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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搬办公室那天接到白大姐电话的，当时我刚刚把一只大抽屉倒了个底朝天。白大姐告诉我，阿娅患了宫颈癌，正在医院准备手术。“什么事儿都让她摊上了。也怪可怜的，已经到了二期，前夫只来看过她一次。我们提到你时，阿娅还说你待她特好。”开始我只是愕然，但听到后面，我突然湿了眼睛。我不知道是为我，为阿娅，还是为了我们面目全非的友情。那天我的面前凌乱不堪，无处下脚。原本隐匿暗处的废纸、票据、名片、贺卡，还有空笔帽、旧钥匙，全被倒腾出来，横七竖八散了一地，在白炽灯赤裸裸的照射下，仿佛我一片狼藉的心情。
       我就这样坐在那个大大的拐角桌上，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的方位，也恍惚了手头的活计。我的面前出现了阿娅那张松弛坑凹的脸，出现了她骂着前夫又盼着他来的焦躁惶恐的表情，我甚至闻到了病房中弥漫的来苏水的味道。我看到，在窗外光秃秃树梢儿的摇曳中，在凉意阵阵的晨风吹动中，阿娅屈身坐在皱巴巴的病榻上，五指岔开，插入曾经浓密现已稀疏的发际，一把又一把地捋着，一根又一根脱落的长发被篦在指缝之间。
       往事一涌而上，像突然涨潮的海浪，吐着白色的泡沫，追得我无处可逃。
       我与阿娅已经四年多没有联系了，虽然我们曾经是最要好最要好的朋友，虽然我曾为她的事放下了我最放不下最放不下的面子。我承认，四年多来，阿娅的名字连同她唱过的歌，在我不情愿又不经意的回忆中成了一种被辜负的隐痛和不甘，而现在，这种隐痛和不甘又在不知不觉中化作一声无奈的长叹。
       与我同龄的阿娅生在山西，兄妹六人，她排老五。她的父亲是位军人，母亲是随军家属。阿娅小学时随父亲转业到了河南。阿娅从小就喜欢唱歌和唱戏，高考落榜后进了父亲任职的那所中专当打字员，并在拿到电大文凭后转为团委干事。
       1992年秋，A城北郊的几所中专联合举办卡拉OK大奖赛，赛点就设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阿娅和白大姐情绪高涨地率队参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娅，她的辫子又黑又粗，在脑后挽成了O型。她的皮肤很亮，是那种油脂分泌过旺的亮。她的双颊、下巴和额头有不少凸凹不平的痘痘和坑坑，这对她原本不错的容貌造成了较大的损害。作为评委代表，阿娅在大奖赛的最后时刻登台献唱一首《父老乡亲》。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踩着零星掌声走上舞台的阿娅一张口就把全场给震住了，她的演唱简直可以用无可挑剔、以假乱真来形容。一曲唱罢，掌声雷动。“真比彭丽媛唱得还好！下个月我们搞校庆时一定要把她请来！”坐在第一排眉开眼笑的校长向我挥手指示。
       我至今认为，这一幕是阿娅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经典时刻之一。她美妙的歌喉、粗粗的大辫子和那身桃红色的偏襟服装永久地留在了我和现场观众的记忆中。美的震撼力是无与伦比的。几乎每个女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光彩照人的时刻，那是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的惊鸿一瞥。也许她自己浑然不觉，但熠熠生辉如黑夜焰火般的美丽，会永远定格在某些人或某个人的记忆里。虽然我们家里从未有人与文艺沾过边，我也毫无音乐细胞可言，但我从小就对文艺表演着迷，对那些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的演员心怀崇拜。我曾经在每个月零花钱不过三两元的时候，瞒着父母集下了满满一木箱的电影杂志。而此时此刻，作为我的同行，舞台上的阿娅、灯光下的阿娅、掌声中的阿娅恰似我多年以来的一个梦。现在想来，正是阿娅这次灵光乍现的表演，使我对她有种“一见钟情”的敬佩和羡慕，这种敬佩和羡慕成为后来我为阿娅的事不惜奔波求人的原因之一。
       一个月后，在我的积极联络下，阿娅参加了我们的校庆晚会，她带来的歌伴舞《高天上流云》掀起了那台晚会的第一个高潮。
       此后，我与阿娅的联系日渐频繁起来。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多：同年同月生，同在学校团委工作，都有一个女儿，都喜欢艺术，又都喜欢放声大笑。次年五月，我全程陪伴阿娅参加了省直系统的卡拉OK大赛。在我殷切的注视中，阿娅一举夺得了民族唱法的第一名。那晚，我们买了一只德州扒鸡和几罐饮料以示庆贺，我第一次喝了并不好喝的可口可乐。席间我俩越谈越投机，大有蓦然回首相见恨晚之感。阿娅甚至向我描述了单位分房时，她是如何噙着眼泪把自家那张价值数百元的琴凳搬到校长家里的。她还讲了婚前因她另有所爱，男朋友（也是她的同事，后来成了她的丈夫）为她自杀的惊险一幕以及此事在家里和校园引起的“爆炸”效应。
       我离开A城时，阿娅到火车站送我，她穿一双刚买的黑色高筒皮靴，与她那件深灰色呢子长裙十分相配。虽然靴子还在磨合期内，使得阿娅走路时有点放不开步，但它使身材不高的阿娅显得亭亭玉立，挺拔婀娜。火车要开动时，我看到阿娅的眼里有一汪亮亮的东西，我不禁心头一颤。
       车站一别，关山迢迢。空间距离的拉大，使我对阿娅的思念日益强烈，我甚至把她作为我在人地两生的新环境中奋斗的榜样和动力。置身数人共居的民房，遭遇仅有的几件像样衣服的被盗，经历了只是进邮局发了一封信的功夫单车就不见了踪影的气恼，尤其是承受远离女儿的尖锐疼痛，都使得初来乍到的我心绪焦躁，思乡恋家之情一日甚于一日。而每当我疲惫奔波在过于灿烂的阳光底下，木木然呆坐于闷热潮湿的房间时，不绝于耳的除了女儿的呼唤、父母的唠叨，便是阿娅富有激情和活力的尖叫了。
       来海南上班后，我写的第一封信就是给阿娅的，只是一直不见回音。待我半年后回A城办理调动手续时，同事欢送的饭局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多才结束。我打着千疮百孔的黄色面的找到城郊的阿娅家，家里竟空无一人。我不甘心，继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楼梯里爬上爬下，找到同院不同楼的阿娅父母家，此时已近深夜一点。在这个黑暗漫长的攀登过程中，阿娅惊喜的尖叫一直响在我的耳边，给我力量也给我胆量。
       “真不巧，阿娅去上大学了，刚走一个月。”边开门边套外罩的老人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
       回到海南，办公桌上躺着来自C大学的白色信封。阿娅的信！我一把抓在手里：“最近我们两口子都起了大变化，同时在一个月内他调到了市工商局，我去了你的母校上学。想不到吧？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一切都变了。我现在当起了穷学生，专业是民族歌剧，今年是预科，明年还要参加高考。几经周折，我所在的单位总算同意我去上学，给发个基本工资，想着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我现在是两地来回跑，每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下午再返校。前后要上五年，孩子又小，家里人开始都想不通，后来也就依了我。你快给我来信吧，我是多么地想你呀！妮妮穿上你买的毛衣漂亮死了，盼望有机会咱们能和孩子们一起大疯一场……”
       我当即回信：“你的来信使我感觉到，能够得到一个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朋友是世界最美好的事情。因为真正的朋友会在任何时候都忠实地与你站在一起，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
       第二年夏天，阿娅如愿以偿地考取了C大学音乐二系，她在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同时也告诉我一项重大决定，她想利用暑假来海南唱歌挣学费，如果可行，她想一周后动身。
       “当然可以。”尽管我心里毛毛的，对阿娅能否挣到钱一点底儿也没有，但出于对阿娅坚不可摧的信任和与日俱增的思念，我还是满口应承下来。我找到了小曲两口子，他们是我一个学生的兄嫂，原先是河南某小城歌舞团的，来海口吃跑场唱歌这碗饭已经两年了。听了我对阿娅的一番吹捧，小曲答应阿娅来的当晚就推荐她上台。
       第一次坐飞机的阿娅晕得要命，晚饭也没吃就到太平洋宾馆唱歌。那天晚上，阿娅演砸了。她唱的是《谁不说俺家乡好》、《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她的演出服土得够呛，又包得严严实实，眼睛画得像个熊猫，嗓音听起来涩涩的，高音老上不去。特别是匆匆盘起的发髻由于卡的不牢，不知何时竟在耳后散下一撮儿，使她看起来就像《归心似箭》里斯琴高娃演的那个东北大嫂。我和阿娅临走时，小曲面呈难色地小声跟我说：“经理不满意，明晚唱不成了。今天的七十元出场费我会先垫给你们。”
       阿娅从尴尬的气氛中感觉到情况不妙，一向多话的她默不作声地随我回家。房间里闷得很，窗上那台二手空调吃力地轰鸣着，却根本感觉不到凉爽。阿娅双肘撑在梳妆台上，动作机械地用餐巾纸擦拭脸上的油彩、眼影和唇膏，然后花着脸将五指插入浓密的发际，一把又一把地捋出脱落的发丝。那晚我俩都没睡着。明天，明天怎么办？
       “有什么大不了的，啥不都是逼出来的！我就不信找不到唱歌的地方！”第二天清晨，一夜辗转的阿娅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从此以后,阿娅白天提着篮子去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系着围裙在狭窄的走廊里为我家包饺子、蒸卤面。天一黑，我和阿娅便踩着一辆破单车四处“求职”。阿娅背包里装着她的获奖证书和那件准备试唱用的大摆裙。我俩轮流蹬车，见歌舞厅就进，南天、金泉、太阳城、金公主……歌厅的经理们总上下打量阿娅一眼便一口谢绝，阿娅恭敬递上的传呼号码（呼机是我的）也在转身之间被丢在脚下。再看看灯光闪烁的舞台上，正在演唱的女歌手无不浓妆艳抹，年轻妖娆，相形之下的阿娅实在太不起眼了。三天下来只有金吻歌舞厅那个小个子经理口气有些商量，但他提出一个条件，让阿娅帮着找一名琴师来换现在的琴师。阿娅就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来了精神。经多方查寻，她在“花仙子”乐队找到了一名有跳槽意愿的琴师。
       当天晚上，金吻经理心安理得地坐着我和阿娅叫的出租车到“花仙子”去相琴师。“你很有气质，一看就是干大事儿的人。”半路上阿娅殷勤地讨好着那个小个子，还把兰花指指向了我：“我这位朋友说你与众不同。”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这个阿娅，真过分！我真想反驳她，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到了“花仙子”，果然有个琴师模样的人等在那儿，他现场演奏一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只弹了一段，小个子便向阿娅摆了摆手：“行了，不用听了。”说完扭身就走，阿娅紧追上去，慌忙拦了的士把“小个子”请上去。一路上，“小个子”一声不吭，临下车时，甩下一句“水平太次”便扬长而去。待我掏钱付车费时，阿娅终于回过神来，她破口大骂道：“什么狗屁经理，武大郎似的，我早就知道他不是玩意儿！”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和阿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一个同事的熟人从琼海打来电话，他们单位的宾馆新开了歌舞厅，正需要民族歌手，他愿为阿娅引荐。事不宜迟，我和阿娅立即收拾行李赶赴琼海。饭桌上，那个介绍人问及阿娅的学历和年龄，我正要张口，脚被阿娅猛踩了一下。“我今年二十六了，正在读大三。”阿娅抢在我的前面说。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待半年之后再遇这位“介绍人”，他还没有忘了问我一句：“你那个唱歌的朋友有三十好几了吧？”看来，他根本没有相信阿娅的假话。阿娅居然在琼海站住了脚，连唱了两个月。“阿娅”的名字就是这时候叫开的（原来她叫小娅）。中间我们全家还去看过她一次，台上的她果然养眼了许多，演出服换成了玫瑰红的吊带纱裙，胸脯鼓得老高，歌也唱得自如多了，声音里多了妩媚的嗲气，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竟有男人不时送上小费点阿娅的歌。
       阿娅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讲那个腋臭熏人的歌厅经理如何打她的主意，讲另一位女歌手如何戴着双层胸罩扮性感，讲那些泡歌厅找小姐的男人们的洋相，讲她与女儿妮妮在电话两头哭时的心酸……
       学校那边已经开学了，阿娅仍无归意，同学老师催她回去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各种可以编的理由她都编了，她说：“大老远来了，能多挣点就多挣点吧。”
       十月中旬，阿娅终于踏上了归程。谁知，她这一去，竟如那架飞向蓝天的白色飞机，永远地消失在了遥远的云端，再也没有了消息。打她家新装的电话根本无人接听。当我几乎认定阿娅出了什么意外时，又习惯性地拨了一次号码，居然通了！我听到了阿娅熟悉的声音：“喂 ，谁呀？”“你猜我是谁？”我尽量保持镇定。“嗯，猜不出来……”，老天，她居然没有听出是我！我不得不又问一句：“真的听不出来我是谁？”话音未落，一声尖锐的叫声直穿耳膜。“呀——太巧了！我写给你的信还没到，你的电话就来了，我俩，我俩真是心有灵犀，想到一块去了……真的，我昨天才给你写了信寄出去，过两天你就会收到的。”对阿娅这最后一句话，我半信半疑，真有这么巧的事？但我内心多么希望阿娅说的是真话呵。哪怕她告诉我，她是因为懒惰和忙碌才没有给我写信的，尽管这不能算作理由。我甚至在翘首等待中反复用自己喜欢的计数方式来预测结果。我喜欢偶数，所以当我开锁、走路或干什么别的事情时，若是以偶数次数完成的，我就会信心大增，如果是奇数，则心虚气泄。这次无论我怎么试，总是两种结果都有。一周之后，我收到了阿娅的挂号信。拆信之前，我忍不住看了邮戳上的时间，那串黑色小字就像一粒粒石子洞穿了我最后一丝幻想。这封信寄出的时间是那个电话后的第三天，可阿娅明明说过她是在通电话的前一天寄出的信。再一读信，阿娅的家人、学业一切正常，我的所有担心与惦记全是白费和多余。再一看写信时间，居然比邮戳上的寄信时间提前了十一天！我的心开始在下沉中一点点变凉，阿娅信中火热的语言在我读来仿佛是写给另外一个人的：“我十分十分地想念你，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述咱们那种姊妹般的情意……我以后会经常给你去信，告之我的近况……”，我长吁一口气，把信丢进抽屉，一串五彩缤纷的气球在我的眼前爆竹似的迸裂，我突然想哭。
       我没有给阿娅回信。也许正因为我太看重阿娅，太看重这段友情，所以才容不得她哪怕是最轻微的冷落和最细小的欺骗。虽然在日后偶尔一闪念的揣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过阿娅即兴撒的那个谎只不过是想掩饰自己的难为情而已，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终于没有动手去打破平静，一任那叶曾经美得炫目的风筝越飘越远，直到再也望不见。
       岁月相易如江河东去。我在日复一日中消磨着宝贵的时光，整日坐在办公室里敲击那一排排发黄的白色键盘，却总也打不出什么棱正东西。百叶窗外，办公大楼与滨海大道之间的绿化带里，非洲楝变成了大王棕，大王棕又变成了椰子树。
       1999年春的一天，老爸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个叫阿娅的可能会打电话给我。阿娅？她要找我？
       “叮铃铃……”，晚上十点半，阿娅的电话真的进来了：“我的包被偷了，电话本丢了，所以一直没办法跟你联系，幸亏老本子上有你妈家的号码，这才找到你。”
       “你该毕业了吧，有什么事吗？”我一时还找不到从前的感觉。
       “没事儿！就是想好好跟你说说话。我，我离婚了。跟父母也闹翻了。”
       “他整夜整夜不回家，回来也是酒气熏天，倒头便睡。我敢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外面有事，而且找的是按摩小姐之类的低档货。找个有品味的情人也算他有本事，找那些骚货，真让我恶心，我一气之下就起诉到了法院。后来我俩在法庭上相见，互相揭短，互相对质，互相对骂，就像仇人一样。这夫妻要是撕破了脸，那真是世界上最丢人的事。有一次我当庭昏倒，整个人就像死了一回。”
       “如今，就连我的父母也变了，他们天天问妮妮，她爸爸回来了没有，跟我说话了没有，俩人在一起都干点儿啥。你看，这是怎么当老人的，净嚼舌头根子，让孩子心灵受伤。现在我自己带妮妮，不送父母家了。”
       “阿娅，无论如何，我觉得你不应该抱怨父母，毕竟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而且你上学时都是爸妈给你带孩子……”，我开始慢慢进入状态。
       “要是早点听到你这话就好了。这么久没联系，我觉得对不住你，你对我那么好……”，电话里的阿娅伤心地啜泣起来。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阿娅的话又一次把我击中了：“毕业了你还回原来的学校吗？”
       “你看我还能回去吗？为了离婚的事学校已经满城风雨了。我好想去海南工作，能够换个新环境，特别是能跟你在一起，我做梦都想呢！”
       “我明天就托人打听打听，看看这里的两所大学需要不需要声乐老师。”
       老公起来方便，见我仍在打电话，不由面露愠色，瞪我一眼又指指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凌晨两点。我没理会，继续着与阿娅的谈话。我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我要帮她，一定要帮她。
       我托了同学的上司的朋友，为阿娅争取来了某大学艺术系宝贵的面试机会。阿娅在将近四年之后又一次火速来琼。
       这回阿娅对飞机的适应性显然是大大增加了。与她一起走出机场的还有一位四十几岁的男人，阿娅介绍说那是她旅途的邻座，是海南某公司的老总。阿娅热烈地拥抱了我，然后附在我耳边悄声说：“他答应用接他的车送我们回家，怎么样？不坐白不坐！”
       “我叫的出租车已经等在外面了。”我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这个阿娅，又来了！
       “听你的。”阿娅转身热情又熟稔地与那位旅伴互留号码挥手道别，然后跟着我拎了大包小包离开了乱糟糟的出口。
       仿佛又一个轮回，我与阿娅开始了“鸳梦重温”的日子。阿娅的一言一行都让我感到友谊和信任的力量，让我感到被仰视被重视的快乐。没有人像她那样看中我，崇拜我，没有人像她那样把我的女儿称作自己的“乖乖”。她赞美我的每一款服装、每一张照片、每一处长相、每一个建议。“我爱死你了”“你太让人心动了”“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些看似肉麻实则顶用的话总挂在她的嘴边，让我汗颜，让我窃喜，让我如沐春风，让我不顾一切地把她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我们谁也不提几年前她来琼的前前后后，一句“我有愧于你”让我感动得不知所措，让我变得慷慨而宽容：“看你说的，朋友也不一定天天联系啊！”
       直到今天，我仍然对阿娅的某些天分和能力叹为观止。她的一举一动简直就像神奇的粘合剂，在无声无息中弥合了我俩之间已经开裂四年的缝隙，并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赢得了我们全家的热烈欢迎，而我几乎感觉不到这一修复的过程与痕迹。
       阿娅的山西话、东北话、河南话、普通话全都地道得很，而且学谁像谁。像宋丹丹啊，赵本山啊，她们的小品全被阿娅学的活灵活现。特别是她演的赵丽蓉跳探戈，把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们全家一致认定，阿娅若是被发掘演小品，那准比蔡明还火。
       我那丫头天天追着阿娅给她讲故事，阿娅总是充满疼爱地抱起她：“阿姨要是能来这里工作，就天天教你唱歌、表演节目。”也有的时候，阿娅一抱起孩子，会突然红了眼睛，眼泪“哗”地就出来了：“我的妮妮现在不知在干什么，她可乖了，还会弹钢琴……”，她的眼泪好像就蓄在眼眶里，一触即发，取之不尽。眼泪不会骗人。我不知道阿娅的悲伤是来自对女儿的思念，还是来自对自己坎坷命运的感怀。要强的阿娅，聪明的阿娅，她现在除了一个女儿和一纸文凭外，还有什么呢？即使此次敲定了工作单位，阿娅一准儿还要折腾下去，住房何时解决，母女何时团圆，离婚不离家的老公要不要来？
       为了托人之需，阿娅此次拎来了两大壶小磨香油。她跑到菜市场买来塑料瓶把这两壶油分成五等份，把其中倒得最满的那份一定要我留下。那油真的很正宗，满屋子都飘着炒芝麻的香味。她分油的时候不时地舔一下壶口，并咂着嘴说：“啧，啧，真香！这还是妮妮的爸爸专门跑到油坊里买来的，真不舍得送人，都想留在咱家。”
       “妮妮爸现在咋样了？要不合了算了，再怎么说他也是你闺女的亲爹啊。”我趁机劝她。
       “他现在头发都快掉成秃子了，不过到了事儿上还行。这次我出来的路费也是向他要的，我说是借的，以后还。”阿娅顿了一下，撇了撇嘴：“还什么呀！我根本就没打算还。他这人，有时好有时歹的。你不知道，闹离婚那阵，为了避邪，提防他带别的女人来家，我把自己的照片放的老大挂在床头，我要瞪着眼看着我的家，看着我的床。”
       找人办事光拿小磨香油肯定是不行的，我翻出了积攒几年的邮票年册。阿娅似乎比我还心疼，放下又拿起，拿起再放下。我和阿娅就这样拎着油壶和邮票一家一家地串，把可能讲上话的人家统统走了一遍。总体效果不错，只是那位最关键的系主任态度始终不冷不热，说话拐弯抹角，叫人放心不下。面试那天，我守在家等着阿娅，什么也干不下去，眼前一直晃着那位胖主任勉强而难看的笑容。
       阿娅终于回来了，穿着我那件ERE衬衫的后背全湿透了。“我今天豁出去了，唱的是难度最大的歌剧《白毛女》选段——《恨是高山仇似海》。”我们打电话给两位参加面试的老师，他们都说阿娅唱得确实不错，他们也都尽量说了好话。
       可系主任那头儿一直没有明确态度，只是说等别的毕业生都来面试过后才能统一考虑。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和阿娅感到事态凶多吉少。经家人提醒,阿娅判断那个系主任可能是在卖关子要钱。她决定当天晚上把剩下的两千元路费全部送过去。见我面露不安，阿娅赶忙凑上来给我打气：“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他只要收下这钱，事情就好办了。我知道你脸皮薄，别怕，到时候你就在外面等，我去送。”
       送钱那天晚上，我躲在楼前的树影下等阿娅，足足等了有一个小时，但我一点也不着急，因为我知道等在外面的滋味比进到屋里好受多了。
       阿娅出来时的表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如释重负，反而有些心神不定：“系主任老婆很精的，怎么都不肯收钱，我好话说尽硬塞给她，她还非让我留下电话和姓名。听她说又有好几个人到系里头面试了。”
       第二天一大早，系主任太太就打电话过来找阿娅，她说，她被爱人狠狠了一顿，她要阿娅今天务必过去把钱取回。放了电话，阿娅弓着腰无精打采地坐在床边，又开始把手伸进散发，一把又一把地捋着。我手足无措地站着，正不知该怎么安慰她，阿娅“忽”地站了起来，她边从衣架上取衣物边对我说：“我明天就去深圳，我的表嫂和我爸的一个战友都在那里。我就不信找不到接收单位！”
       为了省钱，阿娅决定乘汽车去深圳。她将被退回的两千元连同我拿给她的以备急用的钱全都缝进了贴身的内衣。车站里面，成群结队的旅客都在目标坚定、义无返顾地购票、上车、抢座位、放行李，他们的脸上没有犹豫和彷徨，有的只是执着与期待。一个又一个人登上了阿娅坐的那辆卧铺大巴。在偶然的必然中，他们将与阿娅一路同行。他们与阿娅就像遽然相交的直线，重合之后便会越分越远，恐怕永无再见的那一天。我不由想到，他们要去深圳干什么呢？他们有着怎样坎坷的故事呢？
       到深圳的当天下午，阿娅偷着用公家的电话给我拨了长途，打探这边的消息。她说她就住在当医生的表嫂家，她好想我和我的女儿。她说由于没有边防证，她装成病人，躺在表嫂叫的救护车里才蒙混过关。她还说马叔叔给她联系了家私立小学，第二天去面见校长，她将随时随地向我“报告”最新进展。
       艺术系那边终于有了消息，他们已决定接受另外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我不得不把这一消息电话告知了阿娅。没有想到，这个电话成了一个大大的休止符，我与阿娅的友谊又一次戏剧性地戛然而止。当我只能通过别人才能打探到一点阿娅的消息时，难言的失落和别扭的感觉病毒似的在体内复制，我甚至会在睹物思人时生出一股被利用、被愚弄的愤怒。我不否认，几年前那个好不容易才拨通的电话引来的伤心，已在相似的情形之中成了我的一道心理障碍。所以，我没有主动跟阿娅联系，一年后，我甚至在更换电话本时把她的名字连同号码一起剔除了。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我的生活和心情在火热地膨胀了一阵子后重归平静，但平静得并不彻底。有消息说，阿娅留职停薪去了深圳当音乐老师，可几个月后又回到了原单位，因为深圳那边工资待遇不理想，原单位又要评职称。几乎在我得知这一消息的同时，我得到了另一个确实的消息，那个一度决定了阿娅命运的艺术系主任,在阿娅走后半年便到龄退休了，现任主任就是当年对阿娅的试唱大加称赞的两位教师中的一位。
       阿娅走后不久，我家保姆打扫卫生时从床底扫出了阿娅的一支发夹。这是一支紫色的蝴蝶形发卡，阿娅在时几乎天天戴着，直到有一天再也找不到。如果不是那次偶然的坠落，这支发卡肯定会跟着阿娅辗转深圳，再回河南。而现在，这支发夹正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睡大觉，没有人留意它，也没有人去动它，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随手丢进废纸篓里。
       事情有时真就这么巧。一年后的冬天，我在毫无预感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意外地碰到了阿娅。那是我趁出差北京的机会绕道A城与妹妹小聚，一伙人正在吃饭的时候，妹妹突然扯了一下我的袖子：“哎，那不是阿娅吗？”我吃了一惊，偷眼一看，没错，是她。距离我大约二十米开外的另一张餐桌上，阿娅正和另外两个人兴致盎然地边吃边谈。O型的辫子，油亮的皮肤，前倾的上身，手托下巴的姿势，一切都太熟悉了。我偷偷与人换了个背对她的座位，却仍禁不住扭头窥望。我从她的脸上瞄到了夸张的殷勤笑容和近乎虔诚的目光。他们在谈什么呢？是工作还是房子呢？我如果向她走去，阿娅会发出惊喜的尖叫吗？会丢下她的客人向我倾诉思念之情吗？即便如此，热乎两天后待我离开这里，她是否又会来一个急刹车，把我晾在一边呢。虽然我有那么一刹那的犹豫，但我终于没动身子。当我们买单走人时，我身不由己地绕到阿娅刚刚坐过的地方，盯着那个空座位看了又看，一种复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当我们同骑一辆破单车在夜色笼罩的海口四处寻找歌舞厅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拎着小磨香油挨个登门看人脸色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日后我们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再见呢？
       今年中秋，我带着女儿到国商一带取月饼，恰好路过我与阿娅当年亲密合影的那棵大榕树下（阿娅形象地称它作“胡子树”）。周围的许多建筑和道路都变了，只有这棵我们曾经一起环抱的榕树依旧枝叶茂密，美髯飘飘，没有一丝改变，虽然满树碧绿的叶子已不是从前的那些。
       我开始在夜不能寐的时候，重新审视阿娅，审视自己。阿娅股票走势般每况愈下的人生曲线，究竟是她自己涂抹的，还是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决定的？如果与阿娅的性格和弱点密不可分，那么，阿娅没完没了的折腾劲儿，阿娅永远向前的行走惯性，阿娅混生不混熟的为人风格，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如果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那又怎么能怪罪阿娅呢？她不过是在沿着上帝早已铺好的路没有偏差地走下去罢了。如果是生活环境和特殊经历造就了阿娅的性格与观念，那又怎么能全怪阿娅呢？难道她自己想这样吗？难道她没有自尊，不爱面子吗？不，我想都不是。我相信她的自尊不比任何人弱，只是她为了找到更多的尊严，活得更有面子，她才不得不在她认为必要的时候较为老练地收起了自尊，她才不得不表演得更卖力，更投入，更勇敢，甚至连友情和尊严都搭了进去。虽然我曾不屑于阿娅的低三下四，不悦于阿娅的人走茶凉，但我们内心的渴望和不安分真的比阿娅少吗？我们与阿娅的区别其实并非目标的不同，而是道路选择的差异，甚至是走路姿势的不同罢了。如此说来，阿娅错在哪里，我们又对在哪里呢？
       一望无际的水面上，飘着阿娅孤独的小船。我曾偶然地踏上了这只船，也曾全力地帮过阿娅划桨。可现在，她在水里，我在岸边，小船正被一阵阵看不见的风轻易地吹向了阿娅努力的相反方向，并在阿娅发了岔儿的尖叫声中，打着圈圈越滑越远。而我只能看着，看着，甚至无力向左右趔趄的阿娅发出足够响亮的呼喊。写到这里，我感到胸口那团因时间的揉碾已变得细碎的痛楚重又集结成了硬硬的一块。萦绕不去的陈年旧事如长满针刺的蒺藜，扎在心头那片最痛的地方。而我能够想到和做到的只是趁着探亲或出差的机会去趟A城，叫上白大姐一同去看一看化疗中的阿娅。我不知道自己对阿娅的谅解与怜悯是不是缘于阿娅身患绝症的消息，我不知道自己的打算会实现还是会改变，我也无法想象，当我与阿娅再次面对的时候，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王晓冰，女，公司职员，现居海口。出版有散文集《爱是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