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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伙高年级学生聚在一个教室里开联欢会，我恰好路过。我，中文系进校才一个月的新生，脑子里丛生着对大学生活的种种热望。这时，吉他的声音从黑压压的那片头顶浮起来了，刚才还喧闹的人群刹时变成了群雕，几十颗心在安静中裸露出来，被一个人的手指揉搓着，头微微侧着，眼神渐渐起了雾，在音流里荡漾着漂向窗外的远方。我站在堵得严严实实的门外，想看清弹唱者的脸，但他低着头，姿势散淡，似乎故意不与人进行目光交流，这使得他的琴声更像是天外之音。这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听到吉他，它沉郁细致略带夜晚气息的嗓音让我感动得毫无还手之力。我当时紧迫地意识到，一个男人不会弹吉他，魅力必将损失一半。
       一个星期后，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把吉他，红棉特大号，售价九十八元。我拽着一位朋友步行十余里去市区买回了它。很快，我在许多寝室里发现了它的众多孪生兄妹。它们或斜挂在蚊帐内婀娜着腰身作优雅状，或伏在床沿边的某个膝盖上嗡嗡作响，断断续续地哼着《台湾岛》、《兰花草》之类的曲子。其它高校的情况也大抵如此。1988年左右的那些年头，中国大多数大学生都和吉他有过或长或短的恋情，就像几乎所有人都爱过《哭泣的骆驼》和荷西的胡子一样。
       我的吉他师傅是吴剑权。他和我以相同的分数从同一个县城考入同一所师专，同样爱好画画听音乐和吹牛。所不同的是，他在乐理方面的天赋使他一拿起吉他就成了我的老师。我们常在晚自习后的教室里练琴，点着蜡烛弹《爱的罗曼司》。左手手指打过两次水泡后，我在A弦上磕磕碰碰摸到了自己想要的旋律。此后的周末，人们常在人工湖边的长椅上看见一个胡须茂密的新生抱着吉他展览自己的心情，就像有些人到处展览新到手的女朋友。
       有天深夜散步路过足球场，听到草坪深处有人在弹《爱的罗曼司》，他弹得并不比我更流畅，听上去却比我弹得美很多。当琴声经由夜雾的过滤飘飘渺渺地传来时，我忽然找到了第一次听吉他的感觉，心在一瞬间沉静下来，只被夜风和一种浪漫感伤的情绪轻轻摇曳着。我打算接近司琴者，走了很远，仍只望见月光下一个席地而坐的暗影，边上偎着一帧虔诚的莹白。
       还有一次半夜醒来，听到有人在同一层楼的洗衣房弹吉他。这是我在师专欣赏到的水平最高的演奏。《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月光》、《雨滴》等等，都是指法复杂的经典名曲。它们被一个陌生的同龄人伺弄得那么完美，以致一开始我以为是在放收录机。后来我不断地在半夜起来听这个人弹琴，琴声被洗衣房良好的共鸣效果修饰得令人心颤。不久这个名叫程剑平的化学系学生成了我的哥们。他是学校吉他协会的会长，身材酷似巴尔扎克，左手的四根手指因长期按和弦而显得比右手粗壮许多。他不时地为我举行专场演奏会，但效果和认识前的差别较大。
       我从此认定了吉他是个不适宜在舞台上表演的乐器，它是生活在夜晚的木头，适合在月光和草地之间，或其它不为人知的角落活动。并且，最好只露出一个模糊的背影，以便使琴声获得孤独而神秘的气质。我曾陪着程剑平去政教系一位小美女的寝室卖艺，成果不甚显著，那个纤瘦的女孩好像对寝室门口叫卖牛角面包的声音更有感觉。我想，她如果是在晚上听程剑平在水房演奏，我现在的叙述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学校的吉他，大多是作为墙壁的装饰品而非乐器存在的，因为肉质的手指要和六根钢丝弦形成默契除了必要的悟性，还要忍受许多生理的屈辱。大多数人行进到单弦的《台湾岛》附近就止步不前了。而我由于有了两位师傅，水平提升很快。我也无法用轮指手法弹名曲，但在弹唱上较有天赋，一首新歌的和弦一两天就能拿下来。出于对吉他禀性的认识和尊重，我不再带着她四处串门，平时只在晚自习后爬铁门出宿舍去教学主楼的楼梯拐角处练琴。那里是天然的共鸣箱，而且不影响任何人。
       有天我弹唱完《爱我》：“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相依偎……”像情场伤兵一样拖着疲惫的脚步从楼梯口下来，惊见门前的夹竹桃丛里有诸多人影散去。毕业后，这些身影中的部分人告诉我，他们曾被我的琴声那样深地打动过。他们的描述一如我听到草地上的独奏和洗衣房飘出的琴声时的心情。
       师专毕业后十余年，吉他渐渐从大学生寝室里淡出了，就像三毛荷西的爱情从时代的记忆中淡出一样。由于缺乏交流，我的吉他水平没有什么进步，但身边从未离过一把琴，并且吉他的档次也越来越高。我并不把这仅仅看作某种青春力量的惯性，我确信吉他线条优美的腹部隐藏了许多心灵的秘密。我像精神病患者那样和吉他保持间断性发作的亲密关系，有时扔在墙角长了灰也不管它，某段时期每天都要和它拥抱数次。真正完整的演奏只偶尔发生在酒吧里。我和朋友们坐在高脚凳上，为酒吧里的吉他手礼节性地鼓掌。我玩笑地对身边刚认识的小姐说：“我亲自唱给你听听？”她也好呀好呀地怂恿我，只是没想到我真的会亲自上台，不仅亲自唱，还亲自弹，并且，一曲《请跟我来》一般会换来一些惊讶的掌声。我身边的小姐也对我瞪圆了眼睛，鱼一样张开嘴巴享受被许多人行注目礼的虚荣。但是，没有感动。我知道，吉他在酒吧里唱歌，很难让人真正心动。
       我继续在生活里留心吉他在夜晚的背影。但运气远不如在校园里那么好。在书店翻书，听见江苏诗人庞培在一本散文杂志上用低语的口气说，庞培先生在家弹吉他……不知庞培的吉他水平怎样，只这一句话，就使我从此注意了这个人，并为他那些我并不太喜欢的过分诗化的散文增加了一份发行量。无事的夏日午后打开他的散文集《低语》，我仿佛看到了江阴小城里一把名叫庞培的吉他在水边沉思默想。
       我迄今还在挚爱的一把吉他握在日本吉他天皇木村好夫手里。我先后买过不下十碟吉他曲，跟我最久的只有木村先生这碟。他对我而言有些神秘的身世和日本音乐先天的伤情意韵使我把他想象成了川端康成那样的人，永远只是一个孤高的背影。我几乎每天都要品读一下这个背影，并写了文章买了碟到处向朋友推荐。
       从师专毕业到现在，我在不同城市做过不少人的邻居，在不少深夜弹唱过《请跟我来》和《外面的世界》。我一点也没有把握，我这些年的演奏，是充当了噪音的声源，还是像木村先生那样，在某个瞬间，显影成了某个不眠者内心一个美好的背影。
       一个人的夜晚
       有一天我被自己的变化吓了一跳，因为我发现自己差不多半个月晚上足不出户，没出去唱过一次歌，泡过一次酒吧，甚至没到离住处百米左右的河边去散过一次步。我爱人打电话来查岗时有些狐疑又有些感动：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乖？她问得没错，她和我一起住时，我经常到凌晨1点钟才回来。现在没人管了，反倒自觉起来。实际上不是没女孩子约我，但不知为什么，每次我都说在忙改天再说。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天我没写什么东西，甚至也没有想清楚一件具体的事。我一个人关在屋里到底忙了什么？
       我每天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查阅当天的电视报，然后像袋面粉一样瘫倒在床上胡乱地按遥控器。如果当晚有想看的电影，日子就显得很有奔头。通往那个钟点的路途，是节日展开的过程。实在没什么好看的，走马观花地看一些新闻后我通常会坐在床前的塑料小凳上对着墙上的长玻璃镜弹会儿吉他，但眼睛一般在打量镜中那张暗藏深情的脸。这样的时候他会穿得极休闲，趿着绒拖鞋，牛仔裤穿得很低，上身很可能是赤膊套着口袋很多的灰马夹，一只沉甸甸的金十字架很匪气地在胸前晃动。这个男人不同于公众场所的沉静与粗犷会让我在那块用铁钉固定的玻璃前流连良久，这是他一天中最自我的时刻，我对他充满了敬意。
       然后我会打开写字间的荧光台灯看一下书。《海子的诗》始终在伸手可及的某个角落等我，我每隔两天就会翻一下，有时仅仅是复习一下封面上那张有些丑陋的笑容。森冷的笑和那些狞厉的诗句让我觉得，沉醉于快乐，已接近于堕落。这本曾热卖过又很快被人遗忘的书几乎成了我的圣经，隔几天不拜读一下，我的灵魂就会失去重量。这段时间对我有冲击的另一本书是《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是一位父亲献给早夭女儿的纪念。前两年正畅销时，我对它不屑一顾，现在打开，没看完一页就哭了。因为一个月前我也成为了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对她的爱使我爱上了全世界的女婴。我看几页书就要跟老家打个电话，听听女儿虫虫健康的啼哭，以确认上帝对我的关照。这本书使我明白了一个许多人早就知道的道理——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随意地否认自己尚无从体验的东西，也是一种浅薄。
       我每天一般不会看太久的书，因为一辈子都做别人的读者，不仅自私，更令我自卑。现在我打开电脑，看看今天会收获什么词。我喜欢一面听音乐一面写作。如果什么也写不出来，就让音乐无休止地放下去。有时还会不能免俗地点一支烟，当然是“三五”的，因为我喜欢它的盒子。我常这样以写作的名义坐在音乐里发呆，然后把烟灰和一截一截的时间弹落到空易拉罐里。如果每隔七八天能弄出一个稿子，我就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时间再长些，我就会觉得对自己负债累累，在砸烂电脑和自己的脑袋之间举棋不定。前几天我刚为江西卫视写过一个电视散文，所以坐在靠椅上虚度光阴时腰挺得还是比较直。许久以来我一直在反复听一个曲子——《梦中的婚礼》。过去我经常在西餐厅里听到它，只是没想到它的名字会这样俗。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它让我整晚整晚地沉迷在一种轻度昏厥中。我很难描述那些感人的下行音阶带给我的忧伤和圣洁感。不是沐浴这个比喻所能概括，它会让我误以为自己已成为这个世界最后的良心，并因此感到深深的孤独。
       当我再次来到卧室时，一般已到了12点以后。这之前我刚冲过澡，熄掉灯在黑暗中打过一些每天必打的长途电话，然后在阳台上通过对灯火和星空的了望找回了放松心脏的现实感。大约凌晨1点时，我开始在《神秘岛》上打瞌睡，这是一部不算太好看但很神秘安静的连续剧。我渐渐由坐姿向睡姿过渡，在关掉眼睑的前一秒钟关掉电源，把身体和思想一起托付给松软的被褥。在这种安详的疲劳中入眠我一般会做一个美梦。
       是的，除了孤独和无聊，这些夜晚我几乎一无所获。但是每次下班回来，我都脚步匆忙，省略了交际、娱乐和到处盛开的美女，仿佛前面有一个甜蜜的约会。现在我明白了，改变我的不是良心，也不是写作，而正是那种从无聊中生长出来的诗意。这刚好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真正的充实不是把时间填满，恰恰相反，你必须留些时间给自己顾影自怜。就像一位诗人说的——没有孤独，我将更加孤独。
       白昼的睡眠
       
       总有一些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和宇宙运行的规则脱节，在夜晚亢奋，却在白昼睡去。在这些非常规的睡眠中，睡去的往往是只是躯体容易疲乏的部分，听觉仍在阳光下游逛，它们之间形成了广阔的黑暗地带，睡眠的过程，就是意识在黑暗水域的一次次潜游。这样的睡眠不大会有具象的梦境，每次醒来，却都像经历了一生那样漫长，令生命在阳光下各种明晃晃的响声中出现停顿，独自伤怀。
       我有暑假的时候——当学生和教师的那些年，时间富足得必须用睡眠去忽略，不仅早晨起得晚，每天还有冗长的午睡，从午餐后一直延续到下午三四点钟。人们在学习和劳动时，我躲在薄薄的睡意中成为时间的多余人。快要醒来时，我听到有人在宿舍区的空地嘭嘭啪啪地拍篮球，其间穿插着闷声闷气的喊叫、用调羹敲击搪瓷碗的脆响、一两声女孩的尖叫，以及更远处一场球赛的动静。这些响声传到我的耳朵里时，似乎走了很长的路，似乎和我不在同一个世界，这使我备感孤单，我的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这多么可怕。我努力睁开眼睛，脸上留着枕巾制造的伤痕摇摇晃晃来到门口，阳光一下子泼溅到我身上，我的视线里布满了小块积水在水泥地上的反光、碎玻璃渣不确定的光斑，天空的蓝色也顺势倾泻到我的眼睛里，一些白杨树的叶子在远处无声地鼓掌喝彩。
       我仿佛刚从黑暗的深井中被打捞上岸，对阳光下的一切涌动着失而复得的新鲜情感。我甚至会想起政治老师常念的陈词滥调：劳动是美好的。我歪着头想，政治老师讲得多好啊。每次昏睡都是这样的结果，我对自己说，再也不能这样昏睡下去了，可是我实在找不到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填充一个又一个下午。我继续在那些无所事事的夏天的下午重复着昏死般的睡眠。
       脱离学校以后，我很少有机会在下午睡眠了，因为要谈恋爱，中午午休的时间也被从海绵里挤水那样挤掉了。从表面上看，我过上了一个正常青年积极向上的生活。不过在白天睡觉的习惯不时还是要打乱我的心情——过分的积极向上和充实使我因疲劳而在白天进入睡眠，时段转移到了傍晚，我从外面回到自己的房间，衣服也来不及脱，倒在床上就睡过去了。即使是这样的睡眠，依然是无法像晚上的睡眠那样酣实，白昼的种种声响在我的耳朵里进进出出，比如自家厨房里杯盘磕碰的声响、邻居喊小孩吃饭的声音、电视收音机的播音，甚至四合的暮霭挤压空气的微响等等。
       有一次我在傍晚的睡眠中听到一首歌，是一个宽广沧桑的的男声唱的：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手捧金杯把赞歌唱……我听到的大概是这么几句。醒来后知道是胡松华唱的《赞歌》，是从我们家那台和我年龄一般大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我父母喜欢开着收音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是他们那辈人的习惯。那天天气阴沉，他们吃过饭在客厅里望着天花板枯坐，也许在为我整天莫名其妙的忙碌担心。他们把收音机开得很大，这使得胡松华的歌声非常清晰地进入了我的睡眠。这种风格的歌曲我在童年听过不少，我在睡眠中好像是回到了那些非常遥远的年份，那个红旗、红花和红色情感遍地开花的燃情年代，我一个人睡在童年睡过的光线昏暗的雕花大床里，听到时间撇开了我在屋外兀自流淌。在睡眠里我不知道那是胡松华的声音，也不知他唱的到底是什么歌，但他的嗓音和庄严的情绪使我莫名地泪流满面。
       醒来以后，歌曲还在延续，我听清了那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长这么大，连爱情歌曲都没有让我流过泪，但一首我的父辈所熟悉的准革命歌曲，却在白天的睡眠中使我那样的感动和感伤，对于我的年龄，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后来又听过许多遍这首歌，虽然也很喜欢，但我怀疑它和我在睡梦中听到的是否是同一首。
       我曾经以为，我这些多愁善感的体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内容的不断充实而得到改观，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我有了固定的女朋友以后，尤其是当我结婚有了女儿以后，我对于时间流逝的病态敏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止。可是当我偶尔一个人在某个白昼独自睡去时，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这两年，我有许多日子是一个人住在这座城市的，我爱人为了方便带小女儿住在我父母那里。由于单身和写作的原因，我的作息变得和读师专时一样没有规律，在下午睡眠的机会又多了起来。有段日子，我住在一座有上千个摊位的大商城和串起一路酒店夜总会的大街边，我常常在公交车停站、小贩的吆喝、从八楼往地面扔垃圾袋等种种声音的交响里小睡。按道理，如此有烟火味的声音应当让我心里安宁，何况，我已经是一个有了许多幸福和责任的人。可是在那些黄昏醒来的睡眠中，那种被世界遗忘的孤独感并没有多少改良。有时候，白昼的睡眠会让我虚幻到如此程度：模模糊糊中，我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所有真实的存在变得虚假，我的女儿、爱人和我的关系似乎是虚假的，关于她们的所有记忆都是虚构的，就像是我刚刚看过的一场电影，是我把自己想象成里面的男主角才和她们有了关系。
       这样的睡眠总要惊出我一身冷汗，我立即坐起来，灰绿的旧窗帘如同一只受放射性物质辐射而变异的特大蝴蝶，在我头顶的正上方翕动着巨翅。我要跑到阳台上沐浴到阳光才能让心跳恢复正常；如果室内天色已暗，我必须逃到灯火通明的街头或超市。我从此看清了，我即使活到了三十余岁，内心深处的许多东西其实还是没有改变。在时间面前的惶恐、热闹背后的虚无，以及尘世之爱对心灵的鞭长莫及……它们依旧像一窝毒蛇盘踞在我的潜意识中，大脑稍稍放松警惕，它们就要游出来啃啮生命的意志。
       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在某个时刻改变生命气场和天体轨迹的对称关系时，就会有许多天机和生存的软肋暴露出来？
       有时我会这样想，那个谁都无法在体验后又能说出来的死亡的感觉说不定有点类似白昼的睡眠。对于我们在清醒时发生的一切，它们都是另一种特殊的感受生命的角度。差别主要在于，死亡会带着所有的发现永久地沉入两片眼睑合拢时生成的黑暗。而白昼的睡眠是这样一种历程：我们在深水区的黑暗看到了海面上方的蓝天，又挣脱某种可怕的引力升浮到有了阳光和氧气的水面。
       我们重新回到白昼，并心有余悸更爱上了白昼里的一切喜悦和悲伤。
       范晓波，作家，现居南昌。已发表散文、小说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