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革委会政治办公室：
我因病离职已七年了，肺结核经过十八个月住院治疗，已基本好了，由于长期的打针吃药太多，严重的刺激了神经，又转化为后遗症——神经关（官）能症，经常是脑昏涨痛，心脏跳动像打鼓一样，两腿酸软无力，耳鸣等长期消失不了，天阴反应得更利(厉)害，使我活动能力受到极大限制，在四清运动时，我的病正是严重阶段，整天的卧倒床上。但是触动了我很多心思，想到我在旧社会里所经受的痛苦，万一不幸我死了，我的子女应该知道我的一生，因此我在脑子清(轻)松了的时候，慢慢想，慢慢的记录下来(一次只能写二三十个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份我的经历，准备交给子女保存，作为我定阶级成份的查证材料。可幸的是我能活到现在了，我还是抱着信心，我希望身体能够恢复健康，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贡献一份力量。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虽然没有参(加)群众活动，我的灵魂深处是在活动的，也慢慢的作了一个自我检查，也把它用很长的时间记录下来了，以警告自己。
现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我又把这份材料慢慢的从(重)新整理了一份，交给组织上再次核查。
李良富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我家的简史
我的祖父名叫刘国林，生长在汉口城市，没有乡，没有田地，有一只木船，在长江里驾船为生，死得很早，当时我的父亲还不能独立自主，以后祖母将木船卖掉维持生活。
我的父亲名叫刘远早，没有文化，在汉口招商局码头做扎(杂)工，即现在长江港务局码头，得上肺病不能干，后在汉口德租界安利英洋行看夜门(即现在二七区红卫四路)，由于长期守夜精神消耗，肺病恶化，在三十岁左右死去，当时我只有四岁。
我的叔父名叫刘远汉，先在一个商行做店员，由于患上一次大病，长期不能到工被解雇，为了生活在汉口小董家巷，帮他表哥乐道士家，半路改业做道士，有人死去念经才有钱赚，生活过得很困难，长期典当押借过日子，在三十五岁左右得急病死去，当时我只有十二岁。
注：我的祖父和我父亲的情况是我母亲口述的。
我童年时期
我原名刘道镛，乳名转运，出生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三十日，农历民国四年四月十七日晨，出生在武汉市二七区解放公园路袁家污水塘边，阴湿矮小的板壁屋里(租的)，现在污水塘没有了，已盖整齐的新房子。
四岁死父亲，五岁离开母亲，到叔婶家里生活，婶母不贤，七岁以后要我扫地抹桌烧炉子，寒风刺骨的天气，都要我上街买柴、炭、米、菜和其他东西，有一次走在雪地里破皮雨鞋脱了一只底，冻得我脚发紫寸步难行，口里打哆嗦，别家孩子快快乐乐的在外面玩，我在家里听呼唤，不准动脚，在家里读书叔父的皮（脾）气非常过火，一个字读别音，他把我脚朝天，头向地，连打带拖，有一天黑夜里上街买茶业(叶)想起挨打挨骂难过，突然起念头开跑，十里夜路往外祖母家里摸，外祖母哭我享福一灯盏，受苦一箩筐，叔父找去了，又要回去受折磨。到了十岁为生活，赚半个人的钱，跟叔父做小道士，死人通夜念经，我手敲钉铛两个眼皮不听话，往下合，我是强打精神把时间磨。到了十二岁叔婶都先后死了，才重见我母亲的面，从此改名李良富，上学读了三年左右老八股书，如学而，先进，幼学等，可是好日子只过了四个春，在十六岁时继父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得急性气喘死去，别人谈论我“走一家，败一家，是扫帚星，命生得太簿”，确实我的命运就是如此。
做学徒工
一九三○年春节以后（十六岁）为了终身打算，到汉阳南岸咀和记机器厂(当)学徒，每月工资铜元一串文，只够理两个发的钱，又过的是挨打挨骂的生活，刚进门三天不认识零碎木样，误当木柴烧了打铁炉子，被头老看见，打我几耳光，骂我不该烧木样，我只得忍痛不做声。有一次铁管子法兰烧铜焊，我很小心的拉风箱，可恨的火灰飞出来，把师夫（傅）的眼皮烫了，师夫（傅）大发皮（脾）气，十毫米粗的铁条打在我头上，起一长条大乌包，我是忍着痛眼泪往下流。有一次王清臣师夫（傅）要我代他去借钱，适逢老板有客谈话，我站在门外不敢开口，可恨客人谈很久时间才走，老板又不肯借钱，师夫（傅）把我拳打足踢，骂我耽误他出去玩的时间。以上是无故挨打的几个例子，不过记忆中的一部分。
再谈几个受伤害病无人过问的例子，有一次我手掌木棍钉汽缸的内套，高启生师夫（傅）的大锤打在我手上，三个指头受了伤，没有药敷，只得用石棉线撕成粉沫包上，痛得我一夜难合眼，第二天还要把活干。正是在三伏天里，跟师夫（傅）到青山大修超群拖轮，船体空壳没有棚盖，白天炎日晒，夜晚露睡在江边，口干了把江水吞，船修好病上身，拉痢疾十几天老板不过问，无奈回家把病诊。一个冬天里，由于长期的坐在污水沟边拉风箱，中了湿毒，小便附近肿得痒痛不能睡，舌头肿得茶饭不能吞，睡在床上淌涎，老板不过问，只得再次回家把病诊。
当老板生意好的时候，五点钟起床吃早饭，六点钟开工，干到十二点钟吃中饭，再由一点钟干到六点钟吃晚饭，再由七点钟干到深夜十二点钟收工，共为十六小时的工作时间，师夫（傅）们算一个半工，而我们徒工只能多吃一餐稀饭，还要比师夫（傅）早起一点，晚睡一点，要侍候老板师夫（傅）吃饭洗脸，或者是洗澡，我们五小时的觉都睡不上。几百斤重的机件也归我们徒工抬，由于我童年时叔婶管得太严，没有活泼愉快锻炼我的身体，以致造成的身体很弱，有时碰到重东西，压得我头昏眼花，全身流汗，气喘口干。当时我的思想是模糊的，根本不知人剥削人，有阶级之分，只知穷是命里注定的，八个字生错了，命不由人。
到江岸车辆厂做临时钳工
一九三二年秋，为解决家里困难，没有满师开了小差，到江岸车辆厂做临时钳工，后又到机务段小修班，每日工资六角五分，节吃省用只能维持两人生活，管工的老爷们有工程师、工务员、技师，领班监工轮番来回走动，如果怠工他们的官腔就要发作，大部(分)时间在露天作业，没有防寒的，也没有防暑的，夏天是炎日晒，冬天雪雨淋也得干活。一九三四年冬，厂里要转正几个工人，在临时工里面挑选，我在考试中起风波，姓陈的天主教徒把我饭碗夺，以天主教的关系，在汉口甲子旅馆请了一桌酒，外送金戒指一对，数合(盒)礼物。我的表哥刘善启非常气愤，到办公楼质问，我的名字已经正式出榜考取，以后又被换掉，于理不合，当时工程师、工务员又来一个花招，要我两人从(重)新考试再定夺，第二次考试做的工件又比不上我，认为是考取了，最后用体格检查，以体重不及格的由头被刮掉，连临时工也不要我做了。当时想在京汉铁路上做的人是非常多的，认为是铁饭碗，到后来老了不能做，子孙可以接班作（做），因此争夺饭碗的特别多，没有钱，没有后台的人，技术再高明，只能是陪考白干，这种的黑暗社会真可恶，在势力的压迫下，没有地方去诉说。
我初次写这段经过时，觉悟程度是有问题的，有怕丢人的错误思想，也有不诚实的自夸表现，把工年多写了一年半，为转正闹意见被开除，说成是工资少不愿干，当时的出发点是，把工年写长一点，在技术上、在经历上，表现得老练一些，被开除是丢人的事，面子上不好看，在四清运动时，我写过材料交给工作组小陈，检查了这个错误的表现。
失业和失望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失业的痛苦是不好过的，找不上职业活干，前段困住在舅父家里，到处找扎(杂)工干，到汉口西商跑马场做扎(杂)工，挂赛马的号码牌和清扫草坪，到安利英洋行做小工，背运改装了的捆麻，找不上事干的时间，米稀饭，豌豆汤，炕红薯都卖过，由于没有做小本生意的特长，总是卖不完，甚至亏了本，挑在肩上把急作。
后来回到汉阳泗湾街家里，借债买了一部做贝扣毛批机(约二十几元法币)，学做贝扣，脚手不停，日夜干，也维持不了生活。
一九三七年春，汉阳钢厂拆迁机器，自认为好机会不能错过，拆完了到重庆去安装，工作有着落，又谁知是春梦一个，我的理想失望了，轧机股长是广东人，大头老是江苏人，帮派有两大伙，到重庆去的名单，他们早已安排好了，机器拆完以后，少数本地人被解雇，我们气愤不过，向他们抗议，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是雇用临时工，任何时候都可以解雇，这个封建帮派真可恶。
不幸的遗恨
一九三八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武汉的局势日渐紧张，敌机日夜轰炸，人心惶惶不安，有钱有势的人，到大后方——重庆去了，一部分有钱的人，住进了安全区——法租界，有家乡的人，回到了他们的老家，剩下无钱无乡的人，呆在武汉，无处谋生，日食艰难，在死亡线上挣扎。
当时我住在汉阳泗湾街令冰池附近，贝扣无人要，已失业很久了，靠两个妹妹糊鞋衬维持生活，由于我们住的地方，离汉阳兵工厂只有一山之隔，经常遭受敌机轰炸，已不能安身了，舅父将我母子四人接到他家暂住，他家共有八口人，再加上我们四人，靠表哥二十几元工资，和表弟做临时工洗油桶，在生活上是难以维持的，母亲只得将大妹送往婆家做养媳，我只有无目的地到处找事干，汉口利济路发电厂锅炉拆迁后方，做扎(杂)工运砖，干了几天就完了，又到旧日租界工程队做扎(杂)工，用大鱼（渔）网和竹筒麻绳，做成水上浮网，封锁长江狭窄的地方——马挡，阻拦鬼子的军舰进武汉，干几天又完了，找不到活干，徘徊在大路上、长江边前思后想，想我出生以来的命运，想我当时的困境，想到有钱的人多舒服，到后方去把身安，我这个没有乡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只有听天由命过难关。
当时武汉抗日的气氛，从表面上看是浓厚，口号是全民武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要参加抗日的行列，我的表弟喜好练武术，参加了群众组织“国术教导大队”，在一个中队里担任了中队副的职务(名叫艾立富，一九三九年死在黄陂东乡)，在业余时间练武术，又参加军事训练，通过这个组织他又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的慰劳队，到前线去慰劳，约出去一个月以后(已过了中秋节)，他寄回了一封信，说他已在黄陂北乡蔡店山里参加了游击队，在司令部里干司务长的职务，这时我的表哥乘此机会，催促我离开武汉，可是我不忍离开我的母妹，表哥对我说“青年人不走很危险，被鬼子杀了不划算，我们活得出来，你母也活得出来”，舅父见我为难附和表哥说“我同你一道到那里去一趟，对路干下去，不对路就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确定离开武汉。
由于我有点文化，在动身前作了意图打算，当一个小小的文书是干得了的，如当兵就不干。在离开武汉的当天，火车汽车都不通了，步行三十里路到聂口，坐民船到黄陂县城西门起岸，步行到横山天就黑了，在一个卖肉家里住一夜，次日坐独轮车到长轩岭，又步行四五十里山路，近黑到达北乡蔡店，第三天又步行二三十里路，才到达表弟那里，他们住在一个小山头上，袁家庙里(司令部的所在地)，墙上贴了一张布告，番号是“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豫苏边区第八游击支队”(后又改为豫鄂皖赣边区)司令官是李少白，没有见过这个人，只看见过参谋袁杰(又名叫汤袁杰，是黄陂东乡人，解放初期听姓柏的邻居说，看见他在汉阳鹦鹉洲革命大学干什么职务，姓柏的又告知我说“袁杰原来是汉阳西门外青莲寺的一个小和尚”)，我见了表弟后，把意图向他谈了，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职务干，只有当兵”，我的意图失望了，玩了两三天同舅父回家，走到横山的时候，眼看黄陂县城烟雾漫天，从城里跑出来的人，成群结队的向公路走来，一个农民向我们说“日本人已进县城了，快要到聂口了”，我和舅父听了这话以后，呆站在路边不知如何是好，前进不能，后退天已黑，一个推车的农民留(我们)在他家住了一夜，次日早又回头往表弟那里跑，这时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了，山里各要道口布设了岗哨，三五成群的败兵，愿干的收编了，不愿干的缴枪放走，几天的功夫，成立了三个独立营，和一个混成旅，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每个独立营只有四五十个人，当官的却不少。
这时独一营营长丁焱(也是黄陂东乡人)和我谈话说，“你来了好几天，没有看见你多讲话，太老实了，青年人应活跃些，写字打算盘会不会?如会把军需给你干。”我就答应了一个会字，就这样当上了军需的职务。几天以后改换住（驻）地，独一营住在维家田高山上真君寺庙里，司令部住在山洼里富户家，有一天突然山脚下响起了机枪声，听说是鬼子袭击来了，当时山上作了警戒没有还枪，几分钟后就没有枪声了，据司令的人讲，在马家楼子与鬼子打了一个小接触，鬼子不敢深入，自动退了。
约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有一天独立营以上的头头们，都到孝感边区三台寺开了一天一夜的会，回来不作任何交待，就改编为“中国人民自卫军”，司令为金龙彰(据在伪一百团当副官的金质清说，是他的同乡金牛人)，独一营改编为独十五旅三十团，旅长名叫赵光荣，讲话是汉口的口音，从此司令部迁往孝感去了，独十五旅住在三台寺，三十团在原地未动。
这时已进入冬天了，由于我没有棉衣穿，又住在一个高山上，已冻得我发起烧来了，用骄(轿)子把我送到山脚下姓张的农民家里，请中医治疗。在一个深夜里三十团开走了，第二天农民告诉才知道，以后得知有一个尹昌彦师要三十团属于他，才偷偷的开跑的，近一个月我的病才好，正在打听三十团的去向，巧逢田明请军需接他的家属，才得知三十团已在黄陂西乡，才同他一道去归队。
相距一个月的时间，情况又变了，独十五旅三十团，又改编为二十五师五十旅，这个空架子又拉大了，赵头头变为师长，丁头头变为旅长，所有的官都变大了，五十旅由原来不满一百人，增加到一百几十个人，所有增加的这些人，都是丁头头的亲族关系，（都）当上了官，丁的叔伯弟弟丁惠斌当上了少校军需主任，这时我定为上尉军需，由于我病后精神没有复原，加上有些思想情绪，自认为先走的比不上后爬的，主任不给我的任务，我只有啥事不管，丁头头知道了与我谈了一次话，作了具体分工，丁管钱，我负责记账。到了一九三九年春节以后，丁惠斌调当连长，又由丁头头的族嫂的弟弟王超然接任，王上任后啥具体工作也不干，到师部领伙食费的任务也推给我干，当队伍出去活动时，他就跟着出去了，我是没有出去过的，总是留守在家里。到了穿单衣的时候，王又调任参谋，最后才由我接主任职。
这个伪军自从成立以来是没有薪金的，每人每天只有两角钱七合米的伙食费，官兵不分，有家属的同样领经济来源，我刚参加时领的钱是十元一张的新法币，两三个月以后司令部召集殷实富户开会，以募捐的方式筹粮筹钱，这笔钱用完了以后，就由师部经理处设置了税收机构为经济来源，有时表现得很困难，我们不到四十元的伙食费，每天要跑几次，甚至等到夜晚才领到手，我曾对自己叹息过，生就的是一个作急人，干的是作急事。
自从改编中国人民自卫军以后，就没有见到鬼子进山了，据说金总头头与鬼子有妥协勾结，由于我们没有只（直）接和总部打交道，又有两县之隔，具体情况不了解，我只能看我们下面的表现，还是有抗日的情绪的，如出操时都要唱几个救亡歌，如现在的国歌，还有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还有中华男儿血应该洒在边疆上，雪我国耻在沈阳的歌，还有大路歌等。
在改编自卫军的这个时期内，二十五师和五十旅、五十一旅、罗团，一直在黄陂西乡鬼混，搞了两次内部造蛋，五十旅所属九十九团，把队伍拖跑到东乡去了(团长汤辰东乡人)，五十一旅准备开跑，师部命令五十旅和罗团围缴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坐井观天，得不到一点革命的影响，糊糊涂涂的过日子。
一九三九年端午节过了以后，在一个深夜里，突然四处枪声，旅团连部被包围了，在睡梦中的人，不知所措被缴械了，丁头头大部官兵被俘了(以后放了一部分人，其中有一个营长，和所有附（副）职人员如副官等)，我们几个文职人员，住在另外一个农民家里才未被俘，天亮以后打听，才知来的是新四军，由于没有得进步思想影响，也不理解新四军是啥样的一个军队，只知山里面各种名称的队伍很多，拖枪、拉势力、摸庄缴械的也经常发生，把新四军看成与伪军同样名堂。剩下的一部分人拼入了一百团，我任了一个挂名的上尉军需，这时我得上了恶性皮寒，发冷发烧日夜乱来，病了达半年之久，又生了坐板疮，行路艰难，坐不得板凳。
约在七八月份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有几个师不服从总部领导，把队伍拖跑了，二十五师把队伍拖到孝感边界东阳岗，和屠占廷师合编了，改编为游击九纵队、十一支队，屠任支队司令，赵任副司令，一百团改为大队，编制缩小官多了，我的皮寒病也没有好，被编为额外员，从此日本鬼子又进山扫荡了，探听到鬼子来了，就把队伍开跑到山里去，鬼子走了又把队伍开回到东阳岗来，如此反复几次，没有与鬼子针锋相对的打一仗。
在双十节的那一天，支队部在东阳岗草坪上搭了一个戏台，演出了几个节目，有楚剧有话剧，其中有一个节目我是记得的，“揭开大东亚共荣圈的假面具”，一个演员扮日本鬼子，代(带)上一个笑容和善的假面具，和一个中国人握手亲善，当这个中国人揭穿他的伪善面目以后，鬼子把他的假面具一丢，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抽出长腰刀要杀中国人，这是我在山里第一次见到的抗日宣传。
由于我害病时间太久，又不知母妹的下落，产生思亲之念，也觉悟到了这个伪军的本质，是自命为王的伪军队(在过去历次运动中，我写材料时，只写我参加的详细经过，对伪军的性质我是模糊的，认为是扎(杂)牌的或是冒牌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的教育很大，看了几个抗日敌后斗争故事书，对我也有启发，我现在认识得更清楚，所有的伪军队，都是蒋汪卖国贼的地道货，我们受欺骗的人，做了不明不白的走卒)，在山里面没有抗日的气氛，经济来源困难，靠括(刮)地皮维持给养，增加人民负担，再干下去前途危险。这时住在黄陂西乡袁李的李百川，和住在江家大的江南容，都到汉口唱楚戏去了，经常有人回家，我和张国彪到他们家打听，得知武汉秩序已恢复，有良民证可进武汉，当时我们感觉难办，近公路敌占区才有良民证，从此我们就打良民证的主意，以后在集镇上饭店里吃饭，找到了私卖良民证的地方，我就毫无考虑的准备回家。
一九三九年底，或者一九四○年初，我病刚好，脸还是浮肿的，我和张国彪共写了一张请长假的报告，被批准了，各给了十元路费，我买了一件青布长棉衣，从此就离开了伪军，走到横山落店，我就商量店小二买良民证，他当时一直不表态，急得我一夜睡不着觉，睁着眼望天明，次日早他才对我说，“有一个十二岁小孩的良民证要不要？”我一看岁数有办法改，给了他一元钱，我将“12”改成“22”准备横着心去把命拼，到汉口代家山哨所要查良民证，这时我的心里就有点发慌，下车来排成一字队形，将衣扣全部解开，全身搜查，看了良民证，才放过了鬼门关，进汉口我到舅父家(住二七区解放公园路袁家)才知我的母妹和小舅父跑散了，随姓姚的邻居逃到汉阳县南乡李家集蔡家岭，将十四岁的小妹嫁给贫农蔡家做媳，作了安身之地。
我参加伪军之前，由于没有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头脑是简单的，不理解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也不知谁在真抗日，谁在假抗日，只能从表面现象看事情，当看见报纸上刊登的“国共联合了，统一抗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改编为政府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了”等等消息，我内心里是非常高兴的，认为全国统一了，国家有救了。紧接着平型关大捷，我又高兴了一次，过了一个时期后，报上接二连三的所谓“由于我军战略上的关系，已转移新阵地”等等，我的内心里又忧愁起来了，局势一天一天的恶化，鬼子渐渐逼近武汉，我的生存受到威胁，已逼得我走途（投）无路，只得听从舅父表哥的劝告，去参加游击队，就这样误入歧途，陷进了泥坑。
可幸的是我没有深陷进去，已经意识到我前途的危险，跳出了泥坑，再不愿做这个无意思的、混饭吃的官了，我对待人民是温和的亲近的，也没有贪取任何一点东西，我的本质没有变，不幸的是，我在旧社会里生活了三十五年，受了二十七年痛苦，为抗日走错了路，使我历史上染上一个污点，是我难忘的遗恨。
回家以后的处境
一九四○年在舅父家过了春节以后，把放在姨母家里几件小衣服卖掉(小妹小孩时穿的)做路费钱到蔡家，把母亲接回汉阳泗湾街家中，母子俩人到亲戚柏叔家，借法币四十元做本钱(这个债已在一九五七年还清)，买破布糊鞋衬为生。这个手工活是不好做的，都是垃圾堆里破乱布，什么脏东西都有，冬天冰霜刺骨在湖塘里洗，三伏天晒得汗水淋，冬春季雨水多不能做，夏季干得快又不好卖，一年多的光景四十元本钱垮干了，只得向买鞋衬的东道打主意，先支钱后交衬，前扯后拉的过日子。一九四一年夏季干旱，一九四二年闹春荒，米贵买不起，高粱、粟米，面渡（度）荒，有时这些东西也吃不上，上龟山捡地皮菜野菌充饥，柴炭买不起，烧牛粪和杂草茅棒，饿肚皮怕丢人，强打笑脸充硬汉，而内心里说不出的苦，有时还要听些讽刺的言论，由于处境不好，不爱多讲话，讽刺我是“一言堂”、“不二价”、“老班斋”等混名，糊鞋衬讽刺我是“煨灶的猫、在灶门口混，一辈子出不了大门”，“男做女工，到老不中”等言论，认为我是没有板眼的人。
到了一九四三年春才找到一点事干，到汉口江岸区公安路华昌机器店干钳工，每月工资储备券一千元，只能保我零花，穿衣的钱都保不上，我母帮姓易的拆破布，每天两角工资，吃杂粮过日子。
改业当跑街员
一九四四年中秋节以后，为了要还结婚债，回到汉阳泗湾街，李合记牛宰坊当跑街记账员，每月工资四千元，当时买米一担三斗，币值下降，物价上涨，到年底只能买七斗米，可恨老板真混蛋，当面甜言蜜语，背后骂人，他对我说“你我都姓李，千百年前是一个祖先，我们如亲兄弟一样，好好的干，到年底给红分。”我这个呆瓜信以为真，白天汉阳汉口菜市场跑，记账搞到深夜不辞劳，干辛苦了有时没有起早，天刚亮他就在外面叫，背后骂我“把娘入的，要老子请安，老子请到一个爹爹了。”杀牛的师夫（傅）告诉我，只得忍着气，为了到年底把红利提，又谁知不如意，十二月二十九日吃年饭后，老板开口说“你预支了三千五百元，还找你五百元，明年生意好再请你来”，分红利的事他不提了。我生就的穷硬气，不给红利我也不提，手接五百元，心里冷如冰，一言不语回家来，还赊欠买年米菜不够开，请保人作保，借了四千元高利贷，这是穷人帮工的下场，过残年借债。
一九四五年春，到日人开的酒精厂干钳工，值夜班，下午六时上班，次日早六时下班，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工伤事故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我倒霉正碰上了蒸气开关冲了盖，高温的玉米浆冲在我头上，受了伤没有药敷，用麻油肥皂水敷上，第二天头脸肿得像红烧的猪头一样，只得自己花钱去到汉口普爱医院诊伤，用的钱报不上，铁蹄之下忍受痛苦，反抗就会遭殃。鬼子投了降，储备券垮了台，解散工人无钱开，每个工人领了二十几斤盐回家，手中分文无存，又找不到事干，日无隔夜之粮的生活又愁起来。
高利贷逼迫
一九四五年秋，国土光复，内心欢喜，中央政府回来有事干，每天上街看墙报，见有招技术工人的消息就去钻，可是没有证件过不了报名关，我向登记人员解释我是沦陷区的失业工人，他听不进去，使我大失所望，只得还是干我失业保命的附(副)业——糊鞋衬。
一九四六年春，糊鞋衬没有本钱，请保借印子钱和高利贷，钱借到手，币值不断地下降，物价不断地上涨，又加上春雨绵绵，鞋衬不能糊，穷吃山崩，钱吃干垮干，东扯西拉总是补不上，到了秋天，八个债主逼债，想断愁肠，计借了印子钱五万元，高利贷十三万六千五百元，每天要还印子钱两千元，每月要付月息四万四千七百五十五元，如到期不给，就要本上翻本，息上翻息，逼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坐在龟山上发愁，根本没有想到是人吃人的社会给我的痛苦，叹息自己六亲无靠，命不如人，站在江边想走绝路，回转念头不能行，我的年纪很轻，终有一天要翻坑，向保长求情，请到家调解，止息还本，分期还清，无奈何只得二次进李合记，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债还清。一九四七年夏，二次又进华昌机器店，把烟厂的活干完了，到冬季无活又回家了，吸取经验教训，坚持不借债，还是向买鞋衬的老来往打主意，先支钱后交衬，价钱便宜一点，不卖给别人，遭到阴天不能做，我母和妻接针线活做，艰苦的岁月过到解放。
注：印子钱是向放钱的人，拿一张像餐证一样的卡片，他借我五万元，我还他六万元，平均每天还两千元，每还一次盖一个印，三十天还完。高利贷本上翻本，息上翻息，他借我一万元，到了一月我还他一万四千元，如果没有钱还，再到下一个月，就要还他一万九千六百元，劳累血汗就这样括(刮)去了。
注：所附负债表（见图）是我保留下来的，一份原始记录上抄下来的，是为掌握付息日期而记录的，原始材料以后交子女保存。
补述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由于泗湾街都是没有文化的人，都是驾木船的，糊鞋衬的劳动人民，专职保干事用不起，保甲长要我干这个事，当时我正是适年的壮丁，又要经常出夫差，在双重的压力下，不干不能行，写通知、做记录，记账就去一下，可是经常影响我糊鞋衬的时间和数量，只得忍痛在心里，自问自己的良心无愧，安守本分，为邻居的困难户做了些有益事情，每到过年时向善堂申请救济粮，谁要我写信我都有求必应，联想到自己在困境中，要同情受困的人。解放后又干第八防空组干事，和冬防互助组员，一九五○年进湖北农具厂，才离开这个工作。
注：常备壮丁十六—三十五岁，后备壮丁三十六到四十五岁。
解放初期
解放以后，物价稳定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保障了，到了冬季军用鞋衬，在泗湾街大量定货，先给钱后交衬，无钱户都可以做，我领了几百张衬的钱，紧张地干到年底，赚的钱买了六十斤米、二百斤柴、破布一百斤，第一个解放年没有把急作。
一九五○年春雨绵绵，鞋衬不能做，我心里正在纳闷，派出所户籍员了解其情，送来救济粮票(大米)四十五斤，特别受感动的是，泗湾街只有两户得救济(技术工人)，左右邻居见到了相互谈论，到底是有技术的人，政府也关心。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进湖北农具厂(现柴油机厂)，由于在旧社会里失业痛苦很深，进了工厂内心高兴，老老实实干活，任何事情都认真，在党的培养和群众的帮助下，担任了生产组长，喷务（雾）器搞革新，年终评为三等模范。一九五一年八月当上(车)间主任，回想在旧社会里，没有后台工厂不能进，受尽了颠三倒四的痛苦，解放了翻了身，党大公无私的对待人，只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为公，党就会信任，这是我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感动的几件事。
病中感想
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革命的本钱，在新社会里才听到讲，表现党关心人们的健康，在旧社会的人，身体再健康，没有钱、没有后台，很难找到事干，做一个搬运工，大码头要花银元一百元买一条扁担，小码头也花五十元才给活干、拉人力车请保付押金，才给车拉，混一碗饭吃多么难。如果害了病更悲惨，病久了被解雇，贫病交加，饥寒交迫，借贷无门，最后的绝境，生命完蛋。
在新社会里情况就变了样，有病公费医疗，病重的住院治疗，长期害病的享受劳保，愉快的休养，生活有保障。如果我在旧社会里得上这个难治之病，我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肯定说，我的骨头会打得鼓响，现在我惟一的希望，愿症状逐渐的消失，身体恢复健康，重返工作岗位，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贡献一份力量。
李良富
一九六八年十一十七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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