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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一直以自身能够改变点什么为骄傲。如果前方有棵树挡住了视线，我就挥刀把它砍倒；如果家门口有两座大山堵住了出路，我就用担子将它们挑开；如果座下的凳子蹭痛了屁股，我就换一张凳子，傻瓜才想到要换一个屁股呢！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给我下崽，我也会换一个女人，天下的女人怕不多吗！这种以人我为本位的取向，显示了人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也张扬了人君临万物的尊贵，而完全不考虑人本身是否具有尊贵的品质。一旦日子过得不舒坦，人们便想到要换一个伙伴，换一个地方，换一种环境，换一个国度，从来没想到要换一个自己。总之，这种取向打根本上就不打算改变人，只是一味地加以肯定，以人现成的德性为尺度，去判断并改造、驯化周遭的事物，使之合乎人的性情，直到人心满意足、昏昏欲睡为止，而不管这种性情是怎样的乖戾。它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吾国人过节时常说的一句贺词：万事如意。一个人达到了万事如意的境地，所有愿望的沟壑均已得到填充，他的生活就算是幸福美满了。
       社会的变革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想，建立一个适合人类性情的环境，以消除人间的种种委屈和怨恨。只要打开厚厚史籍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贫困、暴力、压迫、疾病等灾难充塞着人类生活的页码。人们有理由把自己承受的不幸，归咎于社会构架的不合理与他人粗暴的掠夺和强加。他们相信，只要能够避免这些莫须有的天灾人祸，生活就会像十五晚上的月亮那样光辉圆满。他们相信，在坑坑洼洼的地球表面，可以建立起一种无可挑剔的社会制度，从而确保每一个人命中厚积的福份。这种福份有时被描绘为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有时被描绘为需要什么就得到什么，需要光就有了光，在人的生活里没有缺憾和无奈，更没有愤怒和悲伤。
       在过去的时代里，出现过许许多多慈善的空想家，他们对人类的处境抱有深刻的同情和关怀，凭着奇妙的想象力绘画了种种令人心怀激荡的社会蓝图，有的甚至逼真到一个夜壶的质地。这些理想社会或者建设在人世之外某个神秘的地方，或者坐落在大海之外的一个遥远的岛上。它们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的热望，也激发了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和对主宰与管理社会的统治阶层的愤慨。那些受尽了人世艰辛的人们轻易就解脱了自己的责任，把自己所承受的一切苦难，理直气壮地归罪于该死的社会和居心险恶的坏人。于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地球表面到处布满了干柴，革命的烈火此起彼伏，乌托邦的狂想把人卷入了暴风骤雨的年代。那些眼睛里喷着烈焰的人们以为，只要把现存的社会建制一把火烧掉，把豺狼一般穷凶极恶的统治者扫入墓穴，就可以结束噩梦一般的生活，过上原本就属于他们的神仙日子。
       然而，在磨蹭了很长时间之后，在二十世纪的尽头，历史以饱经沧桑的沙哑的嗓音告诉人们，推翻一个不合理制度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建立一个完全合理的社会，打倒了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并不一定能够清除社会的种种罪过。那些描绘得美轮美奂的图画，一旦付诸现实就会破绽百出，捉襟见肘，借助激情和暴力在地球表面建设一个完满的乌托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把我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的不仅是某个存在问题的社会，也不仅是一些心怀恶意的别人，而很可能包括自己。人应该对自己的不幸承当某种程度的责任，而不能一味推卸于社会并且迁怒于他人，特别是在难免存在种种纰漏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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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理想的社会的图景，从来就没有一个定准的范本，它总是相对于某一种境遇而被设想出来，它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挑剔。对于生活在陶渊明时代的人们而言，没有严刑酷罚和苛捐杂税等暴政的桃花源就算是理想社会了；对于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劳动时间不超过十小时，又能够获得温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必要的教育机会，就已经是天堂里的待遇了。而对于现代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已经想象不出比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更加美好的图景来了。至于贵族，他们对身份和地位的要求是建立在损害和作践别人尊严之上的，他们的理想恰恰是大多数人所要反抗的现实。这些由不同境遇的人蒙在被窝里想象出来的社会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得让人们置身其中开始琐碎的生活之后才可以说得清楚。一个饥寒交迫的阶级或族群，会把一个树上挂满面包、河里流着牛油的地方当成仙境，然而，一旦到了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愿望委屈在心窝里。在一个丰衣足食的社会里，他们不见得就能够心满意足，相安无事。让今日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到陶渊明梦中的桃花源里去旅游一个星期也许很有趣，倘若让他在那里活上一辈子则无异于流放和囚禁，他不把那些桃花践踏成烂泥就算是好的。至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如果让今天的城市新贵和白领们移民，他们也会考虑再三的，因为在那里他们只是一介劳动平民，而在这边他们可是人上人啊，尽管他们每天起床都要抱怨这个社会伺候得如何不够周全。为了限制人性恶的一面的展开，各种乌托邦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公共权力。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单一、集中的社会，劳动作为公民的义务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些性质对于今天的布波族来说，差不多就是地狱的性质了。
       通观各种乌托邦的体系，作为建设理想社会的材料无外这么几个要件：财富的丰厚、人身的自由、权利的平等、福利的保障、社会的安定。且不问地球上的资源供应能否与人类欲望的总量持平，且不说这些要件在组成一个社会整体时相互的掣肘、冲克，就算能建设出这么一个充分具备这些要件的社会，人们置身其中真的就变成乖宝宝了吗？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平等是处于平均线下的人们的梦想；但在一个权利地位财富均等的社会里，超出平等之上就会成为很多人的追求，他们会把这种优越感当成自己幸福的标准，从而千方百计地制造出新的不平等。在今天的社会里，就已经有不少人拥有了大大超出自己生活需要的财富，但是，这些富人真的就像穷人们想象的那样幸福和美吗？还有一些人，他们位高权重，手中握有重器，拥有比平等权利更多的特权，但是，他们因此就像底层人想象的那样完全乐坏了吗？众所周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集权专制制度下，皇帝的身上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他的权利和人身自由得到了近乎无限的扩张，但是我们知道，权力的中心充满着阴谋和暗斗，历史上过得快乐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连一个踏实的安稳觉都没有睡过，这就难怪那些可怜的皇帝寿命总是如此短促。财富、权利对于人的生活无疑是必须的，但超出基本需要的财富和权利，也可能使一个人晚间的步履变得更加凝重和蹒跚，使一个笑容带有更多牵强造作的性质。扛着超出自身需要的东西，除非是出自为社会大众谋利益的考虑，否则对个人来讲真是有失痴愚。很多时候，一个人过得不开心，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权利或是权利少了；一个孩子哭了，不是因为受到别人的欺负，而是因为自己丢失了心爱的玩具。但是，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总是训导人们往权利之上去找根苗，装扮出一副鲁智深和罗宾汉仗义行侠的凶狠模样来。
       尊严的意识使很多人并不满足于与他人享有均等的权利，他们往往要追求比别人更多的也就是超出平等权利之外的权利。这种追求说白了就是要灭他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对于别人和他们自己来说，这都是一场战争的开始。至于自由，它的含义越来越密切地跟绝望联系在一起。无边际的空旷的自由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多是意味着迷惘、无所适从以及歇斯底里、毫无节制的瞎胡闹，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在自由空间中进行判断和抉择的原始标尺和从容行走的淡定情操。如果人性的净化和升华没有什么起色的话，一个自由的社会可能是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
       表面看来，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的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然而，在那个社会里，如果付出很少甚至根本不打算付出的人也想得到和别人一样或比别人更多，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幸的人，并且也将成为别人的不幸。更何况，人们的所得是要通过彼此之间的付出来实现的，如果他们彼此的付出都依了对方的愿望，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做一些可能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如果他们的付出是按照各自的意志而不考虑对方的意思，那就意味着他们也必须接受自己并不满意甚至并不需要的东西，而这种接受和拒绝一样，都包含着挫折和痛苦的因素，必须有健全的心智才能消化，甚至也需要一点阿Q的精神。一个有求必应，需要什么就得到什么，需要光就有了光的社会，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这个社会可能是一个贪婪无度、挥霍不制的社会，以地球的资源显然供养不了这样一个社会，谁来给欲壑难填的人们买单？至于说到欲望，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人们之间的欲望，有相当部分就像狼和羊的欲望一样互相克服着，满足了羊就压抑了狼，满足了狼就伤害了羊。如果你之所欲正是人所不欲，你所需要的正好是别人不需要的，譬如说你渴望与之同床共枕的女子梦里思念的却是另一个人，她对你没有一点儿好感；你认为是混蛋恨不得要做掉的一个人，却是两个孩子的慈父。这时候，你的需要除了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这个社会又如何在伺候好你的同时也伺候好他们？如果你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真的万事如意了，你以为自己就幸福了吗？很难说你不会觉得无聊乏味和厌倦，并且因此而狂躁变态，成为弗洛伊德医生的病人，纠缠在某个古怪的情结里解不开身来；甚至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所描述的那样，因无聊得发慌而要往邻居的屁股上钉钉子。在那种状态下，你要是不干出点惊世骇俗的事情那才怪呢！
       完美的社会可以消除许多让我们意气难平的东西，却不能够消除人对生老病死的面对，以及面对这些面对的困惑、恐惧和焦虑，也不能消除人心中欲而不能、爱而不得的痛苦，更不能消除人由于精神的迷惘、偏执、厌倦、颓废和混乱而放荡形骸、滥用自由和身体、醉生梦死、走火入魔，把自己和别人本来可以过得好好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在完美的社会里，我相信会有很高的天空，很好的夜色，月光也会温柔地照耀着每一个床头，但照样会有很多的人要失眠。在完美的社会里，可能没有人死于饥饿、寒冷、战争等外在的事故，但人还是要死的，而且，像索尔·贝娄所说的，将有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死于自己对自己的伤害、虐待和遗弃，死于无法安慰的郁郁和孤独，死于活着不知如何是好的凄怆。对于很多的人来讲，生命还是一份过于唐突和郑重的礼物，接受这份礼物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恩惠和感激，相反还带来了精神的困扰、混乱乃至崩溃。我们不能说，在一个糟糕的社会里人们的苦难才是真实的，在一个完美的社会里，人要有了痛苦和烦恼，那都是一种矫情，一种活该。兴许，尽善尽美的社会都无法消除的痛苦，才是人真实的痛苦，是真正属于人的本质的根本意义的痛苦。它更需要疗救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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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是以人具有不变的天性为前提，按照完全适合人性的理念设计他们的蓝图的，但是，在描绘这些蓝图的过程中，空想家们发现，如果给人过多的自由，任人性散漫开来，蓝图就无法绘制完成。为了克服绘画上的困难，他们添加了许许多多对人性加以限制的笔墨。在莫尔的乌托邦里，所有的人都必须从事公益劳动。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每一个人不论分配给他哪一种工作（当然包括扫厕所和抬死尸），他都必须当作最崇高的工作去完成。而在另一些理想社会的设计者那里，还要求人节制、压抑自己的欲望，衣着要朴素，不能佩带质地比别人更优良、光泽更夺目的项链，“任何虚荣表现都应该受到行长和家长的制止”（摩莱里《自然法典》）。对于那些不能够把劳动当作崇高工作来付出，也不能够治理好自己发酵的欲望的人来说，这些社会并不是什么人性的净土，而是炼狱。对人的品质修养的要求，几乎成了各种乌托邦梦想成立所必须依持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没有对人性提出的崇高要求，这些乌托邦体系便无从谈起，就连空想也不能自圆其说。在资产阶级的社会蓝图里，除了自由、平等之外，还有博爱，但博爱只能是发自人内心的品性，不能作为一种制度要求来强加。一个人要是不博爱邻人甚至连自个都不爱，甚至还痛恨自己和邻人，那也是谁都奈何不得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警戒，是自由资本社会常见的街景。一个本来依据人性要求来设计的社会，最终却反过来对人性本身提出苛刻的要求，这意味着人性中存在着不堪承受理想生活的阴暗、腐败、卑劣、下贱、魔障的成分，对它的改造成了社会改造的核心工程。
       毫无疑问，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的生存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资源的匮乏和阶级压迫、种族奴役、性别歧视等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始终是许多令人沉痛的事件背后隐蔽的因缘。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因素都应该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不断地得到修订、改良和歼灭，但是，在得到修订、改良和歼灭之前，又是我们必须作为自己的命运接受下来的现实。我们没有足够的寿命等到社会上的所有问题都一揽子解决之后才开始自己的生活；也不能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不打算过好日子；还不能认为自己过得不自在，就一定是社会或别人出了问题，从而使自己的内心充满怒火；更不能认定在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我们的生活就只能是一种灾难，我们的幸福只能是一种罪恶，我们的尊严只能是一种反抗和叛逆，是破罐子破摔；更不能设想只要剪除了种种不合理的权力关系，或者让自身在权力关系中占据优势主导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铲除使我们终日不得开心颜的弊端，我们的生活就一定春风得意马蹄疾。过去一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为低地位阶层所接受，人们认为，如果自己贫困，那是因为有人在剥削和压榨我的生命，只要把富贵的阶级打倒并踩上一脚，让我们上来改天换地， 口中的黄连就会变成蜜糖。然而，历史表明，贫困和不公并不是换一个皇帝或一个统治阶级就能够彻底根治的痼疾。于是，在总嫌缓慢的变革进程中，就有了由哪一些人来承受贫困和不公以及如何来承受的问题。
       当今世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抬头，人们往往认为，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发展滞后，肯定是因为其他民族侵占了我们的资源，绊住了我们的脚步；如果我们这种宗教的兄弟没有过好日子，那肯定是因为别的宗教的神祗挤压了我们的天空，分割了我们的矿藏。只要我们民族能够从某个国家独立出去，我们的同胞就不愁没有好日子过；只要把本尊之外的一切神祗及其异教徒统统驱除，教内兄弟的日子就能够充分享受天国的恩典。其实，真实的情况从来就不是这么简单。民族独立了，部族之间又互相厮杀起来；同一宗教的人们自主了，教派之间的斗争反而愈演愈烈，来得更加残酷。连起码的和平和安宁都得不到，更不用说别的。权利本位的分割最终将指向一个个个人，就连一个家庭也不能成为完整的单元。
       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把权力关系扩大化，视之为社会生活现象的实质，各种普世的价值却被当成是一种蓄意的装潢粉饰，仿佛人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仿佛人们之间除了权力关系就没有别的关系。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在泛化权力关系的同时，还不断地将权力加以分解，提出越来越细致、烦琐和敏感的解放诉求，将个人生活的不如意更多地嫁祸于社会，对与权力相应的责任承担却语焉不详。这种重权轻责的意识形态，倒是便于政客们在民主时代收揽人心拉拢选票。他们通常会装出一副为妇女、儿童、同性恋等弱小族群请命的铁杆姿态来作秀，以骗取政治信任。单刀直入的片面的权力意识启蒙，煽动起人们心头大量过剩的欲望和幻想，给社会施加了一时难于转化和规避的压力与风险，这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个人都没有什么补益。所谓公正不应该止于权力分配的平等，也应该是责任与义务分配的平等，还应该是权力占有与责任担当的对等，更必须是自身与邻人、对手甚至敌人之间权力责任的对等，以达到某种均衡的状态。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都纷纷向社会提出各种权力和利益的热烈要求，对自己所应当承当的责任则避之惟恐不及，这个社会也就失重并且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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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对人的生活负完全责任。所谓完美的社会，只能是提供每个人对自己生命负责的必要条件，并在他不能对自己负责的时候提供可能的帮助，而对必要条件和可能帮助的理解是随着时运变化的。在任何社会环境里，人们都需要去寻找和挖掘生命的黄金，并承当自己不一定亨通的命运。在一个不完善的、存在种种缺憾的制度环境下，一个人也可以找到生命的宝藏，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天上的荣耀。而即便在按照理想的政治理念建立起来的堪称完美的社会里，一个人也可能有一个坎坷不幸的命运，也可能因为找不到生命的宝藏，陷入迷津之中，胸膈间臃涨着许多排解不了的脓痰，他的生活甚至可能跟地狱没有什么两样。在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人们还可以为自己的不幸找借口，把自己生活的不如意包括自身的毛病归咎于社会，找个地方出一股恶气，冒一串黑烟，也还可以在改变社会和个人命运的活动中锻炼自己的智慧、胸怀和毅力；但在一个看起来相当完美的社会里，你不需要也不应该改变什么，倘若在这个社会里你还有痛苦和烦恼也只能独自吞忍，因为那是你自找的，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表明自己根本就不配有什么幸福的生活。哪一个时代都有春花秋月，只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好的心境来领受罢了。对于很多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通常让日月无光、江河失色、饮食乏味、睡梦不安的并不全是社会黑暗或他人捣鬼，而极有可能是自己失去了一颗纯真活泼、超越利害计较的天使一样的童心。人们通常会抱怨，自己最近心境不佳，心烦意乱，是因为自己的生活缺失了许多贵重的东西，是因为自己的生活里发生了不顺心如意的事情或没发生快慰的事情。他们以为一个快乐的日子需要汇集很多贵重的物品，一个无邪的微笑需要很多新鲜的喜事来挠痒。其实并不尽然，一件东西的贵重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渴求；一件事情是否称心如意，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期待。不管多么贵重的东西，一旦人们心里不稀罕，它就比鸿毛还轻，它的得失也就左右不了人的情绪；一件事情不管多么悖逆，只要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照样能够称心如意。倘若一个人把自己心性中独自饮酌的快乐源泉都糟蹋完了，即使把他迁移到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去，或是把阿里巴巴山洞里的珍宝全都搬到他的卧室里来，都无济于事。人的欢乐仰仗的东西愈多，他的快乐就愈脆弱，他快乐的时光也就愈短暂、愈稀少。回首过去的历史，我们也能看到，在过去那些漏洞百出、溃疡遍体的社会里，也有人舒心地生活过，在他们临终的微笑里，我们知道他们的内心充满着感恩之情。他们以旷达的胸怀包容了世间种种缺憾，以一种欣慰的表情来概括所有发生在自己生活里的种种事情，使那些不完美的东西在他那里达到更高意义的完美。他们追求的不是万事如意的物质乐园，而是如意万事的心灵境界。一个心性失调甚至扭曲的人在一个完美的社会里照样有痛苦，并且会给别人带来痛苦。一个心性完善的人可以在许多不完美的社会里完美地生活，并且能够给他的邻居带来快乐。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世间的事物并没有绝对自在的性质，在一定的阀度内，一种事物在人的生活里具有怎样的意义，取决于人们对待和接受的态度。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意义，最最关键的还要改变生活着的人们对待生活的心，让它具有更加广大的平等智慧，使它的花瓣能够向更多的可能性开放，而不是像向日葵那样只是朝着太阳，一旦太阳下山便垂头丧气。同样的一种生活境遇，用一种观念来加以理解，当事人也许就心满意足、感恩戴德；倘若换一种观念来解释，这个人也许就痛心疾首、怒火中烧。有人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金玉满堂的时候仍然患得患失；也有人认为“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在穷困潦倒的时候，照样能够欣赏自己的超逸和洒脱。在有的人看来挫折和苦难是一种躲避不及的痛苦，遇上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就心灰意冷，怨天尤人；有的人则把挫折和苦难视为是对自己心志的锻炼和磨砺，并且从中去发现自己的坚韧和豁达。有的人在生活中受到一点不公的待遇，便非要闹个天翻地覆、鱼死网破才罢休；有的人却宁愿自己付出的多些，也不愿意占人家的便宜。有的人善于分享别人的欢乐；有的人就看不下旁人有半点比自己好。有的人追求权力的荣耀，非要做威风凛凛的人上之人才心甘，与人平等相处便觉得庸庸碌碌，居于人下更觉得百倍冤屈；有的人却宁愿像老子那样“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和光同尘，安住于宠辱不惊的境地里，悠然自得。同样一种境遇，对待的人心里所存的态度观念不同，生活意趣也就不一样了。这种通过改变对待生活的态度去改变生活意境的点石成金的法术，对于身处逆境的人，是随身必备的工具。
       到目前为止，人类出现过的社会都难免存在着贫富贵贱的差别，生活在世上的人也难免有进退沉浮和生老病死，即便是一个极其侥幸的人，要想万事如意都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心胸狭小、是非得失斤斤计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需要改变的东西太多了）。人需要去改变自己的境遇以适应自己的心念来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还需要改变自己的心念以适应自己的境遇来增进内在的福德根基，更需要有超然于一切境遇之外的胸怀和风度，来建立起自性的乐园，与人分享生命的欢愉。面对种种人力不能制备的命运，如果没有一个天高云淡的心态来对待，难免会烦恼丛生。只有如意万事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万事如意，获得无所依待的天国的福分。那些追求万事如意的人，要等到他的生活具足一切顺缘才能适意；而那些不待一切因缘的人，即使身陷各种逆缘的纠缠，也照样风流潇洒。我们当然愿意并且也应该把西部的荒漠都改造成绿肥红瘦的江南水乡，但我们更赞叹那些在沙漠里照样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植物。人何至于那么娇气，非要有奇珍异宝供奉才能开颜，非要千金才能买得一笑。
       近一个世纪以来，鲁迅刻画的阿Q一直作为愚昧的中国国民性的漫画形象被世人耻笑和责骂。出于当时家国危殆的形势，出于对社会的励精图治和个人把握自身命运的必然要求，鲁迅的嘲讽有值得记取的见血的道理。然而就人类存在终极处境而言，精神胜利法并非就没有是处。如果被我们不懈地改良中的社会总是注定存在着某种不合理的因素，如果勇猛精进的人生总是避免不了挫折和苦难，如果人生不如意事十有二三，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不失为慰藉心灵的一剂解药。倘若一个人总是成日价惦念着社会负于我的无穷无尽的问题，总是跟时代和个人生存的有限性过不去，这难道不是一种精神障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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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三种形式的革命，一种是革自然之命，所谓工业革命、技术革命是也；一种是革社会和他人之命，所谓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也；还有一种是革自己之命，即改造人自身的心性，使之净化和升华，变得宽柔慈爱，清明透彻，法喜充满，成为一片敞亮的福地。前两种革命是外在的革命，后一种革命是内在的也是更为深刻的革命，即所谓灵魂深处的革命。两种不同的革命方向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源泉。迄今为止，外在革命已经取得相当卓著的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恩惠，而且推进的势头堪称波澜壮阔，但内在的革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以至于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把外在的革命视为是人们对内在革命的一种逃避，他说：“革命者和改良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他们的一切，或者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改变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革命和改良都是一种逃避。征伐就是一个人没有能力与自己搏斗的证明，改良就是一个人完全无助的证明。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尽他整整一生的时光。”（《惶然录》290页）葡萄牙人的话决非危言哗众，人本性中存在的问题决不比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更少、更容易解决，人对自身的伤害决不比社会对人的伤害更轻、更容易避免。如果没有灵魂深处的革命发生，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人的出路，不管它来得多么猛烈。就一个人的生活而言，与其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境遇无常的侥幸，不如将它安放于自己须臾不离的心性之中。调伏自己混乱不堪的心，与改天换地、迁移外在的处境同样紧要，因为，人可以逃离许多不适合自己生存的境遇，却不能从自己的心性这里迁移出去。而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境遇，人最终活的是一种精神意趣，一旦失去了自在的心境，任何东西都慰藉不了人的感情。在外与事物处好的人，可以有一时一地的快乐；在内心跟自己处好的人，则可以有永久的自在；而在内心总跟自己处不好的人，在任何境地里都不可能得到安宁。费尔南多·佩索阿并不见得是一个幸福的人，但他要求人们从看不见的隐秘的根部来修改自己生活的意见却值得听取。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一心扑在外在事物的攫取之上，而忽视了自己的心灵境界，在许多不良观念的挑逗下，人们无节制地放纵情欲以追逐那些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在这种汹涌澎湃的潮流中，任何指向自我的革命意图都被视为是懦弱和窝囊的表现，视为是对人性的压抑和伤害，而加以嘲弄和抗拒。在现代社会中，很难有人像古代的贤圣那样在宁静致远的境地里去感通隐蔽在内心的奥秘，承接天地之间的浩荡恩情，认清自己最根本的需要。对于很多人来讲，生命这份礼物还没有充分地打开。面对自己，总是比面对周围事物更让人尴尬。
       迷惘的人们很容易让自己的内心变成各种不良观念的集散地。这些观念流像季风一样变换着方向年复一年在城市的大街上吹拂扫荡，它们会像鬼魅一样附着于人的灵魂，主宰人的意志和动机，让人乖乖地成为它们的傀儡还浑然不觉。这些观念或者禁锢本能的流动，压抑了心性的抒发；或者恣意地怂恿了情欲的泛滥，滋生出种种梦魇。它们之间还常常发生矛盾对抗，将人的心地变成它们厮杀的战场，使人的心志失去了原本的清明和幽美。人心里各种错杂的观念，构成了人生活的胃口，影响着人们对于事物的接受品味，一旦胃口被破坏，食物都会变味。指向自身的革命，首先就是要清理各种观念，开显被蒙蔽的心灵意境，改变人生活的胃口。毫无疑问，对于饮食的人，拥有一个良好的胃口，比起拥有山珍海味更为重要。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而是人的心性本身，构成了人幸福不会枯竭的源泉。
       生活在不同社会里的人，都会有一些可能导致愤怒和悲哀的事情。这些事情既可以归咎于社会和他人，也可以归咎于自身。是归咎于社会和他人，让自己变成一个斗士或怨妇，变成斯巴达克思和窦娥；还是归咎于自身，让自己成为一个良民和圣贤，变成老子和释迦牟尼，是人能够做出选择的。当然，这种选择并非一定是非此即彼，因为它们各自都有不能涵盖的方面。归咎于社会和他人，也许有利于推进社会的改良进步，却不益于社会的安定和自身的涵养；归咎于自身，可能有利于个人精神境界的升华、净化和社会的和平，却不利于社会的变革更新。智慧的人应该能够做出即此即彼的选择，使两者同时相得益彰地进行。然而今天，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归咎于社会和他人，投入到外在的革命的风雨中去。而那些习惯于外在革命的人，又往往把改变自己的意志和性情视为削足适履，是懦弱者的自残行为，是辱没个人人格的表现。殊不知战胜不了自己自古以来都是英雄的遗恨。古人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就难在这其中所要改变的对象同时也是所要借用的武器，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搏击，弄不好反成了自我伤害。也许，正是因为自我革命有如此的困难，才证明了它进行的重要。修养、完善自己的心性，是上天降以每一个人的不能推诿给社会和他人的大任，也是一个人可以不借助外力也可以去完成的事情。
       正如我们不能以自然革命和社会革命来回避自身内在的革命一样，我们也不能以自身内在的革命当作是退出自然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借口，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惟肖惟妙的阿Q。只有把这种内在的革命与外在的革命结合起来，变成同一个过程，变成一种活泼的日常生活，才能完整地解决人的存在问题。
       孔见，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随笔集《赤贫的精神》、《卑微者的生存智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