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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寒　译
       二十年前保罗·法默决心医治这个世界，今天，他仍然相信自己能够。
       一
       在海地的地图上，三号公路看上去像是一条主干道，事实上，它是横穿整个中央高原最宽的路。各种超载的卡车嘶喘着闷闷的引擎，颠簸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扬起阵阵尘土，而更多的驴子和行人步履沉重地跋涉在这条路上，其中包括一些求医的病人。他们向C村走去，那里有“赞米拉散特”，在海地的克里奥语中就是“健康伙伴”的意思。在这样一片光秃秃的开阔地，一群水泥建筑半隐于热带绿阴中，像一些靠山的堡垒。不时可见躺着病人的担架正被抬向那里。
       这个康复中心闻名于中央高原，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主治医师，保罗·法默博士，也被称为保尔医生，或是医生保罗，有时也叫布兰保尔。厨房里的女人们称他“我的白小伙”。农夫们则更愿意回忆起多年前，在那个总统下台和国家动荡的血腥日子里，手无寸铁的保尔医生仅仅用目光，就使一个持枪闯入中心的士兵低头屈服。一个农民说：“上帝给了每个人一份礼物，他带来的礼物就是治病。”另一个病愈者则宣称：“我相信他就是上帝。”然后又低声说：“他有两手功夫。”——这是指他既运用科学，又运用必要的巫术，来驱除心理蛊惑这个很多海地人的病根。这些称赞大多令法默高兴，惟后一说法让他不无忧虑。由于长期缺医少药，海地人关于邪魔致病的观念死灰复燃，法默的病人里也有不少伏都教巫师。
       去年1月的一个晚上，法默坐在诊室里，穿着那套他常在海地穿戴的黑长裤和T恤，正将一个塑料瓶举过头顶。瓶子里是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蛋白酶抑制剂，一种他所信任的神药。一个满脸愁容的青年就坐在他身旁，因为他从来不让病人坐在他的对面，那样他可以尽可能地接近病人。他身高约六英尺，总是轻松地将自己瘦长的四肢折叠在那张椅子里，以便围绕在病人身旁，其姿态让我想起蚱蜢。他大约四十岁，精瘦干练, 有一张长脸和一个挺直帅气的鼻子，目光透过那副镶边的小圆镜片，平静地凝视病人。
       那个年轻人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的一双破拖鞋，可能是“肯尼迪”。法默向我解释，1960年代美国肯尼迪总统为支援海地而送了不少所谓达标的石油过来，实际上在海地人眼里都是劣等油，从此总统的名字就成了假冒伪劣的代称。这位年轻人患有艾滋病，已在法默这接受了抗生素治疗，但情况仍在恶化。年轻人说他为此感到羞耻。
       “我早就说过，任何人都可能撞上这种事。”法默一边说着克里奥语， 一边摇着装有药片的瓶子。他问那人以前是否听说过这种药，或是其它什么新药。那人说没有。
       法默说这种药不能根治艾滋病，但可以消除症状，如果幸运的话，还能让患者像健康人一样活下去。他马上就要用药了，病人只要保证按时按量地服药，他俯下身子对一直低头看鞋的青年说：“我不想让你泄气。”
       年轻人抬起头，“同您说说话，就已经让我感觉好多了，我知道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睡一觉了。”显然，他渴望同法默再多说几句，也明白这样做将受到欢迎。法默愿意告诉医学院的学生，做一个好医生，你绝不能让病人感到你为难，或是你忙乱。“这样简单的小事都将使你获得巨大的回报。”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为了那些在门外久久等待他的病人，法默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诊室，直到星光颤抖在天窗上。每一件事都有它的代价，何况是美德。
       “我的情况很糟糕，”年轻人说,“我们住在一个很窄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我的孩子睡在上面，我只能睡在床下，而我总是在起床时忘了这回事，头就撞着床板了。”他继续说，“我不会忘记您为我做的一切，保尔医生。当我生病时，没有人愿意碰我，是您坐在床边摸着我的头。我要给您一只鸡，或者一头猪。”
       法默的皮肤本是苍白的，让人看得见浅浅的雀斑，而现在一下从脖子根红到了额头，“你已经给了我很多，足够了！”
       年轻人笑了，“今晚我会睡得很好。”
       “那就好，勒格帕（小伙子）。”
       法默把药瓶放回抽屉。再没有其他人会用这种最新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来给这些穷困的海地人治疗艾滋病，就连他的一些在海地的同行们也认为他这是疯狂之举：每个病人每年至少要为这药支付一万八千美金。但在法默看来，和许多全球性的生命问题一样，让这些穷人死于有药可治的病是无法接受的，对他来说更是罪恶。
       去年秋天，他为麻省的一个名为“剑桥关怀”的组织演讲，说“你们关注艾滋病，但这还远远不够”。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说得太重，但是后来在他的倡议下，听众中的健康工作者和艾滋病人收集了成堆的没有用过的药，让他足以为海地的几位病人进行三个疗程的治疗。他撰写申请基金的报告，以求获得更多和更有保障的支援。他似乎从来不认为他有失败的可能，他的经验是，每当他募捐药品时，总有人来支援他。这也是他与同事们建立起康复中心的主要途径。有时候，不仅仅是借，他们也来一点偷——C村的第一个显微镜，就是他法默从哈佛医学院拿过来的。
       他1982年以特优成绩毕业于杜克大学的人类学专业，第二年春天来到海地，遇到了一位名叫弗里兹·拉佛坦的牧师，即后来康复中心的创始人。1984年，他进入哈佛医学院，两年后考取了哈佛人类学专业研究生，并于1990年同时完成这两个学位。他努力地学习，但是在远离哈佛的地方，是在他一步步帮助建立康复中心并且无照行医的C村。当他拿到医学学位时，他已经医治了无数病例，比一个美国医生一辈子见到的都多。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个总部设在剑桥的资助组织“健康伙伴”。
       他选择到海地最贫困的地方工作，其理想是将波士顿的药带到中央高原，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功了。大约一百万农民正依赖这个中心，十万人生活在这个由该机构提供社区医疗服务的盆地。许多夜晚，上百人在中心外的空地上宿营，到天亮时增加到三百人甚至更多，等待着接受诊治。与海地的其它医院不同的是，康复中心只收取很少的基本费用，对妇女、儿童以及重病号则分文不取，账单由“健康伙伴”支付，相对其它地方这也只是很小的一笔。在麻省，我所在的当地医院，每年以六千万美金的预算，接收大概十七万五千病人，而海地的这个康复中心每年只用一百五十万美金就可医治四万病人（法默在海地治疗一个普通的结核病人只需大约两百美金，同样的治疗在美国则需要一万五千到两万美金。）。
       这个中心有七位医生，但并不是每一个都能胜任，要知道海地最好的医疗培训也只是一般水平。有时药剂师弄乱了处方，或是药用完了没有及时补充，而实验室化验员有时也会丢失标本。但是康复中心为盆地大多数村庄建起了学校和公共用水系统。几年前，当海地流行一种常用药不可治愈的伤寒时，康复中心清理水源，并引进一种昂贵高效的抗生素，预防了这种病在中央高原的大爆发。他们已在这个盆地启动了好几个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项目，有效地将病毒直系传播率（由母体至胎儿）降低到百分之四——这是目前美国传播率的一半。在海地，肺结核是导致成人死亡的最主要疾病，但是自从1988年起这个地区再没有一个人死于此病。
       如今，法默拥有众多头衔：哈佛医学院两个系的副教授，Brigham传染病协会和波士顿妇女医院的高级职员，世界银行俄罗斯监狱肺结核病人项目的首席顾问（出于对世行某些政策的反对，他坚持不取任何报酬），还是“健康伙伴”这个医疗组织的奠基人。这个组织不仅在C村，而且在墨西哥、柬埔寨、Roxbury和麻省都设有前哨，但是每年严重超出预算的负荷使该组织受困于经费。去年它从奖金和个人捐款中筹集了三百万美金，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波士顿一个开发商汤姆· 怀特，此人已累计捐资百万。法默也捐了款，尽管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捐了多少。
       1993年，麦克阿瑟基金会授予法默一项英才奖，大概有二十二万美金，他全数交给了“健康伙伴”。他在就读医学院期间，总是宿在某个贫困教区的阁楼里，后来在波士顿，他住进“健康伙伴”总部的地下室，直到他和DIDI结婚。DIDI是C村校长的女儿，被康复中心的人称为“C村最美丽的女人”。两年前，当他们的女儿出生时，法默并没有觉得需要换个住处，因为妻子的坚持，才在哈佛有了一套公寓。他从来不曾收到从哈佛或是传染病协会寄来的支票，因为“健康伙伴”的会计直接处理它们，除了兑付法默的账单，余下的便收归该组织所有，不久前的一天，法默试图使用他的信用卡时，被告知他已超额透支，他只好打电话给会计，会计说：“亲爱的，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勤劳的穷光蛋。”
       不论用怎样的标准来看，法默的生活都是很复杂的。他三十一岁的妻子带着女儿在巴黎即将完成她的人类学课程。不少朋友劝法默应该多去看看家人。“但是我在巴黎没有病人。”他无奈地说。从理论上说，他每年在波士顿工作四个月，其余时间都在海地。他那些时间事实上都零零乱乱，以至于几年前他收到了美国航空公司欢迎他加入百万英里俱乐部的信，因为他至少已经飞过了两百万英里。在我与他相处的一个月，他有两个多星期在海地，其间去南卡有短暂旅行，然后在古巴呆了五天，参加一个有关艾滋病的会议，剩下的时间则用来对付莫斯科的结核病。他说这是较为轻松的一个月，出差任务少。实际上我们已经绕地球一大圈。一个教会组织为他支付到南卡的机票，古巴政府负责他到哈瓦那的费用，索罗斯基金会资助他莫斯科的旅费。“资本家、共产党，还有基督徒都来为我付款。”他说。
       二
       保尔· 法默出差的时候，行李箱总是装满了许多药品和幻灯片，以及做礼物用的海地手工艺品，最后剩下仅够他放三件衬衣的地方。他有一套黑色西服，足以让他在传染病协会填订票单时将笔尖在裤子上蹭蹭，然后赶晚班飞机抵达利马或莫斯科，看上去依然像模像样。在去南卡的路上，他发现西裤的拉链坏了，“哦，我得把上衣扣上。” 演讲开始前他对我说：“裤子拉链坏了的时候，先生们只能这么做。”
       他出席了安德森郡医疗协会的一个会议。这个协会的一些会员每年到C村免费行医，其中一些是教会成员，属于一个给康复中心捐助长达二十年的教会组织。人们衣冠整洁，听法默给他们介绍海地，包括一个惊心的统计概要（那里人均年收入约二百三十美金，四十岁以下的居民有百分之二十五死于可预防和可治疗的疾病）和许多精彩的图片——这些图片显示出来自南卡这样一些地方的奉献，对海地如何产生了巨大效益。有一组照片是这样：一个前来就医的小女孩，患严重肺结核，秃着头，四肢枯瘦。但同样是这个小女孩，在治愈后却满头黑发，面颊丰润，正冲着镜头微笑。听众中传来惊叹声，接着是掌声雷动。不论台下坐着什么人，这两张照片总是引起相同的反应。 病愈的女孩也让法默高兴，但是他清楚第一张照片更能反映海地的现状。掌声平息以后他略显忧虑地微笑着说：“看来，她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这个世界上穷人总是承担着染病和死亡的最大风险，不仅仅是赤贫的人，连富裕国家里相对贫穷的人，也总是和沉重的疾病负担以及过早夭折联系在一起。药物只能解决贫困的一部分症状。法默总是说，我和我的同事们愿与任何人为伍，去改善像海地这类国家中“政治的经济”。可是穷人仍在受苦，正如法默所描述的，“他们死得无声无息，就像溶化掉了”。“健康伙伴”的信仰就是给他们提供直接的帮助，“我们称其为务实的共同责任”，法默在南卡告诉听众，“这词可能有点傻气，但我们说到做到。”
       法默向大家宣示了一段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患有多抗药性结核病的人总是因为缺乏有效治疗而死亡。”他问道：“为什么救不了？那是因为充足的资源还没有到达像海地和秘鲁这样的地方。”他出示了另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不愿意被认为在医院里“白花医疗费”的小孩。他说，“如果出于节约钱的目的，效益分析当然是好的，但是为什么如此夸大其辞来削减健康支出？我们必须抵抗这种降低穷人健康标准的压力。我们是医生。我并不是说要在C村做骨髓移植手术，但是至少是有保障的治疗。平等是惟一可接受的目标。”
       “他总是想让你火烧屁股地跟他走。”听众中有人这样说。事实上，台下只有一些出于礼貌的掌声。
       同听众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法默有他个人的宗教。他赞成天主教中解放神学派的教义及其中心戒律——为穷人提供优先权。但是，他也告诉我，“我和我的天主教也就有那么一点联系，我一直想在禁用避孕套的经文里有所发现。”他的一些想法在那天没有完全说出来，比如“我认为应该有一场适用于海地这类地方的财富再分配”，诸如此类，对于提不起精神的听众来说，似乎太极端了，但他仍然喜欢这些人。
       他的政治观非常复杂。他与那些看似盟友的人貌合神离。比如那些被他称之为“白自”的人，所谓“白人自由主义者”，常常推出黑人作为他们最有影响的代言人。“我爱他们，爱得要死，他们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但这些‘白自’总认为世界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不需要他们自己的付出。我们不这么看。有太多的事情值得奉献、自责，甚至遗憾。这就是鱼龙混杂的原因。”他更愿意与教会合作，比如找那些他称为“教会女士”的人们。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一个教会女士的家。她是一个优雅和善的南方女人，住在一个退休社区里，我们来到时，一个与她为邻的退休牙医正在粉刷各家邮箱上的小旗杆。关于我们的女主人，法默说，“她是个很好的人，一个漂亮的哈佛笨驴任何时候都没法与她相比。我爱她，真的。” 我有点糊涂了。这不是一个让你印象中能够翻天覆地的那种女人。天亮前的一个小时，我们爬进了她宽敞的新车，她打开车灯，让灯光照亮了车库，里面是法默为C村新建一个眼科诊室所需仪器的货箱，一直堆到了车库的天花板。
       在我们经由迈阿密飞回海地的途中，法默为那些“健康伙伴”的资助者们写答谢卡。飞机降落在迈阿密机场时，法默说他有一个幻想：有一天遥望天边，那些用药商巨款堆砌起来的高楼将一五一十地坍塌。他向窗外看了一眼，再一次失望了。他有另外的迈阿密日程。根据停留在这里的时间，一个机场逗留者享有“迈阿密一日”或是“迈阿密加长日”。这期间他在他最喜欢的古巴理发师那剃了个头（用西班牙语闲聊），花五十五分钟（是美国人做弥撒的时间）读完了《人物》杂志，即他心目中的“流行研究杂志”。然后去机场的贵宾俱乐部，洗个热水澡，懒洋洋地躺一会。他还查了电子邮件，收到一封来自C村的信：
       亲爱的保罗，我们很高兴再过几个小时就能见到你了。我们想念你，就像干裂的土地想念春雨的滋润一样。
       “只不过分开才三十六个小时啊？”法默对着电脑说，“哦，海地人啊，他们真是太热情了。我可爱的人们。”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他此生中在C村有一个最像个家的房子，栖落在康复中心对面的陡崖上。这是一间改良的农舍，有铁皮屋顶和水泥地板，更特别的是，里面还有一个卫生间，不过没有热水。法默告诉我，他晚上睡五个小时，但是很多次我打量他的房间，他的床好像从来不曾用过。有一次他告诉我：“我睡不着，总有那么多人还没有得到治疗，让我受不了。”我只能假设他某些晚上是睡了的。他的一天开始于黎明，花上一两个小时查看等在门外的病人，确定护士没有遗漏掉什么重病号，再花一小时一边吞几口早饭，一边回复电子邮件，将其发往秘鲁或是“健康伙伴”、哈佛学生、传染病协会的同事，还有俄罗斯监狱结核病控制机构。然后，他在诊室里开始接待病人。
       大多数病人都很穷，不是受伤了、瘫痪了，就是眼睛瞎了。聊以欣慰的是，有一个拄着拐杖来到诊所的病人，曾因艾滋病和结核菌感染，体重下降到九十磅，现在又恢复到一百五十磅。另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少妇，看上去很健康，让人难以想象到老父亲一个月前还在为她准备棺材。不过也有个瘦小的老妇人，脊椎被结核菌吞噬，已成了直角的背和腿使她无法直立。另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体重只有六十磅，用法默的话说，“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饥饿，我们马上就要像吹气球似的把他吹起来”。一个患有抗药性结核病的秀丽姑娘正接受治疗，又因为细胞贫血症而痛苦地呻吟。法默给了她一些吗啡。一位得了抗药性结核病的老头双目失明，渴望有一副眼镜。法默便给他找到了一副。法默称呼老人们为“老爹”或“大娘”，总是在查病时同他们开开玩笑。“开心一点总比垂头丧气好啊。”他回过头来对我说。
       在C村短暂的两周里，他还提供“巫法咨询”。一个女人指控她的一个儿子将疾病“投蛊”于另一个儿子，导致其死亡。法默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力图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和平，虽然做起来很难，经常磨几个月的嘴皮也难以说服患者不再相信巫法的存在。法默说大多数结果让他满意，但他看到了这些指控后面的伤害。那个指责她的一个儿子将另一个儿子出卖的母亲，把古克里奥语中用于“奴隶”的词用在儿子头上，这样的词常常令亲友之间反目为仇，似乎隐隐透出了物质极度匮乏情境里的嫉妒——那个被指责的儿子有一个茅屋，比母亲的稍好一点。法默说：“海地人已经一无所有，这还没完，他们还极度敏感，可以被一句话伤害。”
       下班之后，法默一再盘桓，先是处理一般门诊，然后忧心忡忡去楼上的儿童病室，那里常有骨瘦如柴的婴儿，挺着肿胀的肚子，由于饥饿而毛发转红。两周前当他回到海地的第一天早上，一个面色苍白的婴儿死于脑膜炎。时隔一天，一个从盆地外面来的婴儿又死于破伤风（盆地内的孩子都早早注射了疫苗）。法默最后来到结核病房，因为那儿的病人正开始好转。大多数病人正坐在床上看雪花斑驳的电视转播足球赛。“瞧我们这些看电视的中产阶级们！”法默说。
       大家都笑起来，一个年轻人抬头看着他，“不，保尔医生，我们可不是中产阶级，否则我们就该有根天线了。”
       “这让我很高兴，”出来的路上他对我说：“情况不太坏。我们没法做得出类拔萃，但还算过得去。”他向路对面的小屋走去。那里，一个年轻的美国姑娘由“健康伙伴”派来协助他处理答谢卡、演讲词和申请基金的报告，但是一个护工常常在夜里带来紧急消息，将法默领回诊所。
       一个患脑膜炎的十三岁女孩由驴子救护车驮到了诊所。年轻的值班医生不知道如何做脊椎测试，以确定脑膜炎的类型和什么是该用的药品。“噢，大夫啊，大夫，你这是怎么了？”法默说完只好自己动手。孩子哇哇大哭，法默抬起头来说：“她在哭喊：‘我饿得好痛呵’。你相信吗？只有在海地，孩子在做骨髓穿刺时才会一声声叫饿。”
       三
       在我们离开海地前两天，法默跋山涉水去了山谷里最远的一个村子。“山外有山”，这一句海地俗语用来描述这个地区最合适不过。这里的一个结核病人没有在指定时间前来就诊，按康复中心的惯例，就必须有人去把他找到。国际健康记录里，许多资金雄厚的项目不乏失败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些“不守约”病人没有领取药物。法默说，“不守约的是医生而不是病人。如果病情不见好转，那是医生的错。你得去解决它！”有一个关于法默医生的故事脍炙人口，那是几年前，他追逐一个病人一直到甘蔗地里，哀求他出来接受治疗。他现在也仍然偶尔会去追病人，以便鼓励他的其他同事，他这样说，于是就有了前往M山区的旅行。
       他开着一辆小卡车上路了，经过一片香蕉叶铺顶的农舍，那里面屋顶漏雨，黄土地便成了泥潭。少有的几个高脚谷仓无法防范老鼠，农夫们少得可怜的口粮也要被吃掉三分之一。村里的黄狗骨瘦如柴，农民说这些狗需要倚着树才有力气叫唤。不一会儿，水库进入我们的视野，犹如一个高山湖泊出现在公路的下面。画面很美，蔚蓝的湖水被陡峭而干涩的群山环抱。但是你若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法默说，它看起来又凶又丑，是一片埋葬了无数农田和吞噬了大山的恶水。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锈迹斑驳的小水泥厂，就在大坝一侧。在法默的每一篇演讲和每一本书中，他都会痛陈这个世界贫富两极的关联，而这个水坝就是他最好的实证。水坝由二十世纪早期美国占领海地时的美国工程师设计，建于1950年代中期，即美国进出口银行用钱支撑德克萨斯独裁者的时代。水坝夺走了农民们的田地，把他们赶进山里，逼迫他们在那里耕作于是造成水土流失，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让下游那些由美国人经营的农业贸易公司得到灌溉，以及为那些富人居住区以及外国资本的厂房提供电力——C村的儿女们正在那些厂房里像奴隶一样地工作，其中很多人带着艾滋病回到家园。大多数农民没有从他们损失的农田中得到一分钱的补偿，如他们自己常说的，这个水坝甚至没能带给他们电和水。
       在水坝的另一侧，一条脚踩出来的小路，疏松的泥土和石头路面看起来很滑。法默由于在盆地奔波十八年，患下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和轻度哮喘，在一次可能的肺结核病愈后加重了。他的左腿被汽车撞伤后进行过一次手术，看起来有点歪斜，像个自行车的停车支架——他的一个兄弟这么形容。但是，当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爬上第一个山头时，他正坐在一块岩石上写信。这不过是众多山头的第一个。我们经过一群顶着水罐微笑的小孩，水罐的重量一定不轻于孩子体重的一半，然而孩子连鞋都没有。我们又走过一群在嬉笑的妇女，她们正在浑浊雨水汇成的小溪里洗衣。海地人是很讲究过日子的，法默说，“我了解他们，对他们了如指掌。他们只能用树叶来擦屁股，把鼻涕擤在衣服上，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纸巾。他们还要为缺粮向孩子们道歉。”
       “太不幸了。”我说。
       “不要认为他们不懂得生活。”法默说，“有一条‘白自’的名言：‘他们贫穷但他们快乐’。他们确实有美丽的笑容和很好的幽默感，但需要另外的理解。”
       我们在一个斗鸡场稍事停留，得知斗鸡是这里的国民性运动。又走过一片黍米地，看到这个国家的主食庄稼不是从土里而像是从岩石里长出来。我们继续经过一片香蕉园以及其它热带植物，法默时不时停下来叫出它们的拉丁名字：番木瓜，番荔枝，芒果……听上去丰富多彩，却稀稀拉拉没见几个果子。在一个山头上，强风吹来，使我汗淋淋的皮肤感到发冷。雨雾和着一片阳光，拂过远处的巨大水库和黄澄澄的群山，可我再也无法从中看到妩媚动人的一幕。我想知道，日夜面对这穷山恶水，海地人如何避免绝望，想知道法默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两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那个失约病人的家，又是一个简陋的茅舍，由粗糙伐锯的棕榈木头搭起来，屋顶上铺着香蕉叶，还有被海地人称为“三块岩”的火塘。我们后来才知道，病人是受C村医务人员的误导，一直未曾收到康复中心给所有结核病人的营养补贴，每个月的那十个美金。但是他从未漏服一剂药。
       法默给了他钱。然后我们打道回府。我在他身后连滚带爬地走着。“有些人会争辩，说这不值得花五小时的路程。”他扭头说，“但是为了确保事情做好，你怎么花费精力都不为过。”
       “当然。”我说，“但是有些人会问：你能期待别人也像你这样吗？那你如何回答？”
       他转过身来，和善地一笑，“见他妈鬼去吧！”
       不一会，他用一种洪亮有力的声音纠正自己：“不，我应该说，‘目的是让医生和护士坚定这样一种全身心为病人服务的信念，特别是在治疗结核病方面善始善终’。”他大笑，脸上兴奋得一亮，使他那一刻看起来很年轻。“换句话说，其它的都见鬼去吧！”
       
       四
       法默的履历让人联想起阿尔伯特·史怀哲——那个公众熟悉的人物形象，但他至少还有一种奇怪的品质，令人高兴却又不那么舒服。不止一次，他的同事甚至密友都嫉妒他的道德精神，甚至他的高度自我约束意味着对他们心灵上的谴责。他并没有为自我牺牲而布道，但他实际上做的远比他推崇的更多。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他只休过两次假，一次是1988年在剑桥撞了车，第二次是1997年他在秘鲁工作得了A型肝炎之后。但他坚持认为其他人需要休假，假日里越舒适越好。他喜欢精致的烹饪，一瓶好葡萄酒，一个豪华宾馆，一个热水澡。但是他自己似乎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不需要这些意在快乐而花钱买来的东西。
       与他在一起，你无法不去思考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生活。也许，部分解释可以在平常之处找到。
       一天早晨，我们转飞机时站在拥挤的巴士出口，他说，“我感觉回到家了。我们家的巴士就有这样的门。”他继续说，“最后它翻了个底朝天。”那时他大约十二岁，巴士比他年龄还大。他家一共六个孩子，来自麻省西部。父亲从阿拉巴马买来这个旧巴士，把它改造成可供全家安身的房子，停在佛罗里达的一个野营地里。当巴士翻倒时，他们一家正度假回来，幸好没有什么人受重伤。
       “从那以后你们住在哪里？”我问。
       “当然是在帐篷里，还用问吗？后来还有更疯的呢——住在船上。”
       他父亲买了一只船，打算全家人以此自给自足。但有一次出海，经受了整夜暴风雨的折磨，他们只捕到了寥寥可数的几条鱼，而且返程时迷失了航向，船撞到了一块礁石。打那以后，船抛弃在坦帕北部的海湾里。
       巴士的门开了，法默回到眼前的世界。他看着门说：“通向往事之门。”
       法默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高大健壮的人，一个不错的运动员。他对孩子的礼貌举止、日常功课都要求非常严格，但在其它方面有意打破成规，固执地实践着他自己的许多想法。“你不能说他某些事做不到，他就一定会做到给你看看。”法默的母亲说，“他是个冒险家，但每次总还算顺利，我是说，没有受到过太大的伤害。”他看起来身体健康，但在四十九岁那年一次打篮球时突然死去。
       法默的妹妹说，法默小时侯是一个瘦弱的孩子，情绪容易激动，但很聪明。他上五年级时组建了一个爬虫学俱乐部，第一次聚会时没有一个人来，但他哥哥要求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来听保罗在家里做一个关于动物和植物的讲座。他获得了杜克大学的奖学金，并且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富人们。“你为什么要把衬衣罩在塑料套里呢？”他看到室友把衣服挂在壁橱里时发问。他在杜克沉浸于文化之中，是一个戏剧评论员，还是学生报纸的艺术评论员。他评论的戏也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戏。
       在一个巴士和一条船上成长，来自没有热水澡的环境，并不意味着简单的人生。他的姐妹一个是商业艺术家，另一个是社区医疗和心理健康组织的管理人，还有一个是活跃的演讲活动家。他的一个兄弟是电学家，另一个是职业摔跤手（对于崇拜者来说举世闻名，而对于家人来说他只不过是个颇有绅士风度的巨人）。一个有着法默这样成长背景的人，很可能渴望过上一种富足的都市生活。但他不太喜欢将他现在的生活和童年时代联系起来，童年的回忆大多令他快乐，但从未让他有过恋家的本能。“我从来没有故乡的感觉，”他说，“从前那不过就是我的宿营地，而现在哪怕一个最糟糕的宿营地，就是我的故乡。”他指的是C村。
       法默告诉我，“显而易见，像我这样生活的人是在尽力减少精神上的痛苦。”他一直在试图避免“犹疑”。他说，他努力将自己的生活建立于一片道德净土——这是“健康伙伴”的行话。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该做什么事似乎完全一清二楚。但在法默的经验中，这样做总是繁杂的，总是困难重重的。想到他的这些难处，我想象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不会放弃他们的安逸。当然，也有许多人愿意清醒过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知道他们正在这样做。法默的生活看来的确艰难，但我离开海地时突然发现那样的生活也令人羡慕。
       五
       离开海地时，法默没有透过舷窗遥望下面那些贫瘠的褐色小岛。“就算扫一眼都让我难受。”他这样解释，朝窗外瞟了一眼。“这是不可能养活八百万人口的，但他们就是有这么多，这么多啊，都是从西非绑架过来的！”
       但是当我们降落在哈瓦那机场，他紧盯着窗外一个劲地看，连声赞叹：“你看看，仅仅九十英里之隔，森林，庄稼，一切生机勃勃，在这最干旱的季节，这里却同海地有着相同的生态环境，你看！”
       一个美国人如果觉得在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有什么好地方，那就会被标记为共产党的帮凶，就相当危险，然而法默却为古巴着迷。这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他说他怀疑任何意识形态，包括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毕竟只是种学说。”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解放神学派时也说，“所有的学说都会在某一点上无效”。但古巴大大地减轻了我的痛苦，柏油铺的马路，旧款的美国汽车，不像那些在盆地乱跑的垃圾车。虽然古巴仍有食品配给制，掺着豆粉的咖啡也是定量供应，但这里没有饥饿，没有营养不良。我注意到一条主街上有一群妓女，还有路边正在粉刷维修的房子，和其它城市的建筑没什么两样。我依然记得在海地那充斥着哭喊嚎叫的贫民窟，相比之下，古巴看上去很可爱。而在法默看来，最可爱的是它的公众健康统计数据。
       公众健康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营养状况、交通、犯罪率、住房条件、宠物管理、卫生设施以及医药。在古巴，寿命预期值高居世界前列，海地的许多地域性疾病，例如疟疾、登革热、结核病和艾滋病，在这里很少见。古巴为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免费培训医务人员，向海地无偿提供了一千个医生，其中两个眼下就在C村服务。在前苏联解体时，也正是古巴的艰难时期，政府却增加了医疗保健的开支。站在美国的标准来看，古巴大夫缺少设备，薪水极低，但他们都普遍受过良好的训练。同时，古巴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医生占有量，超过美国的两倍。“我在这里可以安心睡觉了，”当我们到达宾馆时法默说，“这里每个人都有医生。”
       法默在会议上有两次发言，一次是关于海地，另一次是关于“有害性协同作用”，发生在HIV病毒和结核病菌之间的现象：一种活性病毒可以激活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原本隐性的病毒。他正在为C村获得更多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拟写申请基金报告，在这次会上恰好遇到一位愿意帮助他的女士。这位女士主管联合国加勒比海地区艾滋病项目，被他游说了好几天，最终说，“好吧，我们就这么办！”（“我可以吻你一下吗？”法默问她，“吻两下可以吗？”）法默的一个老朋友，为他安排了和古巴议会秘书长的单独会面。他询问能否送两个C村的年轻人到古巴来学医。他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可以”。
       在我们停留古巴期间，一次又一次，法默惊喜于古巴人的热情支持。我该如何理解这一切？
       我猜想那是因为法默和哈佛的联系，还因为他抗议过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还有他对古巴医疗事业的仰慕。我说。
       我抬起头来，发现他一双灰蓝的眼睛正紧盯着我。“我认为这完全是因为海地，”他宣称，“这是因为我为穷人服务。”
       我清楚地记得，他生气了，失望了，并且有点伤心，脸上有一种奇怪而复杂的强烈表情。不一会，我感到我被原谅了，躺在他旁边的床上，像一对同学和战友那样彻夜长谈。我关了灯，听他继续说话，听他的声音逐渐模糊起来。“我今天过得很好，真是幸运。我所有的日子都不错。它们并不总是可爱，但都很好。我舍不得拿它去与任何人交换。”
       
       六
       几天后我们飞往莫斯科，中途在巴黎停留十八小时，这样法默可以参加他女儿的第二个生日晚会。他买了短效安眠药帮助我们度过旅途的飞行，这些药却使我对巴黎的记忆如堕雾中。在M区的一个小公寓里，法默穿着他的黑色西服，把女儿紧搂在胸前，与她一起摇来晃去，多一圈少一圈地跳着华尔兹。小女孩稚嫩的脸蛋上，一对深色眼睛把天花板某个地方兴奋而认真地看着。然后，法默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玩玩具。他的妻子，高挑文静——也许真是C村最美丽的女人，事实上她的确是——在厨房里问他什么时候去莫斯科。
       “明天早上。”法默回答。
       厨房里传来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接着是深深一声叹息。
       法默为了这次停留而错过了在莫斯科的第一场会议，他说他为此感到愧疚。我看他正用双肘抱紧自己的膝盖，双手捂住嘴，就像海地人说的，正在使自己缩身。尽管往事如烟，我眼下仍然记得，仍然记得当时这一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手足无措。
       七
       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体内都有结核病菌，但这些病菌是惰性的，只在百分之十的感染者体内繁殖成对肺和骨头具有侵蚀性的病毒。然而，这样患病的机率将因为营养不良或携带HIV病毒而大大增加。那些住在拥挤农舍和监狱里的人，那些无家可归而被收容的人，有最大可能吸入活性结核病毒，从而扩大活性病毒的散播和导致抗药性产生。一个携带活性病毒的人如果只是接受一种抗结核药的治疗，或者只是短期地接受多种药物治疗，可以成为病毒快速变异和进化的温床。药物起到了选择性压力的作用。宿主感染上这种免疫性的新病毒而病重，咳嗽将病毒传递给周围的人。这类情况在海地这样赤贫的地区倒是极为罕见，因为那里的大多数人不接触药品，却经常出现在贫富混杂的地方，比如纽约、秘鲁以及解体后的苏联。
       迫使法默前往莫斯科的，是法默的一位旧友，一个牧师，五年前死于抗药性肺结核。他多半是在卡拉贝罗—利马附近的一个贫民窟里感染上的。法默和他的同事，哈佛医学院的医生，同时是“健康伙伴”的执行主任吉姆，一起去了那个破烂的小镇，果不其然，他们发现了一种多抗药性的结核病毒（MDR）。
       他们在卡拉贝罗发现的大约五十个病人都很年轻而且穷困，大多数人的肺都严重损伤。“健康伙伴”已经在那里建起了一个诊所，并派驻了一名很好的医生，但是事情依然很难。由于工作人员害怕吸入有抗药性的微生物，法默和吉姆不得不亲自给病人喂食，以增强他们的免疫功能。他们需要为每一个病人安排结核病毒化验，以便知道给每个人合适的抗生素。由于大多数病人对五种疗效最好的抗生素都有抗药性，他们只好给这些人用“第二线抗生素”。简单地说，这类药疗效微弱，伴有两年内强烈的副作用，因此他们必须为这个破败小镇建立起一流的高效保健系统，以保证药物的管理和稳定病人的情绪。更重要的是，这类药很少被采用，极为昂贵，法默和吉姆不知道上哪去能弄到足够的钱来买药。他们根本不期望秘鲁医药部门的帮助，那里刚刚建成一流的结核病防治项目，不欢迎人们在项目里找出毛病。他们也无法从世界卫生组织获得支持，因为对方已明确表示，像他们这样的行动对于贫穷地区来说过于浪费。
       世界卫生组织为全世界的结核病防治建立了一个称为“直接监控短期疗程”（DOTS）的项目。DOTS确保病人在六到八个月里有规律地定量服用便宜且高效的第一线抗生素，并且在许多地方行之有效。法默多年来在海地也曾用这样的方法，甚至在它拥有这个名称之前。它确实很便宜，所有贫困国家都可以负担得起，于是决策者似乎认为已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的做法，尽管第一线抗生素的抗药性问题已经在某些地方浮出水面。正如一位国际健康问题专家后来说：“主流路线就是如此，‘我们已经找到了治疗结核病的途径，那就是DOTS，而且已经够贵的了，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治愈MDR结核病，那将是二十倍于此的费用。’他们这么说时不曾想到下一步——如果只消灭掉显性病毒，而让隐性病毒大量繁殖，你的麻烦就大了。”
       法默和吉姆有一些盟友，最具权威的是霍华德·海尔第，前任哈佛公众健康学院院长。他不无悬虑地远远关注着他们在秘鲁的项目，曾几何时，好奇地想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找到钱来购买第二线抗生素。一天，传染病协会和妇女医院的主席在走廊里拦住他：“你的朋友法默和吉姆给我惹下了麻烦，欠了我们医院九万两千美金。”海尔第调查了此事。“他们会在去秘鲁之前来到药房逗留，把药品塞进他们的行李箱，并且与所有的人甜言蜜语，以便他们带药离开时无人阻挡。这当然已经足够了。”回首往事，海尔第很开心地说，“这就是他们罗宾汉的那一套。”
       事实上，他们只是先借后买，作为他们所有治疗项目的主要捐资者，汤姆·怀特很快开出支票付清了所有账单。
       从C村到卡拉贝罗来回需要二十二个小时，法默在三年间往返五十来次。吉姆也一样频繁地前往卡拉贝罗，“秘鲁差点要了我们的命。”法默后来这样说——这差不多是真的，他回来时感染了A型肝炎，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他掉以轻心。但是治疗项目的结果很好，让霍华德惊异万分。他立刻组织了全球性结核病专家的集会，也邀来一些决策者。法默和吉姆在会上展示了他们的数据结果，使会上的气氛骤然升温，两个离经叛道的临床大夫居然带来让在场许多人尴尬和震惊的消息。但他们有可靠的数据，大多数与会者毕竟是科学家，最终接受了他们的数据。
       八
       “保罗和吉姆推动世界来接受抗药性结核病毒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海尔第这样回忆。这不是个小问题，他相信。“每年至少有两百万人死于结核病，是成人传染病死亡率中最高的。除非建立一个庞大高效的组织，否则当病人因抗药性死去，就远不止两百万了，这个数字将可能以级数递增。”
       许多会议和争论接踵而至，但那以后，一个治疗MDR结核病的总体战略正式产生，并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这是一个与法默和吉姆所做的类似的方法。它甚至有了个名称DOTS＋。在海尔第及更多人后来的帮助下，吉姆努力使第二线抗生素的价格降低（今天，它们的价格降到当年法默和吉姆在卡拉贝罗开始使用时的百分之十）。但是，即便如此，秘鲁每年仍不得不从可怜的财政里支出一百万美金的药费，算是对“健康伙伴”的捐赠。法默向索罗斯基金会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寻求帮助。他们拒绝了他，但是寄给他一份说明材料，说他们理解法默和吉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在俄罗斯也有类似的项目。法默听说过俄罗斯的结核病：在苏联解体后，许多局部战争、偷盗和受国际贷方欺骗、利用的经济结构调整，导致了病情失控。问题不仅仅是传染病，更是抗药性传染病所面临的：崩溃的健康系统导致无数治疗的中断，上升的犯罪率导致超载的监狱负荷。法默知道索罗斯已经投资1.25亿美金启动了在俄罗斯的结核病控制项目，但是在读到这封信之前他并不知其详。开放社会研究所将采用DOTS方法，他们相信DOTS能有效治愈那些没有抗药性的患者，而那些无法治愈的人也可以少一些痛苦地等待生命的结束。
       法默感到惊骇，在海尔第的鼓动下，他写了一封两页的信给开放社会研究所，解释这个项目必将失败的原因。
       他径直走进索罗斯的办公室。听完他的解释，索罗斯当着他的面，在电话里斥问项目负责人戈德法布，然后请法默去协助纠正项目。法默犹豫了，海尔第更需要他，但他最根本的信念是，“你不能就这么让一个穷人死去”，而此时他看到了一个可以让这个信条获得更大实践空间的机会。“请原谅我这么说，”吉姆后来回忆时补充：“结核病惟一的好处在于它由空气传播。”它虽然主要是穷人的病，但别的人也完全可能感染，只要呼吸就有可能。富裕的社会阶层需要注意到这种难愈之症的威胁，注意这种可怕但真实的抗药性病毒的扩散。至少可信的是，富裕国家的人们要想保命，首先就得像“健康伙伴”在卡拉贝罗和C村所做的那样，给予别人更大程度的关怀。
       于是，法默和戈德法布一同去西伯利亚，回来时他们已成了朋友。他们在那拥挤超载的监狱里看到的一切让法默警觉。他和戈德法布一同去见索罗斯以便寻求更多的经费，但索罗斯说这不利于国际社会做出应有的反应。他安排了由总统夫人希拉里主持的白宫会议，法默和戈德法布负责撰写索罗斯的谈话要点，修订第一夫人的发言。于是第一夫人说服世界银行采取行动。世界银行终于派出一个由经济学家、传染病学家及公众健康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以决定对俄罗斯结核病防治的贷款。
       这个代表团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可以清楚说明法默的观点：采取行动是进入道德净土的惟一训条。他成为世界银行在俄罗斯结核病项目的代表，戈德法布则代表俄罗斯司法部，维持监狱运转的一方。俄罗斯卫生部认为，不论这个贷款怎么发放，大多数钱都应该归他们支配，部分世行顾问亦表示赞同。但是几乎半数病例和绝大多数抗药性患者搁置在监狱里，监狱充当了戈德法布称之为“传染之泵”的角色，使结核病毒在犯人中间传播，再扩散到公共社会中。在另一方面，犯人是法默特别选民的一部分，这种基督精神在福音书里写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和戈德法布认为司法部应该获得贷款的一半。但气焰逼人的对手们串通一气：世界银行的资深顾问，自以为是的家伙，俄罗斯的上校和将军，一味遵旨的前任领导，抗击结核病的老战士，还有败落帝国的臣子，都想逼迫你乖乖就范。
       法默为此事飞往莫斯科四次，已对此深感厌倦，而令人疲惫的会议和争论仍在气闷的房间里持续。这里并没有一个病人。他的思绪飘回了海地：当下一个脑膜炎患者前来就诊时，医生没有他在场帮助会知道如何做骨髓穿刺吗？再后来，他身体也累垮了。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在早餐时对我说：“我的生物钟依然颠三倒四。”他穿着他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衬衫，上面掉了一颗扣子。黑色的西服有点皱巴巴的。他的脸开始发红，可能已经在心里开始了按捺不住的争辩。“真是荒唐，而且太奢侈了，为犯人上书，简直太可笑了！”法默引用一个世界银行代表团成员的这段话，然后说，“战斗已经交手。但这是个十年的项目，一个长期的计划，十年啊。我只希望我至少能有一天心平气和。我试着自言自语，试着使自己强忍着不去痛揍那个家伙一顿”。他加上一句：“犯人们正在死去，他们死到临头了啊！”
       几天之后，法默的笑容和活力又回来了，看上去颇为体面。他好像在贷款分配问题上赢得了胜利，那意味着犯人们将得到贷款。现在他和其他顾问继续讨论细节，比如是否应该给那些孱弱的犯人增加每人每天十美分的食物。法默称这是“食物之战”。他极力克制自己的脾气。
       我们的宾馆坐落在红场对面。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圣贝尔西大教堂的尖顶。法默认为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但对他来说，美中不足的是，这是为纪念伊凡大帝血洗鞑靼而建立的。他总是认为，抹杀历史都是服务于权力阶层的利益。他照例按自己的方式旅行，走访了一座监狱。
       九
       这个城市最大的监狱——莫斯科中央监狱，也被称为“拘留中心”，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里面弯弯绕绕的路使我没法弄清楚它到底有多大。有时必须低下头来经过门洞，有时需要爬上古老的铁梯，穿过狭长的走廊，让我想起废弃的地铁隧道，还有黄色纤维板噼里啪啦地敲打着墙面。我们走过不同的气温带，从热到冷，从冷到热，一股恶臭来自腐烂的食物，还来自别的什么东西——也许你不知道为好。
       “别走丢了，这里可不是好玩的地方。”一个监狱官说。
       我们走过一群犯人，见他们都穿着臃肿的裤子，破烂的上衣和帽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晃动着一张张灰色的面孔，其中一个歪鼻子让我大开眼界。我们来到监狱医院。“想想古巴吧，再看看这鬼地方。”法默悄悄对我说。带路的人都是医生或监狱官，也对这里的环境叹息无奈。一个艾滋病人专用牢房打开了门，医生说：“这里面的人比一般牢房要少得多。”
       “有多少？”
       “只有五十。”
       法默第一个走进去，身后跟着翻译。这是一间又脏又暗的屋子，比普通美国家庭的客厅还要小，挤满了高低床，到处晾着犯人的衣服。大多数犯人都很年轻。法默同他们握手，拍拍他们的肩，周围立刻有此起彼伏的抱怨声。一个年长一点的犯人，看样子是这里的头，抱怨他只不过是杀人现场的目击者，由于患有艾滋病被判了五年，而那个真正的杀人犯只判了三年。“等我出去以后一定要宰了他！”在场的人都哄笑起来，拥挤不堪的屋子里顿时震耳欲聋。
       法默向犯人们致谢。那个年长的犯人说：“希望您能常来。”
       “我也希望。”
       又绕了一个曲折走廊，我们来到结核病房。“医生们长年超负荷工作，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一个官员说，“连X光透视仪都筋疲力尽了。”他们仍然不确定有多少病人带有抗药性病毒。“莫斯科不给我们任何实验支持，我们也无法得到这些犯人来源区的任何研究资料。这里是火车站的分部，有一半人都来自莫斯科以外的地方。”
       我们走进另一间住满结核病人的牢房，大小和刚才那间差不多，但是显得更拥挤潮湿，是诸多肺叶呼出来的湿气造成的。有几个人在咳嗽，每个人咳的声调不一样，仿佛是男低音、男中音和男高音的三重唱。法默站在一张床边，手搭在上铺的床垫上，“你看起来气色不错，”他对其中一个犯人说，“有人咳出血来吗？”
       “没有。”
       “那么还不错，大家在好转？”
       “至少没有恶化。”一个犯人回答。
       他问他们从哪里来。
       格罗兹尼、伏尔加、巴库。
       “告诉他，我到过巴库，”法默对翻译说，“这里比那里好，告诉他，我到过第三团。”
       一个坐在上铺的年轻人说：“我在那里见过你，是你和一位女士。”
       “噢，是的，和一位女士！”法默叫起来，同那人握手，“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离开的时间到了。“祝你们好运！”他转向翻译，“告诉他们，希望他们都尽快好转。”
       我们走回监狱办公室。“我喜欢这些监狱医院的医生护士，”他对我说，“他们在努力。”他转向翻译，“请告诉露德米娜”——她是这里的一个医生——“我在这里遇见了最敬业的监狱大夫。”他之所以特别提起露德米娜，是因为她曾讲述这样一件事：一个意大利人权活动家因为她将患有艾滋病的犯人与其他犯人隔离而起诉她。法默说：“在这有着无数结核病毒的地方，如果不隔离，那才是对人权最大的侵犯。”
       一百万俄罗斯犯人中大约有百分之十是活性结核病毒携带者。许多监狱的大多数犯人感染了抗药性病毒，令人担心的是，其中百分之二十是MDR结核病毒。最可怕的是，一个医生告诉法默，梅毒的发病率正在上升，防治艾滋病也迫在眉睫，艾滋病将放大结核病的传染性。“这将会是见他妈鬼的一场灾难！”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法默低声对我说。
       会议桌上摆起了丰盛的食物。法默宣布：“哦，太感谢了，这正是我喜欢吃的。”又低声向我嘀咕，“我害怕这些，讨厌伏特加。”但他娴熟地伪作喜悦，就像他在海地做的那样，大吃那些被他称之为“第五类食物”的东西（译注：美国人把食品分为四类）。人们互相祝酒。不一会，法默的祝词就开始变得嗦起来。
       “从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时起，我就在海地工作，已经快二十年了。几年前，麻省让我当州结核病专门委员，我说：‘天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当时我在海地有许多结核病人，我把他们的痰样带回波士顿化验，在实验室的登记表上我填写：‘保罗·法默，州结核病专员’。我想让他们帮我化验来自海地的样品，他们一声不问地做了，于是我就带回来更多的样品让他们化验，还有秘鲁的。后来他们终于忍不住，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说：‘麻省是个伟大的州，有一流的实验室，有许多结核病医生和护士以及化验专家，惟独一样它没有：肺结核病毒。’”
       一个俄罗斯上校笑了，另一个女医生说：“我们这有很多结核病毒，却没有实验室。”
       继续祝酒，喝酒。又过了一会，那位上校问法默：“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吗？”
       法默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我认为，不论何时，当一个国家有富足的资源，就很容易让他们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他又提到那个“白痴一样的”意大利人对露德米娜做的事，继续说，“我把自己更多的看成一个大夫而不是美国人。露德米娜和我都属于关心人们健康的族群。美国人是懒惰的民主人士。这是我个人——作为一个和露德米娜拥有同样族籍的人——看来，只要是富人就总是可以宣称他们民主，而生病的人是不在这些富人中间的。瞧，我为自己是个美国人而自豪，仅仅因为我是美国人，我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自由地周游世界，可以组建项目，但这些都应称为特权，而不是民主。”
       法默这么说着，上校早已不耐烦了，他忍不住笑起来，然后说，“我只是想问你是否介意我抽支烟。”
       十
       法默最终赢得了莫斯科冲突的胜利，犯人的食物变成所谓的维生素加到了预算里。现在，至少监狱将获得一半的贷款。第一期放贷三千万美金（从那以后的五年里，这个数字累计增加到一亿七千万美金）。法默认为这笔钱应该由全世界承担，而不是采用借贷的方式。他认定，要想在俄罗斯及其它前苏联共和国制止结核病的蔓延，至少需要五亿美金。但他依然为初步的成果感到高兴。
       戈德法布也很高兴。“我虽然总是充满矛盾的，”他告诉法默，“这意味着我要打理这三千万美金，防范他们被偷。这仍然有很多风险，但愿能成功，否则就得放弃DOTS＋。”
       那一个星期里，法默和戈德法布一起相处了很长时间。戈德法布总是穿着斜纹呢上衣和灯芯绒裤子，一副咄咄逼人和好斗的样子。法默想说服他别这样。他们似乎从争论中培养了特殊的友情。有一次进晚餐，戈德法布用响亮而口音浓重的英语说，“犯人，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只不过具有传……传染病学上的重要性。”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大分歧。”法默转向我说，“我闻到的是无辜，他闻到的是罪恶。”
       “那我可以退一步，” 戈德法布说，“一半的人本不该进监狱。”
       “四分之三，”法默说，“得了吧，阿力克西，他们都是因财物犯罪。”
       “有四分之一的人应该终身监禁！” 戈德法布说。
       “不，百分之十。”法默坚持，“你以为我天真吗？”
       “你并不天真，” 戈德法布回答，“你看到了整个情况，可你就是不接受……”
       “那些人也许是不好。”
       “不！他们是坏人。你并不天真，但你不去正视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所以你不够科学，你漠视现实。”
       “但你依然喜欢我。”法默说。
       “当然，我喜欢你！”
       法默本以为我们会在莫斯科遇上暴风雪，但实际上只遭遇了一点小雪。我们在一个很冷的晚上踩着滑溜溜的路面走回宾馆。他的半张脸被红围巾裹着，眼镜片蒙着雾。
       我接过了他与戈德法布的谈话，听着他把应该关进监狱的人数降了又降。我猜测，如果继续下去，他会减到百分之一甚至零。
       “你认为我疯狂吗？”法默问我。
       “不，但是有些犯人确实做过很可怕的事情。”
       “我知道。”他说，“但我相信历史的公正。”
       “你总是原谅每一个人。”
       “我猜是的。那你认为我这样疯狂吗？”
       “不，我认为这是一场你无法打赢的战争。”
       “那好啊，我准备好抵抗。”
       “也会有小的胜利。”
       “是的，我爱这些小的胜利！”
       法默的许多朋友都很担心他的身体，都认为他应该调整一下过于紧张的时间表，比如至少应该从海地的诊所里撤退，集中精力于俄罗斯结核病控制这样的“大事”。现在，走在莫斯科的一条街上，我提出一个猜想：“要是没有你在海地诊所的实践——”
       法默打断我：“那我什么也不是。”
       十一
       我们在黎明前离开莫斯科，飞往苏黎世，从那里转机回波士顿。法默带着一把玻璃马刀，是司法部长送给他的礼物。机组乘务员和旅客都投来惊羡的目光。法默也朝他们笑笑，但是笑得有点勉强。每一次飞机起降都让法默好一阵呕吐。等我们第二天下午抵达波士顿，他又要马上去赶另一个会议——C村妇女诊所的经费快用完了。
       许多描述人类行为的现代理论，对人的自私性给予无比有力的辩解，甚至胜过对无私行为的辩解。但当我和法默相处一个月之后，利他主义开始变得可亲，甚至平常。在回波士顿的飞机上，他自己解释：“这里有社会现实和个人现实。”我们挤在各自的舱位上，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小餐桌上划着如他各种闪念的图像。“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多福的时代，畅通无阻地享受一切安逸多福。同时，我也看到了这个世界展现给我的真实面目。这并不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是同一个。这不是一两件事情就揭示清楚的。解放神学决不逃避贫困的信念使我不那么反感天主教了，但这是我在海地生活多年之后。读书让我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但海地的生活经历才让我真正意识到，一个权力决策上的小小失误和上层人的特权，可以给穷人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是一次缓慢苏醒的渐悟。”
       他竖起一根指头移到左边，“我可以拥有特权世界，我喜欢这些特权。”手指又移到右边，“但我并不愿意抹杀这个世界的痛苦。”他继续说，“人们早上醒来时不需要刻意忘掉这个世界的痛苦，他们只是宠爱自己，根本不愿意看到苦难。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你可以将一切隐藏在富裕的后面。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美国人有什么不同？我以为这种符号很可笑。当我们为了俄罗斯犯人人均十美分一天的伙食费争执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打开报纸，看到我们的克林顿政府，在商议如何消除我们巨大的财政剩余。两天前我们就在莫斯科的监狱里，更早一点我们就在M山区。人们要如何做才能抹杀那些地方人民的苦难？ 这样做的人岂不是一堆自以为是的臭狗屎？我知道我所做的是对的，我感到高兴而且满意，但不是满足。是的，我不满足这笔俄罗斯的贷款，这毕竟是贷款。作为人和作为一只蟑螂有什么不同吗？团结、怜悯、同情和爱。”
       他看了一眼窗外，开始讲述一个故事。他二十三岁那年，远在建立康复中心之前，曾自愿为海地的一家医院服务。他同一个美国医生有过一次对话。那是一个和蔼的人，似乎非常热爱海地人民，在那里已经工作一年，马上就要回美国了。
       “舍得离开吗？”法默问他。
       “开玩笑吧？我多等一天都不行了。这里连电都没有，完全是荒蛮之地。”
       “你不担心自己会牵挂这里那么多的病人？”
       “不，”医生说，“我是美国人，我要回家了。”
       一整天法默都在回想着他们的对话，直到深夜。“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是美国人’？人们是怎么划分自己的？”他知道那医生的答案是合情合理的。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什么。他将在秋季进入医学院学习。他想，我一定要成为医生。
       法默在那狭小的机舱座位里显得坐立不安。“深夜，一个年轻女人来到医院。她怀孕了，却得了疟疾……这样的事在海地真是太多了。”他停顿了一下，背过脸再次朝着窗外。
       “她有很高的寄生虫指标，严重的疟疾。她已经昏迷不醒，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些。现在我知道了，因为这是我的专业。她需要输血，她的妹妹就在旁边。”窗外落起了雨点。他凝视着机场跑道，凝视着那一片雨蒙蒙的灰暗，默默流出了眼泪。
       “不仅仅是她，在海地时时刻刻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只是那时我不知道罢了。医院没有血，医生告诉她的妹妹到城里去找血，但她需要路费。我没有钱。我跑遍了整个医院也只借到十五美金，她带着钱去了。不一会她回来说，钱不够，她到那里的时候，病人已经开始呼吸急促，口里流出粉红色液体。护士说，没希望了。其他人也说，应该给她剖腹引产。我说总该有点办法给她输血吧。她妹妹抽泣和大哭，说那女人有五个孩子，说事情太可怕了，因为一个人穷就没有可能输血。‘我们都是人！’她一遍又一遍地喊，‘我们都是人！’”
       空姐们开始清理餐桌以备飞机降落。在这一刻，法默开始神色沉重。“我揪心的是，人们怎能不去在乎，而是抹杀这一切，甚至忘记这一切呢？我并不是个消极悲观的人，但我知道可怕的真相，我没法坐在这里任人摆布。”
       他恢复了正常语调，让死亡再一次隐入记忆。他又一次引用那个妹妹的话：“我们都是人啊。这似乎正是我要找的答案。”他摇了摇头。
       “另外一点，当时我知道医生和其他人都在注意我的反应。护士说：‘可怜的保罗，你是个好心人。’而那位医生想必在想：他刚来，还嫩着呢，天真着呢。”他顿了一下，“他那时也许是对的，但我就是这样我行我素，一直坚持到今天。事实上，我并不天真。”
        原文载《The New Yorker》
       韩寒，研究生，现居美国。曾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