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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二年夏，大雨连天，金沙江水像奔腾的野马，一股劲地往上涨。据老人们讲，那年的大水仅次于一九五三年，但汛期比一九五三年还要长。
       我们在修建电厂的工地上，因为连天的大雨无法施工，只好在窝棚中打打扑克，下下象棋，消磨漫长的白天。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打牌闲聊，忽然，窝棚门被人猛地推开，一股凉气袭来，大家都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们生产队的会计。他摘去斗笠，脱掉披在身上的蓑衣。我们忙不迭地让座，烧火给他烘干湿透了的衣服。我随手递过了正喝着的白开水，问他：“会计你还有闲心冒雨大老远跑来看我们，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笑了一笑：“哪个耐烦来看你们，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是奉了指导员和队长之命来叫你和小王回去放船。”我说：“何必呢？家中不是有好几个船工吗？你也可以去嘛，是不是你们都怕死？”他说：“并不是怕死，水太大了，有些人不会水性，叫你俩回去。”“这么大的水，放什么船！”我说。“你别那么说，这次放船是公社革委会命令的，我们只能顺从。”“命令？”我愣了一下，“有什么事这么严重，非得这大水天去行船？”“你不知道，县里正在开献忠会，公社食品组在沿江一带收购了七十多头肥猪，对门县的公路石门关一带被水淹了，没法运往县城，猪已死了好几头，剩下的必须在三天之内运到下桥头食品站再上车拉到县城，所以公社叫我们队用船运往桥头，你俩必须今天赶回家，明天就出发。”
       当时整个县能够完成上交任务的只有我们江边两个公社，其它公社是山区、藏区，根本不能收到这么多的肥猪，所以上级也十分重视。
       下午四点左右，我俩同会计只好冒雨从工地往家赶，道路泥泞不堪，十多里路将近走了四个小时。到家已是掌灯时候，家中晚饭也吃过了。我母亲炒了一碗鸡蛋饭给我，在当时这已是相当不错的伙食了。八岁的小妹望着我直吞口水，我把鸡蛋挑出来给她，她害羞地坐到一边去了。
       正吃着饭，队长到我家说：“吃完饭到队里开会，商量给你们船工开伙食补助。”我说：“等等，我吃完饭一同去。”说着几口就将饭吃完。这时雨渐渐小了，变成了牛毛细雨，我用柴刀劈了几块松明燃起火把照亮，就同队长沿着弯曲的稻田埂到队部去了。
       熊熊的火塘边已等着六人，有我们放船时加封的王船长、老张、小李、老九和二王兄弟俩。我问：“黄指导员呢？”队长说：“他到大队革委会开会去了，不必等他了。”因指导员未到场，我们倒还减免了一些例行的惯例，像开会前背诵毛主席语录等等。船老大说：“队长，这满架水，可能七人不够。”“还有老吴，没有通知他开会，也叫他去。”队长说。这老吴，大约五十多岁，毕业于西南联大，一九四七年任过一年伪县教育科长，一九四九年参加地下党，在金江特区工作过。由于成分是地主，加之历史问题，在一九五七年下放干部中被送回老家务农，历次政治运动都不能幸免。生产队的重活、脏活都有他的份，并且每个工只给七分工分（别人十分）。有他同去我们都很高兴，因为烧火做饭都是他的份了。
       队长说：“明天一早你们派两个人来叫保管员称给你们补助粮，照过去一样每人十斤。”船老大说：“今年不比往年，在这满架水放船，可能上航时要多拉几天，能不能多给点？”队长沉吟了一下道：“好，那每人再给加两斤，够了吗？”我们忙说：“够了，够了！但每人需要借支二元钱买烟抽。”队长答应后，大家又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阵，各自点着松明火把回家了。
       第二天雨还是不停，我们叫老吴和老张去队部称补助粮和预支每人二元钱、一饼下关茶厂出品的“中茶”牌砖茶。我们带着行李和自备的口粮到江边等候。到了江边，见到船在两天前就被在家的几个船工打扫干净，帐篷也扯好了。等了二十来分钟，称补助粮的老吴和老张也过来了，我们就准备出发。
       巨甸至下桥头这段江面较为平缓，是金沙江在虎跳峡往上江面惟一能行船的一段航线，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就被丽江地区派修江队疏通过。我们的王船长当时就是航运队员主力，对船道了如指掌；我们几个船工又有多年的放船历史，所以行船对我们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
       从我们生产队到公社所在地有十三公里水路，是逆水行船，枯水季节一天就可拉到，但在满架水可能需要二至三天。因为在岸上能拉纤的地方太少，沿岸又有许多杨柳，灌木挡绊，只能用挠钩和撑杆拉着、撑着往上慢慢行船。
       雨还在下，我们把帐篷拆了盖在行李和伙食上，每个人都套着一条底部打通冒出头，两边开口伸出手的日本尿素口袋。我和小李提着挠钩，二王每人一根丈二长的撑杆，老张和老吴划着桨，王船长掌舵。我和小李轮流着看准岸边树杆，用挠钩拉着向前。二王用撑杆在船头撑着走到船尾，又马上跑回船头，反反复复操作。掌舵的注视前方，这样一尺一尺地往上移动。
       往上走了五公里，江东已经行不通了，只能划到江西往上撑。又往上走了两公里，天色晚了，我们就扯帐篷做饭、过夜。第二天清早，老天有眼，天空开始晴朗。我们草草吃过早点，就又像蜗牛似的继续前进。
       在下午3点钟左右，终于抵达中兴转运站。转运站的老王与我们很熟，过去我们帮他划过半年的转运工作。他叫我们捎带四十个空油桶到公社粮点。我们把油桶滚上船，当时天气放晴，太阳又热，我把油桶一一排好，打开其中一个顺便看了一下，嘿！桶底还有没倒完的残油！我赶快拿来脸盆，一倒，还真倒出了二斤左右的菜子油。这一下提高了大家的兴趣，于是七手八脚把油桶倒了个底朝天，四十个空桶倒出了近百斤菜油。在当时，每个国家工作人员每月才供应半斤香油，更何况我们农民，生产队年底才有一点油分给群众，每人还不到半斤。记得在一九六九年，我们在山区修水利，县水工队的小和刚从粮点称回供应他的半斤香油，在做早饭时不幸被房东的小孩踢了个底朝天，弄得小和哭笑不得，闷闷不乐了三四天。而现在我们的锅碗瓢盆都装满了香油，怎么办呢？王船长又跑去找转运站老王说：“家门，江水太浑，我们没带盛水的东西，你有能装水的东西吗？借给我们用一下。”老王正在睡觉，说：“那边屋角有一个漏水的油桶，只是装过油，要烧一下才能用。”王船长忙说：“不怕，不怕，谢谢你。”就把那个漏油桶拿来，我们想办法补上，就把香油倒在了里面。
       大家抽了一支烟，又将船划到江东公社所在地吾竹。船刚停稳，我和船老大马上到食品组告诉他们准备装船，当时是下午6点左右，食品组老张说现在晚了，生产队的马车也不好通知，干脆明天一早装船，我俩说：“也好，如果船里关了猪，我们今晚还不能在船上睡，也不方便，明天一早装船，当天就能到桥头。”我俩在商店买了一条九分钱一包的“春耕”烟，就回到了江边。
       回到江边，老吴已把晚饭做好，大家围成一圈吃饭，只有老吴，等大家把碗盛满后，自己才盛上一碗，端到船头一个人默默地吃。我们都是一群年轻人，最大的也不过三十二岁，吃起饭来简直像饿鬼投生，狼吞虎咽的几分钟就把饭菜吃个精光。这样，老吴每顿饭只吃到一碗，或者是最后的一点锅巴和剩汤。我常常觉得内疚，心里很过意不去。
       吃过饭了，船老大拿出买来的“春耕”烟分给大家，老吴不要，就把预支的二元钱拿给他，大家又抽了一支烟，然后就把整个船舱分成一个个小舱，每舱装猪十头左右。如果不分舱，猪就会全挤向一边一头，造成偏重，很不安全，所以必须分舱。
       第二天清早，拉猪的三驾马车就到了江边，我们按猪的大小分别装舱，一共装了七十二头猪。我们这艘船在沿边一带体积比较大，排水量为十二立方米，当时比我们这艘大的只有巨甸的一艘船，排水量为十四立方米，所以我们把自己这艘命名为○二号。
       上午9点左右，我们装船完毕，食品组老张把调拨单交给船老大。我们简单地吃了一点儿早点，穿上自制救生衣（每件用四个篮球胆缝制），个个都像哺乳期的妇女一样，挺着硕大的“乳房”就开船了。
       在满架水下航，分工相当严谨，前桨三人后桨三人，船头还要站一个用撑杆拨开江中的乱木头，以防碰撞船体。大家使劲划向江水中流，顺流而下。
       当时天气明朗，视线非常清楚，浑浊的江水凶猛地撞击着船头，不时有浪花扑到船里，漩涡也一个接着一个。船老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我用撑杆拨开撞向船体的浮木。大家都平生第一次在满架水放船，个个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不敢有丝毫马虎，船老大的话就是命令，他喊使力划大家就使力划，他喊停大家就马上停止。有时江水主流紧靠江岸悬崖，船也沿着悬崖飞驶，我随时准备将撑竿向岸上撑去，但凭着船老大娴熟的掌舵技巧，每次都巧妙地避过与岸相撞。我们从早上9点出发，大约12点时就走完了七十七公里水路，颇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最后，我们顺利地在下桥头大岩房小河口码头靠岸，大家不约而同地长吁了一口气。
       从这里到下桥头公社还有七公里，我和老张上岸步行去通知食品站赶快来运猪。刚走了两公里，迎面来了两辆马车，一问，是帮食品站拉猪的。原来我们一出发，吾竹食品组老张就通知下桥头食品站了。我俩随着他们坐马车回到江边，马上把猪一头头赶上车。一辆马车只能装五头猪，我算了一下，就算快去快回当天也可能拉不完，并且有几头猪已经奄奄一息了，还可能过不了夜。天气闷热，下午说不定还会有大雨，我们也很担心，就向赶马车的人说请食品站多找几辆马车来拉，今天一定要拉完。果然，第二趟就多来了两架。拉了三趟，到晚上8点才把猪拉完。整个船里都是猪的粪便，奇臭无比。接着，天渐渐黑了，乌云密布，我们赶紧把船拴稳，把行李、粮食等家什全部运到大岩房。还正在做着饭，大雨就铺天盖地地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天灰蒙蒙的，毛毛细雨下个不停。我们叫老吴和老张在家洗船，其余人穿上自制的雨衣上街找食品站算运费。到了食品站，只见几个工人正在杀猪，说是我们运来的猪昨晚死了两头。食品站站长板着面孔，穿着长筒雨靴，披着雨衣，在那里指手划脚，那模样就像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捷尔任斯基。以前我就听下桥头的一个同学说过：食品站站长姓贾，是一位南下干部，早年当兵，脾气很大；他最讨厌别人叫他贾站长，只能叫站长，否则你明天都拿不到运费。想到这，我就跟他寒暄：“站长你年轻时当过兵吧？”他说：“当然，我在四十三师当过排长，后来转业到地方的。”我嘴上说着“怪不得，看你像指挥过战斗呢”，心里却暗地想：现在可活脱脱是七十二头猪的排长了。贾站长很高兴，接着显摆说：“要是不转业的话，起码也是个团长了。”我们就恭维他说：“那现在就不能叫您站长，而只能叫团长了。”
       我们一直等到他们杀完猪，我才问：“站长，能不能把运费算给我们？”他说：“再等一下，我把猪肉寄到中甸后才有时间，你们休息一下。”他说着，又指着旁边一堆猪肠说：“这副猪下水我们也懒得打整了，就送给你们吧。”我们大家都高兴地说：“那就太感谢站长了。”几个人赶忙上前，七手八脚把猪肠草草翻了一遍，找了个尿素口袋叫老九先拿回船边接着打整，今晚就下锅，其他人还等着结算运费。
       将近中午，贾站长才喊我们进他的办公室算运费。我们赶紧掏出携带的“春耕”烟，虽然明知他不抽我们的劣等烟，但还是双手奉上一支。他忙说：“抽我的，抽我的。”就给我们每人递了一支“春城”。当时“春城”烟可是他们机关干部的“特供”物资，老百姓还只能靠他们的“施舍”才能抽到一支。他又给我们泡了一瓷口缸茶，然后慢慢地说：“你们的运费要先到民运站算好了才能到我这儿来领款。”我说：“本来准备到民运局算的，但你的是生猪，我们船的吨位是十二吨，而现在又是大水天，最起码要算给我们十吨，还麻烦站长给个证明说明情况？”他慷慨地说：“可以。”就给我们写了一张要求给足十吨载重量的运费单。当时的运费是一百公里一百公斤付三块七角七分。拿到证明，我们就到民运站算运费。
       到了民运站，他们正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看到我们几个人的样子，都笑了起来，因为当时天气已经晴了，但我们还套着尿素口袋。有人问我们：“是不是算运费的？马帮还是水运？”“是水运。”“那小陈去算给他们。”我们跟着那位小陈到办公室，出示了贾站长的证明，他看了一看，就出去请示一位大概是什么“长”的人。过了几分钟，小陈同一个大胖子进来了。小陈说：“这是民运局革委会李主任，有什么事你们请示他。”我们明知他更不会抽我们的烟，但还是抽出一支递上前。这位李主任摆摆手说“不会”，但我们明明见到他们刚才开会时还在那里吞云吐雾。他接着又说：“你们的事小陈跟我说了，由于情况比较特殊，就按原来你们运粮的吨位算给你们吧。”我们连说：“谢谢主任。”我们平时一船载重为十吨，按当时每百公里百公斤付3.77元计算，从吾竹到大岩房小河口的七十七公里水路共计运费290.29元。这样，我们又拿着运费单到食品组找贾站长拿钱，等钱算到手已将近下午6点。我们几个人连商店也不能去了，就赶快往江边走。到江边时已经黄昏，幸好老吴他们已做好晚饭等着我们几个，大家就趁天还没有黑尽赶快吃晚饭。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过早点，换上干净一些的衣服，去逛桥头商店。当时，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计划供应，连一双胶鞋也要由生产队分配，一般就只有队长和指导员的份，像今天大家上街穿的都是草鞋。因为是放船，大家都需要一条短裤，但找遍整个商店都没有。最后，大家什么都没有买到，只有老吴买了一个笔记本准备给他明年上附设初中的小女儿用。
       我们七人在大街上逛了几个小时，直到肚子咕噜叫了才知道已经到了中午。桥头地处交通要道，过去就有私营马站，但那时仅存一个国营小饭店。我们几人很想去里面开开荤，但当时没有粮票是买不到饭的。大家都说回江边吃算了，我开玩笑说：“去看一下嘛，闻点饭菜的香味也好，再不然买一盘肉吃，该不会还要肉票吧？”船老大说：“是也倒是，不去显得我们太寒酸了！”到了小饭店，大家围了一桌，旁边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吃饭，桌上摆满了大盘小碟。我到售票窗口看了一下，嗨！是我读初中时的一个女同学在卖票，我就跟她搭讪起来。她告诉我六六年毕业后，在社会上混了两年，今年才招工到了桥头饭店。在读书时，我因性格孤僻，同女同学交谈甚少，但不见了几年的同学相见，倒也显得亲热。她问我：“你毕业后干些什么？”我说：“毕业时开始“文革”，你们都忙着四处串联，听说你还到了北京？”她说：“是的，第一批红卫兵就派着我去北京串联。”“那你见到毛主席了吗？”我很好奇，因为毛主席接见第一批红卫兵的记录片我们都快看烂了。“我们在大老远，人山人海地，生怕跌倒被人踩着，哪里还来得及看，就这样不由自主随着人流走了两个小时，回到旅店，整整睡了一天。——对了，你呢，你也讲讲你这几年的事嘛。”我说：“嗨，我的情况你也了解，六六年毕业后就没有上学了，学校正在批判‘三家村’，我家里困难，就没有同你们一道闹革命，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了。”“那你在农村干什么工作呢？”“什么都做，烧过瓦、石灰、炭，还挖过滑石；像犁田、耙地、插秧、割麦这些农活都做。”“那你今后打算干什么呢?”“泥脚杆，还想做什么呢，队里让干啥就干啥，你看这次就安排来放船嘛。”她转过话，问：“你们到桥头有什么事？”我说：“帮食品组运来七十多头肥猪，今天你们吃的就是我们运来的。”“吃饭吧。”她说。“我们没有粮票。”我向她坦白。老同学大方地说：“嗨，没关系，你们要吃什么就自己点，我来付账！”她说着就带我们到厨房，点了八盘回锅肉、八盘炒瘦肉、一大盆豆腐汤和八碗饭。她还问我们喝不喝酒，我说有的话给半斤就行。当时中甸产的青稞酒是半斤装的，每斤才五毛钱。菜上齐后，大家也就不客气地围成一桌吃起来。
       吃完饭我到窗口付账，她说：“说好了我付钱，你来做什么？”我说：“你才参加工作，不能让你破费。”她说：”我一个月二十四元工资，够我用的了，加之你们也吃不了多少钱。”当时，半斤饭才八分钱，一盘肉也只是三毛，加上汤也不超过七元钱。但是，那时一个工分才一毛二分钱，普通农民要干两个月劳动才够这顿饭钱。最后，同学还硬塞给我几斤粮票和十元钱，说今后用得上。
       酒足饭饱后，大家又要了几杯开水，抽着烟闲聊了一会，就告别了老同学回到江边。
       第二天一早，天气明朗，只是山尖还有雨脚，所谓“有雨山戴帽，无雨顶上光”。我们吃过早点，懒洋洋地把帐篷拆了，又蜗牛似的往上行。所幸的是，虽然是大水天，从桥头到石鼓这一段江面还算平缓，岸边柳树又多，挠钩正可以大显身手，船行得还比较快，中午时到了松园“干校”。因我们晚上爱打扑克，到松园后就去找松明，顺便砍了几根撑杆。老王的小妹在松园的修路队中做保管员，我们怂恿他去要炸药、雷管。老王去了一会回来说：“晚上我妹子送来，白天众目睽睽之下不方便。”到了晚上，他小妹果然送来两包炸药和十个雷管。
       那时候放船是不缺菜吃的，江边一路的地里都种有南瓜、土豆，找几个吃，当地群众都不会干涉，这样，我们一路上的菜系倒还丰富多彩。我们把船拉到里仁有名的双旋塘，这里江边回水处有一上一下两个旋水塘。我们在下塘将船停稳当，我和船老大做贼似的轻脚轻手到上塘将炸药包扔到塘里。一声闷响，十余秒钟后浮上了七八条两三斤重的大鱼，守在下塘的同伴站在船头用网兜捞到了三条，其余的顺着水筋向下冲去。大家正在惋惜，只见到老吴口含鱼串，一个鱼跃向冲走的几尾鱼追去。我们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这么大的水，我们几个年轻人穿上救生衣都不敢下水去捞，平时也没有见过老吴游过泳，这次连救生衣都没穿就跳下去。我们正在心焦，老吴已把几条鱼捞回来了。从此，大家对老吴另眼相看，也不把他当做九种人来看待，甚至连称呼都改过来了，全都称他“吴大爹”。
       大家兴致勃勃地宰杀了四条鱼，还留下三四条做晚饭菜。吃过午饭后，我建议说：“前几天都时时有雨，今天天气还好，大家的衣服都有酸味了，后午干脆休息休息，洗洗衣服，打打扑克算了。”大家说：“是也倒是，今年可能是最后一趟船了，我们慢慢地回家。”我们都赤着上身把仅有的衣服和裤子洗干净晒在灌木丛上。然后大家打扑克玩，只有老吴又开始准备做晚饭了。
       第二天，慢慢地吃过早饭，歇了一会，大家才懒洋洋地把帐篷拆了盖在行李上，又重复着头一天的工作。
       将近中午，我们把船拉到位于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当地人在江边种了将近三公里长一百多米宽的江岸防护林，大水天，防护林一半被江水淹着，但水流就缓下来。我们的船沿着柳林边上行，挠钩和撑杆都可以大显身手，相对不费大力气。柳林的凉风徐徐吹在大家赤裸的身上，非常舒服，这是多么舒服的一段航程啊！
       在当时，许多集镇都没有自由市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只有石鼓，从来没有取消过集市。当时石鼓每逢初五、十五、二十五是一小街，初十、二十、三十是大街。在大街天，街子上简直热闹极了，有的人从几十公里外赶来，有的人从偏远的山区赶来，可以说在石鼓街上，你可以找到沿江一带一二十个大队的人。人们都带着自家的几只鸡、几个蛋、自留地的蔬菜来卖。一些山区的老百姓还带来了他们的特产，像菌子、板栗等等。价格也相对便宜，一只鸡顶多二元钱，更不用说其它的物品了。
       我们到的第二天正逢七月三十的大街，大家都想在石鼓玩一天。我们就把船拴在柳林中，既凉快又舒服。当晚大伙就在柳林安歇，本来想在船上舒舒服服睡个觉，歇一歇这几天疲乏的身子，哪里想到柳林中白天很凉快舒服，半夜却冷飕飕地，加上飞来无数只长脚杆的大蚊子，一晚上“嗡嗡嗡”地对大家狂叮不止，整夜都扰得无法入睡。
       早上起来，大家发现每人的脸上都有鼓起的小包，手脚上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老九，他的红鼻子被叮得高高的，通红通红。大家互相看着，都无奈地笑了。吃过早饭，大家穿上惟一比较干净的衣服，去逛石鼓街。石鼓镇位于一个山包上，我们要先从一条小河的铁链桥上过去，这条铁链桥是清代地方乡绅和民众集资修建的，已经为群众服务了两百来年，非常结实。到那一看，铁链桥上稀稀落落铺着几块快朽的楸木板，行人必须小心地通行。过桥时我就想：桥板都烂成这样了还不修，非得让大家今后过桥要像红军一样飞夺泸定桥吗！过了链子桥，上得几十级石阶，只见当年丽江木氏土司记载战功的石鼓也经历了革命洗礼，被人用大锤劈成两半，从座基上掀下来，幸好本身太重，否则可能都滚到河里去了。过了石鼓亭，又连接上几级石阶，就到了石鼓市场。只见到挤挤嚷嚷的人群，两边堆满了农副产品。当时我想在我们那地方连买几只鸡都要悄悄进行，石鼓这么公开买卖而没有任何人干涉，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们顺着人流慢慢从街头走到街尾。临街的石鼓戏台虽然很破旧，幸好没有被拆毁。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路过金沙江时，贺龙首长站在戏台上向石鼓民众讲过话。如果不是革命胜迹，恐怕也免不了被拆毁的命运。我们又从街尾转到街头百货商店，当时的百货商店设在解放初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十八间平房铺子里。这十八间平房过去是我们村一姓卢的地主家的，后来打官司卖给了石鼓商人，至今这里还叫“卢家铺子”。石鼓百货商店在江边一带甚至和我们中甸县城比起来都是比较大和货物全的供销合作社。我们每人用一尺二寸布票和七毛钱买了一条短裤，另外还想买，但囊中羞涩，只买了九分钱一包的“经济”烟。
       想想这次放船，是油水比较足的一次，大家在吾竹得了一些残油，在桥头又得到了贾站长施舍的一幅（付）猪下水。大家都很高兴，逛街的兴趣也很高。再走了一会，我们饿了的肠胃又开始蠕动起来。我建议去车站旅馆下一回馆子，因为我还有几斤粮票，只有老吴说他回船边看行李。我知道老吴舍不得乱花钱，就笑着说：“我们那些打满补丁一股汗臭的行李狗大哥都不会要。那个同学给我的十元钱还没花呢，不需要大家破费。”
       我们又来到石鼓街上头的车站旅店，好些农民卖了自己的土特产，都想来这儿打打牙祭。石鼓和其它地方还是不一样，连车站小旅店也与众不同：二十几张餐桌，炒菜花样多，还相对便宜。但里面相当拥挤，买好票要强劳力才能挤到橱窗口接菜，端到菜后就从人头顶上递给在后面接应的人。当时最实惠的是骨头汤，大家都抢，晚了就没了。大老王毕竟身材高大，也挤得最凶，几个来回便挤到橱窗口，将饭菜一样样从别人头上递给在外围接应的我们。费了好大劲，我们才将饭菜端齐摆好，老王也挤了出来，满头的大汗。
       我们正围着吃饭，忽然听到窗口有人吵起来，原来是端着一碗汤的一个大个子挤不出来，一急就将汤向一个矮个子头上倒去。所幸那汤不烫，要不矮个子可经受不住。这使我想起我们公社每年火把节举办的物资交流大会上供销社杀猪办馆子的情形，农民们一年闻不到几次肉腥气，就都提着汤罐、锣锅一大早赶来排队，就想买一点肉汤带回家。有些路远的后半夜就来了，天不亮就站在售票窗口，当地民兵还要维持秩序。但毕竟是僧多粥少，不到中午就卖得精光，还有大部分人没有买到，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天了。
       午饭过后，我们逛了逛街，就顺着石阶到柳林边找了一个平坦的地方席地而坐玩扑克，老吴和老张每人拿了一床棕衣到柳阴地方睡觉。直玩到日落西山，我们才又生火做晚饭。吃过饭，我建议今晚不在柳林睡觉了，蚊子叮得太凶睡不着，我们干脆去水文站老李处休息。柳林到水文站只有两公里，水流相当平缓，有的地方还有静止的死水，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划到了。
       水文站的老李一个人守在江边，他为人和善，加上孤独，和我们这些放船人很处得来。我问他今年的水情如何，他说：“赶不上五三年的大，但汛期特别长，已有三十多天保持着一定的水量，我每天要向重庆方面通一次水文资料，报告一下水情。这么大的水很危险，你们还运什么东西?”我说：“我们运了一船肥猪到桥头，今天到石鼓玩了一天。”“放船苦啊，以后公路修通后，恐怕永远也不需要放船了！”老李叹口气感慨。我们几个再聊了一会，不知不觉天已经黑尽，老李看看表，出门打着手电看了一下水位线，在笔记本上不知记了些什么，就告别了我们。
       从石鼓到我们车轴只有二十公里水路，但水流湍急，可能要两天才能到家。幸喜这几天都没有大雨，不时只是一阵阵小雨，这样还稍微轻松一些。我们吃过早饭，七手八脚收完东西，又重复着头一天的工作。当晚来到达勒沟沙米岸脚上歇息，那里靠江边有一汪泉水，永远是跟着江水涨落。水涨它也在江边，水落它也在江边，清水涌向江中十米左右，逼开浑浊的江水，彼此分得清清楚楚。记得以前学过的一个成语“泾渭分明”，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到那狂喝了一阵清凉的泉水，猛然间看到清浊交混处有鱼在流动。我们很高兴，喑暗想着，明天一早一定要来炸上一炮。
       第二天早上早早起来，我和老王就把炸药包好，悄悄来到清水塘边等候。当太阳刚刚照到江边，只见有几条游鱼来到了清水塘中，好像影影绰绰还有非常大的一两条。我把炸药包挑在长竹竿上，老王用烟头点燃导火线，我慢慢将炸药包伸到清浊交界处，轻轻地放入水中。水面上霎时冒出了一串串气泡，几秒钟后一声闷响，再过了数秒，只见鱼儿肚皮朝天往上漂起来。我们赶紧用网兜捞，因水流缓慢，加之下边又用船堵着捞，不一会儿就将十多尾鱼捞光。我们正准备回船上用鱼做早饭菜，船老大还在江边，只听到他兴奋地大喊一声：“有一条大鱼！”我们一看，江中只漂出一块黑黑的背鳍，看上去非常大。我们赶快把船撑过去，那鱼又沉了下去。我们正紧张，船老大很有经验，说别急，果不然一会又漂了上来。我赶紧用网兜从鱼头方向去兜，但抬不起来，只好慢慢把它拉到船边，老张过来帮忙才将它提起。嗨，是一条近四十斤重的大花鱼。这是一种专吃其他（它）鱼类的食肉鱼，其味相当鲜美。听老人们讲，雍正二年，中甸改土归流，有一个北京来的大官从这里经过，看见一条大花鱼在清水塘中往上看，就赞美说：“多好看的一条大花鱼啊！”又看见水塘边大树上盘着一条大蛇，正吐着信子盯着大花鱼，就讨厌地说：“这么丑的一条蛇！”刚说完，那鱼马上跃起，一口就将蛇头咬住把蛇拖往江中。所以就有人说：从那以后，因为大官说过话，这个清水塘中就总是有大花鱼，而蛇就从来也不敢来了。过去，人们是不敢来这里捕大鱼的，解放后打破迷信，加上六十年代饿肚子，粮不够吃，沿江一带老百姓就天天来江里捕鱼、炸鱼。这个清水塘因为鱼多，天天都有人来捕鱼；如果用雷管炸，一漂就是几十尾。到了这两年，才慢慢开始减少。
       我们欢天喜地地吃过早饭，将船划到对门三仙姑，当时是红岩公社。我们将大鱼扛到供销社那儿卖，当地百姓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纷纷涌来看稀奇。我们把鱼割成小块，三毛钱一斤，不一会儿就卖光了，只剩一个大鱼头没人要。
       从家里出发到现在已是十一天了，我们原来估计十五天到家，但近两天因为天气转晴，水位突然下降，可能两三天就能到家。我们就偷偷商量，干脆在士达休息两天，反正是算十五天的工分，回去早了就只记十三天。我们手里还剩下一包炸药，每天炸上两炮，也不愁没有鱼吃。于是，我们就把船拴在清水塘边停下来。由于水小了一些，我们也放开胆子游泳，游累了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或者就在树阴下打扑克玩。吃过晚饭，大家还余兴未尽，点着松明火把继续玩到两点。
       轻松了两天筋骨的我们，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将船拉到昂嘎，那里已经是我们生产队的辖区了。昂嘎那里有一块石碑，高两米，宽一米有余。清康熙年间，车轴、仕达一带的乡绅集资，老百姓出钱出力，硬是在江边悬崖上用手工修凿了一条长二百余米的人畜通道。当时考虑还挺周全，在路的中段还特意修宽一些，让两头通过的马帮可以错开。只可惜那块石头在一九六九年修路时被一炮炸得粉碎，只有我们这辈人才有印象了。我还记得开头两句刻的是“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往来之桥”，后面刻的是集资人姓名和集资数额。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是王万清，捐银十两，其它的就少得多了，一二两和几钱的大概有百人之多。
       当时我们将剩余的粮油瓜分了。老吴说回生产队报到，船老大就说：“吴大爹急什么，才十四天呢，我们明天再闲一天。”吃过晚饭后等到天黑，大家就约定不要招摇，悄悄地背着家当先回家休息，第二天起个大早，吃完饭悄悄到船边集中。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果然都如约来到昂嘎船边。才过了一夜，水又往下落了将近一米。金沙江就是这样，涨得快落得也快。因为水小了很多，我们的胆子也大了，中午时我和老王划了一张小筏子又去炸鱼。这一次是将筏子从中流往下划，我将炸药包轻轻的从筏子边上放下去，然后用桨拼命往外围划……，只感到筏子一震，全身像被低度电忽地触了一下，紧接着一声闷响，水面冒出一个大蘑菇泡，鱼一条接着一条地在筏子周围漂了上来。老王用力将筏子左右前后划着找鱼，我则用网兜把鱼一条一条捞上来，倒在扣在筏子上的背篓中。这一次得的鱼不大，都是八九两一斤多，但数量相当可观。捞了近二十分钟，看看水面没有鱼了，我俩就将筏子划向江边。我们每人分了十多条鱼，大家把鱼串好，这才把船划到王船长家门前的江湾上拴牢。
       严格地说来，这一次运生猪一共用了十一天时间，但路上玩了四天，仍是十五个工分。到家后，我又回到电厂劳动。雨季也慢慢过去了，电厂的蓄水池也开工了，我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会战之中。
       我们加班加点，抢在当年“十·一”国庆节将电厂修建完毕，向国庆献了礼。开完庆功会后，我们多余的民工也就各自回家。随之，江边公路也基本通车，各个大队的胶轮拖拉机欢快地跑起了运输，盛极一时的船运悄悄地消失了。但作为一名船工，我依然十分怀念当年艰苦、危险但又不乏欢乐、充满野趣的放船生涯。
       口述者：萧嘉麟，农民，现居云南省中甸县。以上资料由其子萧亮中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