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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庆东按：刘齐此文，优点不值得一提，因为他说的上海人的好处和坏处，全中国人民都能说出来，而且还能举出比他更精彩更精炼的例子，只不过没有刘齐这家伙说得条理清晰而已。你刘齐是中国名笔兼名嘴，条理清晰是应该的，算不得啥优点。你文章的题目是“为何遭人烦？”可是你的“为何”说得不明白，更多的是表面现象的揭露，缺乏更为宏观的探究啊。
       依我看，上海首先不是“遭人烦”，而是“招人烦”，因为不是上海人被动地“遭受”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而是他们主动地“招来”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这愤怒跟地方主义没有关系，因为小气、俗气的地方很多，东北和山东也有很多小气鬼和俗气包，为什么没有遭到普遍的谴责呢？归根到底，上海的关键问题在于，他们不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他们以做中国人为耻。上海的繁荣史，就是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血泪史。帝国主义的大针头插进中国的身体吸取血吸取油，上海就是那个最大的针眼。针眼的血液当然比别处丰富，这就是为什么上海越富全中国越穷的奥秘。当然，这说的是旧社会，新社会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可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那种不知耻的洋奴意识仍然保留着，并且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死灰复燃的趋势。所以，批判上海的洋奴意识，不是简单的地域情绪，不是对上海人就要歧视，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的文化心理健康问题。事实上，很多上海人倒是已经去除了那种洋奴意识，而新的洋奴意识正在大连、太原、南京、广州等地开始蔓延，甚至在北大、清华的这样的高等学府蔓延。这是刘齐文章所忽视的重要一面，也许是他故意卖个关子不说，专门给我下个圈套等着我来说。我孔某人脑袋掉了都不怕，还怕几个洋奴么？故此三杯薄酒穿胸过，满纸胡言脱口来。乌拉！）
       在全国许多场合，人们脑中某一个兴奋点一经闪亮，马上会礼貌地、机警地询问：这里有没有上海人？若没有，大家就会长吐一口气，如释重负，如遇知音，如启库门，水库门，蓄能已久的水库闸门，然后，便滔滔不绝地数落起上海人的种种不是来。受做人准则影响，华夏儿女视背后讲人坏话为不光彩行径。但议论起上海人来，大家则全然没有此种道德顾虑，一个个是那么的慷慨激昂，酣畅淋漓，同仇敌忾，简直像农户群起骂地主，侠客聚义斥孬人，最不济也像小朋友们手挽手，嘲笑幼儿园里一个挺没劲的孩子。不单国内，我在海外华人圈里，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总之各地百姓一有机会，就喜欢对上海人进行“缺席审判”。严重点说，这都快形成一种社会现象了。用上海一些学者爱用的术语讲，也可以叫文化现象。
       对于上海人，大家都爱议论些什么呢？
       一、小气。上海号称大上海（北京、广州等都市也不小，却没听说叫大北京、大广州的），有趣的是，大上海的人好像不怎么“大”，常被世人诟病为小气、小抠、斤斤计较、一毛不拔，拔一毛也得至少带回来两根毛。尤其在经济短缺时代，这种议论更甚。常用的例证是抽烟。本来国人有烟酒不分家的美德，可是到了上海人那里就不灵了。你敬他一棵，他欣然接受，两个烟民云来雾往相谈甚欢。过一会又到了尼古丁饥饿期，他老兄从自己兜中熟练拈出一棵，叼上点燃。你以为紧接着会回敬你一棵，哪里回敬？他只是没事人般自抽自乐，从容安详。烟以外，水果零食乃至正餐方面也时有来而不往、光进不出的例证。饭馆里抢着付费的同学、同事中，鲜有上海人的身影，即使有，举止也相当得体，点到为止，见好就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好不容易有一天把客人请到家里，饭碗又是那么小，菜层又是那么薄，只掀动一片肉就能露出洁白的盘子底儿，真是让人箸悬半空，不忍降落。对此，惯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北方人反应尤其强烈，甚至有到上海人家里吃饭要自备硬面饽饽或方便面的情绪化说法。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这些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就是说最慷慨大方了。奇怪的是，我们怎么一个没碰到呢？也可能我们这些普通的外地人只是在浅层次上瞎转悠，而无缘与隐藏很深的上海豪侠相会。
       二、俗气。与北京的官衙气相比，上海更具市俗气。市俗气弄不好就是俗气，就是市侩气。市侩气与虚荣、势利等精神形态密不可分。上海既有举世闻名的“十里洋场”，又有数不清的小里弄。小里弄的那个“里”字和十里洋场的那个“洋”字，都是很有象征意味的符号。“里”贴着“洋”，“洋”躲着“里”，“里”“洋”互动，难解难分，一来二去双方便有了默契。默契之一是做人行事讲排场、重衣帽，最怕“上不得台面”，被人小瞧。正如久居沪地的鲁迅所观察的那样，上海人哪怕居斗室，喂臭虫，也要将裤子小心置于枕下，压出刀削般的裤线，以便第二天器宇轩昂地上街。中国还很穷困的前小康年代，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位上海小伙儿，该小伙儿在人群中显得非常富有，其标志是总换衬衣，今天白明天灰后天就改鸭蛋青了，鲜鲜亮亮，招人艳羡，印象中只有外宾才敢如此奢侈。有一天我友偶入小伙儿房间，一进门吓了一跳，只见他没穿外衣，光溜溜的上身套一个女人乳罩那样的物件。我友年轻的心狂跳不已，迅速转身，准备逃跑。小伙儿见状立刻善解人意地说，他穿的是一种名叫“假领子”的东西（周泽雄按：学名似叫“经济领”，也有“节约领”之说。其实上海还有一种称为“领套”的东西，套用“经济领”的构词法，或可称为“经济围脖”，其法是：用绒线织成一宽仅四公分的长条，两边配以子母扣，即沪方言所谓“揿钮”，衬在或缝在中山装衣领内里，效用抵得上半条围巾，用料却只及围巾的二十分之一。当然，该发明欠缺“经济领”的虚荣意味，只是单纯奉行一种节约原则，故题外之意较为寥落。“领套”是否系上海人所创，非敢断言），上海产的，不但便宜而且不要布票，如果喜欢，他可代为购买。
       三、狡气。文化高一点的人爱说上海人工于心计，常人则说他们“鬼”、“奸”、世故、能说会道，没占便宜就是吃亏。只听说开封有一拨外来的犹太人，没听说上海全民总动员，跟这些犹太人通婚呀，怎么一个个那么能算计呢（周泽雄按：抗战时期，约有一万八千名犹太人，因获得当时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何凤山先生慷慨颁发的“生命签证”，成功地逃离纳粹魔爪，躲在上海租界里，得到上海人的保护。以色列国之所以多年来对中国政府采取骂不还口的单方面友好态度，据说与此有关）?实行粮票制的时候，各地粮票最低额均为一两，惟独上海是半两。幸亏金融大权掌握在中央，不然上海人一定会铸出一厘钱的硬币来。提到硬币，想起旅日沪人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据说他们将硬币穿孔结绳，投入街头电话，用完轻轻一拽，便可享完璧归赵之乐趣。上海人的眼珠儿滴溜溜的，转速惊人，遇事别人还在那儿傻核计、瞎嚷嚷呢，上海人早已不动声色地行动起来。遇好事他们能做到第一个贴大标语祝贺，遇坏事则会率先想到抢购柴米油盐卫生纸，抢购时仍留意价格差异。不好不坏的事更是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拎得清”。你想抓他把柄吗？他哧溜一声滑脱（周泽雄按：沪语有“滑脚”一词备用）了。轮到他来琢磨你，那目光叫一个锐利！我至今难忘多年前在淮海路，一个小店员工对我双手运行状态的监视，雷达对敌机的追踪也赶不上这个严格。直到我掏出证明自己是诚心购物者的钱包时，员工才向我绽露亲切的笑容。当时我突然对上海小偷产生了不应有的敬意，心想他们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作业，该是何等的艰辛，难怪外地同行打死也不愿流窜至此同甘共苦。
       四、傲气。上海人的心态特别好，有一种骨子里的优越感。提到中国的地理最高点，他们也承认是珠穆朗玛峰，至于其它最高点，比如科教文体土木水火A3B4等等，对不起，请大家抻长了脖子，往黄埔江那一片低洼地“仰”视就足够了。难能可贵的是，倨傲的上海人外表还是注意谦逊的，一些善于修炼的高手甚至会模仿英国贵族美国大亨式的礼貌微笑。当然出自不可遏止的心理需要，他们也不能不张扬，他们的张扬方式之一是随意讥讽苏北人和其他外地人（周泽雄按：随着老一辈苏北人的断续亡故，新一代苏北人谈吐上的日益本地化，该现象近年已呈锐减之势。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专司挖苦苏北人之职的上海地方戏“滑稽戏”及其衍生物“上海说唱”，近年来也是一片落寞之态），方式之二是酷爱说上海话。纵观全国各方言区域，上海人的普通话说得还是可以的，但在一群外地人当中，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忍不了多一会儿功夫，他们准会旁若无人、眉飞色舞、叽叽抓抓（周泽雄按：呱呱？）地说起上海话来。他们肯定知道你听不懂上海话，他们才不管呢，他们惟恐你不晓得他们谙熟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有一次我和两个上海人讨论问题，对于我提出的观点，他俩频频点头赞许，令我身心非常愉快。点头之余，时不时的，他俩就用上海短语飞快交流一下，渐渐弄得我满腹狐疑，担心自己是否成了待宰或待劁的猪羊。好在其中一个上海人临时有事，提前告辞，另一个同伴不得不全部用普通话与我交谈，这似乎使他技痒难捱，坐立不安，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三五分钟后，他的手机响了，上海话重新从他口中冒出，平均每冒出两三句他就神秘莫测地瞟我一眼，于是我又成了可怜的猪羊。为了改善这种交流的窘态，我开始学习上海话。积多年努力，现在我至少弄懂了两个上海单词，一个是“我”，发音“阿拉”；一个是“上海人”，发音“伤害你”。
       五、小男人气。在许多外地人心目中，上海男人个头不一定很小，但大多比较瘦。皮肤细腻白净，仿佛天天搽大量润肤霜而且刮毛。眉目清秀，即使不清秀也绝不粗陋孔武若李逵胡传魁。态度温和，懂得柔声细气和女人说话，爱情小花样掌握得也比较多。如果推举一万名上海男士业余出演《西厢记》里的张生，那么，他们将远比同等名额的山西大汉河北老爷们儿贴近角色。至于洗衣、做饭、哼摇篮曲、换尿不湿等家务活，上海男人更是胜任愉快，须眉不让巾帼。若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评选“家庭妇男”或“妻管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上海男人肯定名列前茅。平素日他们似乎不大喝酒，起码不大喝烈性酒。不轻易骂人，就算骂人也只是骂骂小赤佬什么的，而“小赤佬”这个词无论从字面到发音，都比北京粗口里的傻什么牛什么文雅得多。哥们儿够意思、为朋友两肋插刀拎起板砖打群架更是难得一见。就算纯粹为了自己，该出手时也未必出手。街上若起纠纷，则多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君子动口不动手。偶有揎拳捋袖诉诸武力者，十之八九是外地粗男人，拳头一经抡起，刚才还振振有词的本地好汉将会敏捷疏散。为此，好汉们没少遭外地同性的讥讽。真是的，上海滩好歹也出过黄金荣、杜月笙，怎么现在连小流氓都变得女里女气了？“你不像上海男人”，据说已成了外地人婉转称颂上海男人的常用语，不少被赞者听起来还十分受用，仿佛在夸他们是关公秦琼高仓健。可是，如果对一个上海女人说“你不像上海女人”，那一定比骂母夜叉还让她愤怒。在群众眼里，上海女人一般还是比较有女人味的，味浓至极，便有了一个奇妙的形容词：“嗲”。“嗲风”轻吹不停，上海男人大概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因此，他们的招人议论，作为另半边天的上海女人也难辞其咎，或难以谦让功劳。
       粗粗拉拉、冒冒失失列出上海人的“五气”，接下来，按常规应该分析原因。原因肯定存在，稍加用心便能寻出许多，比如殖民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解放后的城市地位、户籍方针，地域、气候、族群、传统、民俗、饮食因素乃至便溺习惯等等。然后，逐条阐述，随机抽样，定性定量，结构解构，插图列表，引经据典，抽冷子再举一些鲜活小事例，就足以成就沉甸甸的学术著作、系列套书。问题是这些考验才情和学养的工作，非我的能力可及，也与本文题旨不符。这里，我只能顺着话茬谈一个问题：为什么外地人对上海人有看法？
       老实说，上述所谓“五气”，在全国随便哪个城市的人群中，或多或少都能寻出一些。各地人民既然有嘴，对上海以外的其它城乡肯定也少不了背后讲究，比如我就多次听过别人对我的老家沈阳的不恭议论，听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长期以来，为什么大家如此普遍、集中、齐心协力、乐此不疲地数落上海人呢？
       答案只能有一个：上海人犯了“众怒” （周泽雄按：似乎也与上海人星散中国各地有关，与之相对，天津人安土重迁，极少外出谋生，若非亲临津门，人们不易对天津人产生多少印象。据说，在上海本地的上海人，与不在本地生活的上海人，人数大致相仿）。
       细究这个“怒”的成分，既有有名之怒，也有莫名之怒，难言之怒，迁怒之怒，总之怒不是单纯怒，气不打一处来。
       上海人的确有不少毛病，的确值得批评，可是多少年来，外地人有意无意，常常忽略一个基本事实：上海的地缘优势、经济实力、科技文化含量、现代观念、敬业精神、城市化进程等等，在中国或是最强，或是最强之一。而把这一切发展到如此程度的上海人，也就成了矬子里的大个，牛群里的快马。
       当然，我们才不肯说他像马呢，我们顶多说他像兔子。我们在自己熟稔的古老土地上世代生存，我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脾气秉性业已根深蒂固，而上海人又是如此地沾沾自喜，我行我素，于是越发显得“各色”，与乡亲们格格不入。
       细想一下，外地人对上海人的挖苦，在相当一些时候，是弱势人群对强势人群的一种心理发泄，是特殊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上海人，“伤害你”，上海人的存在，把你们，把我们大家都给“伤害”了。我们不群起而攻之，不咬上海人两口才怪呢。
       都说中国人同情弱者，并将其看成我们民族一个比较积极的心理特征。其实，中国人还有另外几个不一定很积极的相关心理：一，同情弱者的人虽然往往也是弱者，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弱者；二，他在同情弱者的同时，往往对强者不分青红皂白，产生盲目的疏离甚至反感情绪；三，反感强者，却不想超越强者，出一口恶气就算了事。
       198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我乘一艘上海客轮从外滩码头（周泽雄按：疑有误。应为现已不存的公平路码头。当时上海走北方航线的船只，均由此启航。而“外滩码头”，当系“十六铺码头”，专司南方航线和长江航线的航运）去大连。船抵目的港时，一个年轻人冲着上海乘警高呼：“这是东北人民的神圣土地！到我们家了，你还横什么？”周围操东北口音的乘客哄堂大笑，连声叫好。那乘警气得面色朱紫，嘟囔说，“东北神圣，上海就不神圣了？有能耐你们别买上海货。”
       我得承认，他说的都是事实。包括我，包括那个认为东北神圣的小伙儿在内，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大包小裹，满载着从十里洋场购来的各类物品。
       既骂着上海的人，又用着上海的货，我们就是如此地矛盾。
       回到家乡，亲切固然亲切，但一眼望去，交通秩序、行人服饰、街头卫生、饭店菜式等外部环境，明显与上海有差距。内在的差距更多。多就多，有什么了不起的？月是故乡明，奶是娘的甜。谁都不愿轻易诋毁自己赖以成长的环境，若诋毁了，不就等于扇了自己一个大耳雷子吗？渐渐的，上海的好处忘得一干二净，或不愿提及，而对上海人的成见却在头脑中日益巩固，时不时的，就要参加一把“反沪大合唱”。
       妒人有，笑人无。自爱是人之常情，嘲笑别人也是人之常情。国外也有相似情形，比如美国南方居民对纽约人的讥讽，比利时人对法国佬的嘲弄，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揶揄，等等。各国老乡嘴上笔上的一时痛快，折射了某种全人类性（周泽雄按：全人类性？）的东西。
       对自己的缺点和上海人的优点，采取鸵鸟政策；对自己的长处和上海人的缺陷，采取放大镜政策——这是我们在“反沪大合唱”中常用的手法（当然也有许多恰如其分的谠论，不在此列）。这么做，既符合外地人自大自尊的心理欲求，又符合上海在全国的特殊地位——谁让它那么“上”，那么“海”了？
       上海是个筐，什么坏话都能装。上海是个筒，全国人民的出气筒（最近好像又多了一个“筐”一个“筒”：河南，但这是另一种情形，需要专题分析）。
       讲上海人的坏话，从操作层面上看，还有一个好处：安全。没有哪一号文件规定，不准挖苦上海人。“文化大革命”那么严厉，上面也没下过这样的文儿。乡亲们心里明白，攻击市民比攻击官员保险，数落群体比数落有名有姓的个人稳妥。上海人是民不是官，是群体不是个体，正好符合这个要求。当年有一次开大会，沈阳军区领导陈锡联和毛远新并肩坐着，各抽各的烟，互不相让。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啧啧称奇，认为还是大干部有“派”。同样是这位朋友，却对上海人的“抽独烟”特别看不惯，一再攻讦（周泽雄按：身为一介烟龄长达二十年的上海烟民，似乎并不觉得上海人在敬烟方式上与北方兄弟有多少不同，即使在今天的上海，“抽独烟”的仍占少数）。
       上海人的缺点就在那儿摆着，谁也无法遮掩。比较麻烦的是，上海人的缺点，常常跟他们优点搅在一起，不好分割，形成一个一言难尽的特色矛盾体。
       而如果换一个角度，用一种客观的、发展的、宽容的眼光，我们大概会发现，先前我们所认为的缺点，未必全是缺点，甚至还可能是优点，至少包含某种积极的因素。比如，上海人的“小气”，上海人的不敬烟，上海菜的量小层薄等等，是否孕育着现代节能意识、保健意识、精品意识？饭要八分饱，蠢人大肚皮。宁尝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吸烟有害健康，敬烟如同敬毒，你毒我也就算了，我可不想再毒你，看人家老美，他们就不喜欢敬烟。
       上海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做法也没少招人物议，被认为是一种可笑的小家子气。殊不知这恰恰反映了他们的因地制宜，他们的精巧精致。精致是文明进步的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文明史，就是不断从粗糙向精致演进的历史。精致，是上海人的突出优点。我的家乡沈阳地处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上，因此无需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但我们在自称豪爽的同时，也被外界称为“傻大黑粗”。
       还有，上海人的“市俗气”，是否离我们今天所呼唤的市场、所追求的小康更近，是否有助于我们铲除官本位的陈腐根基？这些都值得研究。试拨一乱，反之正：上海人的讲排场，不就是讲包装吗？上海应该是全国最早具有包装意识的地方。裤管里的皮肉叮满大包固然不妙，让这臭虫的杰作尽情裸露就能超凡脱俗吗？更何况，现代上海人、上海商品的“皮”和“瓤儿”已经具备了崭新形态，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
       而上海人的那个“狡气”，也有值得钦佩之处。其来源，肯定不是低智商的头脑结构。从正面说，平心静气地说，上海人身上洋溢的，应是精明强干之气，求新善变之气，为建设现代文明、拓展知识经济所必备。不然，上海那么多大创造、大成果都是怎么来的？面对上海人的“狡气”，倘若我们大骂一通犹嫌不足，进而假上天之手，把他们一个个都弄傻了，如此一来，黄浦江畔一塌糊涂，中华版图痛失精华，我们也就成了更大的傻瓜。
       还有所谓的“小男人气”，别的不说，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上海男人在尊重妇女、平等待人、文明礼貌、反对暴力至上等方面，走在了各地男人的前列。先行者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也是一种光荣，今天挨骂，明天说不定会受到表彰。
       至于那个“傲气”，就更好理解了。让我们敞开胸襟，把它看成一种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吧。山东人说“谁不夸俺家乡好”，大家一点脾气没有。为什么上海人一自豪，我们就来气呢？有点能耐的人，在好地方呆着的人，谁不自豪？谁不爱说家乡话？上海人的普通话和家乡话都说得不错，这是双语优势。有双语优势的人都聪明，尤其双语之间差距较大，换来换去的，就更有助于聪明。双语差距小的，或者像我们北方人那样，没什么双语可说的，那就学它一两门外语。碰见上海同胞说家乡话了，我们马上改说外语，双方叽哩咕噜一通倾诉，彼此的脑力肯定增长不少。
       上海人自豪之余，如果再来点谦虚，岂不是更好？好是好，问题是比较难办。用抽奖方式鼓励吧，不大好运作。搞运动更不妥，万一弄过了头，都变得唯唯诺诺，显得挺自卑的，我们也于心不忍。我们自身的谦虚还没弄好，怎么好强求别人？
       附注1：这篇稿子起草于上个世纪末。近年来，上海和全国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故本文的有些例证和见解可能已经陈旧。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意见不断进行反思，外地人也在不断调整、更新对上海人的看法。大家对上海人的议论，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别致的检测系统。而能让大家不断地议论，则是上海人对中国的一个特殊贡献。
       2004.4.1
       附注2：本文投稿之前，先后向上海作家周泽雄先生、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征求意见。两位先生分别写来坦诚而精彩的按语，指出本文的缺陷和偏颇，使笔者获得很大教益，特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2004.4.8
       刘齐，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形而上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