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头金
谁不梦想发财呢？发一笔横财，就可以丢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限制，过上自己梦想的舒适生活了。不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条铁律，被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与事反复证实着。比如说，有这么个人，已经抱住了一块狗头金，却和那金子只亲热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就死了。
那是个青海的金客，他死了，这狗头金的故事也就成了一个没意思的故事。
狗头金是一种产自脉矿或砂矿的天然块金，因形状酷似狗头而得名。大的狗头金特别少，只有极其偶然的机会才能获得。其实，不要说挖到一块狗头金，就是见上一眼，都是不易。
我一个朋友的父亲，荒弃家里的土地，先开矿，赔了。于是前几年便带着一帮人在青海甘肃交界的祁连山脉某条金沟里掘金。因为手头经费不足，买不起更好更能出货的金沟，就用相对较低的价钱买了一条被人挖过很多遍的金沟，想着再收拾点金子的残余。发大财的梦，那时还没敢做，只是想挣两个还能过得去的糊口钱。据说，金子是会跑的，就像《
红楼梦》里的许多金子都莫名其妙失去了踪影，所以一条金沟里的金子理论上是永远都不会被挖完的。基于这一点认识，他们决定在这条沟里泡着，就等着金子闪亮现身的那一刻。
他们进入金沟没多久，另外一家经费不足的掘金队也看上了这条金沟，于是又再次向他们购买了一半的采挖权。这么着，听起来有点像是把租来的房子再转租出去一个房间，好歹也能落个租金。苍蝇虽小也是肉，先把到手的钱拿上再说吧。我朋友的父亲这样想着，爽爽气气地便把金沟租了出去。
青海苦寒之地，每年好时节不多，于是他们决定趁着夏季天气好加快进度，入了冬就歇着。那是个七月的天气，两家掘金队分成两班人马，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歇手，三班倒，滚动掘进。规定谁挖到的金子便归谁所有，折现之后再与队长按一定比例抽成。一切顺从天意。鉴于采金地经常发生的武力械斗事件，这样的要求应当说相当必要。如果总为一块金子的归属问题吵来吵去，这活也就干不下去了。
不过，人心的叵测与人性的诡异总是永远存在。
金沟里起初挖不到什么好货，无非是一些小砂金，藏在那些浮土和砂砾当中，琐琐碎碎的一点点，看上去不太起眼。然后，就有人想出种种办法藏在自己身上往外带：有装到裤裆里的，有撒到头发里的，还有的就那么含在嘴里，印证了“沉默是金”的老话。但是这样的人总会被抓出来，正所谓“是金子在哪里都会放光”，金子藏是藏不住的，无论你把它藏在什么角落里都会被找出来。处置这样的人，狠点儿的就是被痛殴一顿，然后驱逐出队；轻些的就让他们交出金子，并且三天不让进沟。
一块巨大的狗头金在某个凌晨被一镐头翻出来。那个凌晨因此被这块狗头金硌了一下，一直到现在都让人过不去。
那天夜里，我朋友的父亲带着他的人马一路掘进，却一无所获，身心俱疲。他们一直向纵深而去，身后遗落下越来越多的土与砂。他们没发现一丁点和金子有关的东西，连点黄灿灿的颜色也没见到，如此绝望。快到半夜十二点钟，他们交班的时间，也就差那么一两分钟吧，他们提前停手，不想再干了，收工回去睡觉。刚刚躺下没一会儿，就听见外面一片异常的喧哗，兴奋与惊惧的声音兼而有之。
原来，下一班人顺着他们采掘的方向而去，第一镐头就弄出个石头一般的东西来。那个青海金客当时就崩溃了——狗头金！他小心翼翼地扑上去，搂在怀里，又亲又摸，像是抱了个柔顺的妇人。惨剧也就在同时发生：他抱着狗头金出沟时，绊在自己扔在一边的镐头上，俯冲向前，头撞在狗头金上，闷闷地死了。
金客们都说狗头金太富贵了，命贱的人实在消受不起。
而我朋友的父亲啐了一口唾沫，说：“其实这块狗头金本来应该是我们的。”
话音未落，他便感觉到周围那些金客眼中莫名的火焰。
于是收声。
草草的葬礼之后，那块狗头金竟然真的消失了。它来自沟里，似乎又复归沟里。
就像一把盐融化于大海之中。
火车不再开来
铁道边的男孩子们都爱玩一种游戏：把一些精挑细选出来的挺拔的钉子放在铁轨上，等着呼啸而来的火车把它们压成一把把小刀小剑。那个时候，他们见识了火车的野蛮力量，能够把本来坚硬无比的钉子压成服服贴贴的扁平形状。他们目瞪口呆又欣喜若狂，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等着火车再次开来。
那些压出来的小刀小剑，是他们最爱的玩具珍藏。偶尔拿出来比拼一下，清脆的丁当声在手里作响，让他们快乐无比。在这帮孩子里面，小刀小剑收藏数量最多的，是刘家的兄弟俩。他们俩相当勤奋地翻捡了大量的铁钉，并苦思冥想出各种可能的刀剑造型，小心翼翼地摆放在铁轨中间，躲在一旁看火车风驰电掣般驶过，然后大喊大叫着去捡起那几枚滚烫的刀剑。你知道，那个年代相当贫乏，点根蜡烛就能当作浪漫，孩子们也相当单调，很多玩具都得靠自己动手制造。刘家兄弟动手能力相当出色，给自己弄出了不少玩具，像钢砂枪、弹弓、电机船什么的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相传在铁轨上压钉子这件事也是他们想出来的。兄弟俩，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三岁，脑子好使，又不乏霸气，是公认的孩子头。
刘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规规矩矩，凡事不越雷池半步，过着按月拿工资吃饭上粮店的幸福生活。刘母在厂子里面算得上是个好看女人，秀气文静，不轻易言语，一看就和老是扎堆聊天的妇女们不是一类。这么着，竟招来了好些妇女的嫉妒，不少男人也喜欢没事搭搭腔。漂亮女人身边是非多，这很正常。如果竟然敢脱离大众不为人知地生活，就更像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很多流言都绕着她生长，苍蝇一般讨厌。
厂里的某位领导，殷勤得很，工作上处处照顾，却总也不能得手，暗地里便结下了仇。有次一列货车被铁轨上的一堆石头弄出了不大不小的事故，遂指使保卫科抓来了在铁道边久负盛名的刘家兄弟，理由是他们既然连钉子都敢放在铁轨上硌火车，那放上一堆石头搞破坏也一定是他们。刘母吓得要死，不知道这样的罪名之下儿子们会被判几年的刑，自然而然地走进了陷阱。她满面泪水地走出领导办公室后，回家就上了吊。
刘家兄弟那时年纪还小，居然安安静静地长大了，铁轨边再见不到他们玩耍的影子。铁路上货场改建，旧铁轨中间横砌出一个水泥墩子，火车不再开来。
四五年后的某一天早晨，斜斜的雨水浇得枕木一片湿黑，空气中弥散着一种钢铁锈蚀的气味。当年的那个厂领导被发现死在某段铁轨中间，一节不知何处开来的平板车厢从他身上轧过去……在他身体前面的铁轨上，歪着一枚不太成形的钉子。因为压得不够扁平，看起来倒像是个惊叹号！
黄河是他们手中的武器
地点仍然是在兰州，在一个叫青白石的乡村，黄河从中冲刷而过，将这乡村切成两半。很多年来，两个被黄河分割各半的村子为河岸边仅有的一点土地明里暗里争斗不休，谁都不甘落败。而黄河，居然就是他们手中的武器。
地球不停旋转，在无穷无尽的离心力作用下，黄河在漫长的时间里每年都要向西北偏北的地方偏移一些距离。在太阳和风和浑浊的河水反复冲洗之后，河北岸边的土地在一点一点坍塌，不经历一些个岁月的人，几乎难以看出它的变化。沧海桑田，大地模样的改变就从这样的细节开始。人在这样的土地上活着，几乎就是漫不经心地学会了浪费每一个接踵而来的黑夜和白天，也同样随随便便地享用了贫穷和富足。
但向土里求食的农民敏感地发现了自己脚下土地的减少。起初是一毫一厘，后来是一尺一寸，再接下来便是一分一亩。可怜的一点河边水浇地渐渐消失，庄稼和蔬菜不再有立足之地，肚子里的饥饿在喊叫出来。像甘地说的那样：水就在我们脚下，可我们谁都喝不上。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困境，也是这些农村最现实的难题。
这些身材矮小步态笨拙的人们决定，要让黄河像条带子一样向对岸甩过去，凭什么黄河只侵害我们而把他们轻轻放过呢？于是他们沿着与河岸垂直的方向修筑了一道堤坝，插入河水中央，把河水的力量硬生生地逼向对岸。这样的堤坝，在当地称之为“猪嘴坝”。黄河在这样猛烈拱入的障碍阻挡下，开始不断淘洗对岸的土地，那边原本相安无事的河床就是在河水的摇摆不定中一点点拓宽。
愤怒在一点点堆积起来。就是这样，最普遍的愤怒总是从针尖大小开始，放大，激荡，无休无止。两村村民在黄河的推波助澜下，由愤怒生出了仇恨，由仇恨又上升到暴力。先是有人在黑夜里坐着羊皮筏子攀上猪嘴坝，安装上几十公斤炸药，让那野蛮的改变黄河的障碍物在火光中化为乌有。再接下来，村民们封堵了河上惟一一座沟通的桥梁，他们搬来树枝和石头，并在可能容人钻过的地方涂抹上粪便，他们甚至还将平日里温顺的农具变成了凶暴的武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械斗。
事情发展到最后，已经演变成一种倔强的比拼。两个村子里原来就有许多亲戚，现在也彼此用沉默来抵抗亲密，他们不能从桥上走过，只在两岸遥遥对视，眼光里便像是沉淀了人类永恒的孤独感。原本混熟的那些牲畜，如今也找不到玩伴，茫然地走来走去。乡村里从来就不多的喧哗与骚动，一时间完全沉寂了下来。谁也不知道如何打破这个僵局。除非，让黄河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
最后的结局极具偶然性：一个农妇难产，折腾了一夜，必须要送到县里医院去抢救，就非得从那封堵的桥上通过。在被痛苦折磨的生命和将要到来的生命面前，一切仇恨与愤怒都显得微不足道。桥上的路障无条件地打开，能出来的村民一起动手，把生命的通道打开。据说，那个孩子出生以后，有人提议叫他“桥生”。
风吹来的沙
等到天昏地暗，沙尘暴就真的来了。每年春天，都会照例有几天真正的“尘世”时光。人们头上套着形状各异的塑料袋，矮下身子，在沙尘暴中疾行，一言不发，生活就这么粗砺混浊冲动地展开了。
鼻子里可以闻到厚重的土腥味，满头满身都是沙尘，天很快就暗了下来，太阳变成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圆点。是的，就是那种不见天日的景象。一切平日所见都被猛烈的沙尘暴覆盖，只一个瞬间，便开始了我们的不安。
那面巨大的广告牌就是在那个昏昏沉沉的下午被狂风刮下来的，它跌跌撞撞地摔下来，挂断了街边的高压电线，激起了一团巨大的火球。在沙尘暴的背景里，这火球也灰蒙蒙的。广告牌砸倒了街边一排灰头土脸的自行车，而那截断了的电线正好甩在一个路过的男孩手臂上。男孩和父亲从乡下进城，正打算去五泉山的动物园去看看只在书上见过的老虎、狮子和大象，却遇上了沙尘暴。他们正闷声闷气地走着，准备找个地方躲一躲，男孩却叫凭空而来的一条电线咬了一下。后来他说，当时也没啥感觉，就是左胳膊像是突然被烫了一下。
所有的人都同情他们，因为没有谁这样倒霉过。但是没有人愿意为这起事故负责，他们那时都在沙尘暴里抱头奔逃。电线是叫广告牌挂断的，广告牌是叫沙尘暴给吹掉的，至于沙尘暴，那是老天爷弄出来的，是从远得看不见的沙漠里起来的。用报纸和电视上的话说，沙尘暴是人们肆意破坏自然环境造成的恶果。还有些酸文人说，地球那端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地球这端的一场风暴。那么，那只肇事的蝴蝶在哪里？谁来把那只蝴蝶的翅膀也撕下来一边，作为对失臂男孩的补偿？
竖起广告牌的那家公司接待了那个红脸膛、土色皮肤、闷声闷气的父亲，他们表示很遗憾，谁也不会知道广告牌会经不起沙尘暴的吹袭。他们看着蹲在地上长吁短叹的父亲一筹莫展，端给他的纯净水他也不喝，只是不停地重复着：“娃才十二岁……娃才十二岁！” 公司里的人查了资料，劝他说，九三年那次黑风暴，席卷了金昌、武威、白银，内蒙古的阿拉善盟和宁夏的银川、中卫，刮了有五个多小时呢，机场也关了好几天，死了八十多个人，伤了两百多人，还丢了三十来个人……天灾人祸么，那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又该找谁去讨个说法？再说，公司的广告牌倒了，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啊。这狗日的鬼天气！
他不听，就蹲在那里，人一下矮了许多，颜色灰黄，就像一团被烈日晒干的黄泥。像是很久以后，他找到了一个还是两个律师，帮他打这场无头官司。他卖了房子，荒了地，把老婆孩子寄放在别人家里，一个人在省城里上告，拾垃圾为生，像个游魂。几年光景里，他甚至神通广大地认识了许多记者，但没人能给他什么真正的帮助。那些日子里，失臂儿子的年纪一直在他嘴里被说成是十二岁，好像停止了生长。他在想，自己死后儿子大概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生计。但这个数字他算不出来，总是卡壳。那家公司生意不太景气，没存在多长时间就倒闭了。大楼上原来竖广告牌的地方一直空着，不会再阻挡突如其来的风暴。又过了很长时间，他在这城里消失了，不知是不是回了乡下。
生命总是这样横生枝节。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颗心被粉碎得如沙尘暴的粉末然后重新勇敢聚集，再被无情粉碎。风吹来沙，再带走沙，没有停息。
嗑瓜子的男人
走进看守所提审室的时候，他眼神有些呆滞，直愣愣地看人。他的光头上刚刚长出一层青黑色的发茬，嘴皮看上去很干，脸色是不健康的灰。坐下来时，他把手摊开在桌上，指尖也干燥开裂，指甲与肉连接的地方全都翘起了肉刺。看起来，他是被某种巨大的疲倦给累坏了。
他的罪行是持刀伤人。那把作为凶器的刀其实很单薄，就是一把美工常用的普通的裁纸刀。受害者干瘦的大腿里被他刺入了半截刀片，刀片在挣扎中被扭断了，然后就隐匿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居然没有血流出来。他是一个画画的，用裁纸刀一向得心应手。这一次，他仍然觉得就像把刀划进了一根木头里。
凶案和感情有关。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因为一段男女关系，并且是三角形的，产生了爱欲纠缠，然后就出了事。他和他的女友从高中时就开始相爱，女友考入了一所大学，他落了榜，靠着画画的功底在一家广告公司里谋了个职。他的公司和女友的大学分别处于这座城市的两个区，每到周末，他都会坐上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看女友。他们的爱情在女生宿舍里被谈论，被羡慕，几乎成了一个传说。他沉默寡言，少年老成，但又心细如发，懂得关心与照顾女友，女生们一致认为他身上有男人味道。慢慢地，他发现有个干瘦得似乎裤子都挂不到屁股上的家伙总是纠缠在女友身边。那个瘦厮是这所大学里的子弟，是混混，一副吊而郎当的样子，却总能搞到些钱。晃荡在校园里，那瘦厮总是左手捏着一把瓜子，不老实的右手轻佻地拈着瓜子往嘴里放，随走随吐瓜子皮，游离的眼光总在那些女生身上打转。说实在话，他实在是最看不惯一个嗑瓜子的男人，总觉得肮脏而且琐碎，并且娘娘腔。看到那瘦厮，他就会涌出一种生理的反感。但不知为什么，女友竟像是受了那瘦厮的控制，整日里和那帮学校的子弟们在一起，唱卡拉OK、看录像、下饭馆、逛舞厅……身上居然还穿着那瘦厮买的衣服。他强烈的男子气可以容忍女友不爱他，但不能容忍那嗑瓜子的男人的侮辱，为什么会是他最厌恶的一类人控制了自己的女友呢？于是，他出刀了。并且投案自首。
让人绝对想不到的是，进了看守所要做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嗑瓜子——兰州盛产大板瓜子，于是看守所里多出了被当作惩罚的一种劳动，每人每天要嗑一大袋瓜子，把瓤剥出来，做成无壳瓜子。嗑不完的不许吃饭和睡觉。那些被作为铁硬任务的瓜子把被管制的人的嘴弄破，手上也鲜血直流。有些人的噩梦里也是一直在嗑瓜子，他们此后见到瓜子就会胆战心惊。而他，整个人都因为这件事而崩溃了，像是脑子进了水，傻掉了。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那一天是哪一天？
这个日子当然记得清清楚楚，是2002年8月26日，这是一组精心选出来的数字，谁也不会记错。精心选出来的日子当然要有特殊的安排：这一天，将要在黄河上放河灯。河灯的数字，不多不少，刚好是2002盏。这是黄河风情艺术周里的一项活动，要让黄河在流动的河灯里亮起来。夜里面，黑暗的河流上将会闪闪发光。想一想这场面，就激动人心。
以前，这个城市里没有这么大规模地放过河灯，只有白云观里的道士们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放若干盏河灯，作为某种仪式。但与2002盏这样的规模相比，白云观的河灯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没办法，人们在仪式里总是好大喜功，口沫横飞，否则活动何为？于是人们奔走相告，相约观灯，早早便做好各种准备。
吃过晚饭，正是北方漫长的黄昏，长河落日圆。那时节，好像所有的人都从家里涌上了街头，水银泻地一般，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这是城市的狂欢节，数万市民早早来到黄河两岸，从中山桥头到白马浪再到中立桥，人流形成了新的河岸，等待河灯。那种情景，让人想起旧时的露天电影景象，银幕上刚刚响起枪声，马上就会有人冲到银幕后面去争抢想象中的一地弹壳。
是谁说的来着？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则是许多人的孤独。那一天观河灯的具体人数，几家报纸上的说法都不一致，有说是数万的，有说是上了十万的，还有说何止十万，起码也要到二十万了。这些说法我们都不管它，我们只记住了那天报纸上关于一个男青年的一条消息：他那天感到很孤独，因为多年相恋的女友离开了他。他去看河灯，自己也带了两盏精心糊制的河灯，一盏是他，另一盏是她。似水年华，一切易逝。他面对大河无限空虚，两手空空，什么也抓不住，那就让河灯在黑暗的大河上远去吧。
大规模放河灯开始了，他盯着河面看，细数着那传说中的2002盏河灯，耳边满是闷浊浪声。可是很快他就数不下去了，似乎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而且河灯也大多都用气球随便做了做，粗制滥造，一点都不能与他的心愿相符。他郁闷至极，想，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所谓的2002，听起来冠冕堂皇，也不过是口水而已。就这么算了吧，算了吧，他把自己的两盏河灯全都烧起来，推到河里去，等着它们变成灰烬。他还满河滩地寻找扁平石子，挤撞着人群，用“打水漂”的方法袭击那些河面上瞒天过海的红气球……
警察把他带走的时候，他已经软弱无力，脚在地上拖着，鞋早就不知掉到哪里去了。第二天天亮以后，晨练的人们在河滩上看见了不少丢失的鞋子，能成双成对的很少……
跟哑巴结婚
小青是个聋哑美女，在一所聋哑学校里教书。她的专业是舞蹈，整个人都因此而变得柔和起来。你知道的，许多美女一开口就露了怯，不是口音太重就是内心肤浅辞不达意，因此而减弱了自身的美貌。小青不会说话，也听不到人世间的种种恶言浊音，她的美是宁静的，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不容亵渎的尊严。
上帝夺走一个人某样东西，就一定会在另外的方面补偿给她。这话一点不假，小青哑口失聪，舞却跳得极好。她有个独舞名为《挣》，是她钻在一只大黑布袋里缓缓而舞，再慢慢挣出黑布袋的束缚，自由伸展自己的躯体。看过那段舞蹈的人都说，这是小青对自己残缺生命的诠释，里面有一种巨大的命运感存在。小青在舞台上，因为听不到音乐，是用眼睛看着侧幕里的老师手势而舞动的，但身体却不因之而僵硬。她是真正的女人，敏感而又柔软，走到哪里，哪里就安静下来。
小青的丈夫也是聋哑人，在一家广告公司里当美工。他擅画油画，家中四壁都悬挂着他的作品，风格近似毕加索的那种样式。画风大开大阖，色彩绚丽。在现实世界中无言无声，索性就在画布上再创出一个世界来。他们的婚姻生活看起来不错，都是富于艺术气质的感性之人，家里的电视一直放着沉默的画面，他们就在那些流动的世界图景里过着俗世的日子。偶尔，他们也会吵架，彼此做着激烈的手势，眼睛睁得大大的，和每个家庭里的夫妻其实并无区别。
有一对热恋中的情侣，碰巧认识了小青。他们和小青用笔交谈，探询了许多心里头隐藏的对另一种陌生生活的好奇。他们说，跟哑巴结婚一定不错，你听不到我，我也听不到你，少了恶言相向，多么幸福。语言把这世界搞得多乱啊！如果废止了语言，情人们就不会吵架，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会。看起来，他们深深知道“言多必失”这个成语背后的尴尬现实了。小青看着他们在纸上快速写下的那些急不可耐的句子，浅笑着，也在纸上告诉他们不妨试试在一起一整天不要说话。那样，一切就有答案了。
这对可爱的情侣回去之后马上就做了尝试。女孩子有心逗那男青年，每个动作都模仿小青，甚至连发型也特意梳成了小青式的马尾巴，他们笑着，不说一句话，傻里傻气地做着缠杂不清的手势，表达自己心里的爱意。可是模仿秀在进程中发生了变化，那女孩子越模仿小青越觉得男友表情暧昧不清——他分明爱的是哑巴小青而不是能言善辩的她，他设了一个骗局让她装聋作哑满足他的暗恋心理，她为什么这么傻！她的眼泪慢慢流了下来，整个人都为那虚拟中的移情别恋而嫉妒得发狂。她突然大叫了出来：你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装聋作哑？游戏就此中断。两个人先是大吵大闹，继而抱头痛哭，为自己心中的爱与怕。
粉墨登场
黄河边的这座城里，有很多茶园子，茶园子里有粗砺动情的秦腔上演。每天都有人粉墨登场，也有人匆匆谢幕。那都是些个花费不高的廉价娱乐场所，来的人多数抱着图一乐的心态，戏好不好看不要紧，热闹就行。一盏盖碗茶，一碟大板瓜子，再要么来两瓶五泉或黄河啤酒，暴喝两声彩，给台上自己中意的演员扔两条被面子，竟也是有些快意人生的意味哩。
需要交待一下的是这被面子，演员唱得好不好，一个角儿有多红，全凭挣得被面子的多寡来论高下。这是规矩。一条被面子在茶园子里卖十块钱，得了被面子的那些演员演罢可以折价再卖给茶园子，这也是一笔重要的生计。被面子在西省被称作“礼”，婚丧嫁娶都可拿得出手，茶园子里也派上了用场。
那个天水丫头红莲是唱花旦的，刚上台的第一天就在舞台上扭断了鞋跟，一个踉跄摔跌在地，引得台下一片起伏的倒彩。好在她脸上浓墨重彩，羞红之色谁也看不见。正尴尬间，突地从台下甩上来一条锦缎被面子，搭落在她身上，场子里蓦地静了下来。那扔被面子的不是别人，却正是茶园子里以老不正经闻名的银爷。银爷上了七十岁，年轻时混过社会，老了爱泡茶园子，眼睛专盯着那些新来的年轻女演员。银爷有个绰号叫“三言二拍”，缘由是他总爱拉着那些年轻女人说些乱七八糟的话，说三句话至少要拍两下手。他出手大方，看上的女角儿扔个十来条被面子不带眨眼的，所以也战果累累，身边总跟着个年轻女人。一起听秦腔的老汉们心里头不舒服，酸不叽叽地说银爷是“有牙的时候没锅盔（西北的一种干馍馍，甚硬），有锅盔的时候又没有牙”。可就算银爷没锅盔也没了牙，被面子手里还是攥着一把的，砸给哪个女演员，哪个女演员就会把他当成衣食父母，甚是乖顺。
红莲也不能免俗，叫一条适时而来的被面子给收了心，从此跟着银爷见些世面。银爷近乎于她的恩人了，红莲自然以身相许，“冬天是个暖被窝的，夏天就是个打扇子的”。不过，银爷再跟其他女人“三言二拍”时，红莲就颇有些妒意了。她偷偷给银爷的被面子里插了些大头针，把那些女人们扎得吱哇乱叫。叫银爷凶狠地收拾过几回后，她也不敢了，只是恨恨的。
有年冬天，银爷中了风，半瘫痪在家。红莲还算有良心，一直陪侍左右。他们玩起了一种叫“粉墨登场”的游戏：由红莲给银爷化妆，浓墨重彩，扶正他坐在椅子上，然后把一条一条的被面子往银爷身上抛。银爷已不能说话，只是口中嗬嗬地怪叫着，脸上有一种久违了的兴奋。
张海龙，记者，现居杭州。曾发表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