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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一直存在着两个时间，维吾尔族人全用新疆时间，汉族人用北京时间。一般单位开会，通知上都标明北京或新疆时间，不然人们到会的时间就会差两小时。我在新疆这么多年，虽然一直用北京时间——事实上我很少用过时间，我从来不带手表。时间对于我，只有上午下午，白天黑夜。这是一种混沌的农民时间，没有被分割成小时分钟。但我仍感到另一种时间的存在——新疆时间。
       在新疆，我看见过生长一棵树的时间。长老一个人的时间。河流干涸，绿洲变成沙漠的时间。塔里木地下油气开采到抽空的时间。还有隐藏在这一切中间，让我从出生、长大到四十岁的时间。
       我在北疆，那块叫黄沙梁的地方，感受到了比任何时间要慢多少年的——黄沙梁时间。我还在已经完成的长篇小说《虚土》中，创造了一种人的永恒时间，让一往无前困扰我们的生死、时间，在虚土庄这一块弯曲。我找到了一种让时间回去的狭窄道路。它属于一个人。每个人找到的道路，都只适合一个人行走，而不适合一个村庄和一群人通过。这条道路因其狭窄而吸引单独的每个人。
       新疆给了我一种脱离时间的可能。一直向后走的可能。
       我想，如果我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获得同样的智慧和生长。但我接受了新疆的给予，我在新疆的漫长时间里，获得了我的目光、口音、味觉、走路的架势和文字。
       人们一直在忽视新疆的时间。一些内地朋友，天不亮打来电话。他们那边，大半个中国的天都亮了，他不知道新疆的天还黑着，我们还有两小时的梦和睡眠。当我们在北京时间10点上班，他们已经快下班了。而他们下午上班时，我们正在午休。我们和内地的接触和联系，一直存在着时间障碍。有人说，新疆的落后主要是天亮得太晚了。别人上班时我们还在睡大觉。虽为戏说，但我们和内地的差异，确是因为我们晚起了两个小时。两千年前是这样，一千年前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我们改变不了时间，也就改变不了我们企图想改变的。
       我们的政府文件，大都以两种文字下达。汉文在前，维文在后。因为维文从右往左读，书页从后往前翻，所以在他们看来，汉文排后，维文在先。从汉文的角度看，正好相反。两种文字就这样背靠背，好像一对好兄弟。这边汉文说什么，那边维文也说什么。虽然表达上好像没有异议，但前后位置却是不一样的。
       新疆开会的时间也比内地长一半，因为传达的文件和领导讲话，都要维汉两种语言表达，会场上的情景大多是，用汉文念文件时，维吾尔人在睡觉，用维文读时，汉族人在睡觉。因为两种语言表达的是一种意思，即使懂双语，也没必要听两遍。但每一种意思都要表达两遍，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母语听到耳朵里才是可靠的。
       有一种说法，在新疆飞过一只蚊子，这件事一级一级汇报到北京，就变成新疆飞过一架飞机。如果北京给新疆一辆火车，到地方就变成一辆毛驴车了。这都是因为新疆的遥远。
       新疆和内地的距离，并未因火车飞机的通达而缩短。它孤悬塞外的位置，不仅仅是地理的，还有心灵的。它的伊斯兰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一千年前，佛寺的晨钟暮鼓，从新疆的高昌、楼兰、克孜儿、哈密以及敦煌，一直敲到西安。那时候，佛光自西向东普照，丝绸从东往西运送。公元十世纪后，佛寺的钟声逐渐被清真寺的喊唤所取代。新疆有了另外一种精神——伊斯兰精神。它变得更加遥远。
       新疆一向作为远方而存在。它的地域之遥远，历史文化之悠远，精神之高远，都使它成为中国和世界的远方。被称为四大文明惟一融汇地的新疆，在我看来也是古代世界文明的尽头和终结地。这块古游牧之地，汉文化的末梢，印度－佛教文化东移的过渡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远方，希腊－罗马文明的断魂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成了这些古代文明的最后归宿。它们尘土一样飘来，又梦一般消失。其中哪一些文明沉落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
       对于今天的新疆人，古代新疆是多么遥远。
       几年前，我在库车文物馆，看到出土的龟兹文书简，维吾尔族馆员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认识这种文字，一个在日本，一个是中国的季羡林，听说日本的那位学者已经去世。龟兹文变成了一个人的文字。我凝视那些陌生的字符，哪个词是太阳，哪个词在表达爱情。在这些残断字句中，有没有半句诗歌，安静地躺在中间，已经认不出来，那个时代的诗歌是什么样子，是歌唱爱情，还是诉说忧伤。但有一点很清楚，这里的一切都被书写和表达过。
       如果那时的诗人，知道他所用的文字不久将死去，他还会写诗吗？在一种语言死灭前，操持这种语言的人在干什么？他们有没有为母语而战斗？当被说出和命名的一切，被另一种语言重新说出。河流将不是河流。月亮有了另外的名字。那些牛羊，将被另一种声音吆喝驱赶。有数十种文字，存在于古代新疆。这里的许多东西都被完整地认识过，可是我们已经不认识那些字。那些死掉的文字，在说什么。依旧活着的文字，又说些什么。当一种文字消失后，他的诗歌，他歌唱过的爱情，他曾经说出的阳光、苦难、生死和命运，都归于沉寂。我们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说出的，还是不是那些东西。就像突厥语的太阳，无法完全译成汉语的太阳，它有不一样的光芒、不一样的升起和沉落。
       2003年11月，我随从考察队在楼兰无人区，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心仅四十公里的荒野穿过，那颗落在新疆的原子弹，爆炸点用的是北京时间。我在李雪健主演的一部电影中，看见那个时间的复活。该片摄制组在马兰原子弹基地拍摄期间，我和北野被邀去基地讲文学。听当地人说，原子弹爆炸后留下的钢架、电线，后来被附近农民当废品拆去卖了，几个农民因此死亡。卖掉的废钢铁又流通到哪里，谁也说不清了，也许再炼成钢铁，卖到喀什、乌鲁木齐，甚至西安北京，都说不上。这个过程中核辐射会越来越小，小到人觉察不出来，小到跟原子弹没有关系。
       只是爆炸后接下来的漫长年月，属于新疆时间。牛羊在戈壁上吃草的时间，大风把尘沙吹远的时间。一代人被遗忘的时间。人类的记忆不会比留在沙尘上的核辐射持续得更长。在我们遗忘的时间里，胡杨树把早年的干旱记忆在枝干和树皮，戈壁上石头碰石头、沙埋沙的风景依然成为永恒。此刻刮过南疆的一场大风，并不晚于一千年前的那场风，也不比一百年后那场风早。在新疆的缓慢时间里，它们同时到达。
       一场风压在一场风上面，在每一场风中，所有时间被翻动。所有的阳光黯淡。一个声音唤醒所有声音。一个顶风回家的人，走在所有人的道路上。他被西风吹歪屋檐的家是我们所有人的。他被搜刮的空空荡荡的院落是我们所有人的。
       一场风完了，所有的事情也就结束了。在新疆的时间里，剩下的事情就是天上落土。新生孩子的睫毛上在落土，刚烤熟散着麦香味的馕上在落土，摆在巴扎上的干果在落土，新娘的爱得来斯嫁妆上在落土，乌市人民广场的纪念碑上在落土，艾提尕尔清真寺上在落土。几千年的土，一时间全落下来。
       我认识的活在新疆时间里的那些人，前半生在赶巴扎的路上，后半生在去清真寺的路上。四十岁以前，活三年算一年，岁数迟迟不往前走，永远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四十岁以后，活一年算五岁，几年就活到八、九十岁了。一百多岁的老人到处都是。其实一些人，早就忘了自己多少岁。有一年我在尉梨县罗布人村，和当地有名的百岁老人阿不都聊天。我问他多大了。
       一百二十三岁。他说。
       过了三年，我又去罗布人村，问他多大岁数了。
       一百一十八岁。他说。
       这三年他往回缩了五岁。后来才知道，当地人为招揽顾客，让他做招牌。
       “别人问你多大了，就往一百多岁说。”旅游区的人这样安排的。
       他自己的岁数到底多大了，已经说不清楚。在我看来，他肯定比一百多岁还要大，我在他身上，看到了那种和胡杨一样古老而结实的东西。一种特殊的只有在新疆时间里活出来的年龄。
       我在新疆时间中度过了半生，我的长相既像维吾尔人，又像哈萨克和蒙古人。我应该是匈奴人的后裔，据记载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在汉代多改姓皇姓。我的祖先，把什么样的姓氏丢掉，改姓为刘。我的目光肯定是这个地方的。地域的辽远和开阔，使我的眼球朝后凹进去，目光变得深邃而锐利。这是一种新疆人的目光，中亚人的目光。也是汉史中时常描述的“窥中原”的目光。他看见的事物肯定会不一样。
       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我平常用北京时间起床睡觉，上下班，吃饭，约会朋友。我死亡时，我会把一直使用的时间倒回两小时，回到我们的时间，我自己的时间。
       一种黄沙中的时间。尘土和绿叶中的时间。
       做闲懒人，过没钱的生活
       我认识一个孤老头，也不老，五十岁上下的样子，和我们家同住在城郊村。他不种地，却靠地生活。春天农民播种时，他在街上闲转。喜欢在棋摊上看人下棋，有时给别人指点两招，却从不动手下。或许一动手下就有输赢，输一盘要给摊主交四毛钱，所以他不动手，看大半天棋，一分钱不花，也把棋瘾过了。夏天庄稼成熟季节，他便夹一条麻袋，到田地里转了，坐在地头看人家收割。人家前脚收完，他后脚进地。麦子割了拾麦穗，黄豆割了捡黄豆。土豆挖了刨土豆。还在麦地边挖老鼠洞。听说他曾在一个老鼠洞里挖出过两麻袋麦穗，加一麻袋麦粒。从七月开始，田野里的收获不断。一直到十一月，雪盖住庄稼地，他满载捡拾的粮食回城里过冬。他只收不种，不投入成本，所以他的日子比一些种地的农民过得好。他在别人收过的地里捡的东西，除了自己吃喝，还有剩余，卖成钱，一年的穿戴零花都够了。
       我有点羡慕这个人，如果我不是靠写作能挣一点碎银子，我希望去过这个人的生活，不种地，有地也租给别人，学这个人一样，别人忙春播夏管时，我闲着晒太阳，等别人收完，我夹一条麻袋，在地里躬躬腰，一年的粮食就有了。
       我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个没事干又没钱花的穷亲戚，我想启发他去干这个行当。我说，让你在城里捡垃圾，你肯定不会干，丢人得很。尤其小地方，大家从小一块长大，人家做官乘小车，你要饭拾垃圾，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捡垃圾、擦鞋这些活都是外乡人干。本地人穷死在家里也不干。但你去地里拾粮食，这不丢人吧。收获季节大家都在地里忙。
       我的穷亲戚说，这比捡垃圾更丢人。这叫拾的吃。比要的吃好不到哪里。
       真是没办法。
       今年十·一回老家沙湾县，和小侄儿侄女骑自行车到田地里转，走过一片收过的花生地，地里到处是花生粒。问旁边拾棉花的人，这是谁家的花生，掉了这么多，怎么不复收。
       说顾不上了，棉花都拾不完。
       那我们捡一些可以吗？问。
       捡吧。不然就全是老鼠的了。答。
       我和侄儿侄女捡了半小时，没怎么挪窝，把两个自行车篓捡满了。半冬天的零嘴就有了。我们新疆的秋天，离冬天太近了，一场大雪，没收回来的全埋掉，冬天老鼠在雪底下找农民漏收的粮食吃。老鼠不种地，也一年四季有粮食吃。老鼠和人一样懂得储存粮食。老鼠的财富观可能和农民一样：仓里有粮，心里不慌。老鼠慌的时候就往人家里跑。在地里拾不到粮食，就要到人家里来偷。所以农民收获时，总要有意无意在地里掉一些，老鼠在地里拾够了，就不会进村。村里人要没粮食吃了，就往城里跑，往有钱有粮食的地方跑，这和老鼠的想法一样。老鼠算动物界的富翁了，因为它懂得储藏粮食。我们说一个人“穷得跟猴子一样”，猴子不会储藏，就两只手，即使碰到一片苞谷地，也只会掰一个扔一个，到头了依然穷得屁股都遮不住。
       我小时候，村里有个姓魏的妇女，走路从不抬头，眼睛盯着路面。听说她老早前在路上拾到一个戒指，此后就把眼睛盯到路上了。我不知道那么多年间她又拾到啥值钱东西了。肯定会有很多收获。连我这样很少往路面上看的人，偶尔低头，都能拾到几张钱，或别的什么。何况一个人一辈子在路上拾东西，可能早成富翁了。我上个月去南疆，正是摘收棉花的季节。路上多是运载棉花的拖拉机。在漫长的道路旁，看见几个沿路拾棉花的人，已经装满了几个袋子。从车上颠落的棉花，风吹刮下来的棉花，一团一团，散在路两边。他们沿路往前拾。
       可能谁都曾梦想过，一出门被一块黄金绊倒，爬起来就成百万富翁。可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被土块和石头绊倒过。不是黄金不绊他们的脚，是他们压根不知道低头。像那个姓魏的妇女，把眼光盯在路上，拾点别人的遗财过日子，也许早把日子过好了。想想，一年有多少人丢东西在路上。一些是随手扔的，别人没用处了你有用处。一些是不小心丢的，路走完了才想起来，早不知道丢在哪条路上。这样的东西，捡到了想还给人家都没办法还，找不到失主。我听说一个在城市扫大街的妇女，扫了两年，就买了一栋楼。你想垃圾里面有多少别人丢掉的金银财宝。
       上面是我认识的最会生活的两个人。这些年我虽然住在城里，但我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都在乡下过穷日子，我为他们着急，就常常替他们想一些生活办法，就常想起这两个人。当然，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做生意呀、开个小作坊加工点什么呀，但这都要投资。他们哪有钱。你想出的好致富门路，他找你来借钱，借不借。凡投资都有风险。赔了怎么办。连种地都成了风险最大的行业。就今年，棉花掉价，多少棉农血本不归。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最后倒赔一笔钱。
       那个拾粮食的老头肯定不会赔。现在，大雪封地，赔了本的农民呆在家里，雪上加霜，过更加贫穷的日子，发愁明年的生计，春天播种借的款没法还掉，明年春播又找谁借钱。许多农民不种麦子，把地全种棉花，棉花卖的钱买粮食吃。如果棉花倒赔钱了，吃粮食都成问题。而那个拾粮食吃的老头从不发愁，此刻他在自己的温暖小屋里，富富有余地过冬。
       这些年，我看到许多人，在忙忙碌碌地赔钱。辛辛苦苦，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负债累累。不见得你想办法去挣钱了，就能挣来。钱是纸做的，握在黑心人手里。你的辛苦和劳动并不能感动它。什么都不做的人倒最保险。我的大哥，从三十岁开始想办法挣钱，什么都干过来了，干一个赔一个，到现在背了一身债。我粗算了一下，他要是一开始就啥也不做，当个闲懒人，用赔掉的那些钱，也过上了不错的日子。可是谁又能挡住自己不去做事呢。我若不出来，我也会凭着年轻的冲动，做一些事情。那个年代，大家都在做事情，银行的钱又那么好借，谁不想折腾钱呀。在我们那地方，银行的好多小分理处都被折腾得倒闭了，借钱的人却没富裕。不知道钱倒腾到哪去了。
       现在想想，完全可以不做什么，去过一种闲懒生活。其实我喜欢村里那些好吃懒做的人。一个小地方的活儿是有限的。说通俗点，就是就业机会和岗位是有限的，不需要人人去忙碌。那些闲不住有活儿干的人，要感谢没事干的人。忙人要感谢闲懒人，是他们把就业的机会给了你。或者说，因为你把有限的活干了，把有限的钱挣了，别人就没事干，只能闲着，没钱。所以在西方福利保障健全的国家，呆在家里没事干的人，总是在享受由那些忙碌的人提供的生活救助，什么事不干都能活一辈子。你不工作本身就已经减轻了社会的就业压力，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我们以往老批评懒人，认为个人的贫穷是懒造成。社会就这样无赖地把贫穷的责任推到一贫如洗的穷人身上，自己脱得干干净净。
       
       忙人已经把世界折腾得不像样子了。忙人忙着在山上挖洞、江河上筑堤。忙着拆迁、占地、建厂子。在广大农村，政府忙着赶农民致富，强行动员农民养海狸鼠、种水葫芦、栽果树，果树挖掉种葡萄。倒腾来倒腾去，土地没安宁过。结果呢，倒霉的是农民。地倒腾坏了，农民被倒腾得吃饭都成问题了。
       好在我们现在知道穷人的无辜了。在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动员农民去做不合时宜的事情，而是鼓励农民在有限的土地内，先种够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再谋求其它。
       在新疆南疆的一些村庄，麦子收完后，村长就要把每家每户的麦种收上来，统一保管在村里的库房，春播时再还给农民，不这样做，到了春播时一些人家就连种子都吃光了。交种子那天，每家派一个人，背大半袋麦子送过去，口袋上写着名字，不过秤，春天从库房背出来的时候，自然就知道是不是背进去时的重量。这个不知谁发明的集体保管种子的办法，真是行之有效。村民少吃几顿饭，只要饿不死人，谁都不用负责。播不下去种，地撂荒了，村长要负责任，乡长也要负责任。吃饭依旧是一些地方、一些人的头等大事，其它都还顾不上。
       我去过那些村庄，一小块绿洲，陷在无边的沙漠中。人均七八分地，种麦子都不够口粮。我若住在那样的村庄，也想不出更好的生活办法。也许他们那样生活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在根本没办法挣到钱的状况下，学会过一种没有钱的生活。学会用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钱，把日子过下去。忘掉新衣服是啥样子，忘掉新皮鞋啥样子。肉嘛，想一想味道就行了。总之我是吃过肉的。谁年轻时没风光一时。少走路就不会磨坏鞋子，少干活就节省衣服。那一小块土地，忙死也长不出金子。还不如闲着，少用劲少吃粮食。节俭着过啊。
       一般人到了四十岁才会变得节俭务实，不敢乱花钱了。二十岁的时候没有钱，但有一个花十个，不害怕没钱。一来钱不是自己的，父母给的。二来在做梦的年纪，相信自己的三十岁里堆满了金子。到了三十岁果然要比二十岁时富有一些，但并没有堆满金子。又梦想四十岁里堆满金子，依旧不害怕没钱，请朋友吃喝，仗义疏财，自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可是，到了四十岁，就什么都看清楚了。官能当多大，钱能挣多少，都清楚了。他再不会梦想五十岁里会堆满金子。只会清楚地看见五十岁里逐渐老掉的自己，逐渐衰弱的身体，生老病死。这时手里的每一块钱都变得珍贵，不敢乱花了。他知道钱像岁月一样，流失便不会回来。后半生里，花大钱的事躲不过去，随便一场病，几年几十年的积蓄就没有了。以前人们不怕老，老了可以享儿孙的福，儿孙即是财富。年轻力壮时，只要多费点劲，生养一群儿女，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群儿女中总有一两个出息的、孝敬的。如果你活得长寿，享受到孙子、重孙子的福，就算福寿无疆了。财算什么，财造福人了，才算财富。如今谁还敢把养老的事寄托在儿女身上。有国家工资的人，靠养老金。没工资的农民、无业者，把前半生里挣的一点钱，紧紧捏住。哪敢随便花啊。更多的无业者，前半生里一无积蓄，老年后的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
       我们确实不知道那些没收入的人们在怎么过日子，他们买面买米的钱从哪里来，中午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样在吃午饭吗？他们吃的什么饭，有饭吃吗？我们光知道身边有多少多少贫困人口，却不知道他们的贫困是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走进那些贫民的家里，看看他们碗里的饭，看看他们的被褥，还有他们的孩子。社会的贫穷被广大的穷人隐藏起来，穷人越来越远离繁华、远离闹市，把财富垒筑的城市让给富人们。这座城市不久前，还是他们的庄稼地和果园，后来就变成富人的天堂了。穷人退后到边缘，悄无声息地过自己的穷日子，在他们中间，有我大哥、叔叔和姨姨，有我多年不曾往来的亲戚。他们穷得几乎过不下去，却从不到城里来向我借一块钱。他们从来就会过穷日子。偶尔一两年，好像也富裕过，好景不长，很快又穷得啥都没有了。
       刘亮程，作家，现居乌鲁木齐。主要著作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长篇小说《虚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