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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竟在我未出生时，就在我爷爷的坟盘上，预先早早地给我安排下了一个位置。
       ——题记
       1
       一出生就睡在妈做的内填荞麦皮的布垫子上，再就会爬了，在土炕上跌撞滚打，呱呱乱叫，似在庆贺自己的诞生。不料一个跟头，从炕上栽到地下，地是土的，但摔下两尺深来也很够受，头上即刻冒起一个大包。先“哇”地一声，接着就噤了声。母亲吓得又呼又唤地揉搓了好一阵儿，哭声被打通了，这时才感到疼得厉害。以后母亲用一条红布带子把孩子往窗台前一拴，她自己又忙她的事去了。被旧纸糊裱得黄蒙蒙的窗户上，只一个与猫道孔一样小的玻璃窗口，孩子透过这个窗口向外看去，一条小狗正拴在院子里吱吱叫唤。
       拴了几年，会铮铮走路了，被大人带出来，愣愣开始打量这个村子，看见街上人欢牛叫；走出村子，见到村北有条河，村南远远的又有山。回家，渐渐感觉家里还少什么人，有一天我突然问父亲：
       “大大，我爷爷奶奶哪儿去了？”
       “你爷爷奶奶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等你十二岁时我带你去看他们。”父亲说的时候眼圈有点红了。
       这话我后来慢慢才懂。父亲讲：十二岁，孩子的魂儿全了，才可以去看爷爷奶奶了。就在这一年大年三十上午，父亲前一天准备了一个晚上，用锅底黑印出一厚摞的纸钱，每张“纸钞”面值一万元。想起我们家里通共没有五十元，爷爷这位“百万富翁”真让我们羡慕。父亲还用金银纸折出许多“元宝”，用一根细线串起来。走的时候，父亲在兜子里放了四个馒头，四块糖，四根香。当地乡俗：“人三鬼四”，就是说送礼时送人要送单，送鬼要送双。这与后来我知道的东北习俗正相反。
       从一座古庙楼那儿走出村子，往西北去有一条白白的羊肠土路，顺着走，经过一片盐碱滩，翻过一个旧河湾，走过一片荒草地，就上了村西北那座高高的石拱桥。过桥，沿河北岸向西再走三四百步，立在岸上朝北一望，一座孤零零高耸的坟头立在一块耕地的西边。虽只一个坟头，走近“院落”，发现占地真不小。南北长二十五余步（大人步），东西宽二十余步，其时我已明白了些事，知道那空着的地方，是留着将来给我父亲、我、弟，及我与弟的儿子们、孙子们……“住”的。
       父亲指着脚下踏的这块地说：“这是你爷爷生前种的一块地。”
       关于我爷爷生前的事连我父亲都知道得不多，但就告诉我的那点点也令我打小时起就为之惆怅万分。
       爷爷活了五十四岁，战争、饥饿、疾病、天灾、重赋——中国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农村苦难，不幸全叫他背上了。那是血腥气最重的一个时代，孩子们常趴在炕沿下，躲避军阀混战穿窗而射的子弹。爷爷的父亲大约不怎地勤快，弄得连房子都得借住。爷爷十二岁就给人当长工，推磨子拉碾，锄田喂牛，担水扫地，样样都干。长大了辛辛苦苦地劳动，不仅买了三间房，而且购了不少地，还先后娶了三个女人。第一个女人二十来岁年轻轻就得病死了，无子。第二个女人就是我的奶奶了，奶奶是前夫吃洋烟死了后改嫁过来的，还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姓张的儿子，以后又先后生了一儿两女，儿子就是我父亲，两女都不到五岁就夭折了。奶奶在我父亲七岁时肚疼死了。以后，爷爷又娶了第三个女人，第三个女人也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她的一个女儿虽已出嫁，但几乎常年住在娘家。现在，爷爷养活着连他在内的六口人了。那个年头，没有车辆与机械，一切秸杆、粮食、柴草、粪料都要靠人背或牲口驮，爷爷干瘦的身子就背负着这类沉重的东西从这条河上过来去，累得咳嗽又喘气，后咯血不止而终成肺结核。在那个时代，得肺结核也就等于现在得了癌症，但一家人都等着他去养活，他又始终不能歇息一天。爷爷预感到自己不行了，临死前一年的一天，他前面走，后面踽踽跟着他十五岁的儿子，正走在回家的窄巷里，他突然停下，回头，望着自己的儿子，说了一句：
       “我看你以后怎办呀！”
       再就哽住了，一阵沉默后，继续走路了。
       大树倒了，猴狲鸟散。父亲的同母异父兄叫他的姑姑唤去给放羊去了，爷爷的第三个女人带着自己的儿子又随别人去了，家里能带走的翁缸盆罐木箱等也随之一卷而空，最后只剩我父亲零丁一人了。
       但爷爷留下的三间土屋还会有人来的，先是我母亲，再姐姐、我、弟弟、妹妹，又是热热闹闹又夹杂着忧忧愁愁的一家六口了。
       爷爷的坟头下面，埋着他和他的两个女人。乡下人是迷信的，父亲不让我们迷信，但好像对爷爷奶奶除外。他总是把爷爷的坟头培得高高，给爷奶的纸钱印得厚厚。我学着他的做法，先供上馒头、糖、烟酒，再双膝跪在坟头前，一沓沓将纸慢慢烧化，还用树枝绕着火堆在外画上一个圈，说是怕穷鬼给抢了去。有一次，一个旋风忽来，纸烬黑雪片似的随之旋转而上升，然后唰地一下，所有的灰烬尽洒落在坟头上。
       “哎！要是爷爷奶奶还活着，看着我们，那该多好啊！”我们弟妹们老说这句话，并且一年年地说着这句话长大了。
       我年年要步行给爷爷奶奶上坟。旷野四下，但见上坟的人们乱鸟般地出动或返回，骑自行车的，拄着拐棍的老人，近年来骑摩托的也一下多起来。有一个连考几年终连中专都没考上可后在外混好了的我的同学，年年都开着公家小车去光宗耀祖。而我总是步行，一脚一脚踏着那条弯弯的土路——这条锁定了祖祖辈辈们脚印的小路，这条爷爷走了一生都走不出去又耗了我父亲一生生命的小路，这条又欲系住我命运的小路啊。走在这条路上，我仿佛双脚正触摸在祖辈们的神经上，感受着祖辈们的苦难与希冀。立于爷爷耕种过的，而最后又埋葬了爷爷的那块土地上，面对爷爷的坟头，我想：那坟头下面，埋葬着爷爷多少爱、恨、苦、悲和多少我想了解却无法追回的故事啊！从爷爷的坟头上，我总想叩出几个困扰我一生而难以解答的疑问：
       “我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我将哪里去？”
       坟头什么也不回答，但又像什么都回答了。
       2
       爷爷的父亲我叫老爷爷，老爷爷的父亲我叫老老爷爷，老老爷爷的父亲我叫老老老爷爷，……，一直往前追，直到村里黄家人最早的祖先，他的名字叫“黄公”。
       村子现有三百余户人家二十来个姓氏两千多口人，黄姓是最大的姓氏，人口占五分之一强。但据村里老人们传说：黄姓不是最早来这个村子居住的，村子是“先有梅元二姓，再有唐曲两家”。可是如今，除梅姓有二十来户外，元、唐、曲三姓早不知什么时候就在村里消匿了，不知是迁走了，还是绝后了；村子的西南方有两个大土丘，一名曰“唐积坟”，一名曰“曲积坟”，人道是唐曲两家的坟地。至于“元”姓，究竟是村名“元营”的“元”呢？还是袁世凯的“袁”呢？村里的老前辈们多不识字，不能分得开。现在村里倒有一家姓“袁”的，但人家是五十年代从北京怀柔迁来的，与村里的原来的Yuan姓风牛马不相及。
       黄姓现有六十多户近四百口人，三姑七奶八爷爷六大叔的，见了面总要殷勤问候，因为四百口人是一家，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子孙。这倒不是口头传说，而有一张黄油布的家谱凿凿记载。但可惜，这张记载着黄家世代血脉传承分化的“大树”图在“文革”时转到一家给烧掉了。后来各个支系又分立家谱，但前几十代已成断片，而在上头都冠以“黄公”的名字。
       黄家人一致承认说：黄公是从洪洞县大槐树下迁过来的，据说还是亲兄弟三人一同迁到我县的，黄公为老大，老二到了“安墙寺村”，在我村北面五十里县城附近；老三到了“黄家窑村”，在我村西北向七八十里处的山区。据说他们迁来时身上也各揣着一个自己的家谱。又说黄公老家并不在洪洞县，而在湖北，也有的说是在安徽。大槐树下大迁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事件，发生在明初朱元璋时代，距今已有六百多年了。
       先祖黄公的坟墓还在吗？在哪儿？
       在冬季一个阴沉沉的下午，裸露的黄土地和浩茫的大气融成了一种浑然的浊黄，依着父亲的指点，我特意去寻访黄公的坟墓。出村东北不远，有一座公路桥，过桥西拐，一下公路，即为一渠，渠西，就是一块跟足球场大小差不多的荒坟地，正是我列祖列宗的坟地，南头紧傍着河岸；而村庄，即在河对岸的西南面眉宇之下。原来这块坟地比现今的还要大一倍，一直连到公路的东头，因修渠筑路迁走了好多坟才缩至今天的规模。
       这是黄家最古老的一片“黄积坟”，黄姓像这么大的“黄积坟”还有三片。从这儿向东北望去，公路的那头，不到一里远，又一片密匝匝土馒头森立的大坟地，那也是黄家的一片。此外村的正北方有一片，西南方有一片。我脚下的这一片大多坟墓虽已隔代久远，但在我小时也还是土冢累累，一片萧森之象的，因为黄公之后一直有孝子贤孙们前仆后继地给勤勤培土。不幸的是，后来终于生出了一个不孝子孙，村里放着好多荒地不去开垦，偏要来祖宗的这块坟地上动土，他把大部分坟头给耕平了，种了一年，结果根本不长，遂就放弃掉。他不久也就死了，他的一个儿子也疯了。现在所见的这片坟地是一个穹隆状的大土丘。我四下里走走，上面枯草纷靡，牛踪狼藉，羊粪遍洒，鼠穴与兔窟纵横，但还能见到几个耸着的“馒头”，也零星散着几个残余的小“奶头”，而北头分外显眼而高的一座黑簇簇上面蓬生乱扎着荆棘与枯草的“小山”，正是我先祖黄公的坟墓。所幸的是，当初那个不孝子孙还知道保留老祖宗的这个坟头。据说，先祖这块坟地的选择是很有风水讲究的：前有“馒头山”遥照，后有“洪涛山”为靠，腰间盘着一条玉带，身旁傍着一条大路，因此极利后代枝繁叶茂。
       遥想我先祖黄公当年，辞别了亲人，背井离乡，拖着沉重的双脚，从温暖的南方被迫迁到寒冷荒凉的塞北，心里该是多么的悲苦与茫然！他哪里能想到：他的后代子孙们就像当地的碱蓬一样，落根繁衍于这块干旱而多盐碱的土地上，生生不息。
       我曾思索过：为什么村里早来的那几个姓族，有的迁走了，有的绝后了，能传下来的户数也不旺；而经了无数次瘟疫与洪水的洗劫，受了无数次战争与饥饿的过滤，黄姓人竟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后来居上。我想，这并非由于黄姓人家大势大，其实黄家是大而松散如黄土的，也更非祖宗坟地卜得好，那实在是由于黄姓人血统中的“根性”太适宜本地的环境了，环境反过来又塑造强化了这种根性，真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典型事例。黄姓人尽管支属不同，远近有别，但六百年来几十代人一样的根性几乎一直没有传脱。这就是内向、老实、倔犟而又逆来顺受，内向到了木讷，老实到了懦弱，倔犟到了死板，而逆来顺受又使人具有很强的忍耐力和适应性；但这种适应性的愈强也就愈形成了严格的地域依赖性，他乡地面是从不相信软弱与眼泪的。曾经几年，村里的几个在家排行小的小伙子们，不耐再干等着父母给哥哥们娶完才轮着自己了，兴起了一阵自己到外地去倒插门找女人的新潮。他们慨然走出家门，数年之后，李姓、赵姓、苏姓、吴姓的人，在本省南部某个市郊，都个个神气地钓到了很美的“鱼儿”，且连肥美的“鱼池”也稳稳地占住了；而惟一没有立住脚的是我本家的一位哥哥。外面的世界精彩是精彩，他也找了不错的女人，但软弱常受强人欺负，他无力压住那个地面。终于，女人身旁的他那个床位叫另一个同去的老乡给“篡”了，巢被人夺，他被逐出，盘缠荡尽，无处可走，只好落魄逃回自己的土窝。于是，“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土窝”，又成了村里流行的一句苦口良言。
       连村里的黄家老汉们都长叹一声：“黄家人是越来越败落了！”
       站在黄公的坟头前，我低回流连，不忍离去。它的南面，本有黄公的儿孙们一辈一辈依序排列的坟墓群。我暗暗地祝愿黄公这座坟头永远不被后人给铲了，永远有人给它培土而不致湮没无考。今后，它将在我心里成为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情结。而它存在的意义究竟为何呢？说它是我生命的源头吗？但它下面只会是一堆枯骨；说它是一棵家族大树的主根而我是大树上的一条细枝吗？而它别的什么也没能留下，简直是一个传说；它是熄灭了的生命火炬的灰烬？它是四大片坟地和更多小坟地不断蔓延的根系的缘起？它是复制与再生好多好多骷髅的原型？……然而我不如想得乐观一些，它和它南面的坟墓群，都曾是大自然将爱赋予于黄土而存在的一种形式——我的祖先们，他们从黄土中来，在这个村子里暂居上数十年，而后又被黄土收入了去；他们曾忙忙碌碌，灾灾难难；他们生为爱而生，死为爱而死；是他们推陈出新地创造了现在的我们，是他们含辛茹苦地将爱的脐带传植到我们身上，而他们都没有了。记得小时候，我家住的那条小巷里有一位老爷爷死了，受当时村里盛行的“人死有鬼”说的影响，一到夜间，我们总觉得小巷里影影绰绰得令人害怕，父亲却断然地告诉我们：“人死如灯灭！”这才使我们的心稍放平了些。而今天，我一个人在这片荒寂的坟地里，在昏惨惨的天色下，倒真希望能以我的诚心感动上苍，以唤醒沉睡地下的祖先们的灵魂，听他们慈爱地给我讲述他们童年的故事，并让我为他们献上一首台湾电影《搭错车》中的插曲：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你？
       没有你哪有我？
       ……”
       真的，我现在只恨一个人死后没有灵魂存在，但我的祖先们，他们的灵魂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听不见他们留给世上的一丝半点的声音？他们各人所能留下的只是地底下后人不知的一具枯骨，我们连他们的名字都给丢弃了。
       3
       我的爷爷、老爷爷、老老爷爷、老老老爷爷本来也是埋在这片祖坟的东南角上的，爷爷的坟是因六十年代修渠迁到村西北面的，而老爷爷、老老爷爷、老老老爷爷的坟迁于七十年代，起于当时从上头刮来的一阵风，说要把地里的坟头平了，改造为耕地，不愿让平的可以把坟迁到指定的盐碱滩去。父亲和本家的一些人合作迁了好多坟，把骨头挖出来各装在一个尼龙袋里，迁到一个叫“青疙瘩”的地方。我曾很认真地问过父亲：当时迁时棺材沤了没有？骨架怎么摆的？有什么陪葬品？我并非想得什么阴财，而只是想从中发现一些三代祖辈们活动过的线索。因为他们生前的事情一直是我想了解而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的。父亲说，骨头已和泥土粘结在一起，但整架子存着。除了在我老爷爷腰部的位置发现了三枚与腐布片粘在一起的银元外，别人的都只是一具枯骨。
       三枚银元，这是惟一发现之物。我们将这三枚银元拿到手里仔细传看，一枚是孙中山半身侧像，两枚是“袁大头”，都乌里乌气的，每枚上面都结有斑斑黑垢，还有“中华民国开国纪念”、“中华民国三年”的字样。父亲另外还告诉我们一个更惊心的发现：老爷爷的小腿骨是断折的。
       我们一切都明白了：这三枚银元原不是老爷爷奢侈的陪葬品，那上面黑漆似的斑垢，其实是老爷爷的血凝固成的，这里书写着一件悲怆的事，发生在一个悲怆的时代。过去我们只是知道老爷爷的死因，现在揭开他的坟墓，才知道他死得比我们想象的更悲惨、更冤屈，老人家委实太可怜了。
       那件事发生在卢沟桥事变那年，我村也发生了一起“元营桥事变”。那桥，正是我老先祖坟旁的公路桥，不过那时它是一座宽大的木头桥。
       那年我父亲正降生。比我父亲大一点的村里人都亲身经历了那次灾难，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好像在听三国，然而老人们的心是沉痛的，语调是忧伤的，因为他们心中的伤疤一直没有愈合，虽然时隔已六十五年。他们一说起来就是这样的：
       
       “民国二十六年，那一年风调雨顺，好庄稼。9月18日上午，农民们正在地里忙乎着秋收，突然望见村子的东北面浓烟滚滚，大火熊熊，原来河上的木头桥不知被谁给点着了，可能是阎锡山的人干的。有人高喊：‘日本兵就要上来啦，快跑啊！’人人听得都心惊肉跳，预感大祸就要临头了。年轻人反应最快，急忙呼喝起家人们，撒腿向外村亲友家逃窜。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头，一来行动不便，二来割舍不下那个穷家，三来自恃一把老骨头，扔了也没人要的，再想那是国家军队之间的事，关咱土百姓们鸟事？所以窝在家里不动。日本兵的汽车队开过来时，发现木头桥被烧，猛兽一般地狂吼咆哮了，一方面驱赶着一部分人拆卸大门搭桥，另一方面进村见人就杀，见柴就点。烧光杀光完，就一溜烟走了。逃出去的村人大多又跑回村，赶紧寻找亲人，扑灭大火，当时村里到处是火海，到处是血泊，到处是凄惨的哭爹喊娘声。后统计共四十八人遭到屠杀，四百零三间房屋和两座庙宇被烧毁。”
       我爷爷带着我奶奶逃到邻村亲戚家生我父亲去了，老爷爷就留在家里，他本想看住这个家，结果连自己的命都没看住，三间土房也被烧掉了一间半。我们现在才知道，老人于临难时，还没忘记家里仅有的三枚银元，他怕别人趁乱给抢了，把它们牢牢地裹在腰间内衣里，他想这样就会安全了，好让自己的儿子和将要出生的孙子留着用吧。但他没想到，他的孙子得到时，是在他死了三十多年后的枯骨中发现的；而这时，中国的天地已完全地换了。对于这三枚银元，我们也不忍心给卖了，“留着吧，让你们传下去看吧！”我父亲说。我们又才知道，老爷爷的腿是被打断了的，他是怎样受了一番毒打呢？这些事连他的儿子即我的爷爷在世时一点儿都不知道，是现在这些无声的枯骨告诉我们的。
       4
       村的南面有一座很大的土丘，隆然像一个巨龟卧于那里，但那是一片很肥的耕地，尤其在上面种植土豆，土里生出的山药蛋儿，一个个楞楞的肥大。但前年省里要修一条东西向的公路，正好打它的当中通过。于是它的腹部被人剖开了，劈出了一个土峡谷来。我曾走过这个峡谷，发现两侧土壁上嵌着不少残朽的棺木，并历历可见几块人的骨头，原来，它是一个家族的古老坟地，因隔代久远，早已无人理会，化作一片耕地了。
       现在，在我们住宅的房基下面，或是活泼的儿童们的校园地下，都可能埋有先人的白骨，其实这一点也不必奇怪，因为活人是因死人的死而活的，活人是在死人的肉化作的肥沃土壤上种植作物，重吸收其营养而生长的。
       还在我未出生时，有人就在我爷爷的那片坟盘上给我安排了一个将来要“住”的位置。想到无数无主的坟头下都只是一堆枯骨，我的眼光似要剔掉自己身上的肉，露出自己的白骨了，我看见了每一个行走着的白骨。难道我最终要走到那里？我不甘心。
       黄步忠，教师，现居北京，曾发表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