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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普尔（Michael W. Apple）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应该说早已是声名远扬，这位与费莱雷（Freire）、吉鲁（Giroux）和迈克劳兰（Mclaren）等一班被贴上“激进”标签的批判教育学学派代表人物齐名的学者，更以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个性和风格而著称。不过很有意思的是，阿普尔本人对于这一标签却从来不予承认，甚至对于“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的帽子也一概拒斥。在他看来，“批判教育学”之谓总难免带有一种学究气，它很容易让人感到是躲在象牙塔中的一批所谓有批判倾向的学者们所精心建构起来的一个“巢穴”或者学术堡垒。而他本人所从事的批判的教育研究（critical educational studies），不仅是批判的、更是实践取向的。对于“学者”之谓他也了无兴致，而始终自称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工作者。因而，在学院圈子中显得很有些“另类”。
       的确，从他的复杂经历中我们也不难理解这一点。从早期一所学生以贫民子弟为主的中学的教师，到如今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的在欧美学术界很有影响的资深教授，阿普尔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教育的第一线。他做过反映学校日常生活中人们抗争精神的电视节目，曾长期担任教师联合会的主席。从一九七九年第一本代表作《意识形态与课程》（曾再版三次，并已被译成中文版。此外《官方知识》的中文版已出，《文化政治与教育学》即出）到如今的《国家与知识政治学》，被人们称为阿普尔三部曲的八部知名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是直面现实、声讨“右派”的檄文，带着浓烈的火药味，展示了一个对现实绝不妥协的批判教育家和民主斗士的形象。
       阿普尔的大多作品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是美国“向右转”的时代，从里根上台到如今小布什的成功连任，至少表明到目前为止这种右转局势还在延续。用阿普尔自己的话来说，这可谓是一个右翼大奏凯歌的时代，一个美国民主面临严峻危机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标志是右翼共识风行，推动这一共识形成的两大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然而，其推动者却绝不仅仅是如克里斯托、本奈特、阿兰·布鲁姆、弗里德曼、哈耶克、诺齐克等等这些所谓新保守或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言人，而是在同一霸权意识形态保护伞下的众多形形色色的群体。他们包括：“热心于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的‘现代化’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不相信国家，而关心安全、家庭、传统知识和价值，并属于‘专制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中相当活跃的那部分为数众多的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群体；诸如威廉姆·本奈特（William Bennett）一类要回到‘高标准’、纪律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的经济和文化保守人物；不完全与其他群体意见一致，但其职业利益和地位依赖于责任、效率、管理程序等他们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广泛利用的新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他们虽然彼此之间在利益和价值诉求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其中不乏一些对于自己被划入“右派”阵营极为反感的人们。然而，在不同领域中的立场的相似性却最终把他们推向了同一条战壕。他们的偏好虽各有不同，但是所假想的敌人却是共同的。这一敌人就是福利国家及其所有被认为是公共的物品、有“自身利益最大化”偏好的政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被他们视为“堕落的、混乱无序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而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可谓是集以上所有之“大恶”者，因此，也便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以上所有右翼群体共同讨伐的对象。在阿普尔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家所有指向公立学校的改革运动，诸如择校、学券制、公立学校私营化、国家课程、全国考试等等，便是右翼们借改革之名而开历史倒车、逆民主潮流而动的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的纷纷出笼，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导致受压制群体更趋边缘化（阿普尔不愿意使用“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弱势”用语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底层群体的不幸是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的，而不是缘于各种内外压制性条件），而且造成美国社会原本就存在的等级、族群、文化认同等内部冲突和裂变进一步加剧，以至于在当下的美国，任何一个公民在涉及到公共事务时，都不得不首先摆明你的立场，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站在谁的一边？”
       在阿普尔看来，对于每个关心社会正义、平等、人道、个人尊严和安全的人而言，在如今右翼得势的时代，回答这一问题的需要显得是那样迫切。否则，受压制群体的话语权和自身利益会被进一步剥夺，其命运愈加悲惨。对于那些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而言，如果继续恪守所谓的中立原则，沉醉于象牙塔内的所谓纯粹学术研究，他们就会愈来愈脱离现实，不仅失去自己在公众社会生活中的发言权，甚至面对保守主义的强大攻势，他们在学院中苦心经营起来的既有优势，也存在被彻底瓦解的危险。而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首先需要进行严肃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在此，自我反思固然必要，但阿普尔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反思右翼的种种话语及其改革议程背后的意识形态成分。这种反思是历史性的、道德性的和超越学科建制性的。
       阿普尔所谓的历史性反思，就是反思右翼话语在不同时代所赖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语境。正如他在对右翼所一贯强调的“个人责任”和“回归家庭”的分析中所指出的，右翼所谓的个人责任是基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和独立性的信念。这种信念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克服殖民地时期人们心甘情愿的臣服心态，开国元勋们刻意赋予“依赖性”以一种耻辱的标识，即它代表着一种“人格存在缺失”。也正是由此开始，随着一系列如奴隶制、妇女合法权利等制度性障碍的破除，“依赖性”也就被赋予越来越强烈的“个人化”色彩。于是，在今天，右翼们就以此为圭臬，把所有社会福利性保障制度一概视之为偏袒人性之“恶”的“大恶”，认为它纵容了“懒惰”与“邪恶”，是美国整个社会低效运作的渊薮。既然“穷人们”的“贫穷”完全是他们个人的“过错”，他们就纯属“咎由自取”。阿普尔针对这种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准则抨击道，岂不知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在历史过程中一系列外在的压制性条件的累积性结果，这种外在的条件就是美国社会从过去至今始终存在，并在今天有加剧迹象的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等差异。右翼一再强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移民，包括其原住民印第安人也不过是亚洲后裔。因此，“我们”所有人都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这种浮丽的话语却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例如与欧裔不同的是，非裔是带着镣铐来到美洲大陆的，作为奴隶制的制度性障碍虽然破除了，但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主流文化控制之下，他们及其他族群依旧是受压制的“他者”。正是在由这种文化意识形态霸权所左右的压制性条件下，穷人总是被他者化，并继续着边缘化的命运。
       阿普尔针对新保守主义所倡导的“回归家庭”主张分析说，新保守主义的“回归家庭”实际上就是回归所谓浪漫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一时代中所谓“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核心式家庭被他们矫饰和美化了。事实上，对于妇女而言，维多利亚时代有着极其惊人的残酷性。一种所谓的“济贫院测试”制度曾经在英、美、澳等国风行。它的预设就是有些人是先天不可救药的，测试的目的就是把这些人从穷人中分离出来，如果你接受救助，就要被贴上“不可救药”的耻辱标签收留到济贫院中，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如此一来，那些被遗弃的，或者未婚母亲以及穷人家的妇女，就不得不在耻辱的“救助”和无法谋生间做出选择。新保守主义所谓的“回归家庭”就是回归这种“济贫院测试”的非人制度。他们指责有关妇女保障制度保护了穷人的邪恶本性，认为如今美国穷人妇女之所以一个个地生孩子，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救助，甚至认为穷人之所以出现离婚率高的现象，是因为他们夫妻之间存在骗取救助的阴谋。然而，就是这种带有父权中心主义倾向、罪恶昭彰的“回归家庭”的诉求，却被新保守主义赋予回归传统伦理价值、传统美德的漂亮外衣。
       故而，阿普尔认为，至少在策略上，我们应该向右翼学习，即同样从道德的角度来反思右翼的社会议程及其教育改革主张。在他看来，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道德性的事业。新保守主义在认同新自由主义淡化国家控制、实行教育市场化、推行可选择性改革的主张同时，转而又祭起回归传统价值的大旗，强调要对国家课程和全国标准化考试实施质量控制。其本质是借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建构强化自己的精英意识形态霸权地位。一个批判的教育研究者不仅要有内倾的视角，即从一个学科或知识本身来理解规训的历史，最为重要的是要有外倾的视角，去把握教育内部如课程、教学方式和改革与外部社会各种力量间的关系，特别是课程与意识形态霸权间的密切联系。他反思了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宣称价值中立、仅关注教育人力资源供给和效率至上，实则是与新保守主义共谋的本质，即以所谓不涉道德判断的“只有让富人更富才能让穷人富裕”、“非人道行为本身是通向美好明天的捷径”等宣称不平等合法化的企图，从真正的社会公正、平等、人道和人的尊严角度，审视所有的社会改革和教育主张。他进而提出，在当前右翼改革口号盛行的时代，或许我们恰恰需要的不是激进盲目的改革，而是一种“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这种“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是需要我们抑制改革的冲动，退后一步，对其进行冷静的道德意义的思考。
       这种道德意义的思考建立在对教育与外部社会间权力关系反思基础之上。它所借助的学术资源，在阿普尔看来，是跨学科建制或者说超越学科建制的。正是这种跨学科建制，让阿普尔难以认同强贴在他身上的任何标签。的确，任何标签都无法清晰标明阿普尔的身份，他反对宏大叙述的结构主义观、简单的经济还原论，但是并不等于彻底否定结构主义，例如他并不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并认同新葛兰西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他反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过于强调“多元性”、“异质性”和“地方性”的主张，认为它淡化了种族、阶级、性别等差异的结构化特征，但并不反对后结构主义的“身份政治”、“权力的多元”和“非还原分析”等理论；他反对在“语言学转向”中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把一切看成“文本”，以文本研究替代严酷现实的研究倾向，但并不反对文化研究关于话语、文本背后所深嵌的权力结构分析方面的洞见，特别是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解；此外，诸如女性主义和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资源都为他所批判性地接纳，但他又认为他们多少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赞赏教育中正在兴起的叙事研究，但对于其中存在的有闲白人阶层的孤芳自赏倾向又表示出隐隐的担忧；正如杰瑞利（James M. Giarelli）在其《文化政治与教育》一书序中所言，阿普尔又继承了由杜威所创建的进步主义民主政治和学术批判传统。
       的确，对于阿普尔，人们是无法把它归类的。他不是一个“自由派”人士，但是他从未放弃杜威进步主义民主教育的传统，始终倡导学校政策实践中民主的实验，即通过“设计一个有助于公众讨论、辩论和协商”的机制建立起一个扩展政治（extend politics）；很难说他是一个激进“左派”，但是，他又认为在关涉美国公共教育制度改革的议题中，不能不考虑到存在于辍学和“问题（in risk）”学生背后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结构性的差异，以及葛兰西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正如他所认为的，因为税收基础的瓦解（富人纷纷迁往郊区），内城已经成为新的“保留地”，右翼的改革议程加剧了内城与郊区间的差异和隔离，其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他通过列举大量的经济数据而不无讥讽地说道，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右转”以来，随着各种救助计划的削减，美国的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少数族裔和妇女的地位进一步跌落，这种“贫困化”的恶果是犯罪率增加，青少年失足比例直线上升。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宁肯一年花上三万美元在监狱中增加一个床位，却不肯提供区区三千八百美元的救助满足一个孩子完成学业的要求。他甚至更为尖锐地指出，右翼在攻击公立学校辍学现象时，可曾考虑到这些孩子之所以没有机会完成高中学业，正是结构化的经济条件造成的。因为极度贫困以及就业环境恶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在没有毕业前不是进了监狱，就是在暴力事件中被枪杀。
       针对右翼所提出的国家课程和全国考试议程，他利用新葛兰西主义理论评析道，这其实是右翼强化其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一个部分。他们漠视美国不同族群间的文化认同差异，试图以高质量、高标准的名义把白人中心主义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而这里的“其他文化”是“他者”，与“我们”是不同的。他援引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分析道，在右翼的假定中，“我们”是高尚的、纯洁的、无私的和正义的，而“他者”则是低级趣味的、污秽的、自私的和邪恶的，是大众的“铅灰色的海洋”。显然，在这种议程背后所隐藏的玄机是一种文化的政治学动力机制，其最终目的是维护霸权文化的再生产。为此，他颇为认同萨义德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政治的洞见，即追溯美国历史中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对美国社会民主政治的价值。但是，他反对萨义德“幼稚”地期望主流文化对其他边缘文化的“慷慨包容”，认为这其中存在着让保守主义政治、白人主导文化充当“最终的审判者”的危险。因此，他主张，对于白人主导文化，直觉告诉我们，要敢于说“不”！
       阿普尔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垒窝筑巢”学究方式非常反感，但是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相反，对于当下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极为不满。针对在右翼势力节节进逼的情势下，他颇为辛辣地讥讽道，这些人大多也不过是“受雇佣的专家”，勉强称得上是现实的批评者。但是，他们大多充其量除了玩弄后结构或后现代主义的玄奥辞藻，如萨义德所言的在九重天上飞来飞去，并把后现代理论作为愤世嫉俗的解构工具之外，实在别无所长。在他看来，对于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理论，如果能够严肃对待，并把它同现实的文化政治权力联系起来，它会成为批判教育研究的有效建设性的工具。这就是，在日常教育生活中，戳穿霸权意识形态在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隐秘压制真相，强调多元文化与权力的认同，唤醒底层（教师、学生、社区成员、活动分子）的自觉抵制意识，致力于地方性的与右翼间不懈的斗争。
       总之，在门派林立的学术界，阿普尔可称得上是一位极其复杂、很难归类的人物，他的学术来路极其广泛，正是利用各种看来存在种种内在张力的理论资源（阿普尔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它们是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他盘桓于不同理论之间、游刃有余地缕析了美国右翼文化、政治、经济与教育间极其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他的矛头所向是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右翼政治及其教育主张，但是，他的视野并不囿于国内，正如他所言，美国的右翼政治文化与当代全球化话语及其议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文化政治与教育》一书中，他开篇就以一个炸薯条的故事，讲述了在全球化的运行机制中，西方跨国公司（麦当劳快餐店）是如何通过炸薯条这样一个“便宜”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象征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农民利益的（占用大量平原土地，进行现代机械化的土豆种植和收割，驱赶农民背井离乡，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可谓是早期英国资本主义“羊吃人”的现代翻版）。因此，他不无担忧地暗示，英美的右翼文化政治及其影响，其实也正在成为整个世界人们生活体验和阅历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部分。
       或许，这也提醒了我们，在已经被纳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在一个一切向美国看的时代，在一个教育市场化话语喋喋不休的语境中，在一个教育差异已经外溢为一个严峻的社会公正问题的情势下，我们是否也需要有一点“非改革主义的改革”意识，退后一步，停下来从社会公正、道义和个人尊严角度冷静地想一想；紧接着，也扪心自问：“你站在谁的一边？”
       （Michael W. 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1996。中文版即将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