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暑期，为了解乡村文化发展沿革状况，探讨乡村文化建设道路，我参与广州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在广东泷水地区[粤西罗定、云浮、郁南三地，依据历史地位，常简称“罗云郁”，因处于泷水（今罗定江流域），故称泷水地区]的乡村采风活动。研究所的目的是采访收集整理民间歌谣，抢救即将消失的民间文化。而我从采风活动中，对民间歌谣体裁和乡村文化变迁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评价，对未来的乡村文化建设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歌谣来源及体裁
广东原是蛮越之地，本身有大量土著少数族裔居住，民间早有歌舞祭祀之风。汉人迁入后，诗歌文化传入，在民间与当地文化融合，致使民间歌谣盛行。古文献研究所辑录完成，即将出版的《全粤诗》前言有云：
“粤人好歌，岭南自古就是诗歌之乡。据史载，周武王时，越人入贡，陈诗观乐而归。则粤诗的起源，当可上溯至三千余年前。西汉人刘向《
说苑》所载春秋时期的《越人歌》、《
风土记》所载《越俗祝辞歌》，东汉杨孚《南裔异物赞》，晋墓砖刻粤民谣，《
艺文类聚》所载刘删之诗，为现存较早的岭南诗歌。”
可见，广东在被称为蛮夷之地的时候，歌风已兴。后来，历代文人相继迁徙贬谪入粤，导致广东诗风长盛不衰。《全粤诗》有云：
“迨唐代，张九龄开一代诗风，以清淡直遒之诗振响于中原。其他唐、五代诗人，如莫宣卿、邵谒、陈陶、孟宾于、黄损等，亦有名于时。自此，粤诗渐为世人瞩目。宋代余靖、崔与之、李昴英、葛长庚、区仕衡、赵必王象、李春叟、陈纪、何文季、马南宝诸人，继承张九龄开创之传统诗风，苍劲有骨，气格遒上，亦为世人激赏。元代粤诗作者寥寥，而罗蒙正、黎伯元可称名家。明清以来，岭南诗坛名家辈出，为粤诗的全盛时期。以明代南园前五先生孙鹸、王佐、赵介、李德、黄哲，著名学者诗人陈献章、丘浚、黄佐，南园后五先生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旦，以及‘力祛浮靡，还之风雅’的区大相，南园诗社陈子壮、陈子升、欧主遇、欧必元、区怀瑞、区怀年、黎遂球等十二子，清初岭南三大家梁佩兰、屈大均、陈恭尹，以及黎简、宋湘、李黼平、张维屏等为代表的岭南诗派崭然崛起，成为中国诗坛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尤其到了近代，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倡起‘诗界革命’，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倡导表现革命的诗歌，粤诗更是独领天下风气之先。历史上，岭南地区曾经成为反对民族压迫，抗击外来入侵，发起重大社会变革的重要舞台，这些都在粤诗中得到真实的反映。”
诗风熏拂之下，“阳春白雪”式的文人诗歌，对“下里巴人”般的民间歌谣产生了很大影响。各类体裁、半文半白的民间歌谣兴起。这些具有鲜明岭南地区特色的民间歌谣体裁有：粤讴、南音、木鱼、龙舟、竹枝词、子夜歌、儿歌、汤水歌、客家山歌、泷水山歌、泷州歌、字眼调、采茶歌、卖花歌、浪花歌、禾楼歌、蔓地棚、麒麟歌、白鹤歌、踏月歌、拜月歌等等，名目繁多，形式多样。
广东历来在文化上地位不高，至今仍给国人留下“文化沙漠”的印象。但伴随广东经济地位的崛起和地方文化的勃兴，珠三角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得到了搜集、整理与传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泷水地区却欠缺这样的“文化抢救”工作，以致于文化典籍散失极多。至于民间歌谣，更加伴随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只存留在当地老年人的记忆中。随着这些老年人的一个个故去，泷水歌谣眼见着也要渐渐的故去了。比如，在几十年前仍然相当盛行的哭嫁歌、哭丧歌等，现在已鲜有人吟唱。正在整理中的《泷水诗汇》，收集整理了部分这样的歌谣。以哭嫁歌为例，我们可以管窥当时民间歌谣之体例，以及流传之广泛：
“字眼调，又称字眼、新娘歌、哭嫁歌、嫁时歌，旧时流行于泷水地区。其内容多为对包办婚姻之控诉，对无奈命运之抗争，以及分别亲友时之衷情倾诉。泷水旧俗，女子出嫁前几晚（一般为二至四晚，多者七、八晚），邀同村未婚女子为‘伴娘’，集其家中，出嫁者则唱字眼，以向亲戚朋友一一泣别。出嫁之日，则以家人宾客、故家旧物、各种传统仪式及出嫁途中所见所闻为吟唱对象，可一直唱至抵达男家之时。……泷中昔日多有字眼刻本或抄本流传民间，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然经‘文革’浩劫，唱本已极罕见，唱词亦多已失传。建国初，哭嫁风俗仍存，其后虽逐渐式微，然此民歌形式仍流传于泷水妇女日常生活中，其内容亦有尝试突破传统之哭嫁题材者。今泷水地区各县市之群众文化广场，多有老年妇女自发纠集吟唱字眼，以作自娱，亦以娱众，或可从中豹窥昔日之盛况也。”
当时民间歌谣之盛，以至于日常生活一事一物、一举一动，皆可入歌。云浮地区有个镇叫作“高村”，旧称实际上是“歌村”，取自人人会唱歌、事事皆唱歌的民间文化习俗。歌风盛行之况，由至今广为流传的一则趣事可见一斑：当地农民田间劳动时，颇喜吟唱。有一妇女正值插秧之时，在田垄向邻居借一农具，二人见面竟唱了两个时辰，忘记了插秧之事。其夫寻来，见状大怒，将妻打倒在地，而妻子从地上一骨碌爬起，仍开口吟唱：置此风雅之时，为何打扰歌兴？民国时期，政府言此地百姓不务正业，必须改地名以正民风。于是，取了广东白话的谐音，将“歌村”改名为“高村”。
歌谣内容演变
采风过程中，古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着重于采访旧时流传的民间歌谣，我则对旧时与建国后的各类歌谣都有兴趣，更有兴趣于其内容的变化。
建国以前，民间歌谣基本上是乡间歌师自发创作，为适应各个吟唱场合需要，取材于百姓喜闻乐见的各项内容，生活化的歌谣占据主导地位。比如，举一哭嫁歌为例：
“阿爸呀，亲父！瓜子冰糖就落错碟呀，你女儿落错人家门呀。门口大田应插糯呀，听人唆摆插占禾呀。深山种竹人唆摆呀，听人唆摆葬娇儿呀。宁葬娇儿就随儿意呀[一]，等我手拈清香去入寺呀。入得鹹寺来中我意呀，二唔使父操钱呀[二]。我又想抛江别县去呀，见到二失礼我父亲朋呀[三]。”
（注：[一]此句意为“你既然宁可葬送娇儿，就不如随由女儿自己拿主意”。[二]操钱，操办嫁资。[三]失礼，在人前丢面子。）
由于泷水地区有“嫁女如葬女”的风俗，女子出嫁，相当于娘家少了一个人，故嫁女如同办丧事般。为使嫁女更像丧事，常用“赋比兴”手法，在歌谣中毒骂父母兄妹、媒婆亲戚，内容愈不吉利，则至夫家生活愈好。这样的歌谣，多在出嫁时即兴发挥。但伴随哭嫁传统的式微，哭嫁歌谣如今只存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了。
解放前取材于生活题材的歌谣还有很多，再举一新妇思夫歌谣为例：
“正月夫去是新正，妹返罗帐冷清清。深夜思郎人痛醒，想望夫君返转程。
二月夫去是春分，阿妹点样舍得君？如今都十七八，郎又年少妹青春。
三月夫去是清明，妹近床前妹问兄。千祈月月返来应，鸳鸯共枕正安然。
四月夫去是立夏，独守罗帷妹自家。日思夜想心肠挂，茶饭到口不思扒。
五月夫去是端阳，我君离别我家乡。日日大思夜大想，梦中忆起断肝肠。
六月夫去半年间，丢妹在家真正烦。离君一日都唔惯，离郎一日当三春。
七月夫去是立秋，忆起我君泪两流。返近床前思想扣，思想我郎返转头。
八月夫去是中秋，有人快乐有人忧。快活鹹就食月饼，无钱鹹人挨芋头。
九月夫去重阳当，丢妹在家睡冷床。阴阳相会精神爽，男唔思女女思郎。
十月夫去是立冬，双眼为君哭到红。
十一月夫去大雪天，丢妹在家真可怜。
十二月夫去又一年，双手点香来拜上我月，保佑夫君返过年。”
（罗定县林秀莲女士唱《十二月思夫》）
旧时，由于生计所迫，泷水地区许多青壮年男子外出营商打工，以补贴家用。这如同黄宗智所言的“拐杖逻辑”假说，非农收入成为农业收入不足时的重要补充。丈夫外出，新妇在家面对沉重的家务劳动、公婆的苛责、邻里的陌生，心情沉郁难以抒发，常吟唱思夫歌以寄情怀。这类生活化题材的歌谣在女子中多有传唱。
除生活题材歌谣外，一些因应时世变化的歌谣也传唱较多。举一抗日民歌为例：
“腥风血雨袭三罗，日人侵占动干戈。飞机炸弹来放火，烧坏锦绣个山河。
锦绣山河劫又烧，国家安危在今朝。全国同胞心悲愤，抗日歌声响渔樵。
犹记当日敌进城，鸡飞狗走人心惊。携儿带女走山岭，扶老背幼越榛荆。
有人走到大风洞，有人走到紫荔涌。山高林密惊老虎，潭深草长怕毒虫。
老虎毒虫未足怕，最怕鬼子搜山洼。拉夫要捉青年仔，奸淫专红粉娃。
神州何日熄狼烟，同胞痛苦不堪言。抬头问下天公，日本唔通更恶添？
沦亡国土几时收？不复山河战勿休。各界同胞齐奋起，快刀杀尽敌人头！”
（载1988年4月云浮县三套集成编委会《云浮民间文学作品选·歌谣》，邓子禹收集整理）
这类民歌多由忧国忧民、感伤时世的文人或同情革命人士创作。常用于民间集聚宣传抗日场合，以激发民众斗志，宣泄民怨，共攘抗日义举。
总之，解放前的歌谣内容多与生活与时世变化相关，创作者多来自民间，歌谣一出，则在民间广为传唱。至今，我们访问到的许多歌师，家中多有此时创作的歌谣记录。
到了解放后，民间歌谣的创作，受到了政治空气浓郁的影响，生活气息的歌谣相对少有创作和传唱了，伴随历次政治运动的进行，歌谣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创作者慢慢由民间歌师，转变为文化宣传干事。此时创作的许多歌谣，伴随政治运动的结束，也大多无人传唱了。但有一些内容上不与后来政治运动相矛盾的歌谣，则流传至今。举一首抗美援朝期间罗定妇联所编的字眼歌为例：
唱毛主席
“毛主席呀，尊年！你在北京路遥远呀，我时时挂念你在心头呀。领导大军解放呀，解放我妇女翻身得抬头呀。抬起鹹头来拥护你呀，我齐家积极呀。积极征粮成绩好呀，公粮任务已完成呀。选出模范三位呀，二兄四嫂夹三娘呀[一]。样样都出色呀，我以做模范呀。分到田地多生产呀，努力生产几英雄呀。捐献飞机和大炮呀，打垮美帝享太平呀。恭祝主席万万岁呀，英明领导我人民呀。”
（注：[一]此句谓大家选出的三位模范乃二兄嫂、四嫂、三娘。）
唱参加志愿军
“参加志愿军声震呀，号召大众入军营呀。齐心赶到朝鲜去呀，消灭敌人正心甜呀。”
唱志愿军英雄
“志愿军呀，兄台！红旗飘飘去打仗呀，威风凛凛杀敌人呀。杀敌滔滔如破竹呀，敌人通通杀干净呀。去到方方打胜仗呀，人人传讲你英雄呀。”
（以上为罗定的何益荣所唱山歌）
又如，为了鼓动人们参加供销合作，当地的宣传干事还创作了如下山歌：
供销社好处多
“热爱供销唱篇歌，为民利益好多多。火柴盐油各样货，比较以前平得多。
多得供销社开店，群众生活紧相连。平钱最平食盐，每斤千百最显然。
显然物价唔波动，消灭投机这先锋。先时市场最波动，朝晚时价大不同。
不同时价那阵时，私商倒贩又投机。从中剥削几火起，下一本就万利。
万利计较万千般，又把群众来欺瞒。呃人呃秤唔使本，拦路截抢最首门。
首门抢价花生，一日压价几十层。又如稻谷鸡鸭等，任欺骗几横行。
幸得现在有供销，当家作主几逍遥。提高觉悟首先要，认识自己供销。
供销店铺自家，三社合作顶呱呱。人人爱社唔在讲，合作气象真繁华。
繁华气象日日新，专办肥料与农民。肥田豆饼牛骨粉，为着生产无差分。
社干社员团结紧，互助合作一家亲。民主办事来改进，计划今后要认真。”
（以上为罗定的林秀莲女士所唱山歌）
当然，新中国的安乐升平局面，得到了绝大多数百姓的欢迎。所以，民间也有不少歌师创作了歌咏时事变化、国泰民安局面的歌谣。其中，当地名气最大的歌师，如云浮的郑全、郁南的叶火鸡，以及其他一些歌师，创作改编了不少赞颂新时代的歌谣。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解放十不忧》，歌颂了解放后农民不再受欺压，同时又能学到文化知识，在一夫一妻制的新婚姻法下可自由生活的新国家和新政党。如果按照王小波“中国人一开口就缴税”的判断，此时的歌师，可以说是自发的“主动缴税”。
解放初期，还有一些因应新事物出现而民间创作的生活性歌谣。《千祈莫学杜花英》就是这样一首故事性很强、从1950年代传唱至今的歌谣。歌谣记录了杜花英利用新婚姻法，偷懒耍滑，好吃懒做，打骂丈夫，将丈夫搞穷后，同其离婚又嫁其侄的故事。传说此歌谣是故事的男主人公被杜花英骗后，出了三石谷的价格，请人创作的。杜花英得知后，也曾试图以三石谷的价格，请人创作一歌反驳，但究竟因为她的行为过分，没有人愿意为她创作。
五、六十年代，亦有有意思的歌信。比如，罗定的林伢和郁南的谢莲英，就写信以歌，互诉心声。如下是这封情信：
谢莲英与林伢未情歌信（在云霄水库）
“别后未曾见到，‘吃嗤’预估爱人。临别叮嘱你忘记，或者有人讲是非。
是别棉花槌猛弹，婚又未结各孤单。鸳鸯本欲无分散，恨无带信俾鸿雁。
鸿雁带信即时寄，希君早约定佳期。别后妹便在屋企，日思夜想眼望微。
眼又望微问候哥，生产工程都好多。千里关山路途阻，点得同你结丝萝？
丝萝偷偷谈感情，可惜当日过冰。试问边棵花够醒？任君摘采插玉屏。
玉屏花开真俏丽，几次见面返去归。新出木匠施巧计，中间截断两头齐。
两头唔知中点样，因何感情恋住乡。下批水利你要上，得兄面见好商量。
商量人生大事，婚姻切莫执太输。守株奇逢望好处，联系一家之子予。
之子予妞前注定，特写歌来等候兄。究竟有无识妹性，静中倾。佳偶自天成，凤缔良缘该本应。”
林伢还谢莲英歌信（在连滩）
“久别贤妹失良机，或者有人讲是非。情投意合同一气，石山不怕雨淋漓。
淋漓心坚似铁硬，恨无带信只鸿雁。谂返难睡好多晚，订约盟誓返连滩。
返到连滩就忆起，日思夜想眼望微。面禀双亲欣同意，嘱咐及早订佳期。
佳期早订好其所，一定同你结丝萝。自由婚姻确唔错，不同当日黑路摸。
路途今日确光明，任君摘采插玉屏。茉莉牡丹逢人敬，我独爱莲青又青。
莲花盛开应并蒂，夫妻和好髻白齐。简模行返新礼，移风易俗破旧规。
规定破除旧思想，得妹面见好商量。春节期会定方向，云霄水库友谊长。
友谊情长分柑与，联系一家之子予。桃之夭夭确好处，共享同妹下庭厨。
共妹下厨好务声，凤缔良缘该本应。草此复妹望批评，错更正。螽斯定衍庆，同妹麟趾永祥呈。”
同时，一些劝世、励志性的歌信也颇流行。比如，有妻劝夫歌信。在五、六十年代，还有民间自编歌谣，在劳动之中或劳动之余歌唱，体裁形式多种多样。集体劳动与多种集体性制度安排，使得民间歌风不断。即使到了七十年代“文革”期间，民间歌咏仍不绝于耳，只不过此时多是政治性歌咏而已。
部分六、七十年代的歌谣，按王小波的“缴税”论断，此时民间的歌谣由“主动缴税”变为“被动缴税”。歌咏的内容未必是“发乎情”的，只是使得歌咏习俗一直延续罢了。
八十年代以来，农村集体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公社的解体，分户包干的实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两亿多农户获得了被剥夺了二十年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销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农村公共生活。于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在其少儿时期，很难再有机会得到民间歌谣集体歌咏的熏陶。广播、电视、卡拉OK的相继兴起，不仅取代了民间自娱集会活动，也瓦解了农村地方戏曲、电影等的广阔市场。公共性的文化娱乐，变成了家庭的、室内的自娱自乐。而集体吟唱的大众参与文化，最终变成了歌师们的专利。
由于八十年代后部分民间传统的复兴，使得农村红白喜事、建房置地、动土兴迁、升学产子等大项事宜，少不了民间歌谣的助兴。有了市场需求，便有市场供给。各个乡镇有一两个歌师逐渐获得普遍认同，多人邀请唱歌，于是，歌师愈趋职业化，歌咏活动也愈趋商业化。歌师们由一开始只是在领个吉利“利是”，到后来逐渐有了自己的市场价格，而“利是”也就变成了“小费”。歌咏的内容、时间长短，往往由邀请者决定，也可以即兴由观者点唱。祝福性、娱乐性题材的歌谣较为风行。此时，几乎每个歌师都在即兴创作歌谣，但如同流行歌曲一样，这些歌谣也一样很短命。能够流传下来的，很少很少。
此时，与政治相关的民间歌谣，也多非“被动缴税”之作，而更多具有“主动缴税”的意味。
谁是乡村文化杀手？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邱建生对乡村文化的如下思考让人感叹：
“一般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我国农村的公共空间即一年比一年狭小，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使人回归家庭温情时也使人的公共意识渐趋淡漠，所以我们会看到荒草从农村戏台的化妆室里长出来，也会看到水从损毁的沟渠里倾泻而出，偶尔一辆小车从村道通过，它扬起的灰尘或溅起的污水也会让我们皱起眉头。农村的一切都在继续着，土地在继续，猪舍在继续，闲言碎语也在继续；惟有公共生活没有继续，组织没有继续，集体没有继续。而市场、强政府、电视文化趁着这空档悄然地霸道地侵袭了农村，农民则在这种袭击下丧失了大部分的自信，甚至尊严。”
就我调查所及，乡村文化的没落确实来自于公共生活的没有继续。对于公共生活，我一直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政府和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乡村文化的最大杀手。但调查改变了我的这一想法。政府和政府的制度安排只是改变了乡村文化的题材和表现形式（由“主动缴税”到“被动缴税”，再到“主动缴税”）。现代化才是最大的杀手，尤其是电视、卡拉OK等现代文化媒体的普及，对传统文化组织和内容有了彻底的摧毁作用。这从山歌不兴的年代上可以看出。我一直认为，山歌兴旺与否与历次政治运动和政策演变密切相关，比如1957年的“反右”，1967年开始的“文革”，1978年后的农村改革，1989年的学生运动等。但历次运动与政策，改变的只是民间歌咏的题材，民间山歌本身，则如同湖底的水草，只在湖面风波兴起的时候随波摇动几下，并没有触及其生存的根本。真正使大家不愿再出来参加公共活动的，是电视文化，和由之而来的城市化、趋同化的思想改变。
实际上，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能力扼杀乡村文化，在某些地方，或某种程度上，它们还是地方文化的推动者。比如，泷水地区的市县乡政府，都搞过民间山歌比赛，并且还与招商引资联系起来，连年继续下去。而且，政府还成为民间歌谣的买单者。比如，郁南县为了响应广东省开展“弘扬广东计生人精神，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和市举办相应文艺汇演的要求，下发了《关于编排节目参加市举办的“弘扬计生人精神，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的文艺汇演的通知》，连滩镇政府则向民间歌手下了订单。在我们访问当地山歌能手陶兴财和莫池英的时候，镇计生办的人正在和他们商议，要他们创作传唱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辛劳、计划生育的好处等歌谣，先试演，然后参加市里的比赛。
实际上，每次上面的政策要求，在他们那里都转化为向民间歌手买单的动力。前些年上面统一要求各乡镇建文化广场，并为每个乡镇拨付两万元建设费用。虽然并非每个乡镇都如政策意图建设文化广场，但确实有部分乡镇不仅建起了文化广场，并定期不定期地举行了民间文化活动。罗定的县（市）露天文化广场，一年竟然有二百多次开放性的民间文化活动。也就是说，抛开天气原因，几乎每天都有民间文化娱乐活动。
但究竟是谁把人们从公共生活中拉出来了呢？是以电视、卡拉OK为代表的现代化文化娱乐方式？还是把一个个青壮年吸引出农村的现代城市生活？还是使得为生计所迫而必须外出务工的市场经济安排？
可以说，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乡村的生活。现代化彻底改变了乡村的生活。现代经济，肢解了公共组织，分割了公共生活，同化了民间思想。
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建设
但是，一国的现代化，既是既定事实，也是必然趋向。无论我们如何反对现代化带给我们的改变，我们都在享受现代化带给我们的每一项便利。我们也不可能因为现代化带来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改变，而不许农民、不许乡村步入现代生活。
当现代化成为既定前提时，如何利用现代化的手段、现代化的组织，重新组织现代化背景下的现代乡村生活，就成为问题的焦点。在这些方面，能有所作为的就是乡村政权，和乡村民间组织。他们作为乡村的公共部门，理应承担起丰富乡村公共生活的职责。我想，当乡村政权能做到“地方自治”的时候，乡村意识形态就能显出地方特色来。当民间文化组织兴起的时候，乡村文化保护与发扬就有了承载主体。
才疏学浅，我只能引发一些问题供大家讨论：
1．如何看待现代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
2．如何看待政府与乡村文化的关系？
3．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上，如何有所作为？
4．如何重建民间文化组织并促进其发展？
周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