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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第六期的《天涯》杂志刊载了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的一篇文章《L县见闻》。此文随后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有2005年《天涯》杂志第一期上的三篇相关文章为证，也有偏重思想人文交流的BBS“关天茶舍”上的热烈讨论为证。《天涯》2005年第一期上读者来信栏里的两篇文章是直接由王晓明的文章引发的，特别是石勇的《被“文化殖民”的农村》更可以说是一篇王晓明文章的读后感。另外，在当期杂志上，还有上海师范大学薛毅教授的一篇访谈录，其从文化教育的视角切入，讨论“三农问题”，可以视为针对王晓明文章相关观点及问题意识的理论阐发与解决思路的探讨，尽管他此前可能并没有看到王晓明的文章。
       王晓明此文何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如果王晓明的见闻仅只及于农村生活的艰难，农村基层政权的腐败、黑社会化，一些有良知的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专家们对此揭示得更全面、更系统、也更有理性深度，那么，王晓明此文实无足观。关键在于，王晓明在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从文化观察的视角切入，描述了农村文化教育生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溃败甚而破产。
       诚如石勇所言，从文化视角切入探讨“三农问题”，如果说王晓明的文章不是第一次，也至少是迄今为止最为集中全面的一次。而这，正是王晓明此文引起关注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文似乎还提供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个思路：从文化途径探讨问题的成因，并予以解决。特别是在目前“三农问题”积重难返，几乎是群医束手、诸官无策的情势下，此文如若当真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自然更是弥足珍贵。
       王晓明此文是否提供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呢？就薛毅的访谈看来，的确是的，而且，我敢保证，对王晓明此文持此观点的学者专家一定非常之多。然而，我想，从王晓明文章及其引发的相关文章看来，“三农问题”若当真按照他们的方子去抓药，恐怕会和以往学者专家们自以为是的一切药方一样，徒然惹人失落。不过，从王晓明文章及其引发的文章看，“三农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不能得到解决的一些根本原因倒是凸现出来了。这些根本原因的凸现同时又折射出了王晓明此文及其相关文章的偏颇之处。如果不加以澄清，将会对“三农问题”形成更大的遮蔽，这是作为农村人的我所无法原谅的，因此，我将在下面尽力表述我读这几篇文章的一些想法，以期抛砖引玉，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尽一点心力。
       应当说，王晓明的文章能引发广泛关注，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特别是当关注这篇文章的人超出了书斋里的学者这一狭窄封闭的圈子而波及到农村人士本身之时（《我的底层》与《被“文化殖民”的农村》两文的作者都是农村人)。
       我想，问题就在于，他的文章何以引起农村人的关注？应当说，从农村人的视野来看，王晓明的文章其实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根本就毫无用处，农村人看这篇文章不会如同学者专家们看这篇文章，在感觉上是一致的。不可能一致！王晓明此文能引起学界关注，比如薛毅的访谈录《有关底层的问答》可以说就是由同一问题引发的相关讨论，也是有原因的。那原因就在于对“三农问题”根本上就束手无策的学者专家们从王晓明的文章中感受到的是一条新的言说路径：从文化角度言说“三农问题”。我想，有些学者看到王晓明此文后怕是会有如获至宝之感。的确，在从其它路径夸夸其谈“三农问题”的文章汗牛充栋、令人生厌之后，此文不仅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言说路径，更重要的是，新的言说路径于学者专家们而言，还是新的解答“三农问题”的路径，如果对这条新路径进行挖掘，或许能搞出耸人视听的“研究成果”出来，到那时，岂非名利双收吗？
       然而，农民看这篇文章，喜欢这篇文章，我是知道根本原因的，那就是：感动，被尊重的感动！
       所以，我要说，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专家们对王晓明这篇毫无学理可言、纯属印象式描摹的文章大感兴趣，可以说，对他们本身而言，是一种双重的尴尬。第一重尴尬在于这些学界精英们对他们持续不断进行研究言说的问题对象的隔膜与无知。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一方面，对言说对象保持着亢奋的言说热情，一方面，则又对言说对象所知不多甚至一无所知。显然，这是良知与真诚的尴尬。王晓明的文章不过是一种普遍之极的现象的描述，这些现象只要如王晓明那样到乡间走一走，见闻一下，或者关注一下农村作者的苦难呻吟，一切皆可了然于心，而学者们却仿佛发现了新天地，这说明这些所谓关注或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专家们不是在研究真问题，也不是在试图解决真问题，他们始终都在自欺欺人，目的之功利，不言而喻。
       第二重尴尬在于，何以“三农问题”在成为了学者专家们镇日严肃讨论，劳心劳神研究的问题之后，他们却对此问题的主体生存状态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的言说与探讨给人一种错觉：他们非常同情农民，他们非常关心农民之疾苦，甚至愿为他们做能力范围内的一切事。然而，事实上呢，这不过是一种虚伪的情感，不过是满足他们自己的道德虚荣感而已，于农民而言，实则是一种轻贱与侮辱。甚至可以这样说，农民、农村、农业不过是他们获取道德满足感乃至功名利益的工具而已。问题何以发展到了这个专家学者们万万想不到也万万不敢承认的地步？我想，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对“三农”主体的起码尊重！
       是的，一切都起源于尊重！王晓明此文能引起“三农”主体的兴趣与注目，因为一种在长久的被漠视被轻贱后突然被尊重的感动！而学界人士对此文之所以关注，恰恰也在于他们缺乏一种对“三农”主体的基本尊重。正是因为缺乏对“三农”主体的基本尊重，才使他们对“三农”主体的生存境遇隔膜之至，而在王晓明揭示了一定的主体生存真相之后，他们则从这真相之中嗅到了进行所谓“三农问题”研究的新路径。事实就是如此，而这样的事实，怎不令人悲哀呢？
       这么多年了，知识分子们不断叫喊着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最初着实让农民们感动了一把，然而，实际上他们对这三句自己长期挂在口头的话理解之浅陋让人吃惊——在他们看来，农业的危险与农村的苦难，不过是因为农民真穷，似乎只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似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农民的苦难绝不仅仅是不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能负担小孩读书问题的苦难，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精神与灵魂苦楚。换一句话说，那些叫喊着研究“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当成文化生命看待，而只是将农民看成物质主义动物，或者说，将农民看成与猪狗无异的纯生存性动物。如此看待农民，自然忽略了农民的生存权之外其它的所有基本人权，而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一工程关涉到对农民所有人权的归还与保护。如果单只关注其中的生存权，其它的都付之阙如，怎么可能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呢？
       知识分子们这些年来，针对“三农问题”，在经济政策、制度保障上，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但“三农问题”不仅未获解决，反而愈显严重，这有不时发生的农民集体铤而走险活动为证，也有不绝如缕的农民成群结队上访为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捕捉到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源。
       我想，这个根源就是：那些有能力有权力去解决“三农问题”的人一直缺乏对“三农问题”生命主体的应有的尊重！如果真正尊重“三农”主体，首先就会发现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始终只是单一的关注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实质并没有把他们当成个体独立的有尊严的人看待，问题自然越来越严重。其次，如果认识到要尊重“三农”主体，那么，就不能不反思造成这种对“三农”主体普遍缺乏尊重的各方面的源起，从而对症下药，方可有望真正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做出决定性的努力。
       当然，这很难，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思维陷阱及似是而非的学术化定论障碍，王晓明并不缺乏对“三农”主体的起码尊重，他的见闻记录中弥漫着忧思，然而，他却并没有发现“三农问题”的政治经济及制度起源。他在《L县见闻》中写道：“‘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来自最近二十年文化的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
       这个结论除了指出“三农问题”还有文化上的原因这一长期以来一直被遮蔽的常识之外，可以说充满了学术化的迂腐之见。“三农问题”难道仅仅是来自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这二十年来的变化吗？将“三农问题”的上迄时间定格于二十年前，明显就是将“三农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这难道是公允之论吗？不错，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开始城市化改革以来，“三农问题”的确是急剧恶化了，但这只能说明改革开放的一些政策措施的确加剧了“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改革开放才有的，应当说，“三农问题”产生于中国户籍制度将中国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之时，产生于城乡产品出现价格剪刀差之时，产生于人民公社这一铺天盖地无处可逃的浩大集体落成之时。而中国户籍制度、剪刀差、人民公社的出现则是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时期。那时候，为了建立并发展中国的重工业，为了赶英超美，为了做社会主义的老大，决策者们用这些硬性政策逼迫农民做出巨大的牺牲，却毫不问农民们是否愿意。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坑农政策不过是延续了这种牺牲农民发展城市的所谓基本国策，继承了这种视农民为冤大头的权力心态而已。这样看来，“三农问题”又哪里只是这二十年来的事，而是这五十年来的事，是的，五十年，这才是确凿无疑的！
       薛毅在《有关底层的问答》中针对王晓明《L县见闻》一文中同样描述的农村文化教育惨淡溃败的境况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但有很多结论真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说吧，他认为电视是一个坏东西，“电视所到之处，农村文化被肢解”。农村文化被肢解是确实的，但将罪恶之手归咎于电视，就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他不过是将电视所代表的一种物质主义强势文化与农村弱势文化放在一个对立面上，这自然使他认为农村文化的解体其元凶大恶是电视所代表的物质主义文化。应当说，电视所代表的物质主义文化对农村文化的肢解居功至伟，但却不是根本原因，如果要找根本原因，我们势必要追问，这种物质主义文化是如何蔚为大观又肆无忌惮的！薛毅在谈论农村教育时，指出农村教育模式及其内蕴的价值观的荒唐，这是确论，但就教育谈教育，永远都只能停留在一种现象描述的层面，即使是强下结论，也只会谬误百出。与电视肢解论相同，农村文化教育的问题应当还是一个政治化、体制化的问题。不从政治途径与体制化改革方面下功夫，文化教育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
       当然，薛毅谈农村教育并无意于从政治与体制层面谋求解决，而是企图从文化层面谋求解决之路。他在《有关底层的问答》中如王晓明一样始终将农村文化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看待，强调农村文化的主体独特性，言下之意，只有保持对农村文化的主体地位的尊重与平等看待，方可解决农村的文化教育问题，进而全面解决“三农问题”。也正是在此思路之下，他认为目前农村文化的破产完全是一种无视农村文化主体地位的教化结果。他的这个结论与石勇在《被“文化殖民”的农村》中表达的主体观点基本一致。
       可以说，薛毅、石勇、王晓明都强调了农村文化的主体地位，忧虑于目前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或物质主义文明对农村文化的殖民，进而对这种殖民造成的农村文化生态的危险境地忧心忡忡。而我写作此文的最根本的起因，也正是对他们忧虑的忧虑！
       应当说，强调农村文化的主体地位与我所说的始终要保持对“三农问题”生命主体的尊重是一致的，我自然是举双手赞成。然而，我对他们所说的“文化殖民”却持保留意见。
       首先，我想问的是，什么是我们独立形态的农村文化？这种独立形态的农村文化其价值有效性是先验自明的吗？
       其次，我甚至要问，在当代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农村文化？即使有，这样的农村文化又是否有一扇门存在着用以确保其区别于其它文化的主体特征？
       就王晓明、薛毅、石勇们的言说看来，的确存在着一个农村文化，但是，他们各人眼中的农村文化却是迥然不同的。石勇在他的文章中提及的农村文化更多的是民俗文化，而王晓明在他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让你既能拥抱城市的丰繁，也能懂得乡村的富饶，既能惬意地享受城市的便利，也能安心品味乡村的从容——恰足以证明王晓明心目中的农村文化更近于一种田园牧歌情调。实际上，这种牧歌情调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语言建构，其依据不过是农村生活的表象。如果王晓明认定这种牧歌情调的确是农村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那只能是一种粗暴的精英文化意识形态强迫症！因为王晓明所描述的田园牧歌情调实际上从来就只是诗人笔下的农村，不过是一种诗意的幻像，农民们千百年来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如此这般的“从容”与“富饶”。农民们有的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机械式生活规律下的苦难劳作，何尝有什么从容的心态与诗意的富饶！应当说，王晓明与薛毅对农村旧有文化的赞赏性描述里包含着一种与他们强调农村文化主体地位自相矛盾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农村文化本来就出自于他们按照精英文化传统进行的建构，与真正的农村文化相差何止千万里！然而，他们却认定他们建构的这种所谓农村文化形态就是真正的农村文化，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对农村文化的去主体行为，是更可怕的对农村文化的遮蔽与抹杀，他们的言说就这样走向了他们善良心愿的反面，而他们竟毫不自知。这是他们的悲哀，更是“三农”主体的悲哀。因为在长久形成的对“三农”主体的轻贱与不尊重的传统笼罩下，知识分子们即使是出于真诚的心愿去表达对“三农”主体的尊重，也会变成对“三农”主体可怕的抹杀。
       于此可见，在一种可悲的传统之下，即使要真诚地保持对“三农”主体的尊重，也不仅仅是一个良知问题，更是一个文化传统问题，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问题。只有知识分子始终对自身所负载的文化意识保持足够的反省与警惕，扼制住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扩张性心态，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地让对“三农”主体的尊重从内在的良知焦虑走向外在的行为赎罪。
       既然王晓明、薛毅们一再强调农村文化的主体地位，却由于精英文化的扩张心理走向了对农村文化的更深重的主体遮蔽，作为农村文化产儿与载体的石勇，又有没有可能在强调农村文化主体地位的过程中一样走向同样可悲的境地呢？
       我的看法是肯定的。在《被“文化殖民”的农村》中，石勇说道：“农村文化生态是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它是农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人们从这个‘镜像’里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身影，并引发关于自身来自何方的遥远的回忆。从本质上讲，它超越于物质之上而不受农村的贫穷或富裕支配。因此保持这种文化生态而拒绝城市的文化殖民并不是要使农村永远保持前现代的农村生活状态，恰恰相反，没有这种文化生态的支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便永远只是一个‘二等国民’，而城里人也在这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中能永远保持一种高人一等的文化心理，农村要摆脱困境，就要困难得多。这种文化殖民对于农民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它对自有独立价值、不能以物质利益衡量的文化生态的破坏，更重要的在于它给欲摆脱困境的农民强加了一种精神的焦虑，一种对土地的厌恶，一种对有利于自己的生活前景的制度设计的冷漠，以隐秘的方式瓦解了人们的理性。”
       这段文字中洋溢着的作为一个农村人失去家园而又无所皈依的痛苦焦灼是只有同为农村人才可以感受得到的。不过，从这段文字中，我产生的是更深的疑惑。农村文化生态自有其存在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是不是有了这种文化生态系统的庇佑，有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支撑，农民就一定会拥有一种健康的灵魂状态？从理论层面看，一种文化即使始终保持着其独立的地位，也不能自明的拥有普遍的价值有效性，文化的绝对价值真实并不源于历史的文化原初形态的事实性，如果在历史文化的本有形态中存在着“谎骗的力量、命定的无用性、形形色色的伪善、疾病、死亡，我们难道也应该毫无保留的认同？”（刘小枫语）。从事实层面看，即使我们将农村文化被破坏甚而肢解的时间上限限定于1980年代，在此之前，农村文化的承载者们相对于城里人就不是一个“二等国民”吗？按照我上面提到的“三农问题”的实际根源，我们应当说，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农村人从建国初起就是被作为“二等国民”看待的，即使农村人真有这种文化自尊，也只不过是一种关起门来做老大的文化痼疾导致的自欺欺人。这一违背常识的结论有意无意的隐含着一种文化决定论的倾向。文化决定论的好坏自有学者专家们论定，我要说的是，文化是一个很不好定义的概念，其范围之广，远超出于石勇在这篇文章里的模糊限定。事实上，王晓明、薛毅、石勇在他们的文章中对文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文化、精神文化。不错，心理与精神文化是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然而，一种文化中的心理模式与精神趋向的形成却主要受制于其中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物质文化。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个自上而下大一统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政策变动与制度实施都有可能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并内化为一种文化心理。更何况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作为统治权力运行方式及其利益需求的“治统”对作为文化本体性之价值追求与传承脉络的“道统”之干预乃至控制早已形成深刻的制度定式与民族性格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使中国文化中任何原本比较纯粹、比较能够保持自己独立价值标准的东西，绝大部分都因为“治统”的任意左右而失去了原初形态，成为一种权力的工具，毫无自足可言。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农村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农村文化相比于精英文化更为粗鄙而已。用王学泰先生的话来说，中国上层文化以儒道为主杂以法术，比较精致，而中国农村文化则是游民文化，其根本的价值归依更是赤裸裸地指向权力与财富。这样的文化完全为野蛮的丛林法则支配，使农村人的所谓精神家园与价值支撑在权力的巨灵之掌下除了隐忍苟且之外就是于毫无生命自觉中认命乐天。可见，所谓农村文化，与中国上层文化在终极价值追求上并没有一个质的区别，都只是以世俗利益为旨归，所以，农村人一旦有了足够的主体意识，他作为农村文化的承载者面对上层文化的主要成员城市文化所必然具有的屈辱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基于价值观念高下的屈辱而是基于物质利益多少的屈辱。如果他没有这种屈辱感，那只能是农村文化（同样，上层文化也有）中那种不求上进、自我麻痹的小农文化意识在起作用，这样的精神家园按摩作用有比没有更可怕，因为这种文化心理从灵魂深处就扼杀了任何变革与改良的可能性。可见，从精神文化途径解决“三农问题”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着这一路径，要解决“三农问题”，还得先从“治统”方面着手，只不过在从这方面着手时要考虑到农民是一种文化生命，从而赋予这些政治、经济、制度设计以平等尊重的温情。
       实际上，和石勇一样，王晓明薛毅们对农村文化主体地位的强调同样自觉或不自觉的依据文化决定论的价值观。此价值观将文化作为一个静态封闭的东西看待，没有顾及到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更存在着文化价值观普世程度的高下之分，一旦两种发展程度不同的文化发生不可避免的接触，低级程度的文化就没办法不更多的接受先进文化的影响。如果用文化殖民理论解释一切文化交锋，以守卫文化主体地位为借口，无视其包容着难以言说的种种或特殊或非人性化的价值箝制，硬要说高级文化对低级文化的影响是文化殖民，说起来当然简单，但对解决问题根本就无济于事。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本着文化殖民理论将“三农问题”的解决寄望于从文化路径寻求制度设计，就只能是头足倒置，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可能还会形成要将农民更深地固着在原有处境，甚至要让他们倒回到建国初期时的滑稽共识。薛毅不就是这样吗？可见，这并非危言耸听。
       当然，如果能清楚地明白文化殖民不是农村文化破产的根本原因，就不至于导致文化决定论的价值导引进而发展为以文化决定论为依据的政策变动与制度设计。
       文化殖民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的对立。在中国语境中，这首先意味着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在终极价值层面要有着不同的追求；其次，是处于对立冲突中的文化的生命主体要有清醒的文化自觉。然而，中国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在价值追求上其实是一致的，不过是因为权力分配的有无而处于扩张或隐忍的不同状态；并且，作为农村文化的生命载体，农民们根本就缺乏什么主体意识，又如何会有一种文化自觉呢？更何况，在中国文化的任何领域都存在着“治统”对“道统”的严重干预与控制，又有什么样的文化接触乃至交锋不最终受制于一统江山之权力的抟捏呢？
       既然农民们对自身所负载的文化传统根本就缺乏一种清醒的自觉，无论他们面对何种文化的冲击，那种“精神的焦虑”与“对土地的厌恶”及“对有利于自己生活前景的制度设计的冷漠”恐怕就不是基于一种有明确文化自觉的文化屈辱感，而是一种体制性压迫下的生存危机中的本能反应，那又何来什么文化殖民呢？
       所以，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殖民一说，实属隔靴挠痒。城市文化包括若干亚文化类型，比如说工人文化、下岗文化、富人文化、新新人类文化……是哪一种城市文化在对农村文化殖民呢？如果是富人文化，他们难道仅仅是在对农村文化殖民吗？难道对工人文化、下岗文化不同样如此吗？显然，石勇所说的城市文化恐怕主要是指富人文化，实际上是与农村文化同质的上层统治文化的通俗版本。那么，这真的是文化殖民吗？我看未必！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殖民，而是意识形态奴役，——有别于1980年代前的权力意识形态奴役的权贵资本之意识形态奴役。众所周知，中国的绝大部分所谓富人无非就是通过权力寻租或与权力勾结而富起来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经济激进主义等等不要良知守护与精神追求的庸俗意识形态是他们的拜物教，这种意识形态诉诸于人的物质本能，控制并奴役着整个民族的文化与心灵，又岂独农村文化为然！只不过农村文化的被奴役被迫害更为深重而已。当然，有人认为我将文化殖民与意识形态奴役并列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因为从逻辑上讲，文化殖民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奴役，后者只是前者的方式。但是，结合中国现实语境，特别是结合“三农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我们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却有天渊之别。威廉斯认为，“意识形态”在社会学分析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要么它是用于描述：a）一个阶级或其它社会集团系统的自觉的信仰，恰如“意识形态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意指一些普遍原则或理论主张，或通常不那么中听的说法，是指一些教条。要么是用于描述：b）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独特的世界观或普遍观念，它既包括一些系统的和自觉的信仰，也包括不那么自觉的和系统阐发的态度、习惯和情感，甚至包括一些无意识的假定、意旨和承诺。
       事实上，农村文化是权力意识形态下“去主体性”的农村文化并不始于改革开放，而是始于建国初期。只不过，这种权力意识形态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文化教育生态基本上笼罩在统一的文化教育思想之下。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不过是社会主义实验的一个方面，统统服务于其政治目的，何尝有什么主体自足的农村文化生态？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在一系列不合理的政策下失去了1980年代初期受惠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得的一切财富及连带的心理自尊，然而，却因为世界的空前开放（与薛毅相反，我认为电视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渗透器与欲望恢复器），中国农民再也不可能为那种越穷越光荣的文化心理（这种意识形态经过长时期的作用已沉淀为文化心理，作为农村文化中最主要的部分被农民抛弃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应当说，这是改革开放的巨大功劳）支配，他们仍然想往着富裕甚至现代化的生活，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通过一统江山的高考体制跳出农门。
       所以，与其说农村文化生态的被破坏源于文化殖民，不如说是源于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护色的控制更确切。而农民的迷惘、焦虑、冷漠莫如说是对这种权力压迫的无奈反应，如说与文化有关，也只是与权力高层打造的笼盖一切社会阶层的制度文化有关。而且，这种反应也是一件好事，这至少在心理根源上切断了使他们回到薛毅所怀念的所谓社会主义初期的老路上去的可能性，这也至少透露出一丝农民渴望有自己的主体地位的曙光。
       当然，我至少在一点上认同王晓明们的意见：农村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农民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家园与价值支撑。但这种农村文化肯定不是王晓明与石勇意义上的本有农村文化，而是经得起普世价值检验又有着自已独特形态的农村文化。这种文化与价值形态不受权力的制约与扭曲，能真正守护人的生命与灵魂。问题是，这如何可能？
       我想，这种可能性应当建立于对权力的限制与对意识形态的去势。
       如何改善权力的控制，又如何对意识形态去势呢？我想，既然最高当局有诚意解决“三农问题”，那么，他们首先要意识到，农民不是猪狗一般吃饱了就万事无忧的纯粹动物，而是有自己的尊严与主体地位的文化生命，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会痛下决心，通过制度化的改革，把农民应有的权利还给农民，当农民享有了应有的权利后，他们的主体意识自然会觉醒，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农民创造性与积极性的空前暴发，到那时，他们自然知道固有农村文化中什么样的东西是自己还需要的，什么东西是自己当抛弃的。他们面对现代文化，也自然会选择适宜于自己的元素，然后加以熔合铸造，形成崭新的、有明确主体意识的农村文化。而这样一个新的农村文化将不是那种空泛笼统没有任何根基的精神文化，而是由新的生活方式、人格模式、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艺术手段与娱乐方式、心理模式等同步熔铸而成。
       客观地说，王晓明、薛毅、石勇的文章第一次将农民作为文化生命看待，是有其巨大的积极意义的。如果一切有志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人特别是当局能赋予文化生命这一概念以人权的内涵而不只是停滞在丛林文化这一人类文明的初级水平，并将这一点化为实实在在的对农民的尊重，解决“三农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梁卫星，中学教师，现居湖北仙桃，曾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