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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活动，向来被视为这样的一种知识生产过程——科学家们在实验当中，理当以“中立”、“客观”的立场来发掘“真理”。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科学研究却开始解构这一知识生产过程。尽管其中存在着不同的研究派别，关注焦点也各有不同，不过，从科学知识的社会生成这一层面出发，挑战过去科学哲学所谓“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观点，则是科学研究者们一致的想法。或许正是因为感受到了科学研究的强力挑战，科学家们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展开反击，并由此而发生了著名的“科学战”。只是，在回击当中，科学家们或许有些乱点鸳鸯谱，在他们的眼中，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都分享了后现代思潮，所以彼此之间想必互通声息（事实上，两个领域之间的互动极少）。于是乎，在科学战当中，两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共同成为了科学家一方批判的对象。但是，这场科学家们的乱点鸳鸯谱却也带给文化研究一个反省的机会。
       “科学战”源于一九九六年的“索卡尔事件”。阿兰·索卡尔（Alan Sokal）是一位抱持左派政治观点的美国物理学家。当时，生物学家保罗·格罗斯（Paul R.Gross）与数学家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所写的《高级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一书给索卡尔以启发，他撰写名为《逾越边界：迈向量子重力的一个转型诠释学》的文章，发表在《社会文本》（Social Text）杂志上。这可是美国著名的文化研究期刊，当时为文化研究的健将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所领导。索卡尔的文章大量引证科学的建构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女性科学哲学等学派论科学的相关文献，并以这些观点诠释了量子重力理论。然而，数天后，索卡尔却在另一本期刊《佛兰卡语》（Lingua Franca）上发表了一篇《一位物理学家在文化研究上的实验》，在该篇文章中说明，他在《社会文本》上所发表的文章，只是一堆胡诌。由是，引发了科学界与人文界之间的一场“科学战”。
       在这场科学战当中，各方竞讼盈庭，身为当事人之一的罗斯随即号召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同研究者，主编了《科学大战》一书作为回应；而支援索卡尔的研究者则出版了《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一书，继续对科学研究展开猛烈的进攻。至于索卡尔本人，更在一九九八年与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合著《时髦胡诌》（Fashionable Nonsense）一书，当然，该书的内容并非戏谑之文，而是从科学知识的角度，分析了法国人文学者如布希亚、德勒兹、克里斯托娃等人的论述当中所误用的科学知识。
       从当年的这一场科学战出发，得以开展的讨论面向相当多，本文的关注则是，历经科学战之后，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查尔斯·斯诺（C.P.Snow）所说的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否实现？以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来说，二者缘起于同样的时代精神，也都有进行跨领域的研究这一特点，在这些方面，有着相类似的背景。文化研究的兴起，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以及战后英国文化工业体制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而科学研究的形成背景，则与科学家对环保运动的推动以及与之相随的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有关。侧重社会实践，可说是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共通之处。而就跨领域的实践来说，虽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代科学研究者仍是以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的学生为主，但是，第二代的科学研究者，已经开始网罗各领域的学生。关于这两个领域的跨学科趋向，罗斯指出，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都扮演了不同领域之间的桥梁的角色，文化研究跨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科学研究则是结合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两个领域。
       罗斯的这一分析本身，似乎已然指出了两者合作的可能性，最起码，两者可对科学的社会角色提出不同面向的讨论。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一场科学战的发生，对这两个领域都造成了伤害，科学研究受害尤其为深。而“索卡尔事件”之所以发生，实际也源自于文化研究领域的粗疏大意，因此，事件爆发之后，造成科学研究对文化研究颇有微词。对这些微词，可分两个层次观察，第一个层次，可以欧美科学研究理论者的评论为参考；第二个层次，则可以台湾科学研究对科学战的回应为例说明。
       就第一个层次来说，面对索卡尔的猛烈批判，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发表了《是不是有冷战之后的科学？》一文，当中指出：“那么为什么这篇惹人讨厌的文章却会被一个专门讨好读者的刊物所接受呢？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坏刊物。……但更严重的是，负责这个刊物的那些文人都被索卡尔这篇文章搞得晕头转向，同时还表现得自以为是。‘请诸位想想，一个读过拉康而且能引用维希里欧观点的物理学家，我们应该要谅解他难免会说错话，值得同情！’要命的错误就在这儿。自以为是的高傲时代，正如带有自卑情结的时代，都已经过去。我们都已经不是高中生了。所有学科都已经过度牵扯在一起，过度受到威胁，过度不稳定，以至于不能平等相待。”
       而第二个层次则可以台湾为例。台湾的例子之所以值得讨论，在于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这两个领域在大致同样的年代进入台湾。台湾科学研究的逐渐形成，约略是在社会转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那个时期，这两个新兴领域，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三者有着“革命情感”一般地共同在学院建制内外进行“边缘战斗”，已停刊的《岛屿边缘》、目前仍发行的《当代》、《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则是这三个领域的发言场域。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冯建三对文化研究得以受到台湾重视的一段分析——“多少可以显示社会现势（social being）（政治经济的急速改变）提供了社会意识生成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也同样适用于科学研究。放在当时的公共议题当中来说，比如，台湾应不应该兴建核四厂这样一个决策，理当是由专家决定还是由民众决定，这个问题就给予了科学研究参与、介入的空间。随着这三个新兴领域逐步进入学院建制，三者也各有不同的发展。在科学战爆发之后，文化研究领域基本上并未回应，而科学研究领域对“索卡尔事件”及《高级迷信》一书的回应，则出现在《当代》杂志的《科学霸权：挑战与反击》专辑以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科技与社会》专辑中。
       这两个专辑中的回应文章，或从知识／权力的观点出发讨论科学的社会角色，或从“两种文化”的观点出发进行反思，或从女性主义的观点出发，澄清对女性主义的种种误解。其中，值得文化研究领域加以思索的，则是陈信行的《“科学战”中的迷信、骗局与争辩》一文。作者除了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出发，回应前述两本引起高度争议的著作之外，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启蒙理性在当前世界局势中对左翼实践的意义。
       陈信行援引了两个例子，一是科学战之后美国左翼的情形，第二则是“人民科学运动”在印度所引起的争议，由此，展开了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就前者来说，后现代派经过十多年的渐进，本来已经在美国左翼站稳了发言位置，但一场科学战的风波却使之威信尽失，一时之间，在课堂、读书会等场合都出现各种针对其的叫骂之声。不过，科学战对美国左翼造成的余荡，很快就被现实所解决。与科学战大约同时出现的，是逐渐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而这一运动的迫切性，使得后现代的各种派别得以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于是，科学战的余荡也就很快平息。而就后者而言，方兴未艾的印度“人民科学运动”，则不得不面对本国实际的政治形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印度基本教义派的印度人民党（Bharatya Janata Party,简称BJP）兴起，不但在一九九六年的国会大选中获胜，并且持续执政到最近的时期。印度人民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中，反对一切西方文化的侵略（包括现代科学、堕落的资本主义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等等）、高举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迷信和种姓制度），与此同时，在印度国内则表现出反穆斯林的情绪，乃至爆发一次又一次的宗教冲突。正是面对这样的情势，在科学战发生之后，出身于“人民科学运动”的科学研究者南达（Meera Nanda）乃以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发言支持《高级迷信》一派的论者。她认为，在原教旨主义愈益兴盛的印度与伊斯兰世界的今天，传扬科学及启蒙理性已成为迫切的中心课题,而“人民科学运动”正是把现代科学所创造的批判武器带给人民的革命性事业。然而，后现代派的第三世界分支——后殖民论述的重要人物、印度的南地（Ashis Nandy）却对南达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在移植西方的理性启蒙意识形态，而忽略第三世界人民的文化遗产。发生在印度的关于启蒙理性的论争，显然也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必须回应的重大议题。
       尽管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在台湾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革命情感”，但是，这里的科学研究者们在对科学战的回应之余，仍不免要回过头来，对文化研究领域加以批判。引领科学研究进入台湾的傅大为便指出：“（文化研究的某些流派）高蹈但又有‘空虚’嫌疑的所谓‘理论’，在今天从西方到台湾的某些人文界中，往往具有相当可疑的引诱力；我们常听某某人自道‘我是做理论的人……’，常听到说做‘理论’的人是‘最前卫’的等等，这些均是以艰涩的理论为堡垒自重，但却又没有深入经验研究的大流弊。”
       来自科学研究的两个不同层次的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其实倒更应视为善意的提醒。不过，一场科学战的风云，难道会使得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从此再无法寻找到结合之处？确实，对两个大约在同样年代逐渐兴起，又同样侧重跨领域与社会实践的研究领域来说，经历了科学战的纷纭之后，再来大谈二者之间结合的可能性，或许太过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那么，从个案当中寻求可能的结果，或许才是比较好的方式。
       就在科学战如火如荼进行之际，一本有趣的书悄然问世。这本书的原旨，倒并非有心于寻求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合作，不过，如果我们由这个角度切入进去，却能获得一个恰得其所的路径。一九九七年，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共同出版了《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Doing Cultural Studies：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以下简称《做文化研究》）一书。这本书中从分析索尼随身听最初的设计理念开始，进而就其作为本土／全球的生产／消费文化现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该书虽然并非出自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手，不过，却剖析了当一种科技产品被产生出来时，隐藏在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脉络，以及由科技产品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一九九九年，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Science,Technology,and Human Value）发表了关于这本书的讨论。书评作者认为，如果科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是包含“对资料搜集与分析的不同策略”与“对已搜集资料进行解释的方法”两者，那么，后者已经具有“强纲领”等基础。然而，尽管科学研究者们已经在利用参与观察法、民族志研究等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不过，如此的研究恰恰也说明，研究者依然是依赖于各自所出身的专业领域中既有的研究手段。对强调跨领域的科学研究领域来说，欠缺教科书，是其教学或者说在知识传递上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做文化研究》一书恰恰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范例。
       事实上，文化研究者早已开始关注科技产品的文化、社会意义，《做文化研究》并非头一遭。早在一九七三年，于文化研究有理论开山祖师之尊的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就发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一文，文章倾力于作为科技产品的电视，但是，却超越科技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以“意向（intention）”这一范畴来分析电视之所以问世这一现象中所凝聚的社会想像，及其政治社会背景；此外，又以“流程（flow）”的概念分析了电视所带来的文化形式。今年大陆所翻译出版的《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一书当中，作者大卫·约翰指出了文化研究的几种研究取向，其中之一即是采纳科技形式的视角，分析科技形式所带来的文化形式与效应。虽然说，这样的研究取向并非现今文化研究的主流，不过，却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方式，或者另一个层面的分析。举例来说，“视觉文化”是现今备受文化研究领域讨论的议题，论者往往会从视觉／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分析不同的艺术形式，然而，这样的讨论，其前提是把视觉文化，例如摄影技术的出现，视为自然与当然的现象。如此的前提所没有考虑到的是，某个技术一旦产生，为何会被某个特定时空的社会所接受，这本身其实同样也是值得探究的。再举一个与视觉文化相关的议题——电影。在今天的电影史教科书当中，几乎都把法国的卢米埃兄弟在咖啡馆中放映电影一事，视为电影的首次放映。然而，在此之前，美国的爱迪生已经发明了相似的技术。只是，爱迪生想像中的“电影”，是只供一人观赏的。为什么我们界定卢米埃兄弟所放映的是电影，而爱迪生的不是？这是否与当时人们的科技想像有关？当时造成这种科技想像的社会脉络又是什么？
       科学战的烽火虽然缘起于美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刊物，但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回应却不多，倒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东西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应。而科学研究对科学战的回应，对文化研究至少提供了几个可供参考之处。第一，是就文化研究领域的终极关怀来说。陈信行所举的美国与印度的例子都在警示着，到底什么才是文化研究的终极关怀？尽管不同方式的“反抗”都成了文化研究领域当中的“关键词”，但是，反抗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其另类方案又是什么？第二，是就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来说。傅大为对台湾文化研究领域的善意批判，确是点出了台湾以及其他地方文化研究发展过程当中不乏存在的某些问题，例如拼命追逐西方理论，尤其是热衷一些时髦的词汇或抽象理论与艰涩概念。文化研究领域强调脉络化的思考，这其实需要更多脉络化的个案研究来累积其厚度，在深厚的积累之下，关于前述终极关怀的问题，或许会激发出新的讨论。第三，对强调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来说，虽然经历了科学战的纷争，但是，仍然要看到，科学领域始终可以是文化研究尝试进入的领域。威廉姆斯、霍尔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同时也都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如他们一样进行个案研究的累积，或许才能开启两个领域对话的契机。
       （《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英］保罗·杜盖伊、斯图加特·霍尔等著，霍炜译，商务印书馆二○○三年，16.00元；Paul R,Gross,Norman Levitt,N.Levitt:Higher Superstition: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1994;Alan D.Sokal,Jean Bricmont,Alan Sokal, J. Bricmont:Fashionable Nonsense:Postmodern Intellectuals’Abuse of Science, SaintMartin’s Press,New York,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