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大路拐进去，就是几条狭窄弯曲的巷道。两旁是些破旧的平房。光秃秃的水龙头在户外孤零零地呆立着，一看就知是几户人家共用的。地上污水横溢，混杂了一些纸屑、塑料袋和烂菜叶。我们踮着脚尖，很小心地向前走着。在这个被称为特区的繁华都市里，还有这样的一个贫穷、肮脏的角落？我的心里满是疑惑。
在前面领路的是市总工会的一名女干部。她边走边介绍：这一片出租屋，有几十户人家都是这样的情形，他们要么下岗，要么家人得了重病，总之都是靠政府救济生活。日子穷得你们无法想象，有些人家每月的生活费总共就是两三百元。
我提着一个话筒跟在后面，盘算着呆会儿该怎样采访，怎样提问，主题该如何把握，是呼吁爱心人士关注弱势群体，还是表现政府部门关心贫困家庭，或者只是展示贫穷、悲苦的另一种都市生活？而我旁边走着的那个提着沉重的专业摄像机的年轻记者，只管皱着眉，高一脚低一脚地小心探着路。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策划了一个叫《新视野》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里有一个叫“城市写真”的专栏。我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在这个城市里迅速走红，因此想拍一些新鲜的题材。而这个关注城市贫困人群的选题，就是我拿来准备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山之作”的。我觉得这个话题既好煽情，又能引起各方关注。专题片的导语我都想好了：当小资、白领、时尚成为我们生活中曝光率最高的词汇的时候，你们可曾想到，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座城市里，还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户人家。我跟着那个女干部钻进去，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到。过了一会，我的眼睛才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只见屋里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发黑的蚊帐歪歪倒倒地支在上面。床上铺着一张草席，一个油腻腻看不清颜色的被子皱成一团，堆放在床上，还有两只烂兮兮的枕头。一个蓬头垢面、看不出年龄的女人，坐在床上，呆滞地看着我们，无动于衷。屋里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是地上放着几个大大的纸盒，几件短裤汗衫随意地搭在上面。往里走，看到一个木头的四方桌子，旁边放着几把椅子，这恐怕就是这个家最值钱的东西了。墙角摆放着一只液化气钢瓶，一副煤气灶放在几块砖头上，四周是些锅碗瓢盆之类的小零碎。我倒吸一口凉气。这样的日子让人震惊得有些张口结舌。
房间太暗，也小，无法拍摄。我们就将那几把椅子搬出来，坐在房门前的巷子里。房子的主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面色苍白，有些秃顶，但非常干净斯文。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大腿上，拘谨地来回搓着。那个工会女干部看起来早已认识他，她把我们的来意说了，还热情地鼓动说，电视台将你家的事情报道出去了，也许就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啊。
男人很流利地说起了自己的家事。他是一家国营企业的老工人，前几年，得了很严重的肝病，下了岗，在家里养病。他的妻子原先也是工人，早些时候上夜班，在路上被流氓吓了一回，就疯了，呆在家里也有好几年了。他们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六年级了，在附近小学读书，学校已经为其减免了学费。男人说着那些事，不悲伤，不抱怨，好像他们家本该如此似的。他还说，政府每个中秋、春节，都会来看他们的，给他们送些慰问金。
我问他有什么希望，他说，只要自己和妻子不犯病就好了。我问他最关心什么，他说就怕儿子上了初中后，学费多了，花销大了，自己承受不起。我看他光着一双脚，秋天里还穿一双破旧的拖鞋，右鞋鞋跟整个地脱落着。我不知该问什么了。这个故事和我原先设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告辞的时候，我很难为情地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两百元钱递给他。他道谢着，一点都没有推辞。
走出这个七弯八拐的巷道，我看到外面八车道的马路上穿梭着那些名贵的汽车，高高的摩天大楼，冰冷的玻璃幕墙上反射着刺目的阳光，巨幅的广告牌，五彩缤纷的橱窗，时尚的人群，小康的社会。我恍然。
为了这档节目，后来我又跑了一些贫困家庭。真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最终我的这期反映贫困家庭的节目却没有播出来。一是我把握不了正确的角度、主题和分寸，二也是因为这么“凄凄惨惨戚戚”的故事和画面，不适合我们这档生活类节目。后来我的节目里播出的都是一些玩滑翔伞或攀岩的都市青年，音乐厅的乐手，明星谈时尚，书吧茶吧之类，收视率还挺高的。
那时，我想：面对真正的贫困或灾难，其实我们是那样软弱无力。
二
后来，我又做了一组系列专题片，讲述这个城市实力最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他们的资产大多是亿元以上的。
他们有些非常年轻，三十几岁，而且起步很晚，几年时间就成了亿万富翁。这些人大多有良好的知识背景，是海归、博士、手上握有几项发明的专家，还有兼而有之的。他们从事的大多也是高新技术产业。
这批人跟我们以往印象中的商人完全不同。脸上没有苦苦打拼的皱纹和焦灼，没有与官员打交道习惯养成的油滑和谄媚，也没有暴富之后的骄横。他们很多人看起来就像那些理工科成绩特别优秀的聪明书生，不张扬、不浮夸，也没有风流倜傥、潇洒不羁的才子习气。他们思想敏锐，作风随意，没有将金钱捏在手上的那种汗津津的咸味，却有骨子里的自信、踏实和优越。他们重视家庭、重视亲情，业余生活健康阳光，对下属充满人情味。但他们也没有“大济苍生”、“指点江山”的使命感，和普通人一样平淡地议论着时政。他们也关心战争，那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或生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欧美市场。
一次在饭桌上，我谈及慈善问题。我说：其实赚多少钱有什么用，关键是看你对社会的回报有多大。有个温文尔雅的新型富翁当场礼貌地反驳：赚钱本身就是回报，是贡献。我也回敬：这是不言而喻的，单考虑税收、就业、吸引外资这些，就是很大的贡献了，但还有没有更有效更直接的途径？我这句话说得有些模棱两可，但这些聪明人立刻明白了我的潜台词：那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饭桌的气氛突然冷了下来。我知道，这是个不合时宜的话题。我更知道，我还没有资格谈这话题——也就是说，我没有亿万家产，我更没有散尽亿万家产、进行慈善活动的实践，如果我把这种话题深入下去，就有些拿别人的钱不当钱的假仁假义。我只有缄默。弱小的人只有美好的虚幻的愿望，但那是空的。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照顾自己。自己好了还想再好，这其实也是一种责任吧？
在这些民营企业家中间，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给我印象最深。他跟这些年轻富翁不同。他的资产并不比他们多。他是从经营小药店起家的。带着老婆孩子，起早贪黑，在工商、税务、银行以及各种各样的环节中顽强地生存。曾有过整夜贴广告，贴到手臂抬不起来的艰辛，也曾有过被城管砸烂摊子、推倒在地的屈辱。十几年过去了，现在他有着一家综合型私立医院、十几家药房的资产。
我去采访的时候，他抽着红梅牌香烟，他说，这是这几年生活好了以后才抽的，以前抽的牌子还要差。他说，这些年自己从未去过什么歌舞厅、卡拉OK厅，一次都没有。可是他说自己这几年已经为孤寡老人、下岗职工、打工仔打工妹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达四五百万元了。我看到他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很多锦旗，都是说老人有“悬壶济世”的心。
这是一个带着旧时代特征的那种家族式企业。老人是董事长，他的大儿子是总经理。在他儿子的办公室，我看到墙壁上有四块巨大的玻璃框，里面框住的是用工整苍劲的小楷抄写的《金刚经》全文。我看着那些纯净而玄妙的文字，有些震撼。我问他：你，还是你爸爸对《金刚经》感兴趣？
那个和爸爸一起吃过苦的儿子，身上带着典型的广东人的实在，有些腼腆地说：其实，这是一个朋友送的，我和我爸爸都看不懂。但我们觉得，佛教是教人做善事的，所以我们就很喜欢。
老人没什么文化，并不做什么崇高状，还有些做了善事后自己也想留下些好名声的天真淳朴的心，并不是那种视名利为浮云的“高人”。他心地纯良，身体又好，见我们由衷地夸奖他，一高兴，童心大发，从库房里拿出一个几十斤重的狮子头，冲着我们的摄像机，舞了一段年轻时经常表演的狮子舞，虎虎有生气。我看着满面皱纹的老人，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动。
三
我在繁华的都市平凡地生活着。我见过了那么多的贫穷，也见过了那么多的富裕，见过了那么多的冷漠，还见过了那么多的温情。对于这样忧喜掺杂的人世，我常感到内心复杂难言，百味俱全。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额上都带着一种抹不去的光芒，理想主义的有些虚幻也有些执着的光芒。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里，他们额上的光芒掩映在一片金属的反光里，陈旧黯淡。
记得小时候学造句。老师出一道“奋斗”的题，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学生写的都是“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主义，那是心里最亮的字眼，辉煌得像天堂。
书里都说，共产主义，那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是人人平等个个自由，那是没有阶级没有差别。那是多么完美的社会啊，太阳般明亮，月亮般温柔，星星般璀璨。
可是后来，我们都知道，那是童话。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人真的为之奋斗了终身。
除了“共产主义”，我们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比如，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比如，我们要拯救亚非拉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民，比如，敢叫日月换新天，等等。大话和幼稚让人脸红，可是那饱含其中的真诚和无私，难道也让人汗颜吗？
现在，激情的红晕已经消退，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增添了无法忘却的痛苦记忆。我们把目光收回来，重新打量脚下这块饱经沧桑、古老又蕴涵着无穷魅力的土地。我们的目光终于冷静下来。
报上说，目前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有三千万。这些人口都是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的赤贫人群。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的两会期间曾经说，如果把好几年前定的农村贫困线标准（即625元／年／人）再提升两百块钱，那么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六千万，即乡村贫困人口有九千万。而在城市里，那些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人还有两千两百多万。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些人吃着鲍鱼鱼翅、喝着蓝带XO、住着花园别墅、开着奔驰宝马、打高尔夫打得全身都是健康时尚的阳光色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一亿多人（那差不多等于中国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还在为过冬的棉衣棉被发愁，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为一日三餐最粗糙的粮食累弯了脊梁，操碎了心。
——这种时候，我们的笑声还可以那么放肆和骄矜吗？
还有一个数据。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1922年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l之间。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而我国的这个指标在1991年是0.282，仅仅十年后，也就是2001年这个系数就上升到了0.459。也就是说，我们的贫富分化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如果你是一个网民，只要你随意浏览一下那些论坛，你就会明白，当今社会的仇富心理是如何偏激，人们对腐败现象是如何憎恶。而你也不难明白，为什么犯罪率居高不下，人们总是感叹没有安全感。
——这种时候，我们的心情还可以那么闲适和自得吗？
四
作为一个百无一用的读书人，我耽于幻想。我所会的只是有限的思考。
在一个个夜晚，我读着那些经典的著作。
儒家“教主”孔子在《
礼记》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仁，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自此，一个“天地人和”的完美社会理想贯穿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圣贤志士的全部人生追求。
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另一种带着文人气质的诗情画意的社会构想，与孔子的大同世界相映成趣。“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人与自然的相融，人与人的和睦，洁身自好，安天知命，还伴随着浪漫的情致，散淡的趣味，此境既有水墨山水的宁静致远，又有工笔人物的兴味盎然。这是一个田园式的微型“共产主义”。
而在西方，大同的梦做得就像西洋的油画一样，更为壮阔磅礴、浓墨重彩。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十月革命，西方的“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越来越清晰、坚定的足迹。他们的“共产主义”与东方的淡远、宁静、虚空不同，还带着西方人特有的热情、较真、务实的劲头。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理性建成一个通天的台阶，将一个美轮美奂的蓝图从天上一步一步地请到人间。可惜，他们的台阶只搭了一半就崩溃了。
甚至在所有的宗教里，我也看到了那相似的虚幻之光。《圣经》里描绘的“天国”似乎就有些“共产主义”的气息：在圣城耶路撒冷，未来如同“新妇”一般美丽漂亮，到处是金银财宝、翡翠玛瑙，居民们过的都是“无忧无虑的生活”。至于佛经里的“西方极乐世界”和伊斯兰教的“真主的天堂”，都描绘着大同小异的圆满之境。
读着这些馨香华丽又质朴高贵的文字，我突然明白了，实际上，所有的圣贤书都在许诺着一个完美绝伦的未来：共产主义。只是它在这些经典里的名称不一样而已。只是它们许诺的到达方式和行进路线不一样而已。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也许，共产主义，就是全人类心底里最纯真最美丽最温柔的梦想吧？
然而实践理论并不遵循同一种逻辑。
1989年，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这个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突然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开始轰然倒塌。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飘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此彻底解体。这个最老、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倒塌，世界的格局就此发生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美国因失去与之抗衡的力量而陡然滋长了霸主作风。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凭借改革开放，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让所有的朋友和敌人都不敢忽视“风景这边独好”。
当然，现在还不是评判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但历史就是历史，它具有不容更改的一次性。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眼睛打量它，用什么样的话语评说它，我们还是只能接受现实。
红色五角星，这个作为共产主义象征的符号，曾经像颗启明星一样升在历史的夜空。那一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穷人、受压迫者、被奴役者、底层百姓都发现，一颗红星正在他们的头顶上熠熠生辉。它照耀着他们，鼓舞着他们。他们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他们怀抱着崇高的理想，怀抱着无限的爱和无尽的恨，向着不平等，向着旧制度出发了，开火了。在那激情的硝烟里，一个个人民共和国相继诞生。
不过就是几十年，历史还来不及喘口气，理想的烟花就留下了疑惑的灰烬，狂热的运动就成了血腥的暴力，满腔的热情就化为了惨不忍睹的伤痕。我们终于明白：历史不是教科书，也来不得“大跃进”，比激情和勇气更重要的是智慧和理性，比“形而上”更紧迫的是“形而下”。我们的问题不是彼岸在哪里，而是我们该凭借怎样的船只，该怎样一步步接近彼岸。
五
1989年，那个国际风云动荡的一年，我刚好从大学毕业。带着还没有泯灭的梦想，张皇地在喧嚣的社会大门外呆立着。急速变化的生活大潮像巨浪裹挟着我，使我不得不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咸腥的海水里沉浮。我发现从书本里走出来，我其实面临着一本更丰富、更精彩、更激越、更复杂的大书，那就是生活。生活的广度和韧性实际上比我们最大胆的想象还要壮阔得多，坚强得多。你还来不及失望，它已经在孕育下一个希望，而你还等不及仔细咂摸快乐，它已经埋伏好了下一次悲伤。
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我有幸接触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我既见过忧国忧民、造福一方的权贵巨富，也见过悭吝刻薄、无恶不作的上流人士；既见过助人为乐、慷慨善良的穷苦人，也见过愚昧凶恨、自私褊狭的无产者。人性的复杂多变就像一只巨大的颜料瓶，倒海翻江，百色莫辨。透过他们的聪明和愚笨、追求和失落、眼泪和欢笑、泪水和汗水，我开始懂得，人们最关心的并不是那些崇高的字眼，而是一些鸡毛蒜皮、与自己有贴身关系的实际利益。我慢慢明白，理论其实无所谓高下，关键在于它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而所有贴上标签的理论，都有它内在的局促。我渐渐认识到，我们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低下头来仔细看看脚下的土地。我还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世界上的事情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是我中有你、交错混杂的。所谓智慧，所谓正确，就是恰当把握“分寸”、把握“平衡”、把握“时机”的学问。
从那时起，一些虚幻的东西连同一些宏大的名词，在我的生命里像雪片那样飘落了，融化了。我知道，它们不是腐烂，不是消逝，而只是埋在地下，埋得更深，像春天的种子那样正在汲取着营养。
六
在一个随意的时间，我在电视上随意地听到了一场报告，说的是社会的福利问题、保障问题、就业问题和分配问题。报告说，社会的初次分配确实要充分体现效率原则，而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机制，可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趋向合理，这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实施的。但还有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1998年，美国慈善公益机构掌控的资源达到6700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9％ ，其中有近2000亿美元是个人捐献，相当于美国GDP的2％以上。如果按照这个2％的比例，我国的个人捐献每年应该有2200亿元人民币，而实际上，我们一年能筹到50亿人民币的慈善捐款就很不错了，这些钱对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几乎谈不上调节作用。
这段话于我是刻骨铭心，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将它完全复述出来。我希望更多的人记住这些数据。当然这只是一个关于美国和中国慈善捐款数额的简单对比，美国的慈善捐款更多地得益于其税收制度的激励，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吗？
历史告诉我们：右不行，左也不行，姓“社”姓“资”都不及“发展”这个硬道理来得紧迫和重要。在福利社会的北欧，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似乎能闻到社会主义的气息，而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行着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宏观调控和自由经济不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它们携起手来，成了一对相辅相成的好兄弟，一同玩着“跷跷板”的好伙伴，并几乎成为当今所有社会形态的根本经济手段。
这种时候，我们似乎开始明白，比“好心”更紧要的是“办法”，比“大话”更紧要的是“行动”。水至清则无鱼，没有绝对的“纯粹”，只有相对的“协调”。
我也似乎开始意识到，共产主义，它的存在正如理想的存在一样，也许并不是用来兑现的（因为难以兑现）。它的存在，它的意义，只是昭示着人性——那区别于丛林法则、能够超越自身、关注他人的理性和温情。它昭示着，人之所以为人，“他”或“她”之所以不是“它”，就是在他们和她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有同情，有爱，有节制，有忏悔，有责任，有尊严，有对公平和自由的不屈的信仰，还有生生不息的梦想。
共产主义，它是我们头顶上那一颗不落的星星。它是岁月寒凉里那一点持久的安慰。它是人类历史中那一抹永恒的诗意。在全球化、符号化、技术化、个性化的今天，这种诗意依然感动着我，并将永远感动着我。因它，我对人性里那一点像种子般顽强的温暖，有着不灭的信心。
七
大年三十的那个傍晚，我因为要急着买点东西，匆匆地走在深圳的街头。那时，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已经非常稀少，只有空洞的高楼和寂寞的霓虹。在路过一个人行天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裹着一床破烂的旧棉絮躺在天桥的水泥地上。我看不出他的性别、年龄，他蒙着头，似乎睡得挺安稳。我迟疑着，想推醒他，还想把他领到家里。可是我还是站在那里。
我知道，自从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流浪人口救助站已经像涟漪一样在各个城市铺开来。这么得民心的一件大好事却在实施中遇到了料想不到的阻力——不是来自官方和地方的，而是出自这些被救助的对象。很多送到那里的流浪人员，害怕被遣送回老家，又想法设法从免费吃住的救助站逃出来。他们依然选择在繁华的都市里流浪街头，风餐露宿，与城管人员周旋，靠乞讨生活。如果，如果你知道了，那些肮脏的硬币和零钞积攒后，被换成一张张干净的纸币，定期或不定期地寄回了远方的家，而这些用屈辱和艰辛换来的钱币就是那个赤贫之家的全部指望，就是一日三餐，就是孩子的学费，就是亲人的医药费，就是妻子眼巴巴的期盼，你还能说什么？！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没有叫醒他。我只是在地上他放钱的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盆里放上一个我原先为孩子们准备好的红包。我想让他醒过来看到这个有着卡通猴图案的喜庆的利是封，也对自己说一声：新年好。
而此时，站在天桥上的孤零零的我，透彻地明白，自己是多么虚弱、无力和矫情啊。
共产主义，这个久违的词汇，就在除夕之夜的上空升起来。
盛琼，作家，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