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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每年过年，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那时候家乡还没有电视，也还没有外出打工这样的事情。过年前的半个月，村里就像蜂窝里灌了蒸汽，热烘烘地闹起来。那时的天气也格外地冷，记忆中的冬天，屋檐下总有一串一串的冰条，门前的枯草已经灰绿中带黄，夜间的露水在各色杂草上结成冰凌，太阳一出来，清亮的光照在上面，几经反射，显得色彩斑斓。尽管那么冷，我们小孩子还是一大早就争着要起床，为了看那些彩色的冰凌。将那些晶莹剔透、像七色宝石一样结在草带上的冰凌从田边折下来，在冻得红彤彤的小手中挥舞，给妹妹或邻家的小孩子看，大自然所赐的美给了我们似乎属于自己的骄傲。透过七彩的冰凌，我们真的看到太阳是彩色的，不过只看一会儿，冰凌就化了。一滴一滴的水珠顺着小手往下掉，像滴答的眼泪。
       然而那时候并没有这样地伤感，冰凌化了，还有其它的玩耍。况且，只要过一夜，又可以见到那样透明的彩色，遍野都是了。于是便和大一点的哥、姐们去踩高跷，或者去看大人们挤棍，到哪一家去看做米糖。这也是大人们一年最闲的时候，因为秋收早已经过去了，春耕又还有一段时日，现在要忙，也是忙着怎么过年，做爆米花、做米糖、到山上去砍些树木回来当硬柴烧。这时候的忙，都是跳跃的，有什么要溢出来的样子。见了面就说：“你家的米糖都做了？明天我家杀猪，过来吃晚饭，一定来！”
       真的过年了，全家人都围坐在一起，回想一年来的日子，苦的都已经过去了，甜的便让人心里有希望，对于来年，都鼓起了更大的劲头，饭菜确实是格外地香。正月里，大家都这家那家地窜，小孩子们除了给长辈们拜年，就是伙在一起，用稻秆做一个草龙灯，到这村那村去舞，讨几个买小玩具的钱，或者干脆就是糊弄一些点心吃，说一些自编的吉利话、做出一些滑稽态，然后一哄而散……。以后，又还有一些村里要搭戏台请戏班子来唱戏，全乡总要闹到元宵以后，才肯慢慢地静下来。直到柳树的新芽探出一点头来，风吹到脸上也不那么剌骨了，人们便扛了犁耙去犁田，小孩们也一伙一伙地在田野里一面放牛一面游戏，烧一处火、翻一些冬天里躲在泥里的泥鳅。清晨的炊烟映着朝霞袅袅而上，春天的田野里又飘着新一轮的希望。
       然而，这些都已经只能在回忆中才能见到了。时代变得很快，人也变得很快。或许有人会认为我这只是用一种怀旧式的态度来看这一切，然而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看到的无疑只会是古文人心中早就怀有的“田园诗”。但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并非出于怀旧而产生的美感。那时候家乡充满希望的热闹与忙，与当时的第一轮改革是分不开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农村最大的变革就是分田到户，承包单干。每一家都分到了自己的田地，自己出汗在自己地里。产出的粮食又不怕卖不了，因为那时候粮食还是统一收购，价格也比较合理。也就是说，农民们不用担心市场，只要勤劳，田地里产得越多，收入就越多，生活就会越好。因此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劳动使人充实，在靠自己的汗水能过上幸福日子的人们身上，展现了一种健康而快乐的美。而那时候现代传媒还没有在农村大行其道，人们便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以各种自创的形式来娱乐。这些娱乐因为是自创的或传统的，与人们有着有机的联系，所以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娱乐，而是充满着人民的智慧与创新。那是一种真正的劳动者的艺术，像《刘三姐》中的采茶歌，充溢着一种劳动者自信而欢快的调子。
       二
       近些年来，一直在外地读书，回家过年，感到一年不如一年那么热闹。在外打工的姐姐和亲戚们，一直要到年前两三天才回家。或者因为工地上的工资拿不到，或者因为工厂里不到时候不放假。而大年一过，年初六左右又要赶紧出去，或者因为厂里上班时间到了，或者怕出去晚了找不到事做。而这一来一去，都要挤火车，每回家过一次年，都像要拼两次命，那么多人从窗子里塞进去，一直塞到不能动为止，好像人的什么尊严都没有了。然而这一切又似乎是自愿的，这就格外地让人受不了。每年春运车票又要大涨价，来回两趟的车票，加上买一些过年的东西，经常就要花掉两个月的工资。渐渐地，有许多人过年也不回家了。乡下的年，早已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热闹与充实感了。
       然而今年春节回家，感到家乡又有一种特殊的热闹。大家在路上在饭桌上都兴奋地传讲着一件事。原来今年我们县里有一位官员回家乡过年了，这位官员现在是中央委员，据说这次荣归故里，带了多少亿的投资回来。又说，县城到他村子里，已经有了一条专修的水泥路，每位以前曾相认的亲戚都有一个多少钱的红包等等。人们热心地传讲着这样的消息，言谈中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与朦胧的向往。
       其实近年来这样的故事已经在故乡流传得太多。这次虽然也有所本，但也只不过是另一些故事的延续。某某乡的什么人在外面赚了多少钱，做了什么老板等等，似乎成了人们过年聚在一起时必讲的故事，而且每人似乎都争着要讲得更好、更惊人才罢休。做了官的，可以让多少自己的亲戚乡亲得什么什么好处；不用辛苦，却可以在外面赚多少多少钱……，这样的故事已经完全地将乡亲们的头脑占据着。贫穷而无望的生活，总是更让人们相信奇迹。当现实中的勤劳已经不能给人们以希望，当确实有些人靠着贪污而发财并能携亲带故地过不可想象的日子，当电视中不断地报道穷人中奖发财的新闻，当国家也把“白猫黑猫，捉了老鼠才是好猫”作为座右铭时，人们就自然地把奇迹作为最后的出路与希望，并把赚钱作为自我实现的最高价值标准了。况且贫困的鞭子又在后面不停地抽打着。
       有些人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时，经常会说社会主义革命复活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有毒的东西。而我认为，如果说封建文化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在复活的话，正是后期无反思的改革开放复活了它，并赋予了它新的形式。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封妻荫子荣归故里、不劳而获金钱至上，这些封建思想中的毒气变本加厉地在民间流布，它们穿着用金线编织且盖有政府大印的外衣，在电视、报纸等现代传媒的吹吹打打声中，大摇大摆地在中国的大地上逛来逛去。
       有人又爱把改革以后的日子与“五四”时期对接，认为这是对被社会主义革命中断了的“五四”启蒙传统的接续。但现实中的这一切，又让我想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所说的：
       “今天，受骗的大众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惑。他们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普通人热爱着对他们的不公，这种力量甚至比当权者的狡诈还要强大，……尽管人们还恪守着成功的原则，然而追求成功的内在结构却发生了变化。人们所强调的已经不再是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成功，而是要赢得奖金。”
       是的，19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对中国劳动者的再“启蒙”，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是更加健康的理性，而是他们对于获得“奖金”奇迹的信仰。故乡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故乡了，这不只是说故乡在经济上被剥夺而变得更加贫穷，更让人心痛的是，故乡在社会不公的现实中、在现代文化工业的“启蒙”下，接受了贫穷强加于她的毒素，她失去了往日的美德，失去了她的健康的活力。人们不愿去参加劳动而是夜以继日地赌博，同时用赌博的心态来看待世上的一切。
       三
       前些天回到学校，有老师要我写一篇有关“底层”的文章。这让我想起来，近些年来“底层”已经成了知识分子们讨论的中心话题。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知识分子依然还保有着令人可敬的良知，而另一方面，“底层”成为一个“话题”，却又不能不让人悲哀。我不知道“底层”这个称呼是不是一种社会学用来描述客观现实的词语，但我感到它如此地冰冷。一种“现象学”似的对现实的描述，透露出“底层”作为对象与言说者的位置之间的距离。从这个词的使用来看，我的故乡也被包括在内。然而无论是故乡或者农民、劳动人民、无产者等概念，与“底层”的含义都是不相同的。“底层”是一个没有被反思的概念，它被官方使用，被大众传媒使用，也被左或右的学者们使用。用这个词来指那样一些不同的人群会抹杀什么问题，也还一直没有人去想过。在我看来，至少“底层”只能用来被对象化地研究与言说，而“故乡”却有她自己的亲人，那是她自己的代表，他们之间血脉相通。用“底层”一词来代替“故乡”或“劳动人民”等词，或许正反映了“故乡”和“劳动人民”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亲人，她只能被别人来研究，被别人来言说。“底层劳动者”因下岗、失业或劳动的无效，而失去了劳动的机会或劳动的意愿，从而也失去了成为社会主体的权利，只成了单独的“底层”，在现代社会，他们被剥夺了生活得更好的手段的同时，更被剥夺了取得自己尊严的“自强自立”的有效劳动的权利。
       现有关于“底层”的文章，或客观地叙述与分析，或带着忧郁的同情，在倾向上，似乎继承了以前左翼的传统。然而这些又使我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表现底层劳动人民（注意，不只是“底层”二字）的左派艺术品，这些作品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1930年代电影《马路天使》，对于底层劳动者们的叙述，有健康的欢笑，有贫苦的悲哀，但悲辛中依然透着力量和信心。而《万家灯火》中，展示出了底层劳动人民不向权贵低眉的骨气，也让小知识分子感到了温暖，体会到他们面对现实时的坚毅。即使最早表现农村、农民的作品，如鲁迅的《故乡》或《社戏》等，都有一种要么彻骨的痛、要么清新而健康的美在里面，而那一切，都显示着鲁迅本人与故乡的血肉联系。而现在有关“底层”的作品，除了将“底层”“问题化”的冰冷分析，就是一种“底层式景观”的描绘加上一点同情。不管作者本人出身是否“底层”，但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或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工，已经使我们与底层的劳动者们不再血肉相联。农民和工人没有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培养出来的专家们都过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另一“层”人。我们或者过上小资的生活，但对“底层”又有着遥远的记忆和同情；或者成为有着自己专业的学者，只能用一套术语来言说“底层”。我们没有故乡，就像故乡失去了亲人。
       这一切，加上以上所说的故乡的状况，又不由地让我想起一位朋友私下里所说的话。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在乡下，农民们支持右派；在城市里，小资们在搞左派。我们且不要过于气愤地就将这句话视为只是责难或谩骂。因为细想起来，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改革的获益者有很大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城市里过着较中等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与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相接触。他们既难于切身体验底层的贫苦，也看不到他们面对贫苦的坚韧与力量。他们只凭着良知而同情“底层”，或者作为专业学者，将“底层”作为问题来解决。同时，底层劳动者们也没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只能任由现代传媒来“启蒙”，只能凭直觉来把握社会，当他们无望的时候，只能盯着那些靠“奖金”而发迹的人，并也只能希望自己有幸获得这样的“机会”。
       这篇文章快写完了，不管目的达到了没有，我要说的是，我想写的不只是关于底层，而是关于知识分子与故乡的关系。我能感觉得到，在1920年代后期到解放前的作品中，对于劳动者的叙述，其中的视角与现在有关作品对劳动者的叙述视角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既反映了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在现实中位置关系的变化，也暗含了叙述者对被叙述者态度的变化。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不再是有机的统一了，因为在现实中他们也不是有机地联在一起的。这一变化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责难，而是为了促进深一层的思考与行动。记得贺照田曾说过，当代学术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问题。这样的脱离，不光是底层劳动者们的损失，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自己的损失。可以说，“故乡”没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故乡”。
       天气暖了起来，或者春天真的要到来。故乡的田野里或许还很萧瑟，但不久，即使冒着风雨，还是有人去播种，因为在这片大地上，毕竟还有东西没有被完全吞没。真正的劳动者依然坚信，没有辛勤的播种，就永远不会有喜悦的收获！
       吴志峰，博士生，现居上海。曾在本刊发表译文《失去的联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