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病毒在全球的肆虐，引起世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和环境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争论在新世纪又异常热闹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老问题，但却是为数不多的能长久活跃于人类历史的“新鲜”问题之一。其实在上个世纪，就有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生态学家为地球的未来下赌注。这是一个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非典过后，重新回顾一下这场赌博，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地球未来的十年之赌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在《科学》杂志上大谈他对未来的幸福憧憬。他认为，当前人们颇为担忧的人口快速增长不是危机，而最终将意味着大有裨益于更洁净的环境和更健康的人类。未来的世界将更美好，因为将有更多的人提供更聪明的思想。人类的进步是无限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有限的。
西蒙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愤怒的书信。其中就有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被激怒的埃利希给西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地球的资源不得不按当时情况每年以七千五百万人的速度而增加的人口来分配，这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地球上食品、淡水和矿物的储存量。随着资源的更加短缺，商品一定会昂贵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西蒙以挑战的方式做了答复。他让埃利希选出任何一种自然资源——谷类、石油、煤、木材、金属——和任何一个未来的日期。如果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资源将变得更加短缺，那么资源的价格也要上涨。西蒙要求以打赌的方式肯定价格反而会下降。
埃利希接受了西蒙的挑战。他精心挑选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赌博的方法是，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一千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二百美元。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给埃利希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埃利希将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打赌的合同签好了，有趣的是这两位打赌的主角和对手至死未曾谋面。当然这并不妨碍埃利希和西蒙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相攻击。
这是一场时间和金额不成比例的赌博，期限长达十年，而标的仅有一千美元。这当然算不上豪赌。但世人对这场赌博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拉斯维加斯这些大赌城的任何一场豪赌。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未来，与此攸关者何止千元——其中有对地球最终极限的看法，有对人类命运的设想。一位看见的是杀虫剂渗入地下水，而另一位眼中则是农场的谷仓里装满了创记录的大丰收；一位所见的是热带雨林被大批毁坏，而另一位所见的是人们寿命的延长。这其实是一场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短兵相接的论战。
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的交锋
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1968年他的代表作《人口炸弹》一书发表后，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之一。该书销售量为两百多万本。如果埃利希不是在斯坦福大学教书或研究蝴蝶的话，那就可以发现他在搞讲座，参加领奖或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人们认为他是悲观论者。
《人口炸弹》一书是这样开头的：“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将死于饥饿者达亿万之数。什么也防止不了世界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长。”1974年他预言到：“1985年以前，人类将进入一个匮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许多主要矿物供开发的储蓄量将被耗尽。”
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据说他的观点经常影响着华盛顿政策的形成。但有意思的是他却从未在学术上或知名度上有埃利希那样的成就。他是乐观论者。
这两个人分别领导着两个思想派别——有时也被称作毁灭论者和兴旺论者，这两大派别为世界是在蒸蒸日上还是在走向毁灭而争论不休。
西蒙坚持认为环境和人口危机被夸大了。他抱怨说，“一旦一场预测的危机没有发生，这些毁灭论者就匆匆转向另一个。为新的问题担忧，这无可非议，但是情况总的来说在好转。”
在学术界，西蒙在这场辩论中似乎占上风。许多科学家对他的一概都表示乐观的思想感到不舒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的良好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一致的意见都不赞成埃利希视人口增长为极大罪恶的见解。
然而，若提起谁在公众中占上风的话，西蒙远远落在后面。1990年地球日之前，埃利希在电视上推销他的新作《人口爆炸》，此书声称“人口炸弹已经起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地球日集会上，当埃利希告诉人们人口增长可能产生这样一个世界，即他们的子孙将在美国大街上忍受食品暴乱时，超过十万人的人群都为之鼓掌。
同一天，在只隔一街区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西蒙针锋相对地将人口增长称为人类对死亡的胜利。他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进步”，接着西蒙矛头一转说道：“你本指望人类生命的热爱者们欢欣鼓舞；可相反，他们却在为如此多的人仍然活着而痛惜。”为西蒙发布的这个消息而祝贺的听众只有十六人。
“价格机制”战胜了“资源匮乏”
埃利希和西蒙的打赌在1990年的秋天平平淡淡地了结了，埃利希不过是给西蒙寄去了一纸金属价格计算账单以及576.07美元的支票。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中的每一种，在剔除了198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价格都下降了。
西蒙在赢了这场赌博之后说，自己一开始就对赢得赌博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相信人类社会的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
其实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这场赌博并没有什么悬念。就好像美国和伊拉克战争一样。我在1990年代读到有关这一赌博的消息时，那时我仅仅是一个正在读经济学的大学生，当然称不上什么经济学家，但我知道埃利希不会赢。因为，西蒙掌握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早在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已经在其论文《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经济学》中充分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把不可再生性资源价格的上升率称为这种资源存量的利率，这种利率会随着其它资产的利率上升而同比例上升。这被称为霍特林原理。这一原理证明了使不可再生资源不会耗尽的是价格机制。这正是西蒙敢于打这场赌的理论依据。他的获胜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调节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动而灵活、及时地变动。价格反映了资源稀缺的程度。当某种资源短缺，供给小于需求时，价格必定上升。价格上升，增加了供给，减少了需求，最终使供求平衡。反之，当某种资源过剩，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必定下降。价格下降，减少了供给，增加了需求，最终也使供求平衡。所以，只要让价格自由浮动，价格就可以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有效地调节供求。
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无疑是不可再生性资源，但也同任何其它资源一样由价格调节。当这五种金属越来越短缺时，其价格必定上升。但为什么现实中这五种金属越来越少，而价格反而下降，西蒙赢得了这场赌博呢？秘密就在于价格上升刺激供给的作用。
匮乏会导致更好的替代品
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曾写过《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这是一部以小说形式介绍经济学的书。这本书的主人公爱德华学校的经济学教师山姆·戈登在第一天给学生上经济学课时，向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世界现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为五千三百一十亿桶，每天石油消耗为一百六十五万桶，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将用完这些石油？他要求学生一分钟做出回答。许多学生开始用计算器计算。最后山姆·戈登告诉他们，答案是永远用不完。因为当石油越来越少，价格上升过高时，人们就不会用石油，而用其替代品做燃料了。只要石油价格上升到足够高，一定会有替代品出现，剩下的石油由于开发成本太高，无人开发，石油自然不会用完。
这个故事与西蒙和埃利希的赌博都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在市场机制和价格的作用下，资源匮乏会导致更好的替代品出现，从而解决了人类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 三千年前，希腊人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就是由于锡贸易中断而引起的。制造青铜需要锡，而锡的不足使得希腊人试用铁。同样，十六世纪的英国因木材短缺而开始了用煤的时代；发生于1850年左右的鲸油的短缺促成了1859年第一口油井的开发。
世界上大多数资源都有其替代品，不可再生性资源同样也有替代品。当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上升时，就刺激了人们去开发它们的替代品，发明并大量生产替代这五种金属的塑料和陶瓷制品就变得有利可图了。电话改由卫星和光导纤维传递而不再是铜线，切削刀具使用的是陶瓷制品而不再用钨。金属的许多用途都被更便宜的材料取代了，特别是塑料制品。当这些替代品大量生产出来时，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人们就会用替代品取代这些金属。这时，这些金属的需求大大减少，价格自然就下降了。可见在刺激替代品的开发和生产中，价格十分重要，只有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当开发和生产这些金属的替代品有利时，才能刺激这种创新活动。
替代品的开发与大量生产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刺激这种技术进步的是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包括专利在内的产权受到立法保护，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发明创造中获得丰厚利益。这是激励人们开发各种替代品的动力。发明者寻找和开发这五种金属的替代品——陶瓷或光导纤维等或许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面临的这五种金属短缺问题，而是为了获利。但在他们为获利而开发这五种金属的替代品时，他们就为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价格调节使发明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这就是市场调节自发刺激技术进步的机制。有这种机制，人类就可以生产出一切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替代品。因此，像这五种金属一样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不会枯竭，价格也不会无限上升。而且，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由于替代品的大量生产而再下降，甚至低于原来的价格水平。所以，西蒙赢了。
价格机制能否解决一切
人们对这个十年之赌的结果之所以平静地接受，就在于从一个角度看这不是一个公平的赌博，降低了代表性，可信度打了折扣。埃利希的不聪明之处，在于其舍弃丰富的生态知识，而以其可怜的经济知识赌博其最不胜任的经济游戏。这就好比《
三国演义》中精于马战的北方士兵“舍鞍马就舟楫”一样。而西蒙很聪明，他很巧妙地把一个自己并不拿手的生态问题转化为一个自己擅长的经济问题。因此，赌博未始，而胜负已见。
环境和经济、资源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可比性。不可再生性资源随着消耗的加大，会出现短缺，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这种资源的短缺和匮乏并不一定和价格上升相联系。通过埃利希和西蒙的赌博，人们普遍懂得了这个经济学原理。从这个方面讲，二人的打赌与其说是有关人类前途的赌博，不如说是一场经济学专业知识的竞赛。这样看来，这场赌博的意义并不大，还是没有解决地球的明天。
价格机制能很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匮乏问题，但是资源不会耗尽，并不能表明现今的生态系统和生产方式不存在问题，也不意味着人类不存在危机。当前全球存在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多种多样、数不胜数，与此相比，资源匮乏仅仅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否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目前还是未知数。
埃利希看到了问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却没有找到正确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就谈不上什么解决问题了，以至于给经济学家找到了漏洞。也许有人会问，这场赌博如果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结果又如何呢？我想深谙经济常识的西蒙肯定不会和埃利希打这个赌，如果真打，西蒙必输无疑。可见，埃利希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悲观论者，因为在真正的悲观论者眼中，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个危机，是大可指责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人类虽然依靠市场机制和价格的作用，解决了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短缺问题，但是本来不需要市场和价格调节的可再生性（俗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资源，却不得不由价格机制来调节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像空气、水等这些可再生性资源的状况越来越糟。原先被认为是“无限的”洁净空气和水反而变得稀缺，价格机制又可以大显身手了。
如果我是埃利希，即使真要打价格赌，我也不会选择不可再生性资源，而选择那些再生性资源，就赌一个“水”，西蒙必然不敢应战。因为，替代效应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完全束手无策，在可预见的未来，起码在十年之期，人类不会找到替代食用水的好办法。
未来不是昨天
埃利希赌输了以后并不服气。他说：“看看新出现的问题吧：臭氧洞、酸雨及全球变暖。如果下一世纪生态系统继续走下坡路的话，我们有可能面对巨大的人口总崩溃，对此我毫无疑问。”
听到他的对手的反应，西蒙并不吃惊。他以嘲讽的口吻回击道：“这么说埃利希在谈人口大崩溃，这听上去倒是更好的赚钱方法，就此打赌下注，我给他特大优惠。”看来只好再赌一把了。
1995年埃利希联合了同事史蒂夫·施奈德教授和西蒙再次对擂。这次不是“价格战”，而是就关系全球环境和人类发展的十五种趋势打赌，每一趋势下注一千美元。埃利希终于转向了他擅长的环境问题。这些趋势包括全球气温升高、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热带雨林缩减，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如果这些趋势恶化，埃尔里奇就赢了，如果这些趋势得到改善，西蒙就赢了。这次比赛仍然为期十年。
可惜西蒙“出师未捷身先死”，1998年2月在华盛顿去世。不过事情并未完结。乐观派后继有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副教授比约恩·隆伯格继承了西蒙的事业，扛起了兴旺论的大旗，赌还要打下去。
这一场赌不像上一次那样能轻松地预测其结果，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第一次要复杂得多。不可再生性资源问题，的确可以用价格机制解决。但有关人类未来的十五大趋势就远非一个价格机制所能解决了，何况这些问题要涉及到全球各国。在去年的南非环保峰会上，各国就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协议，由此可知环保难度之大。即使有了协议，像上次峰会的《京都议定书》不照样被美国踢来踢去，难以落实。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乐观派也乐观不起来。
虽然赌博胜负难分，乐观派与悲观派仍在争论。悲观论者认为，人类还没有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借用环境保护论者的一条标语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我们不是从父辈那儿继承地球；我们是从孩子们那儿借用它。”。西蒙说，美国的空气和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变得越来越清洁了，这应归功于更大的富裕（更富有的社会有能力支付控制污染的费用）和工业技术（与本世纪初烧煤的炉子所释放的煤烟和马所排放的粪便相比，我们城市中由汽车所引起的污染是微不足道的）。但乐观的西蒙忘了一点，美国提升了产业结构，把众多的高污染企业转移到较贫穷的国家，使这些国家原本清洁的空气和水污染了。
2001年底，隆伯格出版《环境怀疑论者》一书，对悲观论者进行了驳斥。此书和西蒙的文章一样，立即受到了悲观论者及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自然》、《科学》、《科学美国人》这些著名杂志都对该书提出尖锐批评。看来即使是2005年，这次赌博结束之后，乐观论者与悲观论者的争论也不会结束，也许还会有下一场、再下一场赌。
乐观者也指责悲观者：“为什么总盯着世界糟糕的地方，而对人类的进步却熟视无睹。”“除了坏消息，什么也看不见。”其实喜欢批评现实的人，并非是完全不满意现实，只不过是期望通过批评现实来改善现实罢了。人类不就是在否定和批评中得以前进的吗？埃利希的讲话赢得了十万人的鼓掌，并不表明他们都是悲观论者。他们怀着巨大的希望，期望明天变得更美好，是真正的乐观者。“悲观者”期待变革，乐观者追捧已有的成就，这可以看作理性的乐观和盲目的乐观的区别。
2005年已到了，这涉及人类未来的十五种趋势，有的的确有好转的趋势。但只要看一看历年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都像防刺客一样把环保主义者防御于“会门”之外，就可知，地球的前途并不像乐观派宣称的那样“一切都在好转”。
不管这场赌博的最后结果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今天人类的任何行为都要明天来继承，未来不过是今天人类活动的成果。这样看来，今天是明天的赌注。
张玉路，教师，现居石家庄，曾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