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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手拎着一捆信件，像农民赶集挑着一担蔬菜。我说要不要我帮忙，他乐嗬嗬地说我能行。这是干完了一项活儿的充实和乐趣。他不让我插手，独自写信封、封信壳。单位里，十几年如一日，他没出过差错。年年先进，不是这个先进，就是那个先进，近乎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我却觉得他的形象失却了真实。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出差错?错误是一个人真实的一部分。可是，他没出过差错。局长说起来，就是都像他这样就放心了。似乎我们(包括我)不值得信。
       他坐在我的对桌，两张桌对拼。他喜形于色地回来，仿佛取得了什么巨大成果。不过就是百十封信发出了——一个策划已久的会议的通知。他拿起热水瓶，满足地说：现在该喝一杯茶了。他额头的汗珠在窗口投射进来的阳光里清晰地闪烁着。我想，他惟一的缺点就是胖了。大概他这样勤勤恳恳地忙乎起着减肥的作用吧。他喝茶，有着无限享受的意味。我羡慕。突然，他说不好。哎呀，糟了，他脱口叫。触了电一样地叫。
       我毕竟要有所反应，表现出关心的样子。他说你看见我在通知里拷过印章了吧。显然，他趁喝茶的间隙回放了上午的活动。我说那还能不拷。他疑惑地说没这个印象呀，接触了印章必然留下一个标志性的动作，我没做过那个动作。他嗅嗅手。高度敏感的鼻子没有获得印油的气味，他的表情反映出来了。他搓搓手，说：对对，漏了印子，没拷印章，文件无效，我怎么会忘了印章?关键的东西疏忽了。
       这时，我倒觉得他是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了。他可爱地着了慌，好像保持了数十年的荣誉不辞而别了，倒有点可怜的样子。他说我得去追回来。我说你打个电话问问。他打了电话，手发抖。对方回答已经送往车站。他搁了电话，说我赶过去。
       一个钟头过去，还不见他的身影。该回来了。何况，再发一次不就弥补了。他大概不愿背这个差错的名声，他一向珍惜名声。这么小小的差错，竟然撼动了他的基础，过于脆弱了。他是一个古板、谨慎的人。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这个包袱在膨胀，他甘愿背负着。局长在走廊里唤他的姓名。我猜是询问通知是否寄出，或是差遣另一个任务。我幸灾乐祸了，能者多劳嘛。多干，差错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我仿佛听见门外有回应，他的声音，独一无二的声音，中气十足。局长又唤他的姓名。我终于走出去。我来到局长办公室，说他有点事出去了。可是，我惊了一跳，门“”地关上，没有风，门怎地自动关上，还那么重。几秒钟之后，局长办公桌对面的沙发坐垫陷下去了，好像一个沉甸甸的屁股落上去的结果。见鬼。我可没有背后给他穿小鞋呀。
       局长没察觉，他好像对我失望——我已出过足够的差错，失却了承办事务的可靠性。局长说那就等一会再说吧。我捞了个没趣，扫兴地打道回府。我是不是幻听?可是，我确实听到了他的话音。进了办公室，他的座位依然空着。
       我失意地坐下，续了茶，无聊地抬起头，并没有打算关注什么，目光还是投向他那座位的地方。我又一惊，简直是一个奇迹，他那个泡着嫩绿的茶叶的杯子，竟然徐徐地腾空而起，离桌面有一尺高，那是他握着杯子站起的高度，而且，杯子稳稳地悬在半空中，杯盖滑向一边，并没有出现我担心的坠落，杯身微微倾斜，完全和他持杯呷茶的姿势吻合。
       我试探地叫他一声。大概他生我的气了，刚才我赶到局长那儿抢他的“生意”。可是，难道他没听到我替他打了圆场?我不想伤害他，我知道他维持一定量的业务，是想证明单位里不可缺他。茶杯像降落一样，稳稳着陆，停在左手桌面的位置。接着，打开的文件夹纸页翻动起来，没有风，倒似印刷厂印刷机吐出报纸。一支钢笔轻巧地跳起来，在文件上翩翩起舞，姿势优美。他那个位置仍是一片空白。白色涂料的墙壁没有丝毫的阴影。
       他肯定在办公室里。只是我看不见他。直到下午，他仍没出现。我打了电话，对方说没见过他这种体形的人，他家里也说他在上班。他一向恪守作息时间。第二天，他仍没有出现。灰蒙蒙的天气，我开亮了电灯。于是，想到蜡烛，那是我小时候生活留在记忆里的一个实体。细细的仅有一鹔长的蜡烛，不断挥发着光粒子，蜡烛点完了，黑暗里，我仍能感受着活跃的光粒子。奇妙的蜡烛，物体的能量转换。过了两天，局长着急了，终于说无组织无纪律，三天不来，招呼都不打一声。我心里清楚发生了什么。不准出错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现在，他不在，我发现，单位里并没有怎么忙，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他那样。很快，他那个座位，又调进一个人，据说，早已筹划着进来。
       谢志强，作家，现居浙江余姚，曾发表小说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