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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党支部：
       为了便于组织上更全面地系统地了解我个人的有关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便于组织上对自己进行深入地考察和审查，谨拟分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向党组织作出汇报。
       （一）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以及他们的政治面貌
       家庭成员：
       ①父亲，周天柱，号伯庄。早年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习法律专业，大约是20年代前后至30年代初曾在国民党旧政府供职。在湖北汉口、咸宁和湖南道县等地，历任科长、局长、县长等反动职务。30年代初据他自己说是考虑到“朝中无人”，大概系指在伪中央没有后台，继续再向上爬仕途风云难测，不如激流引退，卸任归里，回衡阳市当起律师来，任市律师协会理事长，直至解放前夕。他常常自称是不参与任何党派之争，但他与衡市伪党团头面人物交往甚为密切，例如衡市参议长欧菊秋（炳坤）以老同学身份过往甚密。欧未发迹之前，即住在我家，此人解放前罪恶累累，听说解放后已论罪伏法；又如衡市三青团总干事邹仲刚，亦系父亲资助读书，据说是中央大学政治系出身，此人常以晚辈身份来我家拜访。此外，还有本家的两个叔父和堂兄弟，我现在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在以前写的干部自传内曾向组织交待过，一个是留过苏的中将，一个是伪少将军法庭长，交往也比较多。还有一个本家叫周玉界的是周家族长，乡里一霸。解放前夕，他组织一个自卫队妄图对抗解放军，父亲曾将自己的一支手枪支助过他。此人听说解放后亦已被镇压。我还记得一件事就是父亲曾经参加过解放前夕匪首白崇禧召开的一次衡阳市各界人士会议，大概是布置对付共产党的应变会。解放后，父亲与人合伙经营米商纸商，听说他曾经带头向政府呈文闹事，被判处五年或七年徒刑。1960年或1961年保外就医，1962年病死。
       下面交待一下家庭的经济情况：前面提到过父亲曾在伪政府中充当过地方官僚，回到衡阳后，即利用他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购得稻田50亩，每年剥削农民的租谷大约有一二百担，又盖了两栋住宅，一栋在郊区，大小住房有十余间；一栋在城内，大约也有上十间住房。另外，他还在工商界投资，大约也有数千银元，当律师后，延揽诉讼，榨取出庭辩护费也是不少的。因此，他利用这些不义之财，维持了一个家庭二十多年的奢侈生活，对于人民来说他是有罪的。解放后被判服刑，自然是罪有应得的。
       下面再谈谈他对我的所谓家训，总的来说，不外乎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其中对我毒害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常教训我的有这么一句话“成龙归大海，不成龙茅里穿”，据他说这是曾祖父的遗训。曾祖父是个不大识书理的农民（按现在划成份大约是中农）。教育祖父的是这句话，希望他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但祖父并不“争气”，除了在学业上中过秀才，点过主外，既未捞过一官半职，也没发过财，只落得过一顶雅士的桂冠，到处作诗题词而已，所以曾祖父把希望寄托于父亲。按他自己的说法，算是多少实践了一点曾祖父的遗训。因此，他也企图把这个衣钵传给我。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将来也学法律，可以参加竞选，又说美国的历届总统，大都是学法律出身的，如何如何云云。但我对他这一套并不满足，随即在纸上写了“何足此耳”四个字，他哪里知道我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我已经狂妄到幻想发明比原子弹厉害千百倍的武器，要消灭全世界的列强，而步成吉思汗的后尘，由中国来执世界之牛耳呢。然而当上面哪（那）句话被他发现后，还是遭到了一场狠狠的训斥。在处世哲学方面，对我影响极深的是他的所谓君子不言人之隐，不攻击人之隐私，与人为善，和为贵等等，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一种伪善的拉拢人的手段，直到今天，这种流毒仍然在我身上可以找到很深的痕迹，譬如不敢大胆开展批评，说穿了还不是怕得罪人，怕别人反过来找我的毛病吗？显然，这种思想与维护党的利益，坚持党的原则多么不相容啊！还有就是他那一套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的思想教育和物质刺激对我影响也是颇深的，例如小学毕业我得第一名，给我是自行车，又早就许愿初中毕业若得第一再买新的自行车，后来解放初1950年上期我初中毕业又得了第一名，本以为他要实践诺言的，岂料他竟以共产党来了，收不成租，又不出庭，没钱再给我买自行车了，以至在我思想上对党更产生了抵触情绪，妄想变天，起了极大的煸（煽）动作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并不是无钱买车，而是借此作为对抗党的手段罢了，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②母亲，谢树庄，家庭妇女，据说出身贫苦。老家是常宁，早年流落到道县，街头卖唱，经人介绍与父亲结婚以后自然也学会了官家富户花天酒地的生活，平时喜欢看戏打牌，当然有时也表露一点慈悲之心。每当荒年瘟疫流行，也向穷苦人施舍一点饭粥汤菜之类的东西，尽管有一点伪善，却使她换得个贤惠太太的美名。1958年我爱人生第一个大孩子以后，她就来汉口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1969年底病逝。
       ③哥，周华耿，系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所生，比我约大十岁，中学时代即崭露头角，学业优良，古文基础颇好，且能言善辩，曾获得过衡市中学生演讲比赛第一名，深得父亲赞赏。但由于他在若干方面表露过一点叛逆精神，例如他曾偷父亲的手枪，伙同一些同学聚众闹事，甚至武力攻击当地镇公所，被人向父亲告发，揪回家狠狠地挨了一顿打骂；以后他又与一女同学谈恋爱，未经父亲之命，遭到训斥，及至读大学以后他仍本性不改，先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混不下去，回家后父亲曾命其住在衡市一大古刹雁峰寺内读书养性，以后才又转到河南大学读书，又不知什么原因，触犯了父亲，甚至父亲宣布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至此，他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流落郑州。据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在国民党伪军中当少将军法庭长的堂叔，才又保送他去国民党中央军校读书。大概是由于堂叔出面调解，才又恢复与家庭的联系。每年假期回来，他总要送一些军衣给我穿，给我讲一些军校的新闻，说什么中央军校的前身就是黄埔军校啦，全副美式最新装备啦，还说读大学不如读军校，学工嘛了不起当个工程师，学医只当医生等等，只有学军事前途无量，当将军当统帅都有可能，甚至他还讲谈恋爱，军校的学生都比重大、川大的学生吃香得多等等，尤其是前面的那些吹嘘，对我来说，影响甚深。我常常埋怨自己为什么还只这么点小的年纪，当时只十三、四岁，要快点长就好了，可以考军校，以实现我的狂妄野心。大约是1948年，他从军校毕业，原分配去陈明仁部队，由于他回到家后与嫂子完了婚（嫂子就是他在中学的那位女同学）拖了后腿，再加上他有几个要好的同学，系东北人，声言要投奔共产党解放军，劝他不要再去为国民党卖命了，反正共产党里老黄埔多得很，他也就放弃了去报到的机会，在家静观事态的发展。解放后，他在一中学里教书，1957年曾定为右派，辞去公职，在乡下务实，直至前两年，党中央落实政策，他才又恢复公职，仍在衡阳南乡附子公社中学教语文，近年与我恢复了联系，互相通过信，寄过照片。
       ⑤姐，周华，亦系父亲的前妻所生，读书大概是不大长进，且小时患天花，脸上麻点很多，在家是个讨人嫌的人，不像哥哥那样酷似父亲，一表人才，父亲也不喜欢她，常遭训斥，母亲自不必说，不是亲生，何爱之有，与我的感情也不像与哥哥那样深厚，所以对我也影响不大，听说解放后她嫁给了一位同志，现在与我无联系。
       ⑥妻，鲁继华，祖籍浏阳，与我在初中同学时相识，我在校任学生会主席，她是文娱委员，善（擅）长歌咏，舞蹈，戏剧，喜爱文学，与我颇多投契，1950年经双方家长主持，举行过订婚仪式。她母亲去祁阳教书，她即搬来我家住了。她性情活泼，常参加学校宣传活动，接受新思想很快，在政治上比我要进步得多。当时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而我的思想上仍然无动于衷，一味沉溺于反动的狂妄的幻想之中，甚至希望变天，进中央军校走成吉思汗的道路。她常常以革命的道理开导我，以少女的爱，绵绵温情来感动我。她同情劳动人民，有时在街上玩，看到推板车的工人汗流浃背，吃力地拉着沉重的车子，她总是要上前去帮着推一把，而我却仍然轻视劳动，觉得学生不屑于作（做）这种苦力的事。这样一来，我的思想陷于深沉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我在留恋已经失去的“天堂”，另一方面又不能抛掉我和她的这种刚刚萌芽的纯真的爱情。有一次她怀着极大的热情催促我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军，抗美援朝，她说我不是常常标榜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吗？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吗？当前抗美援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不拿出行动呢？现在回想起来，她的这些激励，虽然没有彻底地摧毁我那根深蒂固的反动的思想堡垒，但毕竟促使那道防线开始产生了动摇，并为以后彻底摧毁它打下了基础。1951年她参加了衡阳市委文工团工作，以后调市税务局工作，1956年照顾夫妻关系，调长办工作。1967年“7·20事件”后，她遭到了毒打，头部挨了一棒，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1975年开始发癫痫病。1981年后，由于实在无法坚持工作，蒙组织照顾，办了提前退休手续。
       ⑦大儿子，周洪宇，1958年生，共青团员，大学毕业后留校，现在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研所工作。
       ⑧小儿子，周洪宙，1963年生，共青团员，1981年高中毕业，1982年鲁继华退休后由他顶职，现在长科院岩基室工作。
       社会关系：
       ①岳母，鲁沅涛，早年丧夫，携女鲁继华到处奔波。据说年轻时读过医专，大约是抗战胜利以后，曾在国民党将军杜聿明家充任家庭教师。实际上，还是帮杜家带小孩做家务。这时她改嫁于一个国民党的上尉汽车队长，1948年他远走云贵以后杳无音信，只留下鲁沅涛母女在衡阳。解放后鲁沅涛去祁阳洪桥小学教书，大约是1952年后回到长沙，在长沙市富雅坪一妇幼保健站任站长，曾多次得过模范卫生工作者奖励。“文革”中据说她被怀疑有特嫌，停职审查，1971年突然服毒自杀死亡，这一事件，我曾向当时工宣队报告过，一直不明死因究竟为何，多年未有消息，事属悬案。岳母待我很好，我记得1951年初，当我思想转变以后，向父母提出要投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革命，累遭反对，但却得到岳母的支持这一点。
       ②姑妈，周荣凤，衡阳市江东岸竹器社工人。她只读过中学，解放前嫁给一伪保长，他死后改嫁一位竹器社工人。解放前常来我家，待我很好。解放后，我参加工作以来，1962年父亲病死，我回衡料理丧事到她家去过，平时也常有书信来往，近两年联系较少。
       ③堂兄，周华惠，大约1940年代初，由于他父亲远去云贵经商，另外组织了家庭，把他们兄弟遗弃了，父亲就把他带来我家，名为抚养，实则为家里的佣人，所不同的因为是本家，称呼与其他佣人不同罢了。1949年他与我家的一个丫环结婚，也就是现在的堂嫂。堂嫂原系外祖母生前送给母亲做贴身丫环的，让她也姓周名翊华。解放前后堂兄与父亲合伙做米生意，以后商店散伙，他就参加了衡阳市自来水公司工作。父亲服刑保外就医就住在他家里，1962年我去过他家，“文革”前常有书信来往，“文革”后中断了联系。
       纵观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都在有形和无形中影响着我，都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着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思想影响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我就倾向反动营垒；而当革命的进步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我就倾向革命，两种力量在我的身上常常成拉锯式地较量着。然而，中国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潮流，终于挽救了我，她推动着我这一叶小舟沿着革命的航道前进。当然，直到参加革命三十二年后的今天，我还应该正视的是，毕竟我在旧社会地主家庭生活了十几年，它们给我留下了反动的阶级烙印，决不会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子消灭殆尽的，这也正是我仍然应该不断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不断地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断地参加革命实践，以期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原因。
       （二）个人经历
       我出身于一个旧官僚地主阶级的家庭，1934年（即民国23年）阴历10月29日生于湖南衡阳市。大约是三四岁的时候，即开始上幼儿园和小学，据推算可能是1939年2月至1939年7月在衡阳市汇文小学读初一上，1939年9月至1941年1月在衡阳市黄茶岭天主堂小学读初一下，1941年2月至1941年7月在觉民小学读初二上，1941年9月至1944年7月在衡阳市黄茶岭江浙小学读初二上（因在觉民留级）至初小毕业。大约是1944年秋日寇陷衡，我随父母亲避居常宁县柏坊乡荷叶塘村，停学约1年，在家随父亲读一些古文、诗词和孔老二“论语”一类的东西，似懂非懂，囫囵吞枣。日寇投降后，1945年9月我就又开始到柏坊乡中心小学读高小了，只读一期即随全家迁回衡阳市，自1946年2月一直到1947年1月，在衡市二区中心小学念完高小。在二区中心小学读书时，曾发生过一件事情，我记不清楚是哪位同学弄来了一些小册子书，其中有一本好像是“国耻实录”的书，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这种书，在当时似乎是禁书（后来才听人说可能是李大钊的著作），我偷偷地看，联想到日寇陷衡的暴行，衡城死难上十万人，全城一片废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萌芽一种极其单纯，一概仇外排外的思想，尽管此事被一位姓黄的女校长发觉，我和其他一些同学都被弄去搜身检查，并且告发到我父亲那里。但是，脑子里种下的仇外排外的根子却已经深深扎下了。1947年9月至1948年1月在新京中学读了一期初中一上，1948年2月我就转到衡阳县立中学读书了。这是我父亲的主意，因为县中曾是父亲的母校，又是周家的一位老夫子在当校长，姓周的当老师的也有好几个，大都是一些前清秀才举人遗老遗少，当然也有许多年轻的老师。前者宣扬的是孝悌忠信的孔孟之道，后者却鼓吹新思想新潮流，学生们则是兼收并蓄，各自领会。临近解放的时候，像谢蜀君那样思想进步的同学很活跃，常常和一些同学在一起谈形势，有点类似串连（联）的活动。有的老师胆子也很大，甚至教唱“山那边哟好地方”。有的老师上课时，往往也要留下一些时间谈形势，我记得有个同学问一位姓周的语文老师解放军什么时候打到衡阳来，他竟回答得很干脆“秋天吧”。这是1949年夏初的时候，我正在读初二下。1949年秋，我解放大军在和平解放长沙之后，继续挥师南进，衡市白匪残部已成惊弓之鸟，但仍妄图负隅抵抗，白崇禧亲自坐镇衡城，构筑了大量的炮台碉堡，摆出一副打大仗的架势。此时，我们全家迁居衡阳南乡周公桥堂叔周仲臬家，只住一个月左右，衡阳即告解放。大约1949年9月我家又返回衡城，我继续在县中读初三下。1950年上学期，我又转学至距家较近的原新京中学，在此初中毕业。解放初期的头几个月，我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父亲开始与周华惠等合伙做米生意，而解放后社会上的一些新鲜事物，我也很感兴趣，我也很积极地参加过跳秧歌、打腰鼓、演话剧等，甚至在参加学校举行的作文比赛“论土改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可能是现实意义）中，曾获得过全校优秀作文第一名。但是，一旦地主家庭的利益受到冲击，农民要求减租减息，家庭（主要是父亲）和一些落后同学的相互影响，一种对党不满的反动思潮，就又立即暴露出来。在新京中学初中毕业前夕在“海燕”刊上抛出的那篇大毒草“暴风雨”就是最突出的例证。当时只是由于老师和同学们看我年幼无知，才未予深究和进一步的批判。1950年9月至1951年3月，在成章中学读高一。由于当时伟大的抗美援朝已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股巨大的革命运动的感召下，在老师和同学朋友们的一再鼓励下，我开始逐步觉悟到，知识青年只有跟共产党走中国革命的道路，才是惟一的出路。当然，这种认识仍然是很肤浅的，一直到1951年3月15日投奔革命洪炉——湖南人民革命大学，通过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理论的学习，才真正从理性认识上完成了这一转变。以上个人的这一段经历，可资证明的人有周华惠、谢蜀君、欧迪启、欧迪文、刘冬元、丁渭生等。湖南革大是一所抗大式的专门为解放初期培养大批一般军政干部的大学校，她座（坐）落在长沙岳麓山下，也就是毛主席当年求学和探索中国革命真理的地方。数千来自三湘的子弟，是立志建设新的中华而聚集到党的旗帜下的。在校期间，我也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学习是颇紧张而又认真的，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听过艾思奇同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讲课。此外，我记得还学习过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部分论述，还听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同志的充满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访朝报告，听过老工人、老农民的忆苦思甜报告。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学习和阶级教育，使我获益甚多，可以说由此导致了我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转变。尽管现在看来，当时的转变显然只是最初的第一步。但是，这第一步却对于尔后的人生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方向性的决定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一年的七月一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和许多要求上进的同学一道，在党的旗帜和团的旗帜下宣誓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立志做党的助手，立志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这一神圣的时刻，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回忆起来，仍然倍感亲切和自豪。我的入团介绍人是当时的班干和团干刘实和杨竞菊。以后，听说他（她）们已分配到解放军张家口工程兵学校去了。在革大学习的证明人有当时的班主任马骥庭（现武大经济系教授），有当时的同班同学谭至前（现葛洲坝运输分局党委副书记，原长办施总浇筑分局副书记）。1951年8月革大毕业，由学校分配到中南水利部，开始在水政科任办事员，主要日常工作是搞水利法令汇编和筹备水利宣传画等，后来又参加过一段时期三反五反运动，和雷开（原河流室主任）、张柏荣（现在中央水利部）进驻汉口陈大新资本家的营造公司，参加组织过对资本家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违法活动的斗争，以及对贪污分子的审查批判。从个人来说尚能积极响应党的召开，投入战斗，但也有一些过火的行为，如对资本家贪污分子的体罚等。1952年7月份，水利部号召开发海南，我又热情地报名参加了海南水利工作队，在海南岛搞过一段时期的查勘和测量工作，这时我开始接触技术工作，大约工作了七八个月，又调到精密水准队，在武汉至郑州一线和江西鄱阳湖沿湖一带从事水准设标和精密水准测量。由于自己在工作中尚能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取得一点成绩，被当时的四分团委授予过模范团员称号。1954年秋，大区一级机关撤销，我就被调来长办测量总队仪器室工作，在常界明、王学东两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从事光学测量仪器的检修工作。由于自己深感文化业务水平较低，远远地不适应本职工作，在组织上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1956年又参加了长办业务大学水工结构本科班学习，直至1962年毕业。与此同时，仪修业务水平，也在常界明工程师热情耐心的教导下，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工作中尚能开动脑筋，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小改小革，并曾获得过长办团委授予“技术创新能手”称号。在仪修工作的同时，也注意到随时总结经验，为“人民长江”、“测绘通报”、“湖北光学”写过一些短文。在常工的具体指导下，进行过潜望器和光校仪的设计工作。1963年，为了检测丹江大坝的裂缝，在许钊杰主任的主持下和常工的指导下，承担过钻孔摄影仪光学系统的部分设计计算和实验工作。自1956年由测量总队调器材处，随即又由器材处调科学院仪器室，一直工作到现在。以上，就是个人工作后的主要经历。在水利部时期证明人有谭至前、张琏（现在长办宣传部），来长办以后，主要有常界明工程师和许钊杰主任。关于“文革”期间的情况：自运动一开始，我就是抱着如像过去参加三反五反、反右运动那样虔诚的纯朴的热情投入运动，我始终相信毛主席的一切指示都是毋容置疑的伟大的真理，应该坚决执行。但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旨意，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卑鄙手段，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像我这样政治思想水平、阶级觉悟程度的人，那更自不必说了，一时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然而，有一条我是坚信不疑的，这就是应该相信工农兵和广大干部的大多数，也仅仅由于这一条信念，使我在运动中避免了若干重大的原则错误。当然，我也犯过许多不应该犯的错误，如参加武斗活动（只是由于没有适当的机会才未打过人），写过一些有损于党的威信的大字报以及标语口号等，虽然有些是随当时一派群众组织搞的，但由此也说明自己的政治修养很差，原则性很差，不过从反面来说，作为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还是十分有益的。
       （三）关于对党的认识和个人申请入党的动机
       基于多年来党组织对自己的培养教育和个人的切身体验，以及近一年来通过对十二大新党章的学习，对于党的认识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部分：首先，从理论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集合了工人阶级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吸收了他们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为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党是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党是按照先进的组织制度建立的，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具有严格纪律的统一整体。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党必然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这也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此，伟大导师毛主席一再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并提出一切共产党员思想道德和行为的著名准则：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半个多世纪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刘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为了恢复中华民族尊严，为了解放全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英勇奋斗，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人类历史上最壮烈的战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反动统治——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巨人般雄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其次，从个人的切身体验方面来说，自从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党把我从一个十六、七岁不谙世事的孩子，培养成为今天人民的工程师，党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啊！党的抚育之恩我是永远也不能忘的。虽然，我出身不好，旧社会和地主家庭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过很深的阶级烙印，但是长时间的阶级教育和个人的革命实践，党的阳光雨露，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医治了我的创伤，使我得到了新生，并逐步建立起对党的深厚感情。遗憾的是个人的成长进步距离党的要求太远了，对人民的贡献太少了，这是我深深感到惭愧的，这主要是不求上进，思想散漫所造成的。近年来，党支部加强了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的学习，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要生活得有意义，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而献身，像无数的革命先烈、革命老前辈和当代的蒋筑英、张海迪等同志那样，他们之所以能够为革命做出重大的贡献，就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我今年已四十九岁了，为了让自己有限的生命能够为党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我切望得到党的更多的，更直接的教育，因此，我再一次地真诚地向党表示，要求参加党的组织，以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把自己锤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此，谨向党致以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周华狄敬上
       1983.9.21
       资料写作者：周华狄，已故。以上资料由其子周洪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