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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小日本投降。1946年夏，西南联大就要北归复校。八年如梦，就在倏忽之间。三校师生，众多一代英才，就要告别昆明大西门外联大校舍。这里的一切虽然寒碜，但因这里的主人大拙如磐石，德泽似美玉，故而自照蓬荜，辉映天南。现在要移光易彩，远去绝徼，岂不使三迤父老中之高瞻远瞩、明辨事理者伤怀万端。我生也晚，不能煮酒相送，实在遗憾。过去，我经常想象联大撤离时的情景，猜测我边陲小民是否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失了礼数。但后来，当我读到当时的云南省商会、昆明市商会这两个民间组织，代表云南耆绅和父老乡亲送别联大的《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并赠三校联，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读书有个习惯，即读到心中滋生感慨之情时，总要闭门到户外散步，以享受动情（有时是愤懑之情）的细腻之处。读“序”、“联”和联大的“谢启”这天，我也走到了户外。时间是中午，阳光倾注，碧空如镜。这是云南的天空。我想，我要在云南的天空下，好好想想云南的事情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办学八年所创造的奇迹，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之一，这一点在众多的论者笔下已达成共识，不必赘言。我关心的是云南人，不管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人，还是今天的云南人对联大的态度。因为，这关系到云南人有没有勇气和气魄，将战时大后方的文化重镇（“民主堡垒”）昆明的文化史、教育史纳入云南人自己的历史来书写。克罗齐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所指，不仅仅是历史文本，更重要的是克罗齐氏指出了那个“历史”的“当代”性。也就是说，历史的事件或过程只有作用于“当代”人的思维和行动，才是有意义的。人们说出它，不断地说出它，是因为人们要照见自己时，需要一块明镜。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需要一块隐喻历史事件或过程的明镜，来照见自己的良知。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相比，历史的传承和文化的血脉是不值一提的。比如，1946年的云南省政府对西南联大就十分厌恶。由于“一二·一”事件波及全国，后来反戈的卢汉主席为首的云南省政界、军界人物们，早就希望联大“滚蛋”了。他们希望，学生运动的“火”要烧，到别人的地盘上去烧，只要不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烧就行了。至于说那“火”移到别处，是不是同样烧得蒋委员长心痛，卢汉们当然是管不着的。
       还好当时的云南人并不都像后来反戈的卢主席那么冷漠，毕竟当时的官僚体制并没有把市民社会也体制化，把市民文化踩在脚下。从这个角度来看，卢主席们倒也还有些优点，他们实施的还不是彻底践踏人民意志的暴政。人民除了可以安居乐业外，竟也能撇开政府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抒发一下自己的思想感情。要不然，我们今天就不会来写这一折民间社会送别联大的佳话了。《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和赠三校联（白之瀚执笔），缕陈西南联大对云南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表达“将以暑期，各还于本校，滇人闻而动色”的恋念惜别之情。“序”中说，西南联大之于滇，“庶政百业之赞导，既至繁巨，不可以悉举”。而影响远大者是：“一为学界风气之转移也”，“一为滇事之彰明也”。前者赞曰，云南人办教育五十年，虽然用力甚勤，但有许多不足，联大的精神、学风和个人品格将惠泽滇人，并预言“如是薰习而楷模焉，久与俱化，他日士气民风，奂然丕变，溯厥从来，必知有所由矣”。后者赞道，“在昔滇以僻远，中土人士之至者绝罕。……阮元（清大学者，曾任云贵总督）、檀萃（清学者，仕于滇）之伦，牵于职事，用志多纷。杨慎（明大学者）谪居虽久，偏擅惟在词章。皆于滇事鲜所发明。自联合大学南来，集诸科之专家，得悠长之岁月，或以修志躬莅其地，或受委托精研其事……凡兹所为，均可谓知类通方，开物成务，有关国计民生之大者。于是滇之为滇，始一扫阴霾，以真面目显示于天下。”“序”的胸襟表现在，并非仅从云南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作者颂扬联大的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斯诚华夏举族所托命者”。联大三校既要北上复员，云南人只有“念风雨之如晦，寄仰止于高山”，留下联大的精神遗产，勤于自勉。西南联大的答谢启亦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这当然也不是写给卢主席及其幕僚的：“八年推襟，一朝分鹥，值乱离而设教，惨非通德之门；欲赋别而伤神，尚乏生花之笔。……唯是文成过誉，中多藻饰之词；室去临歧，难有琼瑶之报。瞻怀斯土，重晤何时？”
       我觉得五十年前的云南人是有教养、有气度、有人情味的——配得上这所著名大学的气质。关于当时云南人特别是昆明人的脾性和慷慨大度的“古风”，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过。冯至在《昆明往事》中说：“给我印象更深、帮助更大的是我在昆明结识的‘新人民’。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不像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人们那样彼此漠不关心、不相闻问。我在昆明搬过九次家，每家房主人男的常说，‘我们是交朋友，不在乎这点房租。’女的站在旁边说，‘还不是因为抗战，你们才到昆明来，平日我们是请也请不来的。’这样的话，不管是出于客气，还是出于真情，风尘仆仆的远方的来人听在心里，总是感到一些温暖。更可爱的是小孩子们以惊异的眼光望着我们，听我们对于他们是异乡口音的谈话。我们就在这样和蔼的气氛中解开行囊，安排杂物，心里想，这样可以住下去了。……昆明人朴实好客，不歧视外人，我真愿意把这个‘他乡’看作是暂时的‘故乡’。”
       不但云南民众在联大俊彦面前不丢脸，滇中才子的才气也十分可人。难怪“谢启”中赞道：“金锵玉振，陈梁萧孔之文；凤翥龙翔，魏晋钟王之字。桃潭千尺，未足喻此深情；秋水一篇，差可方兹佳制。”这般溢美之词，虽然写得过了点，但白之瀚老兄的文笔却是非常了得的。至于弥勒王景鹮的字，可惜未得一见，恐亦能与文章相匹。白之瀚执笔赠北京大学联云：
       博我以文日就月将惠此南国
       仰之弥高察时垂象譬如北辰
       赠清华大学联云：
       万里采葑来载将时雨春风已为遐方开气运
       九年移帐去种得天南桃李长留嘉荫咏清华
       赠南开大学联云：
       天教振铎泽被南滇看到满门桃李正开时为金碧湖山平添春色
       夜话避戎事同西土例诸欧洲文艺复兴史愿乾坤抖擞早放曦光
       白之瀚（1893—1995）其人，字小松，原籍山西，后随父到达贵阳。唐继尧为贵州都督时，被录用为译电员。因记忆超群，能背诵全部密码，又自学成才，文采出众，旋被任为秘书。后追随唐公来滇，参加护国起义，任护国军都督府秘书。靖国军兴，任秘书长。1927年，因继尧倒台，小松退出政界，到云南大学任文史教授。小松长于诗词，作品颇多，可惜手稿在“文革”中散失，惟所撰《护国史》尚存。盖白小松为幕僚之才，然当今诸公，有几人能望其项背。
       李森，学者，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动物世说》、《荒诞而迷人的游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