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拉美化”
学者郑秉文日前发表文章，就目前国内学界和企业界部分人士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拉美化”问题进行的激烈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郑秉文认为：“拉美化”这个概念，一般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或指经济发展模式及某一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在西语语境中，“拉美化”这个词是个贬义词，其含义主要是指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拉美化的提法多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等经济发展过程相伴，并往往与这些概念连在一起。作为转型国家，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会出现某些拉美化问题。近几个月来，一些西方学者相继就此发表文章。例如《中国是下一个拉美吗?》就认为，“分配不公的中国”有可能“使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巴西”；认为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不一样，后者的版图较小，人口基数不大，几乎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村人口移至工厂，使之成为小康阶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上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正在拉美化吗？》的长文认为，当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的法制化建设和社会政策改革步伐跟不上，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失地农民、农民工、贫富差距等问题，如果丧失治理的机会，就有可能使日益庞大的穷人阶层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甚至有可能产生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类似拉美国家的社会危机和政治灾难。
郑秉文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少有人用拉美化这个词来形容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在美国，拉美化概念的使用也仅限于文化和就业分层化等非常有限的几个小领域。这是因为除了成熟的市场制度和稳定的政治结构等许多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们都有一个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保障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防止拉美化的一个屏障。
第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拉美主要国家实行的是完全积累制，在这个制度下，如果政府的财政负担转移到市场和个人之后，其它方面的福利制度没有及时递补上去，就会产生社会分化；而欧美大多数国家是现收现付制，具有很强的再分配功能，其缺点是国家的财政负担较大。我国目前采取的是统账结合的混合模式，即部分积累制，在理论上讲，其优点是兼顾到了财政可持续性和社会公正。尽管这个混合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个模式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下去。
第二，要确定一个“正确”的社会福利模式。如果将社会福利模式大而划之，分为“普救式”（主要是北欧和西欧）和“补救式”（主要是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两大类的话，那么，它们各有千秋。但是，在版图辽阔、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客观条件下，我国是不可能采取“普救式”福利模式的，因为其福利标准是以中产阶层为基准设定的。英语国家的“补救式”总体来看适合于我国：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责任放在社会底层上，有限的福利资源也集中在社会底层上，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这就是“补救式”的本质所在；而对于中产阶层，国家给予的只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保证而已。
第三，补救型福利模式有利于扩大就业。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同的福利模式对创造就业能力具有很大的反作用。“普救式”福利制度下，社会服务业和休闲服务业就业增长缓慢，相对的“过剩人口”比例较高，整体就业水平一直徘徊不前。而补救式福利制度下，劳动市场弹性较大，对“好职业”和“坏职业”都具有刺激作用，他们得以同步发展；其中，“坏职业”成为吸纳社会底层劳动力的一个主要“市场”，例如，美国失业率之所以始终低于欧洲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总就业人口中，“垃圾职业”的比例高达8％，而欧洲只有4％到5％，从而使美国几乎成为一个效率很高、运转速度很快的“就业机器”。
第四，应吸取拉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总的来说，除了社会保障的改革比较成功以外，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既不完善，又支离破碎；既没有明确的制度理念，又没有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度模式。因此，它们获得的只是中产阶层的支持，失去的却是广大社会底层的信任；中产阶级只是对国家的经济制度给予认同，而社会底层则直接对国家的政治制度表示不满。这必将加剧社会分化，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政府更迭。这是拉美国家给我国福利制度改革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
（姚平）
郎咸平主张“新法治主义”
《第一财政日报》日前刊文报道郎咸平主张“新法治主义”。
郎咸平说：“中国未来的产权改革和经济走向，必须以‘新法治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新法治主义的含义是要确立以民为本的法治化改革方向，以法治来规范每个社会群体，从而让每个群体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发挥其创造力。”
郎咸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经济上真正的主导思想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的观点，如民营经济、自由民主、小政府等。“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来自美国，我们不能说它错，但它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当前中国的产权改革和经济政策的推行，简单照搬“新自由主义”是非常危险的。
郎咸平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前是以权力建立的平均主义，限制了民众的创造力。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了这种绝对平等，但因法治框架不健全，致使不少人几乎是在无法可依的状况下随意追求财富。由于规范的游戏规则、法治结构没有建立起来，很多个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必然会侵害到他人的利益。
郎咸平说，中国的股市和产权改革最具代表性。“上市公司可以无所顾忌地圈钱而无严刑峻法的惩处，国企老总也可不顾全体员工多年辛苦，在MBO这种‘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条件’之下，侵吞国有财产。”
“中国应该建立这样的游戏规则，使每一个经济个体都能在法治化的规范下运作，而不会侵害他人利益。”郎咸平认为，世界各国法治化的建设都不能离开政府的推动，“比如十九世纪法国拿破仑建立的第一套大陆法系法典、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以及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这些法的形成都离不开政府的推动。”
“目前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呼吁限制政府权力是一种错误的跳跃性思维，也是‘新自由主义学派’极力提倡的。”郎咸平说，“在法治化还未完成之前，政府的退出将给老百姓带来可怕的劫难。‘新法治主义’应该是中国未来产权改革、经济思想的主流。”
（肖武）
为什么把郎咸平淘汰出局？
学者左大培日前在乌有之乡（www.wyzxwyzx.com）网站上发表文章，质疑中央电视台“2004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将郎咸平排除在外。
左大培说：据《新京报》报道，在12月2日公布的“2004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名单中，除了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之外，其它候选人都是企业家，没有出现学者的名字。不要说“经济年度人物”，就是“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郎咸平也没有得到的份儿。这次的“经济年度人物”“选举”应当说是郎咸平最公开的学术对手张维迎教授的伟大胜利，它印证了张维迎教授在社会上的巨大“公信力”：因为仅仅在几年前，张维迎教授曾经是荣获这个“经济年度人物”称号的惟一“经济学者”。不仅如此，“2004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名单还超额地完成了张维迎教授要求中国媒体完成的任务：它不仅将“企业家”们当成了惟一“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而“善待”，而且将他们奉为中国惟一值得尊敬的“经济人物”，因为这个候选人名单中除了两位政府官员之外，其他的都是“企业家”。
可惜的是，名单的决定者们忘了：老百姓不都是傻瓜。这些小百姓也知道，李金华的审计报告虽然对政府机构本身的反腐败作用很大，但是并未涉及中国今日最主要的腐败问题。在今日之中国，国有企业老总们的MBO是最大的腐败，国有企业经营者将国有企业据为己有是最严重的贪污，最恶劣的腐败行为出现在政府官员纵容形形色色的“企业家”侵吞国有财产上。而在制止这一类的腐败行为方面，郎咸平在2004年立下了最大的功劳。
这样一个在普通民众看来居功至伟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无缘评选“2004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当然是因为他在普通民众看来的那些功劳，恰恰是他得罪了中国经济上的某些权势集团之处；他之所以得民心，正在于他把中国经济中的某些权势集团所干的那些最黑暗见不得人的东西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左大培指出：还在郎咸平的揭露刚开始不久，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几位新锐就不断暗示，郎咸平说出了某些不该让普通老百姓知道的东西。国资委的官员赵晓很早就发表文章，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存在着某些“潜规则”，指责郎咸平在媒体上的炒作“引爆了仇恨国资流失的情绪”；上海的张军教授则指责郎咸平“超越了学术的边界”，其真实含义是郎咸平将不该对公众讲的东西说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不能公开说的话是：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经营得还不错的那些公有企业的“企业家”，都受到了低得极不公平的虐待，因此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手段让他们得到优厚的报酬；哪怕是他们做的那些违法违规的事，包括侵吞国有财产以使个人暴富的种种行为，都应当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加以默许。谁指责他们的这些做法，那当然是大逆不道；就连向社会上的公众公开这些东西，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相信这是某些经济权势集团的心里话。多年以来，这些权势集团就在这种心态下形成了侵吞国有财产的合谋：各色各样的“企业家”们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国有企业变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而追随他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则为他们鼓吹、纵容甚至保护他们，由此而获得自己那丰厚的经济利益和其它好处，同时对广大公众封锁一切真实信息。郎咸平名声鹊起之处，是向广大公众揭穿了中国“企业家”们侵吞国有财产的真相；而正因为他破坏了经济权势集团定下的那个“潜规则”，让广大公众知道了这个集团的真实追求，他就不可能受到中国经济权势集团的容忍。将郎咸平从“经济年度人物”的评选中淘汰出局，这是必然的事。
（刘琳）
社会阶层的关系要融洽
学者陆学艺10月25日在广州宣传部门演讲，谈到社会关系融洽的问题。
陆学艺说：我们现在阶层关系不是太协调，政府该做的事没有做，比如说像我们国家不光是广东这里，全国一样，农民工的工资十几年不涨，现在还是三四百块钱一个月，国外的工资是按照工时计算的，最低工资标准美国是七美元等等，人家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我们这些人是一个月发一次工资，民工是一年发一次工资，还不发，还欠了很多年，现在查出老板欠他们一千多个亿了。
现在是初级阶段，应该提1950年代毛泽东提的劳资两利。现在出了一个民工荒，这不是真问题，而是假问题，是媒体炒成这样。我说如果农民工荒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亿五千万农民不能充分就业，现在农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就可以将现在的农业承担起来，怎么会农民工荒呢，只能说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个别工厂个别单位，老板实在太狠了一点，赚钱赚的狠了一点，工资三百块钱一个月，还不发，天天要加班，十一十二个钟点，环境又次。今年农村稍微好一点，“老子不干这个活了”，他们也有手机了，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去，这个地方的老板太黑，我们都不去了”。
北京荒吗？不荒，上海也不荒，三资企业也不荒，广东也不荒，主要是个别行业，现在主要是劳资关系。
现在地方领导同志，用邓小平说的“稳定压倒一切”弄住了，只要工人一罢工，工人一不干了，就该处理一些人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跟一些同志说，这个观念得改变，十年前工人罢工也好，工人游行也好，这是对着我们政府的，现在是针对老板了，你让他罢两天工，改善一点条件，这没有问题。
我到日本去，问了一些教授，因为我这个年龄我知道，我们1950年代上大学，1960年代的日本罢工游行是每个人都有的，我问他们政府怎样处理，他说实际上中小官员是支持的，我说那怎么办，怎么一回事呢，资产阶级的政府支持工人罢工怎么可能呢，我问为什么，他说那很简单了，去罢工游行的肯定是蓝领，肯定是体力工人，他罢工游行的结果，一定是涨点工资，改善点环境，比如说涨15％，老板说涨7％，最后谈判是涨10％，罢工一次涨一次，老板不是这么好，就是这么斗出来的，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资这么高，就是工人运动斗出来的。
他说蓝领工人涨了10％，那厂里的办公室主任、科长、处长也得涨10％，工人涨到三千了，他肯定得拿六千，好了，工厂处长拿了六千，政府的处长也得拿六千，跟着涨了，不能政府的公务员比单位的还少嘛，所以白领实际上是站在工人一边，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对了。可是我们现在的工人跟资本家做斗争，跟私营企业主做斗争，就要稳定压倒一切了，强制人家复工呢，不然怎么三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现在还是呢？
我1980年代就到过深圳，那时候深圳就有七八百块钱的工资，2001年说的平均工资是588元，所以儿子的工资比老子还少。为什么搞成这样？我们1980年代想搞梯度经济，美国工资高了转向日本，日本工资高了转向四小龙，到了广州、深圳、无锡、上海，二十年之后工资高了一些，转到安徽、河南，二十年过去之后，河南还是不行，安徽还是不行，还是在这一块，梯度经济怎么发展，原因就是工资上不来。这对国家和农民工都是不利的。
十六大有一句话，民主更加健全，健全不仅仅是开会民主了，一个民主国家里有几个工人跟资本家闹点别扭，政府不要这么去管了，帮点工人行不行？我觉得这个关系一定要和谐，一定要提劳资两利，特别是外国老板赚的钱太多了，据我知道，台湾老板最黑，不光是在广州，在苏南、东北都是这样，可是你现在就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是好的，可是不能降低工人的工资，不能降低土地的价格。
总的来说，社会关系要融洽，社会流通要畅通，社会要公平，要稳定有序，这是一个积极的稳定，不能是消极的稳定。
总体来说，我们国家的前景还是好的，中国现在是谨慎的乐观，社会阶层结构也是这样，如果仅仅是三四千美元，并不就是现代化，它一定是要社会结构也现代化了，一定要搞出社会中间阶层为主的两头小中间大的，这个社会结构才能够稳定。
（罗斌）
互联网时代的群众智慧
互联网除了能聊天、购物、看新闻、发邮件、下载MP3，还能做什么？答案是，现在你可以做“艺术群氓”，可以和无数不认识的人一起编撰百科全书，或共同创造一件艺术品。
“快闪族”（Flash mob，又称“网络暴民”，这种行为又称“闪灵行动”）正在变得时髦起来，它的标准是：突然出现、突然怪异、突然消失。这个新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指Flash crowd，指一群人为一个目的同时进入一个网站；另一个是Smart mob，又称为“智能群氓”，指一群有相同见解的人，利用互联网等先进科技，在无领袖状态下组织集会。这些“快闪族”实际上就是透过互联网而聚集起来的互不相识的人，在指定时间拥到指定地点完成某些稀奇古怪的任务后，又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失。
大家也许只是觉得这不过是一种好玩、时髦而且昙花一现的事物，除了满足人们的恶作剧心理，再没有更深的意义。但是，一些人正在将“快闪族”的这种共同行动的精神转化为更具创造性的活动，与“智能群氓”相对，他们就是所谓的“艺术群氓（ArtMobs）”。
作为随着网络的兴起而出现的新的一个艺术群体，艺术群氓已经有了越来越多优秀的异乎寻常的出版物。作家詹姆斯·索诺维尔基在他的新书《群众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里，认为群体要比任何单个的人都要来得聪明。现实中的例子是，大批公众群体通过手机联系在一起而使得菲律宾埃斯特拉达总统下台。
而现在，群众甚至显示出了创造的迹象。几个星期前，一部任何人都可以写或者编某个条目的“开放目录”式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com），已经拥有了它的第30万个条目，总容量达到9.01亿字。“维基百科”的词汇量比任何印刷出来的英语百科全书都要大，即使是最新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只有8.5万个条目和5500万字，根本无法和“维基百科”相比。“维基百科”的存在只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并且所有撰写者都是不拿报酬的，每个人都是志愿者。在“维基百科”的中文网站上，你甚至能找到关于一位中国很出色但并不为大众熟知的歌手胡吗个的简介资料，如果是正式的百科全书或词典，肯定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新的信息、概念、知识和思想涌现的速度，使得任何一部正式印刷出版的词典都必将“落后于时代”。通过网络这种迅捷而涵盖面广的媒介，通过无数自愿参与者即“艺术群氓”的努力，这样一部百科全书才可能把触角伸向任何一个变化中的人类知识领域。
一个匿名的群体怎样进行创造？网络上的艺术群氓能创作一首诗、一部小说，或者一幅绘画吗？传统观念似乎认为，艺术灵感只会单独降临在个人身上，“群体从来不会发明任何东西。珍宝藏在一个人的孤独的心灵中”，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伊甸园之东》中这样写道。
未来，把多达几百万的合作者联系到同一项艺术活动中将成为可能。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例子的是音乐。在MacJams网站，“艺术群氓”们共同创作了一首爵士歌曲。因为爵士乐本身便充满了自由即兴的成分，所以很适合多个人共同参与进来。最初是一位音乐家提供了少量的演奏片段，之后另外几位音乐家在此基础上各自进行了补充，他们在一起合作得很好。
很早我们就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同时人们似乎一直认为艺术是一种高深的、贵族化的和少数人的精神活动。但是“艺术群氓”们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艺术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平民化精神。套用一句陈词滥调，叫“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许午）
写诗是返回大道的过程
诗人于坚在获得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受奖辞中，称自己写诗是返回大道的过程。
于坚说：1966年的“文革”其实是一次巨大的“灭心”运动，它毁灭的不仅仅是文化和日常生活，更是中国之心。“在灵魂深处革命”最终导致的是心灵和良知的虚无，导致了无数的死魂灵。
殊途同归的是，这种以“生活在别处”为特征的死魂灵与西方物质文明所创造的“橡皮空心人”并无二致。并非危言耸听，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心人真是越来越少了。后现代的游戏精神为“灭心”开辟了更为冠冕堂皇的康庄大道。任何自命的公正，最终我们都发现其中暗藏着的简单利益或者麻木不仁、得过且过、“怎么都行”——总是与某个私人的精神空虚相关。
心并非某个时代的心血来潮，心是有传统的。失掉了心，一个国家就会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丧失基本的价值尺度。1966年的胜利在于，它用泛意识形态全面地取代了心灵世界。基本的价值尺度并不高深莫测，人之初，性本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邻人，羊只、粮食、水、空气和布匹是天然可以信任的。生活在对水和邻居的质量和人格的怀疑中比生活在沙漠和集中营里更可怕。其实今天我们内心的疑虑已经不只是人们是否有心，这种疑虑已经蔓延到对最基本的事物的信赖，对水和盐的信赖。
相对于我自己时代的文化，我的写作一直是一种无效的抵抗。我试图在汉语世界中重建人们对基本事物的朴素迷信，我绝不是空虚无聊的诗歌花样的实验者，我的写作是心灵的写作。在这个“拿来主义”盛行、彻底唯物、唯新，创造力日益式微的时代中，我承认我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在未来主义文化高歌猛进的氛围中长大，但我从未接受未来主义的价值尺度，我不相信“进步”神话，我相信世界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基本的价值尺度，必须有某些连革命也奈何不得的东西，例如草根。我的基本思想来自民间，民间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一个过日子的地方，民间是那些过眼云烟底下的部分。在1966年，当书籍被烧毁，图书馆被查封，教师们被流放，是民间向我启示了生活之道。我外祖母是一位伟大的民间人士，因为1966年的某一日，她在一个高音喇叭响彻的黄昏中对我说，把窗子关起来，拿碗筷。
我曾经说过，“文革”之后，在这个国家写诗是一件勇敢的事情。世界的方向是进步，因此诗是一种绝望。诗是一种绝望，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大地从未进步过，大地是没有希望的。而诗歌所要表达的是天地之心，因此它从来都是一种绝望。文以载道被当代文化完全曲解了，道并不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道永不前进，永不指望。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道，诗可道。诗就是与世界的所谓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穷途而返，返回大道的过程。诗是绝望的，每个时代的诗歌其实只是对绝望的重返或者坚守，它没有光荣更谈不上虚荣。
我理解的诗歌中的先锋派是一种落后或者后退，它是绝望，而不是未来主义。
诗人这一行自从《
诗经》问世以来从未进步过，我的种种努力无非是要能够再次像千年前的汉语作者们那样在隐秘的喜悦中觉悟、载道、道可道。
你们今天在这里为这个时代最落后最古老最无前途并且总是在过时的精神活动颁奖，你们也许意识到，尽管此种组合汉字的手艺毫无用处，但会缓解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在心灵部位的空虚。
（刘廷）
成年人阅读儿童故事
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Jos eSaramago）说，如果强逼成年人多阅读儿童故事，那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萨拉马戈说：“儿童故事灌输良好的价值观，教导人们团结、尊重他人和行善等做人的道理。但我们成年后却把这些教诲忘得一干二净。”
萨拉马戈是在罗马出席一出改编自他三十年前撰写的儿童故事的音乐剧时，发表了以上的讲话。
八十一岁的萨拉马戈的作品多以荒诞的虚构寓言讽喻现实，是葡萄牙最著名的作家，其作品曾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齐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