后也自费出版了《流浪的日子》诗集，虽然在政府机关工作，但诗歌似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带我去万寿路顾城的家，那天顾好像是去了定慧寺举办诗歌讲座，谢烨在家，我们便匆忙告别。1986年6月，我们在甘家口物资礼堂举办过惟一一次朗诵会，邀请了当时在京的雪迪、黑大春、马高明、邹静之、吕德安等人，热闹非凡。雪迪还听完我的《枪手》后，幽默地做出开枪的姿势，嘴里蹦出“”的声音。
       时空的转换，地理的变迁，不断地让人失去一些东西，包括朋友。但有些人即便一生没有音讯，他在你心中会永远存在。1991年我去了日本，华去了加拿大，隔着太平洋，彼此为了生计和学业拼命地挣扎。自那时起，我们失去联系，后来我回国，遇见他的同学还曾多次打听他的消息，真是泥牛入海，谁也不清楚这个大连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富态娃娃，身在何处。2005年1月，为了等待与客户碰面，我在上海竟呆了十天。其中的某一天，上网收取电子邮件时，无意中发现海庆的邮件。感谢网络，他竟能在网上搜索到我的有限信息，然后聪明地寻找到我的电子信箱。按着他留下的联系方式，拨通了他的电话，声音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才知道他已落在广州。“断指的空缺/总诱惑我们不停地去填充/这是个秘密/在我们的原始信仰里面”，这位写过《断指》的诗人，也在生意场上搏弈着。那几天上海阴冷刺骨，蓦然让我温暖起来，多年失散的兄弟重新团聚了。
       在这里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女诗人虹影。当时虹影远在重庆，由于和华海庆同在一个系统，1986年出差来京时大家彼此认识了。虹影的字比较端正娟秀，她咯咯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她在1987年11月返回重庆时来信说：“休息几天之后，倦意减轻，在北京我非常想重庆，想起来才知乡愁真是一杯美酒越喝越醉。如今，我在重庆，这醉意已全无，我只是感到心平气和了，而对北京呢？却是想之极近恨之极远。”后来虹影在鲁迅文学院学习，1989年夏，我们巧遇于天安门广场，在百万人的洪流中迅即消失，之后就杳无音讯了。1994年7月，我随日本一家电视台回国拍片，在大连由朱凌波带我去见一些参加中外比较文学会议的代表时，我又见到了虹影。功夫不负有心人，此时虹影名声雀起，已经成为旅英著名作家了。曾经为虹影煮过鸡汤的杨锦向我展示了泰晤士报刊载的虹影巨照，真让我感慨。有时在书店里见到虹影新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大都印着她的靓照，依稀还能听见她久远的川味笑声。
       尚仲敏是当年热烈通信却一直未曾谋面的人。信函是当年最普遍的通讯方式，见字如面，远比现在发达的网络、手机等现代通讯亲切。在1985年7月9日给我的信中，他说：我今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水利水电建设总公司工作。我可能在7月20日左右去京报到。望来函（速来函）告诉你的具体地址，具体去京时间定下来后，我可电告你具体车次日期，望你能在北京车站接我。我4月中旬去过上海，曾骑宋琳的自行车到过你实习的那个鬼地方，是和陈鸣华一起去的。等了你一个小时，未见你。但后来他并未来京，而是留在了四川，那时个人很难决定自己的去向。
       2002年在成都的一个晚上，大概快十二点了，我按着朋友提供的地址，事先没有联系就黑灯瞎火地摸了过去。本来当年应该见的面，拖了近二十年。在自己的茶馆里，尚仲敏正在和朋友打牌，见到我时眼睛顿时放亮，立即停止酣战的牌局。之后开车带我左拐右弯地去了一家酒吧，除了喝酒之外，他还叫了一只烧烤的兔子下酒。如果这里不是灯红酒绿的城市该有多好，坐在都江堰的草坡上，点燃篝火，把失散于岁月之中的人与事细细地盘点。
       四川盆地是诗歌的子宫，朦胧诗以后，孕育和出现了一大批跳跃的名字。钟鸣在成都郊外的鹿野苑里，守着汉代的文物和一座曾经获得德国某项建筑大奖的建筑物，做着至少让我羡慕不已的“旁观者”。赵野长居北京，足迹又似乎一直遍及在香格里拉。他的“在老人的悲悯里醒来/孩子的喃喃中入眠”，表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坦然。
       2003年圣诞节，在北京小营路的上岛咖啡店里，京城里“体面的和不体面的”、“逃税的和不逃税的”一百多位“牛鬼蛇神”热闹登场。事先只是以为诗人们的节日聚会，到了店门口才知道是野夫的婚礼，而他的新娘竟是险些成为我一本诗集责任编辑的出版人。野夫是个性情中人，多年前就明确表态：“以人生为正道，视文学如玩票；玩得如何，看是否有真气在其中。”世界真是太小了，原本没有关联的事情，在瞬间都给穿到一起了。郭力家的主持，依旧是目中无人地肆意发挥，然后在微醉状态清唱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在朗诵的时间里，伐柯，这个冒充四年东北人的四川邻居，登台朗诵了他的《圣诞夜》：穿过一生的雪/我终将沿途丢失朋友/面对一场深入内心的雪/我忽然低下头去。这样的诗句让我想起同是吉林大学出身的诗人野舟、占明、高唐等人。
       上岛咖啡店虽然说不上有多高的档次，但陈琛引来了东北二人转戏团进场的时候，把我彻底笑翻。本来尚存的小资色彩，被土得掉渣的二人转荤唱得抖出开怀的笑声。四川在京的李亚伟、杨黎、万夏等人也端坐在其中。李亚伟当年的《中文系》始终被我记着，“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再去撒网”。杨黎浑圆的脑袋显得特别可爱，总让我想到川剧中侠胆心肠的人物，更想到他遗落在“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早就听说万夏以《黑镜头》等“系列镜头”图书杀入中国的出版市场，他的创业故事也被不少效仿者传为经典。其实在那个年代并未给初出茅庐的小子们提供众多的机会，诗歌理所当然地成为仅有的表现平台，现如今天高海阔，写诗的人本来智商偏高，在现实中展开想象和创造的翅膀，就有可能九天揽月。
       正像徐敬亚说的那样，大学时代我和包临轩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临轩和我同届，只是我读经济，他读哲学。黑格尔没有使他走火入魔，艾略特却让他一度走上了诗歌之路。因为诗歌，大家走到一起，彼此成为一生的兄弟，这在诗歌圈子恐怕并不少见。1983年暑假里包给我的来信，写得真挚感人，“缪斯的手把我们牵在一起的日子还很短，但是我感到我们这两颗年轻的心在相识之前，事实上早已互相碰撞。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志愿、我们的性格是那样令人惊喜地‘不谋而合’。我懂得，在我们之间，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人们无不钦羡爱情的柔美动人，但我可以向那些热恋的男女们宣布，我们诗歌的兄弟友谊将使你们的爱情失去妩媚的色调，因为我们的志愿是同那直上云天的鹰翼连在一起的。”
       在大学图书馆旁边的水房里，我经常聆听他的朗诵，激昂的语言，子弹似的射过我的头顶。我们的诗作在《青年诗人》上刊登之后，分别收到梅河口一个女性青年的来信。正好是毕业之际，那个女孩子又给我们寄来维纳斯石膏像，作为送行的礼品。我先从邮局取回，在返回图书馆的路上，看见包临轩也夹着一个纸箱兴冲冲地迎面而来。毫无疑问，一模一样的纸箱里也装着维纳斯石膏像。临轩肯定以为只有他有，在我追问取的什么时，他含糊地说家里寄来点东西，我佯装相信，走出很远，回头对着包临轩高喊：哈哈，那是维纳斯！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脸愕然，用手挠头，极其尴尬地傻笑。这件事一直被我们共同的诗歌兄弟李梦记得，每次聚在一起时，经常翻腾出来。
       除了临轩和李梦之外，大学时代，朱凌波是我另外一个一生的兄弟。他像是一头横冲直撞的公牛，是生活中打造出来的硬汉。1985年，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次年，因为“非法出版物”《北方没有上帝》诗集，本来可以成为贪污腐化者的朱行长，被贬回原籍，蜗居于牡丹江。但天生不安分的他，为了张扬和鼓吹第三代诗歌，流窜于大江南北。同居一城的宋词，此时成为他的帮凶，一唱一和，让祖国比较偏僻的牡丹江小城，散发着现代主义的流毒。当年的凌波，长发披肩，满脸胡须，可谓是赤膊上阵了。他在1985年5月10日从牡丹江寄来的信里，大谈对朦胧诗人的看法，他说：“最近我系统地看了他们发表的作品，他们这茬人作为一个高峰已经过去了，虽然在文学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他们的诗还以1976年的格调嘶喊着，对扑面而来的第三次浪潮和趋势竟无动于衷，对新生活的流行色和笑声竟满含仇恨，甚至变得声嘶力竭，连起码的美感都失去了，我为他们感到可悲可怜，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这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未来的诗坛是属于我们的！” 之后，他和包临轩联袂写了比较客观的攻击谢冕先生的文章《疲惫的追踪》，大意是前辈们已经无法准确地把握诗歌的脉搏了，应该轮到这一代了。在深圳，为了赶往深圳大学进行诗歌讲演，他骑车飞快地在建设中的深圳大街上狂奔。由于没有施工的标志，凌波跌落于三米深的大坑之中，下颚脱臼，牙齿四溅。昏迷中被人发现，大难不死，却需满地找牙。经过住院治疗，凌波的牙齿用铁丝固定起来。在他途经北京住在我处时，一些朋友还专门看他，记得杨榴红看着他微启嘴唇喝鸡汤的样子，还认真地说：嗨，你怎么戴着嚼子呢？
       现在，凌波也混迹北京，身上已经褪去当年的狂野和无谓。貌似地产策划大师，活跃于清华大学的讲坛上，并在北京以外的中小城镇的建筑市场上往来穿梭，挣钱，养家糊口，但骨子里的反叛和不屑让他独闯江湖，杀手似的目光却平添了些许温柔。
       如果时空倒置，把潘洗尘放到民国时代，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的人生呢？左思右想，我还是无法把他和诗歌联系到一起，想象不出来荒蛮之地怎会有风花雪月的情趣，倒是一个识文断字、杀富济贫的土匪形象，反复出现于我的脑海里。1983年9月底，潘洗尘、杨川庆和杨锦等人抵达长春，在吉林大学我们围绕大学生诗歌做过激烈的恳谈。那时，学院诗风靡大江南北，云南有于坚、彭国梁，甘肃有封新城、菲可，四川有尚仲敏、燕晓冬、李亚伟、李元胜，山东有韩东，江苏有曹剑、于奎潮，浙江有伊甸，北京有程宝林、西川、海子,上海有宋琳、许德民、张小波，安徽有简宁、钱叶用，各地还有数不胜数的英雄豪杰。韩东的《山民》、《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尚义街6号》、《作品第39号》，西川的《夕阳中的蝙蝠》、《死豹》，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一点小伤》，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海子的《亚洲铜》等等都给我留下难以忘记的印象。
       与我们这群莘莘学子相比，潘洗尘充分展现了东北特有的豪迈和匪气，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那是一个精神传承但又目中无人的时代。潘洗尘恰好在此时初出茅庐，在并没有真正理解诗的真谛的时候就成为了诗人，其锋芒和张力瞬间膨胀到最大。潘洗尘的名字迅速扩散，远远超过他的作品本身，成为替大学生诗歌摇旗呐喊的重要人物。
       即便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被选入语文课本，被学生们反复诵唱，“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我却认为洗尘对于诗歌的贡献，活动远远大于作品。《大学生诗坛》的创刊，《多梦时节》学院诗集的出版，乃至一些诗歌刊物的栏目，潘洗尘极尽其煽动和鼓动之能事，不断地推陈出新，在1980年代的中国诗界，可算是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了。诗的高低优劣，本来没有公认的尺度，角度和立场不同，诗的认知和评价全然相迥。洗尘并不多产，但他明显烙着时代色彩的作品，会让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有着某种共鸣和久远的回忆。
       杨川庆进入1990年代后似乎绝迹于诗坛，十年磨一剑，潜心写起小说来。他的长篇小说《官道》在全国各地晚报上连载的时候，黑龙江政坛发生了腐败的地震，贪官们非常不争气地成为他小说题材的潜在人物。“冬天，不管有没有雪，有没有风暴，有没有远航的船，你一定要到海边走走，去看看寂寞的海，像看望久别的朋友或远方不知姓名的恋人，给海一点点微小的安慰，不要让冬日的海在孤独中感到忧伤。”《冬天，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散文诗的作者杨锦，一直战斗在公安战线上，虽然并不握枪，但手中的笔更有分量。现在还煞有介事地兼任中国散文诗协会的会长。我清晰地记得1985年秋，他出差到上海，见我时谈起新结识的女友面露犹豫，我便不假思索地劝他选择逃离。等我没有多久回京去看他时，仍然按以往的习惯推门而进，没想到那位知识女性正与他相依看书。我极其尴尬地傻笑，尤其那女子说杨锦已经把你的话都转告我了，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躲起来。杨锦对我的宽容，在于他来自草原的胸怀，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咒骂和愤怒，二十多年来他总是微笑倾听。
       上海是我命中的缘分城市。现在每年不少于十次以上的往返，有时是因为工作，有时却不是。1985年，我被国家计委派往上海工作一年。当时除了工资之外，还享有出差津贴，近乎于双倍的工资收入，在财富匮乏的年代里似乎手头宽裕。怀揣三块钱的月票，在上海的大街里弄里乱逛，让我了解和理解了上海。
       现在我依然保留着大学以来的所有诗歌通信，其中与复旦大学傅亮、华东师大陈鸣华的通信相当频繁。傅亮是个非常率真的人，交谈时偶有结巴的嫌疑，但进入朗诵状态，犹如行云流水，流畅且极富感染力和杀伤力。他的大段大段的句子，在当年堪称学院诗的亮点。他的《自行车和五香豆》，表达了生命传承中永远无法改变的担心和亲情。鸣华显得中规中矩，沉稳且老练。记得在校园里遇到两个女学生，鸣华一改平日的内敛，兴奋地畅谈不停。诗歌是那个年代的光环，至少不像今天提起诗人让人有异样的感觉。“一个早晨，我和驼队牵着太阳/这一头金毛狗走远。”无论走的有多远，我都记得在真如附近的大排档里，傅亮、鸣华和我展开爱情的讨论，在观点相左时，傅亮起急，说：别，别他妈的说了，不，不许再提某某某！多么可爱诚挚的年代呵！
       也是在那时，我见到留校任教的宋琳。宋清秀英俊，特别是他的一手好诗，显得与众不同。宋琳很早就说，“诗人的艺术行为不仅是一种自觉运动，而且是一种精神的本能运动。这意味着，只有把良心、道义、责任以及审美倾向等意识中的自觉转化成本能，才能进入诗的状态。”2004年在北大诗歌中心成立的仪式上，再见宋琳，顿感岁月催人老，白发双鬓生，只是他那双智慧的眼睛仍旧放射着特有的光芒。徐芳是我始终注意的名字，她不张扬，但其作品在女性诗人中有着足够的分量，远在一些名字飘忽、作品苍白的格格们之上。1997年，鸣华约我在上海展览馆参加诗歌朗诵会时，我又见到徐芳，她领着善下围棋的儿子，好像儿子的棋艺足可围住世界。我还保留着张小波1985年在邮局写给我的信，信中反复说忙啊忙啊，那时张的诗独树一帜，引领了一群雨披。后来在北京与张见过数次，谈到当年创作时，他对自己风靡一时的作品不以为然，但我还是记住了他的优美的想象和诗句：“无边无际的寂寞吞噬群山和落日/那么，让我们聚集起来/骚动起来/登山者在马蹄形山谷里/留下一根预备手杖/我们庄严地接过/探险于一个盛产黄金的世界”。
       2002年春天，李占刚所在的《生命周刊》举办了横山岛笔会，其实更像老朋友的聚会。严力、默默、张远山、许德民等人一同前往，当晚在多功能厅里大家准备狂唱卡拉OK，可能是严力兄的倡议，竟然变成诗歌朗诵会。当年许德民、孙晓刚、李彬勇和张小波大打“城市诗”的旗号，现在成为画家的许德民虽已发福了许多，谈起诗歌来，依旧特别动情。
       严力的气质和风度，以及鬓角隐现的银发，永远让我有一种贵族的感觉。这位历经《今天》和星星画派的前辈，亦书亦画，永葆青春。在美国，他的《一行》诗刊可谓是汉诗不灭的火种，尤其在那个年代里，成为不可替代的诗歌载体。那天下午，与严力打乒乓球，我的水平只能给他喂球，他得心应手地屡屡重扣，让他的脸上绽放着快乐。
       默默不愧为撒娇大师，对襟的中式外套，修剪整洁的秃头，俨然一副准备随时撒娇的样子。上海的房地产业成就了许多富翁，默默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他把底层的房子改造成撒娇诗院，南来的北往的，只要写诗，就不问性别、年龄、观点、流派，都可以免费住进撒娇行宫。每次去，总能见到各色人等，搂着茶壶撒娇呢。最近的一次，见到车前子、小海和李德武等人。小海刚从政府重要的岗位退下来，眼疾似乎较重，但不影响他继续打量世界。那天车前子撒娇撒大了，当即提笔作画，在宣纸上画出两只螃蟹，一公一母，完全采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手法，夸张逼真。之后大家起哄签名留念，我想默默总不会把它悬挂出来吧。
       在上海，默默一年之中总要张罗几次朗诵会。偶尔前往参加，重温了刘漫流、郁郁、冰释之、古冈等老面孔，也能见到李笠等散落海外的老朋友。在一个国家生活久了，容貌就会长成那个国家的脸谱，《朗斯特罗姆诗集》译者李笠的那张欧化的脸就是最好的明证。其实，在上海有一个人虽然一直未见，却很难忘记，他叫吴非。1985年盛夏，吴非约我去他家吃饭，酒菜刚刚端上，车间主任敲门而入，当面警告吴非，如果继续迷恋诗歌而旷工，集体企业将把吴非开除。在那个年代工作就是饭碗，就是命，而吴非毫不含糊，当即作答：老子不干了！当时我惊呆了，完全被这个貌似老实的上海人的举动震撼了。诗给人勇气？我不太信。但为了诗，耳熟能详的朋友作出了多少牺牲呢！这些年来，吴非早已不再混迹于诗坛，但他在取舍时选择精神的举动有时被我想起，总不能遗忘。
       北京黄亭子50号酒吧早已不存在了，简宁却健康快乐地活着。“我们如何才能这样进入事物的影子/既抵达了核心，本身还是自然/像翠鸟，离开这首诗，飞临淙淙流动的水”。我一直记得简宁的名字是因为爱而诞生的笔名，这个科技人才竟然置国家的科研不顾，也踏上诗的歧途。红火的那几年，分别陪阿吾、程宝林、钱叶用、宋词等人，去过简宁的酒吧。有时简宁不在，他们就会让店员打电话喊他。记得简宁每次都来得很快，如果简宁经常如此的话，也真够命苦的。简宁的酒吧终于关张了，那以后不大常见简宁了。去年夏天，因为业务拓展的需要，我去简宁公司拜访，看他把图书公司打理得有模有样，不免感叹简宁还真是一个经商之人，积重难返的事情被他梳理得井井有条，像是梳理女人头发一样简单。
       在酒吧里，我还偶遇过西川，那天煞有介事地推荐他去关注股市。后来在深圳和北京数度见着西川，他的样子始终未变。当年西川背着大书包，朗诵的时候他的声音和表情总是相当到位。西川的《读1926年的旧杂志》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一页页翻过，疏散的枪声/远远越过枯竭的河流/发黄的广告竟魔力无穷/我无忧无虑地看那纸上的/夕阳陨落。我应该回到那个年代，倾囊而出/买一枝钢笔，或/一架嘎嘎响的风琴”。也许这是先入为主的认识，认识西川就是从这首诗开始的。去年在得到西川赠送的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时，他特别叮嘱因为时间仓促，其中有一些错字没来得及校正。
       想起钱叶用就想起苹果的故事。那是秋天，钓鱼台东街落满银杏树金黄的阔叶。钱叶用领着《十月》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来我的宿舍，一晚上把酒临风，纵论今古。我不善酒，但把哥儿几个安排得很是舒坦，均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钱叶用微醉时还特别认真地问我：你能理解热锅上蚂蚁的痛苦吗？他们住在鲁迅文学院那边，离我很远。那个年代是否有出租车已经没有记忆，那是奢侈品，与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小子们全无干系。晚上十一点，末班车最后运营时间，他俩摇晃着出门。正好那天单位分了两筐苹果，我无私地装满两塑料袋，让他们提着。他们是否谢过我已不记得，只是担心他们赶不上车，便催促：快点！次日上午钱打电话告我，为了急于赶车，急奔中塑料袋破裂，苹果散落一地。况且苹果又是圆的，况且黑灯瞎火，况且两位微醉，他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诗歌编辑在大街上摸呀、摸呀。据说天已放亮，他们终于将苹果逐一找回，然后用衣服裹着，在秋风萧瑟的凌晨赶了回去。
       阿吾在1989年离开《光明日报》后，暂时被我介绍到国家计委宿舍楼里，和我做了一年多的邻居。他是个聪明、敏锐、行动力极强的人。我和他的相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朗诵会上。当时杨炼朗诵了《诺日朗》，并谈及创作主张，我那天朗诵前也谈了自己的肤浅见解，阿吾登台后大批某种主张，然后声称赞同我的看法，并表示友好。他好像与张水舟坐在一起，散场后彼此也未深谈。和他住了邻居之后，经常倾听他的各种高见。阿吾是个经营意识超前的人，记不得他在哪里承揽了为一家磁化杯做广告的活计，反正他不停地忙碌，似乎工作之外还有不菲的斩获。他是个无师自通的经营人才，现如今在某著名大企业担当要职，我一点都不奇怪。那段时间，斯人和高星是阿吾家的常客，特别是高星，也许是住得近的关系，经常过来，还把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散文很像样地配上他的画，在他供职的杂志上重新发表。高星是难得的好人，除了诗文之外，还擅长绘画和摄影。当时我没有想到高星会创作甚丰，翻看他的新书时，不禁感慨良多。
       “我说这只中国大钟/再也不能滴答滴答年复一年/你拨动一些他拨动一些我拨动一些/东方还能不要出路吗”。1990年，阿吾联络一些在京的诗人，共同打造《尺度》诗报。我记得田晓青、刘自立等人也参加了筹备。第一期的片子是由臧棣出的。我陪阿吾在中国新闻社门口与臧棣交接。诗报印好后需要折叠，阿吾、简宁、斯人、高星等人把我的家当成装订车间。《尺度》似乎出版两期就夭折了，我不清楚其中原因，那时我已赴日本筑波大学留学了。民间诗歌报刊历来是丛生且短命，但《诗参考》却不同。1991年初见中岛时，他刚来京组稿，因为当时民刊众多，并没有在意。让我惊叹的是，中岛一直把《诗参考》办到今天，其中的辛酸苦辣旁人无从体会，单从这一点，中岛瘦弱的身影变得高大起来。有一次伊沙来京，他和中岛，一起在湘君府吃饭，风传中的网络大侠伊沙憨厚可爱，全然没有霸气。他的《车过黄河》一直被我记得，每次听到有人说“我是黄河的儿子”时，总是想起伊沙空中飘落的“洗礼”。“现在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的功夫/黄河已经流远”。
       出国前，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戈麦。戈麦的家在黑龙江的宝泉岭，而我的家在佳木斯，是他必经之地。那天我们热烈地谈论下次一同返乡的事，我还答应他在转车的空隙，一起坐在江边的鱼馆里喝酒。后来接到阿吾的信，知道戈麦自杀的死讯，扼腕惋惜。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1999年，日本诗人财部鸟子和是永骏来京，约我一起去昌平王家新家，在那里我听了西渡向是永骏介绍戈麦之死，不免一阵感伤。那天晚宴，除了财部鸟子、是永骏之外，唐晓渡、王家新、孙文波、欧阳江河、西渡等人一同参加。
       财部鸟子是日本很有影响的著名诗人。战争年代，她生活在我的家乡佳木斯，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她组织翻译过大量的中国诗歌，经常来华交流访问。1994年，她还委托我与国内诗人联系，邀请他们参加日本群马市世界诗人节。本来是组委会想请北岛，但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最后我还是给心目中纯粹的老诗人牛汉和邵燕祥发信。由于名额的限制，最终牛汉先生与会，并做了基调演讲，博得与会者的盛赞和感动。牛汉是值得敬佩的老爷子，他的刚直不阿、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在2000年1月的北京诗界迎春会上，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那天共有近一百位在京的诗人到场，牛汉在专题发言中，谈及“感谢苦难”，令与会者为之动容。
       财部鸟子每次来京，似乎都要拜访牛汉先生，记得有一次风大天冷，近八十岁高龄的牛汉竟然骑着自行车前来，从十里堡到地安门，一路上老人逆风而行！财部鸟子是日本《历程》诗刊的同仁，经常翻译介绍中国的当代诗歌。印象中她特别喜欢和欣赏陈东东的诗，在日本翻译出版了陈的诗集。有一次在北京我参加了财部鸟子的午宴，见到陈东东。觉得陈的性格相当内向，话语不多，可能诗歌已经完全表达了他的思想。
       在日本留学期间，基本上是我诗歌的空白，除了间或写些诗作，更多的时间是忙于生存和学业。在富山，遇上刘晓峰和李占刚这两个文学旧友，与他们的交流给我寂寞的生活里注入诗歌的色彩。记得阪神大地震的前夜，晓峰和我大谈诗歌，余兴未尽，凌晨他还送我回家。路途很近，我们故意兜了圈子，依旧热烈地谈论，那时灭顶之灾即将发生，却没有丝毫的察觉。等我被震下床时，还在梦中摊开稿子，写着诗呢。2004年情人节的当晚，晓峰、凌波和我在万圣书院的咖啡店里下了大半夜军棋。在那个特殊的夜晚，情人们在温暖的灯光下窃窃私语，而三个写诗的旧友在童年的游戏里忘我地享受诗歌情人的快乐。
       占刚一个人留学，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我经常在午夜时分出现在他家的门口，只要他有兴致，彻夜长谈就无法避免。诗歌是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我也以为，占刚的作品毫不逊色，只是这些年来没有在应该发表的时候刊载。现在，占刚已在上海落脚，且住在浦东的碧云国际社区，他家附近新开了一些特色酒吧和咖啡馆，每次去上海，我都会和他坐上一个晚上。占刚是一个感性的人，有时会被某种事情激发出难以想象的热情。
       占刚的硕士论文《论北岛》，这在日本大学院的毕业论文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是难以想象的。2002年底，在上海贵都大酒店的酒吧里，北岛、严力、占刚和我，饮酒欢谈，度过了难忘的新年之夜。北岛对于我们来讲，是诗歌精神的启蒙，当年提出PASS北岛，无非是想超越北岛，完成一种传承。正像郭力家在长春见到北岛时所表达的那样：你就是北岛！我恨死你了！如果当年不去追寻你的足迹，我怎么落得今天这般地步！其实诗歌就是一种特殊的病，怨不得别人，一旦染上，终生无法治愈。现在每期还能收到《今天》杂志，想着对着镜子说中文的前辈，心中难免感伤。有时真想生活在久远的年代，哪怕是民国时期，战乱纷争，却可以战死疆场，痛快地生与死，远比现在不温不火的生活更有意思。精神已经苍白，财富的搏弈中，名利双收似乎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惟一尺度。
       我的祖籍是云南永平，家谱上记载乾隆十八年先祖因移民政策，迁居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前关地耕读为业，报效国家。三百年来，在寒冷和孤独的荒原生活里，从不曾有过文化的氛围，更谈不上诗歌的任何影响。现在仍然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作为建筑设计师的父亲怎么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订购了刚刚复刊的《诗刊》呢。
       至今我还保留着1976年的《诗刊》。偶尔翻看当时的《诗刊》，其中除了革命群众的顺口溜之外，还能见到一些诗人的名字和作品。并不全是哑然失笑，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们能把文字分行，尽可能地赋予美学意义，已经相当难为他们了。
       我个人一直以为《诗刊》的历届编者都由相当优秀的诗人担纲。如果谈到他们个人，你不得不承认作为诗人，他们的作品是可圈可点的。但一群优秀的诗人聚在一起，似乎始终没能把中国最顶级的《诗刊》办成令人信服的杂志。2004年夏，上海的网络诗人小鱼儿来京给我带来一份礼物。他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到1985年10月号的《诗刊》，其中发表了我的充满青春激情的拙作《航海去》。唐晓渡为那个栏目专门写了更有激情的评论——《永远带着这片波涛》。
       写诗多年，留学前我却始终没有去过任何一家杂志社，怀揣诗稿拜访编辑老师。但书信的联系，一直是我习惯的方式。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1980年代不厌其烦给我们回信的王燕生，他已头发花白，但心态依旧年轻。那天晚上，好像先喝了一场，老先生没有尽兴，在送他回家的午夜，我们又在昆仑饭店附近的韩国酒馆里把酒豪饮。我们这一拨人中，只要你给《诗刊》投过稿，基本上都得到过王燕生、朱先树等人的笔墨。
       李小雨永远是一位亲切、质朴和随和的老大姐的形象。至今我还记得小雨在宝林的《雨季来临》诗集跋中讲到宝林每次给她寄稿时，总要盖上自己巨大的印章，以至于让人印象深刻。谁敢说宝林木讷，那时这个狡猾的家伙就懂得包装自己，做到与众不同！不过一个编者能够在众多的来信中记住作者的特征，拿现在的话讲，尽职且到位。2003年在北京朝阳文化馆又见李小雨，发现这位老大姐在欲海横流的现实中始终未变，手中的“红纱巾”仍然光鲜夺目。
       在前辈中值得尊敬的名字还有林莽。他总是默默地保护和整理诗歌的遗产，在现有的位置上尽力做事。在我的印象里，这位白洋淀的先行者一直照应食指，特别是前些年凡是有机会在公众场合露面，林莽和食指几乎总是同来同去。2005年1月，我在长春见到张洪波，也巧遇了未曾谋面却做了我诗集《有鸟飞过》的责任编辑的马合省。张谈起当年与牛汉、芒克、林莽等人一起回到白洋淀的曲折经历。林莽的低调和谦和始终留给我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宽以待人的兄长风范，会让你感觉没有距离。现在，小雨和林莽，两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同时任职《诗刊》，无论是诗品还是人品，他们珠联璧合的携手，《诗刊》会唤起心中久远的期待。
       2003年11月我去深圳参加青春诗会前，朱凌波嘲笑我是个“老不要脸”的老青春。自1983年公开发表诗歌作品以来，除了早年参加过为数不多的朗诵会等活动之外，还真没有参加过一次笔会。与其他人相比，我知道自己是诗歌的前朝遗少，难怪舒婷怀疑我隐瞒了岁数。除了徐敬亚和王小妮与会外，吕贵品在叶延滨总结发言时突入会场，即席演讲，尤其讲起“什么是诗人”时，悉数当年万夏和马松等人不羁的细节，博得了大家愉快的笑声和发自内心的掌声。宋词从珠海赶来，朱凌波从北京飞来，张锋在深圳自动切入，让我觉得青春诗会之外似乎还有个东北诗会。好在林莽，以及蓝野、李志强等《诗刊》领导并没有严肃纪律，否则一群“老不要脸”的老青春就不会每晚拉我出去狂聊了。宋词曾经从牡丹江出发，骑着自行车横穿中国，在唐古拉山口差点把命埋葬于青藏高原。他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闲散状态，似乎特别适合于珠海的生活。
       黑枣似乎是第一次远离福建，他的乌黑的头发洋溢着质朴的光亮。王夫刚外表憨厚，内心耿直，真想有机会去济南让他请吃呛面馒头。雷平阳的手机短信，散发各色流毒，据说是有人假冒平阳之名四下传播，但大家却愿意以为就是他。哑石的胡须在他清瘦的脸上显得生动深沉。三子开着“春天的拖拉机”在江西大地上往来穿梭。蒋三立“她在秋天走了”后，不断地“思念”。谭克修的建筑设计在长沙拥有广阔的市场，之后他创办了《明天》诗刊，听说还把内蒙古部分草原作为奖品分给了获奖者，让诗人有幸成为牧马人。在现代通讯十分发达的时代，北野不用手机，他所在的新疆令人神往。崔俊堂的荤段子被他的甘肃口音糟蹋得难以听清，但他开心的大笑，还是感染了所有的听众。桑克因故没能前来，让我没能在异乡见到同乡人，好在哈尔滨是“回故乡之路”必经的地方。“中学生”路也、“军队大院”沙戈、“东北妹子”宋晓杰是三个亮点，照明弹似的划破深圳的夜空。前来采访的文化记者吴小曼，不遗余力地把缺少新闻的诗歌之旅，描写得绘声绘色。
       在深圳，结识谷禾是我不小的收获。他有着一张质朴、坚韧的脸庞，有着小说和诗歌双重表达的手段，有着乐于助人的共产主义情操。2003年底，在我创办《投资银行家》杂志时，谷禾鼎力相助，使我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敢于决然前行。谷禾有二个非孪生的儿女，在独生子女横行的当下，足以令人羡慕。他父亲的故事，经过白连春的叙说，成为影响颇广的小说，更验证了李少君极力推崇的“草根性”的可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长沙远人来京时，曾和谷禾、大卫约我在展览路小聚。大卫已经看不出江苏人的特征，反而更像是东北壮汉，爽朗和直率，是他们这一党人的性格。
       与谢冕、吴思敬、林莽共同编辑《诗探索》的刘福春，长得憨厚可掬，研究者的自律没让他成为脑满肠肥的胖子。刘的诙谐浸染着文化色彩，比如他把指导的两个韩国留学生，因为皮肤的差异，他称稍白的为牛奶，稍黑一点的为巧克力。2001年，他与日本学者岩佐昌齠共同编辑《红卫兵诗选》由日本的中国书店出版。其中较完整地收集了“文革”十年散布于各种红卫兵报刊的“诗歌”，应该说，这是一本颂歌与疯狂交织的中国诗歌的怪胎。对于认识1949年后中国诗歌的非诗歌性的演变，以至于“文革”时代的登峰造极，有着相当的贡献。不仅如此，他始终一贯地坚持中国诗歌活动和诗集版本的研究，并出版了专著《新诗纪事》，填补了诗歌版本研究的空白。他住在潘家园附近，经常去那里的旧货市场寻找文化珍品。前不久去他家时，他展示刚刚淘来的当年赵一凡给北岛的信。在他并不宽敞的书房里，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集，我敢说中国任何一家图书馆的诗集藏书都不及他的书柜。
       2001年在成都我终于拜访了自1984年开始多次发表拙诗的《星星》诗刊。杨牧、张新泉召集了在家的编辑一同与我共进午餐，真心实意地说，这些年来与各色人等在酒桌上不知有过多少次碰杯了，但除了留下协议和宽容，并没有更多触及心灵的东西。而与诗人聚会却截然不同，我们会历数和印证生命中许多故事。边塞诗人杨牧不再屯边，而是选择了天府之国，惬意而安静地喝茶挥墨。后来宋冬游还带我去与梁平、鄢家发两兄品尝成都火锅，辣得我眼泪出来。那年我还到过新疆石河子，帮助当地一家公司准备上市发行。似乎是因为我劳苦功高，企业反复问我有什么要求。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都小康了，天天能吃上肉，还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呢！我提出想去拜访《绿风》诗刊，当天中午他们就把石河、曲近两位编者请来。谁的心中都有跨不过的情结，诗歌始终是我内心中最神圣的领地，而对于领地上的每一个同党，我都充满敬意。当年在《飞天》杂志编辑“大学生诗苑”栏目的张书坤，确实是我们这一茬人的知遇恩人，那些年里，有多少现在仍旧活跃的诗人由那里起步呢？说它是诗歌的黄埔军校应该并不过分。
       写到这里，电脑提示我文本过长，有丢失的可能。其实丢失也没有关系，记忆中的往事已永存心底。之所以回忆，可能是因为自己老了，否则不会在热闹的春节里安静地追忆过去。有许多名字和往事并没有在这篇肆意挥洒的拙文里出现，但会经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生活里，感恩和惜福相当重要，还有许多细节和碎片都没能来得及整理。假期结束之后，我要重新面对支出和应收账款，以及人脉、资源、客户、市场、需求等等并不让人特别快乐的事情，还得附庸一些小布尔乔亚的情调，比如出入欧美风情的餐厅，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漫谈，以及修剪松乱的头发。生活改变着我们，特别是在嬗变的年代里，有时会发现某些美好的梦想已不存在。或者说，我们接近梦想时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诗歌的美好在于能够让我在繁杂之中享受安宁，我心中的美好是怀念那个永不复返的诗潮激荡的年代。
       苏历铭，诗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诗集《有鸟飞过》、《白沙岛》（合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