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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怀着激动的心情一气呵成读完《天涯》2004年第六期关于“底层与底层的表述”系列文章的。心情久久不平……于是提笔也几乎是一气呵成写下这篇文章。
       我来自底层，现在也正处于底层。这不是什么宣言，这是事实陈述。强调这一点，是想表明处于底层，没必要自以为是，像拥有什么道德上的优势似的；也没必要自欺欺人，学着一种腔调说话，努力往话语圈靠。
       我生在安徽西南部大别山区潜山县的一个小山村里，世代农耕为生。和许许多多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我初中毕业后辍学，到城里来打工至今，并将持续下去。现在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能随处见到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打工者。有与我年龄相当，受了些磨难的青年；也有比我们小，像我们初出家门时一样年少、稚气未脱的少年；还有些比我们年长，从事的是更简单、更苦、更脏、更累的苦力活的中老年。总体来说，我们这群人大都和城市小心翼翼、相安无事地相处着。说小心翼翼是说首先从我们身上释放出了更多的主动性和善意，相信有过出门经历的人都可能有同感。“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老祖宗的话一直这么相传的。“出门在外一是求平安；二是挣点钱，靠力气，靠手艺，别的事莫问莫做。”我相信每年出门时留守在老家的亲人都会这么交待嘱咐。于是，大多数打工者遵循的原则底线是：默默踏实地工作，莫少我工钱，不去招惹是非。只要不触及这条底线，打工者是不会发出一点声音的。近两年有些热闹，就是因为触痛了打工者的底线——拖欠工钱。
       有了这层出门在外的基调，打工者在城里的行为处事深深地刻上了独特的烙印。
       更沉默，当然是指面向陌生人时。那些少年刚进城，乡下孩子特有的胆怯、刚进城的陌生感、未经克服的自卑感、初出门深藏在内心的思乡情，这些使得他们本能地选择不张口说话；青年要么延续了少年时沉默的习惯，要么在成长中已经深谙人微言轻，或者在世事中已懂得了沉默的重要了，所以他们也是不乱、不多说话的；中老年则更乡土，更沉默了，开口就难为情，普通话不标准，未张口心里就矮半截，干脆就不张口了。
       但是他们会笑。出门在外，问路都得求人，于是笑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尽管他们笑得憨厚、纯朴，不优雅，不懂笑的技术，可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在他乡，获得他人一个善意是多么大的慰藉，他们知道从不吝啬地大胆谦卑地释放出自己的善意，生怕不被人发现似的。
       他们也更小心，更细心。还没习惯走在城里车多的马路上，也自知不具备与人谈判的能力；从外表气质上脱落不了的乡下人特色，通常是更容易被当成怀疑和审问、搜查对象的；在心里总惦念着家乡的亲人，为着明天的饭碗……
       他们每天都走在城市的马路上，眼见耳闻，不可能没感觉，而他们还是忍耐坚持，偶尔向命运发发牢骚外，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没有明晰的理性目标是做不到的。他们都有一些朴素的想法：回家乡把房子盖得坚固些、漂亮些，冬天能保暖，炎夏能通风；能让父母妻儿过上吃饱穿暖的体面生活。
       这是他们的责任心。他们大都愿让子女尽可能地接受更好更多的教育，他们深信多读书是划算的、有益的；至于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价值观，他们相信那是政府的事，能办好。他们毫无疑虑地把信任、尊敬献给了老师。他们不能守在子女身边言传身教，简直把太多溺爱补偿给子女。他们让父母在家过着真正的田园生活，乡下茶馆里聚集着端着茶杯打牌的老人们可为明证。
       他们离开了土地，绝没有放弃土地，赔钱也要让留在乡下的劳力帮着给种下去，他们担心荒了土地，政府又一个政策让他们回去种地。他们交了城里的暂住费，家里的农业税费不少一分。
       以上这些行为、性格特征是表明在不触及他们的底线，并能维持如今在城里的打工生活的情况下，他们是安于接受目前的失语现实的。外界在分析这种失语状态时有以下几种认识：一是这群人整体受教育程度低，不具备话语能力；二是这群人精神麻木，还处于蒙昧状态，只要让他们挣点钱，就甘愿受苦受累、受压迫。旁人有点哀有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三是受主流文化殖民，一心往上爬，没有话语冲动。
       我不否认以上几点或多或少是构成他们失语现实的理由，但是我以为在当下情势下，在没有其它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介入下，这只能是他们无奈被动选择的理性现实。甚至在某些现实观照下，他们是当代中国最具理性、建设性的力量，最有责任心和顾全大局的群体。
       对于这么一个大的群体，我们社会又有多少了解？大面积的流动性，工作生活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他们面临比常住人口更高的风险，而往往他们自身条件又决定了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他们的利益诉求到哪儿，他们的情感抒放空间在哪里，支配他们行为的价值趋向是什么，又会引起什么样的行为后果？
       无论世事怎么纷繁，总能清晰地辨明话语背后的背景支点，或权力、或资本、或良心。而面对他们这个完全无声的世界，我们的经验一片空白。这么大的社会盲区，这么深的社会断隔，我们竟然生活得如此从容，心安理得、熟视无睹，这是多么的危险啊！
       首先是我们的社会为此面临高风险、高成本。因为社会对他们一无所知，政府又将他们排除在体制之外。当他们的利益无处申诉，情感无处抒放的情况下，谁也不能猜到他们将做什么。现今出现的极端讨薪就是个例子，政府只得高成本地运用行政资源帮助追薪。这里面付出的道德成本、社会信誉风险是无法估量的。
       这种社会断隔同时对这个群体自身的成长也不利。必须承认他们具有先天的弱势，就像一个孩子，除掉吃饱穿暖，对于将要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自身也是一无所知的。这同时孕育着危险与希望。机会在于我们是否有一种社会机制将其仇恨转化为和善，极端转化为理性。
       为此，我们的社会应该为此负起责任，打通并连接起他们与社会的通道。知识分子应该肩负起培育他们说话的责任，开拓他们的话语空间。
       可能他们的话土气些，也就是所说的还不具备话语能力，这也是这个社会真实形态的一部分，他们将在说话中锻炼提高自己的话语能力；可能他们的不满意见会难听些，这应该是一种直接有效的监督形式，促进行政机关改善工作，提升执政能力；但是他们决不会破坏他们能出门打工的大好局面，这也是他们自身的根本利益所在；可能他们的情感会内敛含蓄些，想法会更质朴些，这不正是抑御轻浮虚火的社会情绪更好的药方吗？
       他们可以在工暇之余有自己的读物，而不必守在小卖部门口十四寸黑白电视机前，将一个夜晚消磨在与他们生活不相干的电视剧里，还要交换似的在小卖部花费些烟酒钱，否则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们可以就拖欠工钱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必酿成极端事件，舒缓直至消灭他们情绪里的极端成份。他们可以将最美好的感情抒发在对家乡、对父母妻儿的想念与爱上，而不是成天在黄色玩笑里找乐……慢慢地，他们身上必将形成一种特有的从劳苦又不乏智性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健康明亮的阶层特性。他们当中必将有人带着更美好的理想与想法回到一个个村子里，建设他们理想的村社……
       如此，他们有福了！中国有福了！
       行文至此，在一阵理想的狂嚣之后，我又回到了现实。以上的很多叙述我都在用第三人称“他们”，读者也能读出，我受“你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薰陶很久了，我很高兴地承认这个事实；这又引出了我自始至终对自己如今在这儿的话语身份的怀疑——我虽来自底层，现在也身处底层，但我并不一定能代表底层。还有我上文中的“他们”所不能概括的他们，这也是必须正视的社会一部分——流浪少年、乞丐、小偷……一切在苦难中的底层，他们的话语、情感都应该得到疏通、表达，形成底层自身真实、质朴的话语空间。
       不可否认，方方面面都很用心，都下了些功夫。此文若能发表，至少表明了我这个底层人士与知识分子公共话语间有了一个好的互动，也能满足我个人一时的虚荣心，但并不能使我高兴起来。事实情况是这样的：真正的底层读不到我的想法，不能在他们中间形成讨论，我也听不到他们的回应。时事仍如坚冰，虽必将融化，却总也打不通它的入口。
       ——北京徐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