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有一个改革逻辑在许多人包括一般公众、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心目中安家落户。什么逻辑呢？就是以扩大社会差异为手段提高效率（发展）。这是理论的面子，还有一个利益的里子，那就是以提高效率（发展）为借口扩大社会差异。中国这些年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矛盾和危机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追溯到这个逻辑上来。这次社科院专业津贴改革使我们再一次面对这个逻辑，并透过它的“表”看清它的“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七年，这样一个日子口，与身边发生的事情一起，为我们反思二十七年的这个改革逻辑提供了良辰美景。
我们都知道，1976年至今的二十七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1949年到1976的那二十七年的母体里产生出来的。但那二十七年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从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的母体里孕育出来的。替改革开放认祖归宗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根，它应该有助于我们看明白那个改革逻辑的来龙去脉。
这就少不了要回顾一下历史。中国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我们守着黄河长江春种秋收了几千年，要是不受外界的干扰，我们现在的生活大概去明清不会太远。今天举行的应该是什么诗社的暮春雅聚，地点可能是子虚先生的“亦真亦幻阁”，也可能是乌有乡人的“听云听月楼”，反正不会叫什么“书吧”。山高水长的传统到一百六十几年前突然中断，那感觉就像一个人且歌且行，突然一个跟头偏瘫在地下，再起来便口眼歪斜、摇摇晃晃了。那一年，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处的欧洲，驶来一些由蒸汽机驱动的火轮，从这些火轮上发射过来的炮弹，智商虽然比不上今天美军的什么JDAM导弹，但毕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不但把中国军民炸得血肉横飞，而且把古老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给彻底动摇了。好在中国人当时虽然被炸，却没有被炸糊涂，他们对西方船坚炮利的解读就是自己要亡国灭种。不像世界上有些原住民，看见殖民主义军舰开来还以为是神仙下凡，顶礼膜拜的还来不及；也不像今天中国的一些年轻学者将贩运鸦片解作“自由贸易”；更不像马立诚先生著书立说，写些什么《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那时的仁人志士一想到中国会沦落到印度、波兰那样的境地，就悲愤得“发为之竖，目为之裂，血为之沸”，欲“拔剑，砍地，奋身，入海！”“入海”更通常的说法是“蹈海”，英语法语里好像没有意味相当的词汇。这恐怕是被压迫民族的特色行为，就像巴勒斯坦人体炸弹一样，都属于弱者走投无路时的撕心一叫、拼死一搏。总之，1840年起中国被连踢带打拖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这时起，中华民族的基本路线基本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以往是在王朝治乱间维持简单再生产；如今要在豺狼虎豹的世界丛林中求生存。从1840到1949的一百年是这样，从1949到1976是这样，从1976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各个历史阶段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利弊得失。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被迫进入的不仅是虎啸狼吟的丛林，也是一个井然有序的赛场。这个赛场的口号不仅是“落后就要挨打”，也是“落后就要挨骂”。挨谁的骂呢？挨自己人骂。来到这个赛场，我们便加入了一个比较体系，一个价值体系。从前有海洋、沙漠、高山四面围着，高墙深院里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除了《
山海经》里的怪物，横向实在没有什么好比的。于是便跟传说时代的葛天氏有巢氏比一比人心纯朴、世风浇薄之类。这样的比较弹性很大，不像人均GDP、国民手机拥有量之类净是些硬梆梆的指标。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从跟祖宗比——其实也就是没的比——变为跟邻居比。所比的内容则由比道德伦理变为比财富物质。清末的一位叫吴稚辉的老秀才将上海公共厕所的粪坑跟伦敦旅馆里的抽水马桶做了特别不宜在吃饭时阅读的生动比较之后，认为中国的一切“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出路只有跟着西方发展物质文明。可以说，在中国，一百六十年来，任何政权、体制、方针、路线，它们的合法性都首先取决于这种横向的比较，比好了就得民心顺民意；比不好就得挨骂，就得被自己人轰下台来——还不光是外面要打进来。
毛时代的二十七年一开始真是光芒万丈。一百年的积羞积辱积贫积弱，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回声中化作满天云霞。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洗雪了百年屈辱，完成了“救亡”的初步任务，还为“强国”，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挺胸昂头甚至出人头地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后来的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一系列路线政策，其实都是大体或部分围绕着这个强国的总目标展开的。后来毛的思想和实践偏离了这个目标（他的理想和实践的确不应只放在发展效率的秤盘去衡量，还应有更宏远的尺度），于是便有十年“文革”。到了“文革”后期，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阶层和干部阶层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国虽然在社会关系上属于解放别人的人类前三分之一，在经济发展上却属于待解放的人类后三分之二。于是便发生了1976年的沧桑巨变：老百姓目送周恩来的灵车载着“四个现代化”的希望驶向了八宝山，不但涕泗滂沱而且悲愤填膺。过了大半年，毛泽东便在凄风苦雨中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四人帮”随即被撅胳膊撅腿儿扔进了葬坑。北京倾城游了几天行。其中一天的上午，我站在金水桥附近的长安街边，远处站立着“由此上溯到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是如长江黄河般奔腾的人流，扩音喇叭里播放的“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的乐曲在心里久久回荡。当时想想背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真是感慨万千，他老人家二十七年前为另一个时代送行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到此正可用来告别他的时代，他的二十七年。当代的“发展”或“效率”主题，就是这样在几乎全体人民的拥戴中诞生或“复辟”的。它与1840年以来的“保种”、“救亡”、“图强”、“跃进”、“赶超”、“四化”以及后来的“翻番”、“崛起”、“复兴”、“硬道理”等等一脉相承。这个主题是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席卷了的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共同宿命——对于后发国家它尤其艰难悲辛。没有谁可以在桃花源里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了；所有人都进入没有例外的赛场，登上了没有尽头的跑道。人家有录音机了，你也得有；人家有洗衣机了，你也得有；不但要有，而且要赶紧，不能慢；慢了，人生就是失败的人生，路线就是失败的路线，政府就是失败的政府，制度就是失败的制度，人民就是不满的人民。改写这个比较体系价值体系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宏伟抱负，但同时也是它的沉重包袱。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今天回过头来看，还承担不起这个任务。它所能做的，大概只是为受压迫民族实现经济发展提供一种齐心协力的政治、经济组织方式，使它们在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尽快混出点“人样”来。毛时代成败的转移正在于此。你想想，在狼奔豕突的发展跑道上，其他早早动身的健儿一丝不挂而且马不停蹄，我们大包小包又是继续革命又是反修防修，怎么跑得过人家呢？于是才有邓小平出来，把中国的船头重新对准发展与效率。这个调整，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对这个太极图的理解，就是以发展／效率为主，以政治控制社会控制为辅。这样的解读也许不精确，但比起一些流氓的解读起码要正确。重新确立的发展/效率路线，其合理性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民族国家的基本关系之中：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在，只要民族国家还在，那么我们就只能承认发展／效率这个比赛规则，尽管一些有钱人已对上气不接下气地更新手机更新电脑更新汽车，以及水泥丛林一样的城市产生了一种叫作“现代性焦虑”的症状。
二
对于发展和效率，除了少数回国寻根或散心的华裔，我想绝大多数海内外中国人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发展？如何提高效率？中国的强势阶层提供的答案是“拉开差距，强化激励”，即这些年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里应外合、知识精英从旁鼓吹的以扩大社会不平等为手段提高效率的改革逻辑。近三十年过去了，“拉开差距，强化激励”这几个字依然写在许多改革红头文件的第一个自然段里面。如今应该对这样一个逻辑，对它理论上的正误，实践上的得失进行一次认真的盘点了。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来入住大家意识和潜意识的改革逻辑，或平等=低效、不平等=高效的关系式，是怎么来的呢？要搞清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社会心理调查研究。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只好就个人的观察或阅读做一些假设。我想它的来源一定很多，例如1977年恢复高考所触发的奔腾形势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又如日常生活中人们往上爬向前奔时的亡命徒劲头，也都有目共睹。不过以下几个来源似乎是比较共同的，因此可以作为分析讨论的公共平台。第一个是传统的性恶观，第二个是“文革”后期的经济形势，第三个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成效，第四个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这些事情通过记忆和印象形成奥维尔所谓的“情绪概念”，然后被意识形态化，便成了平等／效率的公理。以下分别论列。
性恶观是对迄今人类基本社会关系的客观描述。出人头地、比别人混得更好，这的确是人类一种异常普遍而且相当稳定的心理倾向。它不但构成了社会不平等的人性基础，也构成了或许最重要的人生意义，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恒久的动力。不过，传统的性恶观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往往排斥平等主义，往往把平等主义社会主义之类推给性善观，好像主张平等闹社会主义的都是些良心过剩、悲悯过度的半疯。其实，就平等／不平等而言，想超过别人与不想被别人超过，想压迫别人与不想被人压迫，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它所根据的，都是“恶”的人性。在“人性”的层面上，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统一，并无本质的区别——倒是共产主义要求新的人性。因此，从人性逻辑上说，如果拉大差距能加强激励，那么缩小差距也能；如果不平等能提高效率，那么平等也能；如果资本主义能促进生产，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下层人民解放后获得了当家作主——甭管真假——的感觉，于是干劲高涨，效率随之上去了，这在各种当年和日后的资料中都有不经意的记录。国外也是这样，例如日本丹麦企业中的平等主义传统使一般技术工人乐于贡献才智、勇于进行技术或工艺创新的情况，也都有实证研究。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是平等更有激励作用还是不平等更能带来效率，要结合其它条件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尤其不能意识形态化。所以说，以传统性恶观为基础的不平等=效率的教条是片面的，有缺陷的。
“文革”时期生产的低效，是当时大多数人共同的感受经验。最近有些研究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也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为了说明问题，我假定情况就是如此，假定当时的国民经济就是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我要问的是：那时的经济低效真是所谓“大锅饭”也就是所谓“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造成的么？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计划模式的僵化，管理制度、责任制度的松弛，9·13事件对信仰体系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道德动员能力的低下，这些因素对激励产生的负面影响，对效率造成的直接损害，应该怎么估价呢？另外别忘了“文革”的别名是“十年动乱”，“文革”头几年武斗派仗的影响不可能即收即无，它肯定会对国民经济造成迁延性影响。更何况“文革”后期评法批儒批《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比不上开枪开炮，但对正常的生产无疑构成严重干扰。总之，当时经济的低效是各种宏观、微观过程的结果，这里面存在着复杂多元的因果关系。要许多因素搅拌在一起才能合成出一个高效或低效来，哪儿像爹加妈就等于儿女那么简单！我举个个人的例子，1976 年我在工厂劳动，我是属于吊儿郎当一流的，周围也有一批诸如此类的年轻同事，我们当时私下传阅《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启蒙读物”，弹吉他也都是《外国民歌二百首》上的，做飞机模型是线条超前的协和式。当时觉得这么一个体制下就不应该好好干。但另外一些人，也包括青年人，尤其是工农家庭背景、思想没我们“开放”的，他们对毛路线还是一往情深，干活依旧热火朝天。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与计划体制配套的信仰体系的兴衰，在当时对于激励是有相当影响的。在我个人经验中它大概比分配制度更具有激励或反激励作用，但对更大的人口是否也如此，我就不知道了。简而言之，“文革”时期的低效也不能简单拿来为平等=低效的信条撑腰。
中国农村由人民公社改为家庭联产承包后五谷丰登牛羊肥壮，也同样不能说明不平等=高效。因为我们实在看不出联产承包通过了什么不平等，打破了什么平等而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农村改革始于安徽。1978年安徽大旱，眼看三年自然灾害把人活活饿死的历史又要重演，群众与领导串通一气赶紧分地，把生死存亡的责任和机会下放给了个人。这种大难临头、一人一块田的AA均田制，跟拉大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关系。它的动力与其说来自致富，不如说来自逃命。当然放眼全国，情况就更复杂些。我最近翻阅了段历史，发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摧毁的与其说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如说是计划体制的瞎指挥。那时基层要的是自主权，种棉种粮上面别管太多。农民要的是自留地，是养鸡养鸭兜里能有俩闲钱。包产到户满足了这个需要，因而调动了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激励机制和古往今来考科举的头悬梁锥刺骨做人上人完全不一样。另外，公社或生产队本身就是一个等级体制，我们去农村劳动，发现有的地方书记细皮嫩肉，而农民满脸褶子——十八岁完了十九，十九岁完了五十——看着就像两个种族。队长和会计构成乡村社会中的一、二等公民，压在最底层的是地富及其子女。当时生产队的低效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对这种不平等体制的不满不好说，但官民矛盾构成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基本关系，确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此外，当时农村机械化程度较低，规模经营程度不高，农活基本上靠的是锄头镰刀加老牛，这样的生产方式的确不需要打钟集合，吹哨解散的农场组织方式。至于筑路修坝之类的公共设施，也用不着大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老凑在一块。包产到户恢复一家一户的小农传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应该说是激励、效率的一个来源。再有，劳动与收入的脱节大概也是造成生产队体制低效的原因之一。生产队的庄稼收完了先交队里，由队里根据工分档次年底分给大家，而工分标准，谁定三分，谁定六分，这里面牵扯到权力结构，又很容易造成不公正。比如被定了八分的队长小舅子干活再不卖力，年底他还是按八分分红。而定了三分的普通农妇再玩命到头来也还是比人家矮半截。这很像今天的职级职称体系，一旦定了教授，干得再不好，也是三千六；定了助教，干得再好，也是二百五。业绩不能与收入直接挂钩，中间隔了出身、性别等等那么多“代表”，这怎么能不影响积极性？自留地的庄稼之所以长得格外茁壮，就是因为劳动直接反映在收入上。关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最近有研究指出它的平等主义性质。我们虽不敢据此就说，那一次是平等强化了激励。但也实在无法得出相反的结论来。我想起码应该有一种存疑探讨实事求是的态度。由于缺少这样一种态度，中国农村改革的成效，后来被意识形态化，成了别处搞强者哲学、走精英路线的一个根据。许多人一说起公平与效率的流行公式刚要摇头，但一想包产到户不就是资本主义么？资本主义不就是不平等么？包产到户不是把农村搞活了么？不平等不就对了么？于是头就不敢摇了。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大家对平等效率关系的认识就更草率了。学术也喜欢搞成王败寇：成了鸡犬升天，败了满门抄斩。“文革”失败，看我们的学者跟刑侦队长似的上天入地忙得不亦乐乎，不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国自上而下的汉字书写方式，就连横亘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唐古拉山、巴彦喀拉山也都被他缉拿归案。就说苏联，它的起点是一个破败的沙皇俄国，却居然用几十年时间一跃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其效率一度是不低的。中国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期工业的快速发展，情况与此相类。无论是盛还是衰，我想都存在着国际国内历史当代的复杂因果关系。但大家谁有耐心去做细致的分析思考，不过是迷里马虎这么一觉得：社会主义不就平等么？苏联不就社会主义么？苏联不是玩完了么？玩完了还能有效率么？于是平等跟低效在这种水蒸气一般的“思”路里走到了一块。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要丑化谁的意思。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思考动物，而是感觉动物——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强调了这一点。他们凭模糊的印象而不是周密的分析去判断事物。知识精英本来应该开动脑筋多想想，不愿意想就睁开眼睛多看看，看看周围的现实。但也不知这些人怎么看的，厉以宁居然看出中国当前的问题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三
平等=低效、不平等=高效的公式就这样从半残的性恶观和没捋明白的实践经验中莫名其妙地诞生了。它的诞生过程虽然稀里糊涂，可诞生后的风格却和大马路上常常响起的警笛一样斩钉截铁，坚定不移。每当强势阶层把公有财产往他们家运的时候，这警笛就响起来了；每当他们把劳动者轰下岗轰回家轰离祖祖辈辈的土地轰离要让他们大发特发的开发区的时候，这个警笛就响起来了；每当他们吃饱了出来溜达溜达顺便恶心恶心老百姓的时候，这警笛就响起来了。强势阶层的掠夺计划、强盗集团的作案规划都是先翻译成这个公式，翻译成“拉大差距、强化激励、提高效率”的硬道理，然后再塞给本来应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改革开放大业的。这个被神化成公理的平等／效率逻辑为中国实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崛起的总目标指引了一条对外倒还和平、对内却不公平因而也就不太平的路径——希望学者们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也筹划一下中国的“太平崛起”。一味拉大差距的确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效果。历代革命造反拦路抢劫罢工示威破坏机器，其中十有六七不都是拉大差距“激励”出来的么？远的就不说了，就说这一年四五万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起码有三万五是被社会差距激励出来的。不能不说这样的激励产生了效率而且是惊人的效率：一分钱不投入就能产出跳楼烧楼炸楼，这效率还不惊人么？不能不说这样的效率创造了GDP：保安产业发达了，保镖产业兴旺了，精神病医生不愁没饭吃，心理咨询所不愁没钱赚。
这个平等/效率逻辑在今天占据的是不容置疑的准宗教迷信地位，强者有它保驾护航，豪夺巧取，忙得风风火火。弱者见了它只好哑口无言，怨自己命不好。千万别轻视“理”的作用，人从来都是依理行事，从来都是按照观念为人处世的，真的四脚落地做豺狼秃鹫，像非洲的皇帝那样随便吃人，在人类社会也不好混。希特勒虽然灭犹太人就像灭鼠，但也得配备一套美轮美奂的理论。所以必须和他们进行一场观念上的周旋，必须把理讲清楚。当然，强者的一个优势就是不跟你讲理，你条分缕析跟他掰扯道理，他却烈士似的对部下说：瞧，阻力来了吧，让我们化阻力为动力，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改革速度！！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争取把道理讲明白。
四
所谓月印万江，社会科学院此次专业人员津贴制度改革，重复了已被重复了无数次的中国改革逻辑：以扩大社会差异为手段提高效率，或更真确地说，以提高效率为借口扩大社会差异。
这次改革把专业人员分为十一等——比中国社会十等的通常分类略胜一筹，最高的特等与最低的初等收入差距在十二倍。坦率地说，这个差距并不比其它地方的大甚至还要小些。难怪有朋友说，社科院够文明的了，我们那儿改革，钱就不说了，给当头的都改成一人俩办公室仨电脑，而领导端架子根本不用电脑。现在国企老总百万年薪制，四川的什么厂长愣给自己定了年薪千万，那又怎么样啊！
这次改革面上绣的是“拉大差距，强化激励”，里子写的却是“弱肉强食，损不足奉有余”。关于这一点，看看首尾两头就清楚了。上头的一等，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大都归了所级领导——不是领导包了一等，就是一等包了领导。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评谁一级评谁二档的决定权在领导。也许有人会说，领导没准儿都是最杰出专业人员呢？举贤不避亲，人家这是带头建设实事求是的学风政风呀。没准儿是，但没准儿不是呢？再说那10％淘汰的，是这么一些人：长期病号，一个单位若有10％这样的职工那就谢天谢地了；若没有，用新分来的学生填；填不满，就只好辛苦图书管理员电脑操作员了，谁让他们学历最低地位最低呢，反正都低习惯了就再低一回吧。
这次改革由上层制定，交中层执行，让下层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本来是十足的长官意志衙门作风，却又加了一个“公投”——就是让每个人评每个人谁该几等——颇引起误解。有人说，你又让群众投票，又不公布结果，又由领导拍板，又说其实都是群众意见，你这不是伪民主吗？你这不是强暴了人家还让人家叫床吗？据我看，这年头的改革家未必有闲情逸致把强奸现场布置成新婚洞房，蜡烛香水地营造浪漫情调。他实在是出于利益和权谋的精打细算。第一，让群众斗群众，可以转移矛盾，缓解对领导的压力。第二，由领导拍板可以保护自身利益，否则真被群众投进10％，这改革还有什么搞头？第三，投票结果保密使领导进退自如：票若投到他们心坎上，就把纸捅破，让它变成公开的秘密；若不合他们的意，就说民意跟我们的意思“大体”相符，你再问究竟，他说上面有纪律。至于院里派来监督的，有人怀疑他们根本不认识字，起不到“监票”作用。我想人家字肯定是认识的，但认识又怎么样？他们不过是上面领导发给下面领导的一些道具，下面领导有了这道具戏就好演了：他可以对群众说，院里派人来，咱想体贴群众变通变通可办不到啊。他还可以说，票就是这么投的，不信你问院里来的人，他们监的票。院里来的小悟空已变回孙大圣身上的毫毛，到哪儿去找？
这样制订这样推行的改革，效果可想而知。差距倒是拉开了，但效率在哪儿呢？由于收益不能跟业绩直接挂钩，而是跟比贵族世袭制灵活不了多少的职称等级——有的所再加上职务等级——挂钩。没有起点平等，它凭什么“激发”积极性呢？上面的觉得谁让咱八年前就评上公侯伯子男了呢，多拿是应该的。下面的觉得我力没少出，活没少干，凭什么拿这么少？那好，以后单位的活能不干就不干了。某所的一个朋友说，名次公布出来以后，群众之间，群众与领导之间，大家觉得彼此都成了债权人或债务人。办公室里有种一触即发的气氛，都觉得什么人会抡什么人一个耳光。评了一等的想请二等的吃饭，不敢开口；去上厕所看见三等的正在里面提裤子，连忙收回便意拐进别的屋子。另一个朋友说他们那儿结果出来以后，大家彼此冷冷的，淡淡的。我们那儿有个业务辅助人员，工作应该说算勤勤恳恳，一辈子都交给这个单位，再几年就退休了，这次因为职称低，和刚分来的毕业生划在一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明明写在脸上，周围同事都感到寒心。总之，洪水过后，一切仿佛照旧，但屈辱就种下了，隔阂生根了，矛盾发芽了。难怪有的所领导说，到此打住吧，再往下改我就该跳楼了！由体制强力推行的改革，通过无视社会公正，破坏人际关系，损害的恰恰是效率。刚才提到的某办公室那个要抡没抡的耳光其实是抡了，不偏不倚，正好抡在社科院改革方案的逻辑起点上，正好抡在平等=低效、不平等=高效这个已成为作案工具的教条上。
（此文为作者2004年4 月在乌有之乡书吧的讲演）
黄纪苏，学者，现居北京，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