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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2月1日星期二晴
       民主改革已经结束，从今天起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
       这一个月的主要任务，就是搞互助合作。首先对群众普遍进行互助合作的教育，然后在部落里建立长年性的互助组。工作队还要集中训练互助合作的骨干。
       上午，我同羌族女干部小吴一起召开妇女会，选举妇女队长。
       我们提议24岁的拍给节作为妇女队长的候选人。因为她劳动好。上次集体收割青稞时，她比小伙子割得还要快。
       但是，我们的提议遭到全体妇女的一致反对。
       我们问她们：“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拍给节当你们的妇女队长？”
       有几个妇女异口同声的（地）回答说：“因为她的男朋友太少了，一共才两个。”
       我们又问：“那么，你们拥护谁来当你们的妇女队长呢？”
       她们叽叽喳喳了一阵以后，推举出羊洛。她们说，羊洛不仅劳动不错，而且长得漂亮，全部落里的小伙子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她有40多个男朋友。
       羊洛是贫农阿列夫东的独生女，今年20岁，第一批选送去工作队队部学习的积极分子就有她。她是日南部落长得最漂亮的姑娘。她，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蛋，面颊上天生就有一种桃红色，就像檫了胭脂似的。当然，这里是没有胭脂的，这里的姑娘也不知道胭脂为何物。羊洛的天生丽质，博得了全部落的小伙子对她的青睐。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很检点，当她撩起皮袄上独木楼梯时，从来不让男人们站在楼梯的周围。因为她，不仅是她，包括部落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不穿内衣和内裤，她害羞她的下身的隐私部位会暴露在男人的面前。
       于是，羊洛就成了日南部落有史以来第一位妇女队长。
       1959年12月2日星期三晴
       驻在日柯的一个排，五天以前刚刚清剿回来，停留一天又奉命调走了。调换的部队今天也没有来，吉那也没有驻军了。什么时候，驻军才能来呢？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我们工作组随时有遭受叛匪袭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应急措施呢？
       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和全组讨论，大家认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项：
       第一，把我们住的房子建成一座能够抵御叛匪袭击的坚强的防御堡垒。为此，要立即办以下几件事：1、在三楼平台上筑工事，上披松枝，下放粮食；2、对中楼四周的枪眼进行清理，保证视野开阔；3、每个人的枪都要压上子弹，时刻保持临战状态；4、准备一个太平水桶，经常保持桶内有满满的一桶水；5、以后不再在楼上召开群众会议，每天固定一人站岗，不能让老乡随便上楼；6、注意群众的思想动态。
       第二，想方设法保持同吉那的工作队队部的联系畅通无阻。当我们工作组一旦遭到叛匪的袭击和围攻时，能及时地把这个信息传递到工作队队部，以便取得上级的支援。工作队的领导很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建议，让我在部落里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歃血为盟，同他结为拜把兄弟。当我们一旦遭到叛匪袭击的时候，他便主动到吉那的工作队报告。
       我选择如八作为我的结盟对象，全组一致表示同意。如八今年18岁，中等个子，有点清瘦，人很老实，但又机灵，是我们挑选的第一批积极分子。
       几个藏族干部说，要结为拜把兄弟，必须举行喝血酒的仪式。血用牛血或羊血都可以。最使我为难的是，我不会喝酒。我说，可不可以用开水代替？别人说，不行。喝血酒的时候，必须是一个壶里倒出来的酒。要是用开水代替，那就不严肃了。可以少倒一点，不必满满的倒上一碗。
       老杨立即去买了一只羊。等到一切都准备停当，通司去叫如八。这时候，我的心情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即使是一小碗酒，也会使我酩酊大醉的。但是，为了工作组的安全，为了在工作组受到叛匪袭击的最危险的时候，让吉那的工作队队部能够及时知道我们的消息，我豁出去了。
       一会儿，通司把如八叫来了。我向他讲明了我的心愿，希望能同他结为拜把兄弟。如八欣然应允。
       如八说，他今年18岁。我说，我26岁。于是，如八称我为哥哥，他算我的小弟弟。我说：“我们既然结为拜把兄弟，那就要在危难的时候互相帮助。”
       如八说：“那当然。”接着，他反问了我一句：“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我说：“现在，驻军撤走了，新的部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在这期间，如果我们工作组一旦遭到叛匪的袭击，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如八问我：“怎样帮助法？”
       我说：“只要你立即把这个消息自动报告给吉那的工作队队部就行了。”
       如八说：“要我去打他们，我的力量不够。送个信，完全可以做到。”
       我又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如八说：“现在没有。将来有了困难，我再对你说。”
       而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举行拜把仪式。
       老杨立即宰羊。他接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羊血，然后分别倒进两个盛了大半杯白酒的茶缸子里，白色的酒立刻变成了鲜红色。我和如八各自接过盛满了羊血酒的茶缸，发誓结为拜把兄弟，互相帮助，永不出卖。然后一饮而尽。
       拜把仪式结束后，我立即派人到吉那，把我同如八结为拜把兄弟的事报告工作队备案。
       不一会，我就开始头晕了，觉得天旋地转，只得躺在铺上，很快醉成一堆烂泥一样，什么也不知道了。
       1959年12月3日星期四晴
       为了请示现金分配和寺庙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何处理，我与副组长小况一同到吉那的工作队队部去了一趟。
       离上次去吉那才十来天，路上便大变样。沿途很多地方都结满了冰，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摔跤。驮东西的马，行动就更困难了。
       原来打算下午就返回日柯的，队长叫我留下。他说，晚上还要召开工作组组长会议，研究下一段的工作，我只好等到明天再回去了。
       李玉武捎来通知说，我们下放干部将于12月下旬在壤塘集中，然后返回部队。这是第四次变更返回的日期了。
       从现在起到返回只剩下20多天了。在这段时间里，一方面，做好返回的准备工作，如筹备干粮；另一方面，抓紧最后一段时间，好好工作，不留后遗症。
       1959年12月4日星期五晴
       互助合作运动进展很顺利。无论是吉那的积极分子训练，还是部落里对群众的宣传教育，都是如此。
       村民们听了互助合作优越性的介绍之后，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十分向往。他们希望尽快把通到壤塘的公路修好，再修到杜柯，让汽车早日开进山区来。
       他们说：“现在住的石头房子不好，希望能像电影中内地的城里人那样，住上‘洋房子’。”
       他们还说：“现在我们男男女女都睡在一个帐篷里不好，住上‘洋房子’，夫妻一对对地睡在一间房子里，那该有多好！”
       有的说：“骑牦牛不好，想买一辆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的自行车，既不吃草，又省力气，那才好呢！”
       经过“民改”运动以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都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说假话，听人民政府的话，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错。”
       1959年12月5日星期六晴
       棉衣补了没有几天，又烂的（得）不像样了。今天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来补衣服，一共补了6个补丁。找不来黄布，找来的几块布有白布、黑布和红布，就拿它们来补吧。有的地方是补丁上面加补丁。一身黄色的军棉衣，变成了花花绿绿的“戏装”了。
       八团一营的教导员来看望日柯的驻军，晚上到我们工作组来了。我简要地把组里的工作情况和部落里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并请他作指示。他很谦逊，连称自己是外行。其实，从军队工作来说，他是我的上级；从地方工作来说，他是上杜柯地区的党组书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作指示，是理所当然的。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他才说了几点意见：
       1、匪情工作，要有专人负责。要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性的“耳目”。
       2、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既要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要强调劳动。要教育群众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
       3、抓紧收缴残留的枪支弹药。
       谈话中，他对我们武汉军区的下放干部基本上是满意的。他说，大部分同志表现是不错的，但也有个别人表现不好。他对这些人很有意见，要把这些人留下来继续锻炼。
       1959年12月7日星期一雪
       上午，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互助合作的优越性。
       大会刚刚开完，接到工作队送来的通知说，县里紧急指示，要立即实现全县的合作化。
       这是个重大变化，是互助合作指导方针的变化。原来的方针是“普遍建组，重点建社”。现在是要“普遍建社”。大家都想不到会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既然方针变了，思想就要努力跟上形势。明天，先组织干部学习一天文件，后天再开始对群众展开全面的宣传。
       老组长在时，召开群众大会，基本上是他一人包下来。他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别人却无事可做。这次搞社会主义教育，我就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大家都上场，每人分一个专题，这样，既锻炼了每一个干部，又使得自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考虑中心工作。
       互助合作的教育已经进行一周了。大多数群众都抱着随大流的态度，“大家都入，我就入。”有的人不了解，他们说：“互助组、合作社好，怎样的好法，不知道。”有的人则问：“参加互助组以后，家里没有人看家怎么办？”
       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群众抱着对党和政府的朴素的阶级感情，相信我们关于互助合作的教育。他们说：“工作组刚来的时候说，要搞民主改革，要分财主的东西，说到做到。人民政府说实话，不说假话。现在又叫我们办互助组、合作社，没有错。”
       1959年12月8日星期二晴
       昨晚睡到半夜，和尚南聪来叫门。他说：“我们部落有4个藏民，因为没有带路条，在列庆寺被驻扎在寺里的部队扣留了，要求工作组开个证明放人。”
       部落里的有些人，就是把我们平时开会时多次讲的外出要到工作组开路条当成了耳边风。偷偷地跑到列庆寺，现在被部队扣留了，又来找我们开证明。这也好，让他们受一次活的教育，以后就听了。
       杜柯河上的冰已经结了一尺多厚了。但也没有以前所想象的那样冷、那样可怕。5月份在成都的时候就听说，这里十月就要大雪封山。现在已经12月了，天气虽然比以前要冷，但也没有达到大雪封山不能通行的地步。
       1959年12月9日星期三晴
       南聪把我们开的证明送到驻扎在列庆寺的部队后，部队立即把扣留的4个老乡放了。
       南聪回来对我说：“这次驻在列庆寺的部队的纪律不好。他们住在经堂里，马也拴在经堂里。他们把经堂里挂的装饰布扯下来铺在地上睡觉。还乱敲锣打鼓。临走的时候，把包经书的布拿走了十几块，还打烂了一个喇叭。”
       我把南聪反映的情况写了个报告，交给工作队转“前指”调查处理。
       1959年12月10日星期四晴
       根据工作队的通知，今天与“建社（合作社）”的积极分子一起到吉那集训。
       我与部队的三个战士走路，先出发。通司他们骑马后走。
       一路上，少不了和战士一块聊天。我们聊这里的气候，聊他们最近调防时在路上的行军生活。
       “你们一路上是住帐篷吗？”我问。
       “没有住帐篷。”战士们回答。
       “那你们是住在藏民的房子里？”
       “没有。”
       “那你们晚上睡在什么地方呢？”
       “睡森林，睡草坝。”
       “晚上冷不冷？”
       “上半夜还凑合，下半夜就没法睡了，太冷了，冻得睡不着，被子上面都结上了冰。早晨起来打背包，两只手根本不听使唤。”
       我原来以为他们一路上至少会睡帐篷，没有想到他们却是露宿野外。我们的战士多么值得人们的敬爱，为了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了清匪，在这严寒的冬天，他们竟在雪山中露宿。
       工作队召集各工作组的组长开会，并进行分工。队长说：“地方干部搞合作化，穿黄衣服的（军队干部）搞征收农、牧业税，收购余粮，建政（政权）与人武工作。当然，组长要抓全面。”
       这几项工作中，最困难的是征收公粮与收购余粮。因为这里有史以来就没有征公粮和卖余粮，只有土官派粮。
       1959年12月11日星期五晴
       现金又决定分配了。为了制定现金分配方案和处理其它区一些事情，我请示工作队要回日柯一趟，队里同意了。
       在回日柯的途中，见到道路旁的山上几只豺狗正在吃一头牦牛。豺狗比一般的家犬还要小，牦牛的个头比它要大好几倍。但是，牦牛却敌不过豺狗。据当地人介绍，豺狗吃牦牛，自有它的一套妙法。它首先窜到牦牛身上，用爪子将牦牛的眼睛抓瞎，把眼球挖出来吃掉。牦牛没有了眼睛，就在森林里乱窜，豺狗任其乱蹦乱跳，它回过头来，把爪子伸进牦牛的肛门，将牦牛的肠子掏出来吃了。要不了几分钟，豺狗就把一头牦牛放倒了，然后钻进牦牛的肚子里饱吃一顿。我们看见的那头被豺狗放倒在地上的牦牛，眼睛没有了，肚子空空的，然而，牦牛的肌肉还在跳动。
       由看见豺狗吃牦牛，联想到我们部落目前的防匪工作。前两天，上面的寨子里又有两家被叛匪抢了。我们更应该百倍地提高警惕。叛匪的捣乱，就像豺狗吃牦牛一样，首先从我们的内部搞起。所以，防止部落内的坏分子同叛匪互相勾结，是防匪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回到日柯沟的沟口，见地主尕尔尕和两个藏民在聊天。如果我们是一人单独行动，尕尔尕干掉我们的人是很容易的。所以，今后要求大家一定要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严禁一人单独外出行动。
       1959年12月12日星期六晴
       上午，制定现金分配方案。分配其他同志下去调查死牛的情况。
       最近，部落里群众的牛死的很多。过去没有调查，不知道具体数字。今天经过调查，才知道已经死了345头，正在生病的160头。二者加在一起，占部落里牦牛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此数惊人。
       因为问题重大，下午亲自调查一番。顺便了解几户，与下去的同志了解的数字相差三分之一。某些干部对工作不负责任，实需批评。但又怕他们接受不了。明天还是找他们个别的谈一谈吧。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过去，组里有些同志听到个别人的话，跟着瞎喊，说死牛是水草有问题。也有的说，过去部落里的牦牛从未下来过，对下面的水草不适应。自己没有亲自调查，不置可否。今天有了调查，就有发言权了。经过亲自了解，情况不是这样。16户有房子的，他们的牦牛每年都下来过冬。过冬的草场，不是塔马力，而是当伍、张伍。再有一说，这次的牛瘟是史无前例的。也不是这样。17年前，色姆节家的牦牛也得过病，80头死了50头。
       我在调查中和几个老牧民一起分析，死牛的原因有三：1、生病；2、牦牛过于集中，牛生病以后，容易传染；3、没有医疗条件。
       1959年12月13日星期日晴
       太阳落山以后，天刚黑了，泽勒加从吉那的工作队队部捎回一封信。队部叫我尽快赶到吉那去，今天晚上能去就今晚去，今晚不能去，明天早上八点一定赶到。因为壤塘县的县委书记来了，有重要任务要布置。天已经黑了，材料还没有收集好，只好明天早晨赶去。
       晚上七点钟工作组开会，到八点结束。会议快结束时，通司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富裕中农泽让知道外逃土官尕尔马登的下落。泽让还替尕尔马登打听他家的房子与土地都分给了谁。
       尕尔马登是上杜柯惟一外逃为匪的大土官，部队和群众全力侦察，几个月来都没有他的消息。今天听到一些线索，当然不能放过。于是，立即把泽让叫来，询问他有关尕尔马登的情况。
       泽让说：“尕尔马登已经跑到离拉萨不远的地方去了，一辈子也不会回来了。你们永远也抓不住他，几十万人也抓不住他。”
       我追问：“你这是听谁说的？”
       泽让回答说：“提供这个消息的人三两天之内就会来。”
       当我进一步追问提供这个消息的人的情况时，泽让就害怕了，连前面说的话都推翻了。他说，那是他自己造的谣言。
       泽让走了之后，我们立即开会分析了情况。为什么尕尔马登跑了那么远，消息会传到这里来呢？为什么泽让要打听尕尔马登的房子与地都分给谁了呢？为什么泽让不愿说出提供尕尔马登消息的那个人是谁呢？
       大家说，可以肯定，尕尔马登不是跑得很远，而是就在附近活动。散布这种消息就是想麻痹我们，从而乘机袭击我们。
       工作组的同志一致认为，泽让有90％的可能是通匪（尕尔马登），10％的可能是造谣。
       怎么办呢？立即找驻军的头头来一起商量。在会上有两种意见。工作组的多数人认为，应该立即把这个情况向上级反映。但是，组里的个别人与驻军的副排长不同意。他俩说，晚上去吉那有遭叛匪袭击的危险。他俩的意见，明天早上把泽让押到吉那去。但其他同志认为，没有经过上级批准，随便押人，影响不好。
       两种意见都有理由。我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今晚立即去吉那报告。如果上级同意逮捕泽让，半夜再赶回来，明天早晨就可以执行。
       我原来打算明天早晨去吉那的，那就提前今晚就去吧。我请求驻军派三个持冲锋枪的战士同我一起去。加上工作组两人，两支步枪。一共有5人，5支枪，如果在途中遇上叛匪，总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出发以前，我们把情况作了最坏的估计，思想上作了最充分的准备。万一遭到叛匪的伏击，我们准备坚持一天一晚的战斗。为了使我们在途中发生的情况及时报告上级，又确定明天早晨派加美去吉那送信。如果我们在途中被叛匪围困了，工作队和家里都能及时知道。
       晚上9点15分，我们5人静悄悄地从日柯出发了。每个人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圆圆的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月色清凉如水。冷空气瑟瑟地往袖口里、衣领里钻，但汗水还是像雨一样地从背上往下流，脚与手却冻得像冰一样地僵冷。
       刚刚拐过日柯沟的沟口，听到几声像口哨一般的声音。难道是叛匪在打暗号吗？我们都屏住呼吸，停止前进。仔细观察两旁的动静。啊！原来是一只獐子，就在路旁。离我们太近了，多么好的一只獐子！
       11点半钟，我们一行5人终于平安地赶到了吉那。我向工作队作了汇报后，队里让我立即把泽让反映的情况草拟一份给上杜柯党组的报告。
       如果不请示，擅自把泽让绑来，将何以下台？
       这又一次证明，遇到问题多商量，多请示，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1959年12月14日星期一晴
       工作队让我到队部来，最重要的任务是搞粮食，即征收公粮和征购余粮。队里给我们日南部落下达的任务是两本账，第一本账是必须完成的，4600斤；第二本账是企望完成的，6000斤。
       我听了队里下达的任务以后，一下子就愣了。昨天了解，全部落今年共产粮食9940斤，平均每个人不到50斤。现在分配给我们征收公粮与征购余粮的任务是4600斤，除去已完成的赔罚粮2000斤外，还差2600斤。任务分配下来时，组里的同志都认为，任务太重了，完不成，最多只能完成千把斤。其原因：1、粮食田地少。日南部落是半农半牧区本来就是缺粮地，哪里来的余粮。2、这里是新解放区，群众觉悟低，他们从来没有交公粮和卖余粮的习惯。我同意这两点看法。因为我的思想不通，所以，组里的同志都叫喊困难，任务完不成。
       我把组里的意见向队长反映，队长说：“你把情况再了解一下，趁县委书记在，今天晚上再研究。”
       下午，找部落里的几个人了解，全部落的粮食总产量可达13000斤，比原来的估计要高30％。但有余粮的只有2户。而这2户要完成2600斤的任务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全部粮食产量也没有2600斤呢。
       晚上工作队召开的组长会上，我摆了日南部落的情况。
       最后，县委张书记讲话。他讲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征收公粮与征购余粮的任务必须完成。至于日南部落的问题，他对我说：“如果你了解的情况属实，那就按照你的意见办。”
       张书记实事求是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既减轻了我的思想压力，又加重了我肩上的责任。我虽然到部落里了解了好几次关于粮食产量的情况，但能说这就是准确的数字吗？我心里没有底。很多事实教育了我，要做到实事求是，防止主观主义，就必须认真地、反复地进行调查研究，必须走群众路线。
       开完组长会议已经是晚上九点了，但想起县委张书记对我讲的话，我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鞭策着自己，于是，立即动手调查。
       我首先找了一户中农了解土地产量的情况。他告诉我，最好的地每卡年产青稞8克，折合亩产为92斤；中等地每卡年产青稞4—5克，折合亩产46—57斤；最差的地每卡年产青稞2—3克，折合亩产24—34斤。他家有地8卡多，因为地多，种不过来。所以，每年轮休一半，只种4卡，年产青稞28克，约合1120市斤，平均亩产80斤。
       我同他一起估计了全部落的粮食生产情况。全部落共有土地274亩，轮休大约80亩，耕种194亩，若以平均亩产80斤计算，可达15520斤，大大超过13000斤的估产。这使我心里初步有了底。
       我立即召开工作组会议，向大家通报了上级指示的精神和我摸底的情况。大家把任务分配了一下，认为可以完成。工作组的干部思想通了，但还没有通过群众，这一关是否也能通过呢？我心里忐忑不安。
       正因为把困难估计得足，所以，在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时，我反复地、详细地对他们讲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在他们对政策都理解了、弄清了之后，才开始讨论征收公粮和征购余粮的具体任务。
       出于我的意料之外，首先在讨论征收公粮时，很多贫苦农牧民应予免征的，都自动要求缴纳公粮。连缺粮的侧那，也主动要求交纳4斤青稞。一个牧民出身的积极分子说：“我没有地，交一元钱，好吗？”在讨论卖余粮时，我们估计只能卖50斤的，他们说，可以卖70—100斤；我们认为没有余粮可卖的，他们说，有。
       经过讨论，结果完成了2830斤的征购公、余粮的任务。比上级布置的2600斤的任务，超额230斤，超额9％。
       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最了解本部落的情况。征购粮食的任务所以能超额完成，就是因为贯彻了县委张书记所指示的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精神，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才完成的。
       1959年12月15日星期二雪
       经过工作队在吉那举办的“建社（合作社）”积极分子的培训，部落里的合作社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按照上级的政策规定，开始建社时，主要吸收贫苦农牧民和下中农参加，富裕农、牧民暂不吸收。合作社的建立是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确实认识到办社的好处，自觉自愿申请加入的。真正做到了口愿、心愿、全家愿。
       现在，日柯的村、社干部的班子已经由工作队队部批下来了。
       村长如八（18岁）
       副村长侧那（21岁）
       村委委员如八、侧那、史龙洛、阿伍
       社长史龙洛（21岁）
       副社长更登加错（55岁）
       社委委员史龙洛、更登加错、如八、侧那、桑培（38岁）、恒志（64岁）、尼知果（女，16岁）
       牧业互助组组长阿伍
       村社主要干部的平均年龄为29岁，全体干部的平均年龄为31岁。
       1959年12月18日星期五雪
       晚上八点多钟，小沙突然从三楼上下来喊我：“组长，你快来看，东边的山上发生大火了。”
       大家都一哄而上来到三楼的平台上，果然，只见东边山上的大火把半边天空都映得通红通红。
       这是果利沟的森林发生火灾了。火势越来越大。果利沟的森林与日柯对面山上的森林是连成一片的，很快就有蔓延过来之势。怎么办？把加美找来了解一下情况。他说：“森林起火的地方正是果利沟，离这里有十多里。果利沟翻过去是热居柯，那是叛匪经常出没的地方。”
       这次森林大火，是叛匪放的火，还是老乡失火，目前还搞不清楚。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怎样处置。我焦急得不得了，不去救火吧，眼看着国家的财产受损失，心里不安。去救火吧，人太少，而且又是在晚上。情况也没有搞清楚。如果是叛匪布置的圈套，那就要上大当。一条办法，开会大家商量。于是，把驻军的副排长找来一起开会。大家一致的意见，今晚不动。因为老乡中的青壮年都在吉那开会学习，光靠工作组和驻军的一个排是扑灭不了森林大火的。当前要做的事是：1、立即派人去吉那向工作队报告；2、马上查户口，看是否有外逃的放火嫌疑犯；3、工作组与驻军都做好准备，即一方面准备战斗，防止敌人突袭；一方面准备救火。如果明天早上大火还没有熄灭的话，就要出动救火。
       晚上九点多，山上的火光小了，似乎是快要灭了。
       我与通司等三人再加上部队配合两人一起去查户口，只有2人不在家。一个是羊洛，另一个是门戈。羊洛可能是通（同）她的男朋友到外面相会去了。因为她妈说，天刚黑的时候还见她呢。门戈不在自己的家里，而在伍的家里同伍的老婆在一起，因为伍不在家。
       1959年12月19日星期六晴
       昨天晚上，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外面发生一点响声，都要仔细听听。我与老李都起来好几次，爬到三楼平台上，看看四周有什么动静。因为担心叛匪可能乘这个机会来袭击我们，不能不百倍提高警惕。
       今天早上起来到三楼上一看，山上的火比昨天晚上要小多了。但是，整个日柯沟里都弥漫着浓浓的烟雾。
       在吉那开会的日柯的青壮年，接到我们的信以后，连夜从吉那赶回来救火。工作队给我们捎来信说，1、只组织老乡去救火；2、部队与工作组不要出动，因为人少，防止遭到叛匪的袭击，吃亏上当。
       我考虑了一下，不能执行工作队指示的第二条。我知道，部队与工作组出动去救火是有很多危险的，很可能遭到叛匪的袭击。但是，去救火的老乡，没有人去组织领导是不行的。而且，面对着国家的森林资源遭受火灾，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我提议，工作组去3人，部队去一个班，同老乡一起去救火。其他同志闭门守家，以防止敌人的袭击。
       组里的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做出了决定。我们一面行动，一面派人把这个行动计划向工作队报告。
       吃了早饭后，我率领着20多个老乡和驻军的一个班出发了，村里的好些娃娃们非要跟着我们去救火不可。
       两个多小时爬上了山岭。火还在继续燃烧着。不过烧到森林的边缘后，火势不是那样大了。山岭上面的草山已全部烧光。南至俄拉，北至达日，绵延烧了三四十里。俄拉的工作组与群众也来救火了。我们一起扑了一阵，而后分成两摊子分头救火。到下午四点多钟，火已基本扑灭，除留下少数人继续消灭残火外，大多数人都撤回家。
       县里对这次火灾非常重视，电示：“停止一切工作，全力救火。”
       我们在返回的途中，碰到了工作队副队长率领20多个老乡来救火。下午五点钟，又碰上从吉那赶来救火的第二批队伍约有四五十人。因为大火已经基本扑灭，就让他们都回去了。
       今天在山岭上救火的时候，口渴得太难受了，吃了好几十把雪。回到住地，又喝了好几缸子水。
       1959年12月20日星期日晴
       据下杜柯的尼果多反映，土官尼南的儿子华力，今年夏天在呷力多与果洛沟交界的地方，打死解放军两个掉队的战士，并且夺得我军两匹骡子，一匹好马。此事需要进一步调查落实。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吉那的工作队队部派老乡送来一封信，通知我与老李两个军队下放干部立即返回部队，明天中午赶到吉那，22日赶到壤塘集中。
       我匆匆地向副组长小况交待完了工作，组里分别给我和老李做完了鉴定，这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
       我们工作组来自三个民族的十几个同志在一起工作、生活了四个月，临到要分别时，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尽管开完会，已经过了子夜，该是21日了，大家都不愿去睡觉，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是呀！我们这些人相聚在一起多么不容易，南唐后主李煜说得好，“别时容易见时难”，我们今后很难有见面的机会了，一旦要分别，怎么能不感到格外的留恋。
       日记写作者：汝其，学者，现居洛阳。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