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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卡评委疯了？”
       《上帝之城》一片成功似乎是注定的，似乎是在“温柔三人组”中那个长得酷似瑞奇·马汀，容貌相当俊朗，内心温柔多情的古惑仔多毛，在贫民窟的空场上，在小孩子们一片崇敬和仰视的目光中，豪情冲天地将那枚手工缝制的足球踢上高空，又拔出怀中的手枪一击而中的的那一个巨酷无比的瞬间，就已经宣告，2003年巴西电影的最高荣誉，非《上帝之城》一片莫属了。
       影片的剧本是根据巴西著名作家保罗·林斯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而成，故事发生的背景，也就是帅哥多毛生活了十六年的，位于里约郊区，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如今拥有十二万居民的该市著名贫民区——“上帝之城”。就是说，影片的真正主角不是人物，而是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
       1960年代，大量怀抱幻想的贫民来到里约热内卢，在政府设置的贫民区落户。由于种族和阶级偏见，政府采取完全不闻不问的态度，令“上帝之城”成为“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年轻人游荡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开始聚集成团伙帮派，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犯罪和毒品军火交易，俨然形成了与社会对抗的体系，并控制了整个社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匪徒的年龄越来越低。直到今天，仍使巴西政府备感困扰。
       小说作者林斯本人即在“上帝之城”长大成人。1982年，他因参与一项研究下层社会犯罪行为的人类学计划返回家乡进行采访，却发现自己更偏好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这一人间地狱的残酷景象。于是他耗费八年时间进行了深入采访和收集资料，广泛调查臭名昭著的房屋修建计划。小说出版后，在巴西引起巨大轰动，并被译成六种语言，被十二国购买版权。
       林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故事都是真实的，团伙、毒品就是如此折磨着我的社区，影片主创人员接受了我的八点建议，包括要选用熟悉山上贫民区生活的演员等。这使得影片能够相当逼真和传神地表现他们的生活。”
       事实上，在正式拍摄之前，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曾经煞费苦心地在里约的一个贫民区建起了一所艺术学校，在学生和当地居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一边授课一边真刀实枪地开始拍摄。他从二千人中精心挑选了二百人，整整一年，每周两次，将他们认真学戏的过程，记录下来。影片中，除了饰演毒贩桑黛罗的演员为专职演员，其他都是当地孩子，而一位二十三岁的当地青年扮演的一名毒贩，则受到了更高的评价。
       美国媒体据此评论说，这是从内部透视而不是在外部观察而得的珍贵艺术品，任何采访难以描摹，零距离隐性采访也不能，因为这是活脱脱的生活，是作者心血的结晶。
       有人甚至将这部影片称为当年“最残酷的黑帮电影”，并将它与《纽约黑帮》进行比较：尽管没有里奥纳多和卡麦隆·迪亚兹，没有星光闪耀的包装，只是昏黄的镜头、飞扬的尘土、绝尘而去的希望，那么多嚣张、疯狂、恐惧、无助、嗜血和绝望的眼神，《上帝之城》还是散发了独特的，无与伦比的魅力。
       所有的创作人员都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真诚，他们似乎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制作这部电影。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在阅读林斯的小说后感慨地说：“我意识到我们来自中产阶级，无法看到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那条分隔了两个国家的深渊：‘Brazil’和‘brazil’。从深渊的那边看，政府、法律、公民权、政治、教育、前途和未来都不过是抽象的概念，仅仅是轻烟。”因此，他决定为巴西的中产阶级制作这部电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更深入地认识国家的机会。我们遗弃了社会的这一部分，而现在我们遭到了报应。”
       由于缺少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费尔南多·梅里尔斯还专程请来曾在贫民区拍摄影片的电影人卡提亚·路德合作，卡提亚·路德在谈到这次特殊的合作经历时也显得非常激动：“十年前没人谈论这个问题，没有人对种族主义和暴力的起源作出研究，也没有人对社会提出质询。而现在，人们开始探询了解，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警察无法终结暴力。”
       影片的制片人，拍摄过《中央车站》和《太阳背面》的巴西著名导演沃特·塞勒斯则更进一步指出：“巴西每年有四万多人死于暴力，是科索沃死亡总数的三倍还多。在市郊地区很多死亡惨案都是毒品团伙争斗，或毒贩与警察对峙的产物。《上帝之城》想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了解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混乱之中的。”对于有人指责影片将巴西的贫民区展现得仿佛只有毒品贩子，塞勒斯则表示：“其实大部分巴西人是这种现状的牺牲品。”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期望怜悯与救赎。在上帝之城里没有此类东西。它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被巴西的统治阶层遗忘了太久；国家从未提供过适当的健康和教育服务。事实上，国家惟一充分提供的，就是子弹。”
       尽管被称为“最残酷的黑帮电影”，但和其它同类型题材影片不同的是，《上帝之城》丝毫没有显露出好莱坞大片那种哗众取宠和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没有对暴力和色情进行刻意和虚张声势的渲染；相反地，由于创作者始终肩负着如上所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整部影片呈现出一种原生态赤裸裸的震撼力。肮脏和拥挤的街巷，走投无路的孩子，激烈的无处不在的枪战，为了抢夺毒品和地盘而突然爆发的火并，杀人不见血的少年，以及背叛、仇恨、恐惧、忧心忡忡，全都像一幅生动逼真的社会图景展现出来，观众在获得异样的审美快感的同时，会发觉自己其实沉溺在一种忧伤和内疚的情绪里难以自拔。
       巴西报纸评论说：影片给我们民族的心开了一个洞，它淌出血来，每个人都该认真地对待这些已经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当时的巴西总统路易斯，更毫不掩饰地称赞这是一部难得的好电影，甚至感叹说，“看了这部片子，我决心改变我的社会公共安全政策。”
       这部电影在巴西上映不久，立即成了当地一件文化和政治大事，它不仅是2002年巴西电影票房冠军，拥有三百三十多万观众，卖出了五万多盘录像带和2.3万张VCD，同时更创下了三十年来的最高票房纪录，吸引了众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关注。它同时也成为巴西第一部打进美国市场并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电影。
       《上帝之城》的影片成本为330万美元，而仅在北美票房收入已达470万美元，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票房则达到2030万美元。已经有超过二十七个电影节给予了它大大小小的各种奖项，另外有超过八十位影评人把它列入了年度十佳，在IMDB的影史最佳二百五十位影片评选中，它已经跃升至了第四十五位。
       由于拍摄了这部影片而被媒体誉为“巴西的马丁·斯科塞斯”的费尔南多·梅尔勒斯，得到提名消息之后，在兴奋和慌乱中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和不知所措：“一个葡萄牙语的电影被提名为最佳改编剧本，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这些奥斯卡评委疯了吧？”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彻头彻尾的巴西电影，竟然还得到最佳剪辑的提名？”
       但是其他人显然不是这样看的，英国《卫报》的影评人说：“去看这电影，要用跑的，而别用走的去戏院——这就是我能说的。”
       “走也是死路一条，留也是死路一条”
       （影片开篇）
       热闹而纷乱的宴会，纵酒狂欢的少年，厨房里磨刀霍霍，一只鸡被抓上案板，迅速地褪毛，扒皮，托上烤箱，一股外焦里嫩酥酥软软肥得流油的烤鸡的香味，在几分钟之内扑鼻而来，充满了诱惑；另一只鸡，看上去睿智而机警，突然间趁人不备挣脱了绑在腿上的细绳，展开翅膀，扑楞楞从高高的房檐飞身跃下，那矫健的身姿宛若传说中的小李飞刀。
       站到地上，它甚至还镇定地挺着鸡冠四处探望了一下，终于选好了安全的方向，下定决心狂奔而去——小鸡快跑。
       少年中为首的一个杀了出来，看上去凶神恶煞，追！他哈哈笑着，带着歇斯底里的嚣张和放纵，仿佛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沿着狭窄而肮脏的街巷对那只逃跑的小鸡围追堵截。
       远处的鼓声越来越急促，几乎能听见小鸡紧张而充满了恐惧的喘息，摄影机在小鸡的身后以平视的角度跟拍，你看着那双细细地支撑着身体，并在晃动的绝望中企图趟出一条生路的小鸡的腿，忽然就会有一种莫名但异常沉重的同样的绝望和恐惧袭上心来，恐惧无处不在，并渐渐将你包围。
       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小鸡的背影。
       它没有回头，却加快了速度。
       一辆吉普车呼啸而来，将它卷到车轮底下。小鸡灵活地左闪右躲，居然安然脱险。
       小子，抓住那只鸡!
       模样憨厚的男孩火箭无辜地经过，小鸡在他面前停住脚步，他听见命令弯下身去，对准那只鸡张开了双臂。
       人群一阵慌乱，警察来了，双方对峙，突兀地举起枪。他夹在他们目标相向的枪口中间。镜头对着他三百六十度快速地旋转。这个世界突然崩塌，他不知所措，但是心里清楚，在他从小长大的法维拉，什么都可能发生，随时随地，枪战，暴力，死亡，还有血腥的屠杀。
       “在上帝之城，走也是死路一条，留也是死路一条，自我出娘胎以来就是这样。”
       事情的确如这个嗓音稚嫩忧郁，看上去有些沮丧的黑人男孩所说的那样，我们在接下来的故事中目睹了三代生长在上帝之城里的古惑仔从兴起到灭亡的过程：从第一代“温柔三人组”的鹅公、多毛、队长，到第二代的李斯、宾尼、红萝卜、拳王尼，再到结尾时出现的天真幼稚的靓仔，等待他们的，除了毒品、暴力和死亡，再没有其它。不论是为了爱情想要远走高飞的多毛和宾尼，还是飞扬跋扈的李斯，或者是被命运胁迫的拳王尼，无一例外地惨死在警察或者对手的枪口之下。走也是死路一条，留也是死路一条。只是因为投生在上帝之城，他们注定了无路可走。
       有人把这部电影称作“上帝之城”的编年史，因为它从1960年代写到1970年代直至更近的现实：一代又一代移民从全国各地怀抱着梦想涌来，却发现除了毒品和暴力，他们在这里其实寻找不到任何希望，即使是安居乐业，也永远只能是遥不可及的奢求。就像火箭带着黑色幽默的调侃口吻讲述的：“我们来到上帝之城，希望找到人间天堂。很多的家庭无家可归，因为水灾，或者火灾，高官们从来不开玩笑：无家可归？他们说，去上帝之城！那里没水没电没交通，路都没有铺——但对权贵来说我们的问题不存在。实际上，我们距离里约的明信片形象，实在太远了。”
       里约的明信片形象当然深入人心。漂亮。繁华。热烈。奔放。现代化。但是在城市闪烁的霓虹灯背面，是成千上万的多毛、李斯、宾尼、拳王尼们痛苦挣扎的年轻脸孔。
       伴随着现代城市化的发展，贫民窟在巴西遍地开花。巴西人称它们法维拉，意指临时搭建的，简陋住房的集中地。在二十世纪初市政建设时，政府将原来居住在市内陋房的贫民驱至郊区形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就是影片《上帝之城》开始的年代，贫民窟中的居民迅速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一些原来依附于庄园主的农民变为短工。他们脱离庄园迁居城市郊区以打工谋生。此外，经常发生的东北部旱灾，迫使贫苦灾民背井离乡流往城市，形成接连不断的国内移民狂潮。
       数字正在逐年扩大。1987年，巴西全国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而新近的统计数字表明，里约的贫民窟人口已达全市人口的20％，换言之，以该市人口630万计，有126万人居住在贫民窟里。人们在这里享受不到作为国家公民所应享受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卫生、出行、教育条件极端恶劣，已经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毒品贩子选择它做根据地，以小恩小惠收买当地居民为其站岗放哨。政府虽然经常派军警前往扫毒，但并不能取得理想战果。
       “希望”比一袋可卡因更难找到
       “小鸡快跑”的开篇带给人咄咄逼人的视觉冲击，镜头快速的切换让一把反复磨砺的匕首闪耀出夺目的寒光。这组镜头为整部作品定下了一个基调：干脆，直接，凌厉，迅速。不留余地，不拖泥带水，不闪烁其辞。这一风格贯彻始终。
       大量运用纪实片中较少涉及的拍摄手法，如MTV式的高速闪现和突然定格的特效画面。包括一幕展现子弹三次反弹最终射穿汽车反光镜的画面，采用了类似追拍的特技手法。对犯罪场景的刻画直接得令人触目惊心，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旁观视角若无其事地呈现，没有丝毫遮掩的含蓄，只是要你明白，“上帝之城”是罪犯和刽子手的天然乐园。无休无止的掠夺、屠杀不仅是他们的乐趣所在，甚至已经构成了他们人生价值的全部内核。仿佛古龙大侠为反讽江湖伪善，用戏谑的文笔为我们虚构的那个“恶人谷”。
       但是“上帝之城”里没有恶人，因为这里根本不存在善良和邪恶的分界线。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从小就明白，只有枪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只有用枪才能满足一切欲望，枪不仅是展现力量的工具，更被赋予了类似“图腾”的身份象征。
       火舌乱吐的枪口变成倾泻狂野、甚至是莫名焦躁的通道。拔枪射击、抽身离去时并不见潇洒豪迈的身影，反而平淡从容得如同掏出火机点燃一枝大麻烟，如同开篇处对准狂奔的一只小鸡的背影。
       此前跻身奥斯卡的巴西影片《中央车站》中有这样一幕戏：一个在火车站行窃的少年扒手被警察追赶到穷途末路，哭丧着脸刚想讨饶就被一枪毙命。导演将这段戏处理得活像是宰杀一条野狗，不带一星半点的怜悯和同情。
       类似的场景在《上帝之城》中比比皆是：带着幸福的憧憬上路，却在途中遭遇警察袭击，被乱枪打死，仰面朝天的英俊的多毛；和平不要打仗，要做爱不要大麻，想要和女友躲到世外桃源，做优雅的嬉皮士，却在告别的狂欢大PARTY上被人误杀致死的善良的宾尼；以及曾经飞扬跋扈，恶贯满盈，横行全城，独霸天下，最终却死在几个六七岁的古惑仔一阵乱枪扫射之下的丑陋的李斯，其实都只是“上帝之城”匆匆的过客。我们看着他们疯狂地杀人，或者被杀，孩子的脸上露出野兽般狰狞的微笑，那一刻，心中涌起的不是仇恨和愤怒，而是生若虫蚁的悲哀。
       在法维拉的孩子们毫无希望可言。
       除了贩卖毒品、参加团伙、街头打斗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安身立命的手段。
       影片采用了纯粹局外人的视角、第三人称的插叙、不时出现的人物回溯，引领观众一同俯瞰这座上帝之城的历史、现在和不可预测的未来。这种大全景式的艺术手法让影片脱离了传统传记作品的框架，显出难得的大气。
       整部作品分成五个段落：温柔三人组的故事，房子的故事，李斯的故事，拳王尼的故事，再见宾尼。
       1960年代讲述“温柔三人组”的故事，这是“上帝之城”古惑仔们的原生态发家史，那个时候他们还都是自发的打劫，甚至还有侠盗罗宾汉劫富济贫的味道，得手之后他们来到球场，高高地将钞票撒向天空，更小的孩子们一拥而上，捡拾一地希望；1970年代轮到李斯登场。这个从前叫作酾子的孩子从小就跟着温柔三人组打劫，但生性暴戾的他显然要比前辈们来得更加彻底和残忍。当初旅馆一役，他在前辈们抢钱离开之后偷偷返回，一个人杀光了旅馆里所有寻欢作乐的男女，躲到里约城内避祸。成人之后再次回到“上帝之城”，以同样残忍的手段扫清对手，迅速当上了“上帝之城”的老大。
       贩毒。他组织和构建了一张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四通八达的贩毒网络——“卖毒品跟其它生意一样，供应商交货后，便在工场包装，跟生产线一样，大麻入纸袋，可卡因入胶袋，十包或一百包一束。贩毒可以成为事业，小弟们从送货开始，打杂，值勤，听电话留口信，然后放风……他们收起风筝，大家作鸟兽散。发信号时，‘烟雾’首先蒸发，再上一层楼是‘士兵’，做得出色可以当经理，成为老大的左右手。警察个个守规矩，不会搞事，李斯杀光对手后，上帝之城便天下太平。大家都觉得到这里进货安全，于是上帝之城到处都是买家，李斯赚到笑。”
       当初“温柔三人组”的愿望只是多挣些钱，离开“上帝之城”，但是现在，李斯把“上帝之城”变成毒品的天堂，他在此处做国王，享受财富，重新制定游戏规则。
       影片的结尾刻画了一帮小孩干掉“上帝之城”里的现任老大李斯，趾高气扬地成为了这里新任的统领。被射成马蜂窝的李斯与孩子们的欢天喜地一同组成了这幅人间炼狱图的最后部分。“上帝之城”是畸形社会孕育出来的一颗毒瘤，不断“茁壮成长”的儿童罪犯是维持它生存的必要养分。
       《上帝之城》不是一部为理想主义者拍摄的虚假的作品，它更像是影片开头和结尾处闪现的那把锋利匕首，一刀划破裹覆在现实外面的虚假外套，将一切残酷和丑陋做彻底呈现。哪怕，你一时还很难接受它。
       巴西问题专家张宝宇在他的专著《巴西现代化进程》中介绍说：
       暴力，吸毒，性早熟，艾滋病，以及交通事故等使巴西青少年受害甚深。巴西是世界上暴力频繁发生的国家，暴力事件严重危及青少年的生命安全。据统计，1995年十五至二十四岁青年人死亡四万二千人，其中三千人死于暴力，占死亡人数7％。截至1998年的前五年，约六万名青年人死于械斗等暴力事件中。平均每三小时有两个青年被杀。
       在巴西，武器交易失控，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走私美国武器至拉美，是西半球仅次于可卡因贩运的第二大国际走私活动。资料表明，在巴西黑市上出售的武器几乎全部来自美国。美国一向把里约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黑市消费市场。美国也是世界上暴力频繁发生的国家，但美国青年的死亡率仅是巴西青年的50％。巴西青年如此过早地死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目前，巴西60％的青年使用过毒品。一项对十六个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57.7％的青年第一次使用毒品时年纪不足十四岁。巴西青年吸毒比率如此之大，与巴西毒品贩卖猖獗有关。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美国强化了对拉丁美洲输往美国和欧洲毒品传统渠道的打击，迫使毒品贩子另谋出路。巴西遂成为世界毒品重要集散地。
       信仰，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品
       在第一段落“温柔三人组”的结尾部分，三个古惑仔在警察和白人的围追堵截中分道扬镳，多毛开枪引开警察，而受了伤的队长和鹅公躲进了原始森林。一整夜，他们在树上藏身，担惊受怕。黎明到来之前，队长似乎受到了神的启示，说话的口吻和腔调与平日完全不同，严肃，斩钉截铁，不容置疑：“鹅公，我看见天主显灵了。”鹅公并没当真，依旧玩世不恭地笑笑。
       “鹅公，你有工作对吗，你可以帮你老爸卖鱼对吗？”他说着话跳下树去，“我不想玩儿了，我不想再继续了，我不适合做古惑仔。”
       “警察还没走呢！”他的朋友紧张地劝阻他，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我要回教会，回教会去。”他径直地奔向“上帝之城”，大步流星，充满了决心，仿佛有什么力量在前头召唤，令他毫不犹豫，坚定不移。
       画面中出现空荡荡的贫民窟街道，一个男孩一瘸一拐地独自走在路上，追捕的人迎面朝他走来，他竟然毫无惧色，或者甚至毫无察觉，画面外响起远处教堂隐隐约约的晨祷声：
       “全能之主，汝乃我的避难所与堡垒，我与主同在，毋惧夜间之恐惧，日间之光阴飞逝。”
       枪声响了，倒在地上的不是他，而是他身后那个神色慌张企图逃跑的无辜的工人。
       “……皆因主之庇荫。”祈祷还在继续，男孩隐没在层层的房屋中间，从此再没出现。
       第三个段落“李斯的故事”中，讲述酾子最初如何变成了李斯的过程，其中他和朋友宾尼一起到住在黑色洞穴中的巫师家里讨要魔法，巫师将一串护身符戴在李斯的身上：“自此以后，魔鬼阿叔是光之所在。是他引你前来。天主已经将你遗忘，你还留在天主之城做什么，除了权力，你将一无所有。”巫师狂笑三声，喊出“欢迎来到地狱之城”的召唤。
       在最后段落中，李斯和红萝卜开战之前，众古惑仔双手合十虔诚祷告：
       “我们在天上之父，愿人皆尊父名为圣。”
       喋喋不休的祈祷声中，残酷和血腥的战争开始了。
       武器。开枪。巷战。尸体。杀人如麻。血流成河。
       “屋村以前是炼狱，现在是十八层地狱。”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是CITY OF GOD，直译过来即上帝之城，或天主之城。事实上，这个名字是颇具深意的。巴西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据说有73％的人信仰此教。但是近年来天主教教义受到严重质疑，年轻人和赤贫者多不上教堂。根据《圣保罗页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圣保罗和里约地区，固定参加弥撒的天主教信徒中，45％为年龄超过四十岁者，而且他们的学历、收入平均高于全国一般水平。巴西年轻人所主张的与天主教的教义大相径庭，天主教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很显然，在如此背景下拍摄的这部影片，宗教的内容是相对耐人寻味的。
       同时还应注意，在第一个段落中隐遁教堂深处的队长，其实是整部影片中惟一幸存的古惑仔。这个结局至少在暗示：在温柔三人组浪迹江湖的1960年代，教会至少还是一个可以提供庇护的栖身之所。由于梦到了天主显灵，迎着敌人前行竟然也能躲过杀身之祸，不能不教人感叹宗教的力量无处不在。
       1950年代末和1960年初，巴西主教、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基层社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觉悟化运动”，即通过对下层群众开展识字扫盲运动来唤起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处境和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从而自觉地行动起来争取解放。
       1964年巴西的埃尔德尔·卡马拉被保罗六世教皇任命为林达－累西腓教区的主教。卡马拉曾在巴西的东北部开展基层教育运动，了解农村贫困状况。1966年他在巴西主教会议上分析了国内贫富悬殊的状况，提出激进主张。1968年麦德林会议召开前夕他发表谈话，谴责“一小撮特权集团继续用暴力手段维护他们建立在千百万人受穷之上的地位”，主张“必须改变拉美的结构”，让贫穷群众获得平等地位。提出和平斗争的战略，动员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进行改革。卡马拉的主张在巴西教会内得到广泛支持，使巴西教会成为拉美最激进的教会之一。
       而1968年召开的麦德林拉美主教会议，更以“处于当今拉丁美洲变革中的教会”为主题，讨论了有关和平、正义、贫困、发展和解放问题。会议通过了十六份决议和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正义和和平委员会”的决议。这些文件猛烈抨击了拉美军人独裁统治以及地主、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指出了现行经济和政治制度是造成拉美贫富不均的根源，提出了立即进行深刻社会改革的主张。
       从基博隆到法维拉
       其实真正导致队长隐身教会的，除了他所说的梦见天主显灵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他和鹅公在树上避祸时无意中听见的两名白人的对话：“打死黑鬼不算犯法，抓住他们也不难。我在城里有的是警察朋友。”
       一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队长就懂得了，其实他们已经无路可走，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挽救不了什么，做古惑仔只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人生早就划定了轨迹，黑人的路，只有通向绝境和死亡的狭窄的一条不归路。
       不仅仅是温柔三人组，在整个“上帝之城”，除了安祖尼嘉和泰雅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都是黑孩子——巴西贫民窟的特色，挣扎在底层的弱势群体。
       巴西黑人问题存在的历史根源在一百余年前，那时还是奴隶的时代，他们在解放之后并未获得基本的生活手段——土地；在城市谋生，又受到欧洲移民的强烈竞争。因此，很多解放了的奴隶实际上成为无业游民。解放了的奴隶的贫困状况并未因国家现代化的进行而逐渐得到根本改变。
       目前，巴西黑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4％，如果加上黑白混血人种，这一比率为45.3％，人口总数接近7300万。他们之中的大部分的社会地位同白人存在明显差别。首先，黑人比白人更难进入劳动市场。黑人的失业率远远高于白人。以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黑人与白人为例：1998年，白人男子的失业率为13.8％，白人妇女的失业率为19.2％；与此同时，黑人男子与妇女的失业率分别为20.9％和25％。在其它几个重要城市，黑人的就业情况也是如此。其次，在所受教育与卫生条件等方面，黑人也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黑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4.2年，而白人是6.2年。
       目前，在巴西广大的范围内存在着与法维拉极其相似的居住群落——基隆博。它是十七世纪时逃亡奴隶的聚居地，远离城镇和一般居民居住地，并拥有防御设施。逃亡奴隶集体开垦荒地种植作物及饲养家畜、家禽，采取原在非洲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基隆博是当时独立于巴西社会之外的社会组织形式，至今依然存在，是巴西黑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边缘化状态的明显例证。
       据巴西联邦文化部下属的帕尔马雷斯文化基金会于2000年所做的调查，目前在巴西全国有七百二十四个基隆博，其中有72.3％分布在东北部地区。居住与生活在基隆博的黑人究竟有多少，尚无确切的数字。一个典型的基隆博－加恰巴达社区，位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热基蒂纽尼亚河谷，它有人口1.6万左右。照此估计巴西目前黑人在六、七百万人左右。在残存的基隆博中，黑人的生活仍然是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从事生计农业。巴西现行宪法虽然承认其为合法，但他们的土地经常受到侵占而发生地权争执。
       可以看到，不论是在“上帝之城”法维拉，还是残余部落基隆博，情况都是一样的，黑人的处境都是流离失所，受歧视和屈辱的劣势。多少年来，未曾改变。
       沙蕙，编辑，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忧伤的米粒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