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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我的云南血统(散文)
作者:雷平阳

《天涯》 2005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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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长寿夫妇睡眠处
       床都是产床和墓床,老人在上面睡最后一觉,婴儿在上面展开一生的睡眠。杨长寿夫妇的床也是一张老床,梨树木做的,床框、床档、床板一律的大家伙,厚、结实、笨重;床头的挡板上,靠头的一边,刻鸳鸯戏水图,靠脚的一头,绘牡丹两朵;四角立起的帐架子,方形、大梁似的,没半点雕栏刻木的意思。这床有多少斤,没人搬过,不知道;这床用了几代人,杨长寿说,至少三代,他们是第四代,他们的儿女是第五代。五代之床,擦干净灰尘,亮汪汪的土漆,仍然可以做镜子。它的每一个楔头,也像新的时候一样,契合、严密,仿佛没有经过任何摇荡……这才是真正的床榻啊,有石头的品质,不仅与房屋连为一体,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大地的组成部分。人的欲望可以通过它,感染大地,大地的繁殖力,同样又通过它,启醒人们。人最终的离去,通向土地之路,没有什么距离需要排除;新生命的来临,在它那儿,一如一棵禾苗破土。原生的生命循环,静谧、简单、直接,就好像发生在一个古老的容器之中,是大地的内部事务。
       杨长寿家的房屋,是典型的滇东北乡下的土坯房,外观看去是一层,进去之后才发现是两层。由于层高极低,很难让人觉得它已从泥土中凸现出来,如果我们站在远处、或者空中看它,它其实只是泥土皮肤上的一个疤。房屋的结构呈“品”字形,坐南朝北,由北边的大门进去,是堂屋,左边是火塘,右边是灶,正前方的隔墙下摆一供桌。隔墙左右各开一门,左边是杨长寿夫妇的卧室,右边则是猪厩。二楼上一般都不做任何隔分,杨树地板之上就一屋大的空间,堆粮食、煤炭和形形色色的杂物,四角上,除了一只被楼梯征用外,都是孩子们的地铺。
       与许许多多的房屋不同,杨长寿家的房子,除了二楼上正北方的墙壁上辟有一铁锅大小的窗子外,其它地方一个窗子也没有,他们的卧室没有,猪厩也没有,火塘边也没有,黑暗是理所当然的,像在地下,在大地的胸膛里。蚂蚁、臭虫、蚯蚓、老鼠、苍蝇、蚊子,为什么也喜欢把它作为家,这也就不再是谁的意志,纯粹是由人虫相通的命运所决定的。
       暗处有暗处的好处。有光的地方,就有艰辛的、无止无休的劳作,就有风、雨、霜、雪,就有单刀直入的、面对面的仇与恨,就有摆脱不掉的、鬼魅般附体的阴影;而暗处,更多的是家人的肌肤,不一定丰盛但能充饥的饭菜,性爱和生育,世界被一堵堵不透风和光的墙隔在外面,人都可以蜷起身体好好睡眠。
       ……
       杨长寿夫妇一生育有三男一女。他们把整整六十年的岁月都关闭在村庄里,也就是说,自其父母将这床空下来,于冥冥之中交给他们,他们便没有离开过这张床。不用点灯,有电了,他们也没在卧室中拉上电线,手一摸,脚一探,任凭身体怎么散架,他们都能不碰响任何东西,便躺到了床上,丈夫找枕头,妻子找丈夫的胸膛,两人同时找梦乡。扣在一起的身体,由孔武、圆润,慢慢地都松弛了,变薄了,缺少激越的立体感了。但有一点却始终没变——他们的耳朵依然听得见老鼠走路的声音,甚至可以听见墙外的细雨和蔬菜叶在风中摇晃的声音。对了,隔着一堵墙,另一房间是猪厩,如果半夜,猪的肚子响,长嘴不停地拱槽,次日,他们一定会责骂儿女,因为儿女没让猪吃饱;如果猪厩里发出脚踩泥泞之声,他们就知道,猪的垫草不够了,猪厩太湿了,第二天必然就会吩咐子女给猪抱上几堆干草;如果猪开始哼膘,他们就明白猪真的肥了,夫妇俩就会在哼膘的美妙音乐中睡得更踏实。人一代代替换,猪一年年换茬,杨长寿夫妇聆听过多少猪的身体语言,他们心里一清二楚。有时,两人会聊几句:“唉,那头喜欢在隔墙上擦痒的猪,后来是卖掉的还是做了年猪?”“噢,你说的是大儿子出生那年养的那头,唉,那头猪多肥啊,可惜被卖掉了。”
       更多的时候,与这张床有关的人们,有着近乎于无知的沉默!
       村里人送葬处
       一条沙沟,距村庄二公里左右。沙沟和村庄之间的红土路,坑坑洼洼,雨天留下的牛羊蹄印、人的脚印,天晴了也还在。路的两边,一边栽着垂柳,另一边有一排苍老了的核桃树。垂柳和核桃树一样地多毒虫,毒虫常常从树上掉下,或被风吹下,满路都是。路很直(不像乡间的其它路总是弯弯曲曲),而且宽敞,站在村头的路中央往西望,它于树丛之中直直往上翘,到了沙沟,才升到一片高地之上,再伸展,便抵达了陡然隆起的狮子山。狮子山的海拔高度是多少,村里没人知道,它像一个几千米高的屏风,稳稳地顿在那儿。其阳面正对着村庄,阳面的一片斜坡,六十度左右,上面有一片坟地,坟墓的数量,远远多于村庄里的人数。每天,太阳一出来,首先照着的就是坟地,墓碑上镶嵌的小圆镜,也总能把太阳的红光变成白光,闪闪发亮,让许多村庄里往西走或往西看的人们,很难把眼睛彻底、自然地睁开。它们俯视的角度太逼人了,像祖先还端坐于上,而且目光灼灼。
       沙沟是村庄与坟地的分界点,隐形的界碑立于每个人心中。村里死了人,纸钱是白鸟,上下翻飞;幡是杨树,风一过,便哗哗地响;哭声,先是尖厉而高飘,带着撕裂东西的力量和哀恸,之后,变成抽噎了,最后,则成了心在哭。祭礼很繁琐,由肉而灵、由苦世到极乐的超渡更不可能有什么捷径,一一铺开,规模大于一次秋收。只有守灵时的孝歌和跳鼓,因其以乐致哀的品质而流水线一样生产笑声,而且是大笑、狂笑、抱着肚子笑,笑出泪来才能止住。送葬那天,亲人披麻戴孝,邻居唏嘘不已,从红土路往西送,送到沙沟,放一阵鞭炮,便得原路返回,剩八个抬棺人继续西去。“沙沟长啊,沙沟沟高,过了沙沟沟呀,生命到尽头;唉呀呀,哪个死人能回首;唉呀呀,哪个活人不过沙沟沟……”村里的一个牧羊人,他常赶着羊群上狮子山,这首山歌他几乎天天都唱。
       恐惧和焦虑从来都不是生活的主旋律,但它们存在着。一条沙沟横卧在那儿,像道坎,像生命的阴面和阳面的分水岭,你能忽视它么,不能。在我记忆的仓库中,天空是打开的,田野是打开的,河流、植物甚至沙沟都是打开的,不管是谁,都有一个向我张开的怀抱。在这怀抱中,我结识了小鸟、蝴蝶、青草、野花、鱼群、鲜艳或暗淡的沙砾、沉默或大叫的虫类……它们给予我的,不止于乐趣,更重要的或许是让我知道了我与它们的关系。作为一个自然之子,一只羊羔和牛犊的同伴,那时,我常去沙沟,类似于来往于两界的牧羊人之子。沙沟其实跟其它沟渠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一样地流着溪水,其不同之处仅在于,它的河床就是道路,一条没有脚印的道路,沙砾组成的河床,发紧、发硬,是一个整体,水在上面平整地流,不会泄漏。人行其上,水至脚背,起脚下脚,水花四溅。这水来自狮子山的龙潭,比其它水稍清稍凉。尽管人们在心中都把这水视为净水,我却不这样认为。我用它浇沟缝中深藏的蟋蟀,洗沟沿上遍长的栽秧果和火把果。夏天,我还会脱光衣服,把身体平贴在河床上,或背贴河床,小小的年纪,我便知道,当男人展开身体,身体不是一个“大”字,而是“太”字。以胸贴着河床,脸沉于水中时,我是个沉默的孩子,我没有半点愿望想去弄清道路为什么要置于河床之上,人过此地时,脚印为什么要洗掉;如果我背贴河床时,我则是个快乐的孩子,阳光在飞,白云在飘,沟两边的荆棘丛里有蚱蜢在跳,我眼中有世界,世界很丰富!有一回,几个邻村的小姐姐从那儿路过,我故意闭上双眼,屁股上抬,把小鸡鸡更加地突出出来,几个小姐姐不叫不骂,捧几捧灰,埋了我的小鸡鸡。我吓得翻身而起,抱起沟埂上的衣服就往村里跑,她们在背后大笑,笑声清脆极了。
       常去沙沟,我与唱歌的牧羊人关系很铁,但也挨了母亲的几顿臭骂,父亲的几顿毒打。有几次,我患重病,发高烧、说胡话,父母都去请了巫婆,不知疲倦地在我身上捉鬼,而且每次都少不了去到沙沟,脚踩水波,给我喊魂。但过了,我又去,一样地脱光衣服,背贴河床躺在那儿,有时脚朝东,看见村庄,有时脚朝西,看见狮子山上的坟地。
       
       周大爷守夜处
       秋天是冲着植物而来的。玉米要黄,稻子要黄,瓜果要黄,就连不是食物的小草、杨树和梧桐也要黄,它们刚想黄,有了点黄起来的意思,秋天就来了。先来的是秋风,它侧着身子,挤进阳光的队伍,把随身携带的冷空气传染给阳光,并拼尽全力把阳光的直线撞击为曲线。这样一来,阳光就变得像波浪一样了,仿佛被操纵了似的,一方面用自己的炽热继续抽汲所照之物体内的水分,以相悖于身份的方式成为水的磁场;另一方面,它开始广袤无边地使用肢体语言,事事躬亲,由上而下,绵密地翻弄天下画卷,手到之处,犹如魔法,让世间万物无一缺漏地自己为自己弹奏,敲响自己身体的琴键,拉断自己的弦……之后,秋意便无孔不入了。可爱的玉米,召集起身体中的老残之兵,打鼓敲锣,狂乱的鼓点,破败的锣声,震得自己浑身向内收缩,到了极限,嘎地一声停下,便枯了。稻子与玉米不同,稻子的每一根谷穗都组织了黄灿灿的唱诗班,它们彼此为对方而唱,同时又形成了同声、同韵、同调的大合唱,声音的方向暗示万物:天堂就要到了,是把肉身递给人类之胃的时候了。
       暮色四合,大地留有一个小小的窗扉——周大爷先是把铁杖放在一个冰冷的石头上,接着点亮了马灯,护秋的土屋子很狭窄,而且湿气很重。床铺是用杨树木搭成的,离地只有五寸。五寸高的空间,是土屋子里最冷最暗的地方,放着几颗发瘪的洋芋和几个青色的玉米棒子,以及一双布鞋和一双胶鞋。床铺上铺了稻草,去年的稻草,稻草上的那床毯子非常旧了,有几个漏洞。被子才洗过,散发着太阳味,被面那大朵大朵开放的艳丽牡丹,一朵和另一朵之间,不是绿色的牡丹叶或者结结巴巴的牡丹枝,是黑颜色的补丁,补丁所用的布料,曾在周大爷的外套上出现过。马灯亮起来,我们就可以将一身黑衣的周大爷看得更清楚些。这个看护着同样辽阔丰厚的秋天夜晚的老人,他的毛发全白了,整个脑袋,如果动用修辞格,那就像一块周身凸凹,落了秋霜的石头,就连毛发,给人的印象,也没一处是柔软的。身体,他的身体,和所有乡下老人没什么区别,所有的骨头都在外力和内力的撞击过程中变弯了,外面的皮,有机会形成皱折,却很难包住骨头,不安分的骨头,受苦人的骨头,似乎时刻都想戳穿受够了苦的皮……屋外蛙声有些稀疏了;秋虫的翅膀也不像上个月那样有劲了,它们大都把身子贴在稻茎和草茎上,想获取一丝最后的温暖,所以叫声很尖、很涩,而且易碎。
       世界有一种表面上的安静。黑衣人周大爷置身其间,像一只虫子,他的呼吸和咳嗽声几乎可以等于零。
       蚱蜢,支撑起带齿的长腿,飞不动了,但它还是想再看看黄灿灿的田野。这些构成自己生之天堂的谷禾,它用生命见证了它们的成长史:从青苗到扬花受粉再到大腹如鼓;从细到粗;从羸弱到婷婷玉立再到风韵无极;从底线到极限;从生到死……它多爱谷禾啊,甚至爱上了它们的未来。未来?谷穗与谷杆被分开,谷穗被叫作粮食,谷杆则被叫作草,可对蚱蜢来说,谷穗和草,粮仓和草垛,又有什么区别呢?粮仓像宫殿,草垛何尝不是金字塔?唉,那么多美好的时光,它或飞行于空中,或站在谷穗顶端,或蛰伏于田埂边的草丛,翅膀染上了一层厚厚的花粉,耳朵装满了谷禾怀胎时的躁动,眼睛里全是最美最动人的颜色!它们多么让人怀念,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自己一定腾空心胸,哪怕只带走一颗谷粒!重来?一切都重来?自己还愿意与蝴蝶成为密友,再不跟它们比美,彼此结伴,好好走一程。麻雀的确视自己为充饥的对象,为了躲开它们乌云般下扑的庞大身躯,哪一片青草和谷禾没成过自己的避难所呢?可现在真的觉得它们太亲切了,它们飞翔的姿式,视天空为家的伟大心胸,把远处的大树当成驿站的神灵般的风采,噢,还有什么物种可以攀比的呢?对了,还有蛇、泥鳅和鲫鱼,还有七星瓢虫,还有蚂蚁和青蛙,它们都去哪儿了呢?自己还在这儿劳神地等着,它们怎么可以一声招呼也不打,自顾自的就走了?可又能走到哪儿去呢,如此宽不着边的世界,除了泥土,谁又会收留它们呢?有上一代人在,生是隆重的仪典,现在,一切都开始散失,谁都孤身一人,这死却变成了就地凋零、一堆小小的骨架,关节全脱开,紧贴于地,无风时,真的像朵花,可一旦有风,就什么也没了,唉……
       每天晚上,周大爷都要在守护屋里坐上一阵,吸一袋烟,之后,在屋子外的一小块空地上,于先有的灰烬上,燃一堆篝火,然后才提起马灯,操着铁杖,躬腰巡察于田野。偷稻人十年难遇一个,但周大爷的心中始终有一党贼潜伏着,很显然,只要谁的脑袋刚伸进秋天的夜晚,他肯定就会一杖打下去。不是他对稻谷怀着神化了的情感,相反,他的叹息多数都出于稻谷之累,无止无休、年年反复的累。什么是他的光阴,什么是他的血?他的光阴和血,一年年都被谷粒平均地瓜分着。真的不好统计,从这田里生长并被割走的谷粒,几十年来,究竟有了多少粒,一粒,按平均数,究竟吸纳了周大爷的多少毫克光阴和血。数据肯定是小数据,但肯定存在着。以周大爷的身躯来看,高不过一点六米,重不足百斤,葬它,一丈之土已经足够空荡,但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周大爷身体几十年来绵绵不绝的付出是否可以测量,那每一粒谷子中瓜分了的周大爷又是否可以分析出来!
       夜,一如既往的黑,周大爷手提的马灯,像天地间惟一的萤火虫……灯是周大爷的肉,周大爷是黑夜的肉。是肉,不是魂。
       磨镰刀的声音,如果只有一双手死死按住一把镰刀往磨石上蹭,它应该是寂静的,嚯,嚯,嚯……但天下都在磨镰刀,每一户人家的门口至少有三个男人在磨镰刀,每一条河流上都蹲满了磨镰刀的人,那是一种什么声音?
       天下的打谷场都腾空了。
       天下的粮仓都空了。
       田野也想,空了。
       空了的田野上只剩下了那间护秋的土屋子。对周大爷来说,这是本年秋天的最后一夜。像往年一样,他天一黑便把被褥用绳子绑结实了,用铁杖撬着,斜靠在墙上。今夜,他不睡,不点马灯,不燃篝火,就枯坐;特意买来的一壶酒,就枯喝,喝到天亮,还剩半壶。也有那么几年,身子骨还硬,到半夜,酒就没了,周大爷便蹿到空田中央,对着黑夜唱:“金色的稻浪收光光,白白的月色像秋霜;谷茬刺脚我不喊,天是被来地是床。”歌词没什么意思,声调却让人听了心里有些发毛,平生出许多疼痛。也许,他希望有一个秋天就够了,用不着轮回。但随着轮回的不可更改,他又会因为一个秋天的走掉而若有所失。
       周大爷坐在夜里,两耳依然竖着。
       雷平阳,诗人,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散文集《云南黄昏的秩序》、《普洱茶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