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下午五点钟，是建筑设计师梁增光从单位回家的时间。单位在城市的北边，家住在西南部，所以，每次下班回家，他都要绕过大半个城市，好在这座城市不大，骑自行车也就需要四五十分钟。他通常的骑行路线是这样的:从延安路的单位出来，穿过十字路口，进入新华路，遇上下一个十字路口，他照样直行，来到解放路，到第三个十字路口，他向右拐，上了本市最干净最宽阔最有代表性的人民路，但在这段路上他走不了多久，过两个十字路口，他得向左，行入建国路，在建国路到底时，马路上的人渐渐地少了，等他转入东风路不久，再走上红星路时，人更少了。红星路是条不太宽的幽静的马路，路两旁的法国梧桐，遮住了直射的阳光。这条路上几乎全是住家，惟一的公共设施是一座久已废弃的体育场。梁增光每次骑到这里，会情不自禁地望一眼路对面体育场那扇包着白铁皮的大门。因为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个标志，它意味着旅行即将结束，他深深地呼一口气，身体仿佛立时变得轻松了，只须再骑一分多钟，进入一条巷子，就可以回到阔别了一个白天还算温暖的家里了。
       如果您碰巧也是每天由北向南地骑车回家，您可能会在解放路建国路或别的什么路上遇上梁增光。但是我敢说，在您的记忆里不会留下有关他的太多与众不同的印象的。像他这样脸部有些瘦削，戴金丝边眼镜，骑一辆半新不旧的黑色凤凰69型自行车的中年人，街上实在太多了。一个“文革”以前最后一届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学过德语的普通学生，一个被政治运动耽误了青春结婚较晚的男人，一个拥有不太美丽的妻子的丈夫和十岁女儿的父亲，一个冬天穿藏青色毛涤西装，夏天穿白色的确良衬衣，春秋穿烟灰色纯羊毛背心的副主任建筑师，一旦汇入自行车车流之中，其职业特色便会被人群淹没同化得无影无踪的。
       今天梁增光提前了半个小时从单位出来。平时他提前离开单位，都是因为有些烦恼。这烦恼有时是现实的，可以说清楚的；有时是非现实的，莫名其妙的。现实的烦恼比较容易克服，只要走出办公楼，就好像刚从他讨厌的专放劣质影片的电影院里逃出来一样，情绪会立即好起来。而非现实的烦恼，因为找不到根源，往往只能由它自生自灭。梁增光曾试图挖掘那产生非现实烦恼的根源。他读过一些书，知道许多外部因素，像气候、天气变化、某些实际问题，会影响人的情绪等等。但知道了又怎么样呢？照旧有烦恼、不愉快。所以，他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脆弱，太多愁善感了。推而广之，认为人本身就是不幸的，痛苦的。当然，这种非现实的烦恼至多持续一两天，并没有影响梁增光的工作。
       早晨从家里出来时，梁增光脱去了一件毛衣。这样，西装穿起来可以容易些，活动起来也方便一些，看上去也不是太臃肿。从家里出来后，他才感觉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春寒料峭的时节，风依然是尖厉的，浑身的鸡皮疙瘩已说明了问题。但是这并没有促使梁增光返回家，添那件毛衣。他以为自己刚刚出门，只要顶一阵，身体自然会暖和起来的。旅行似乎比以前长了许多，尽管如此，红星路上的鸡皮疙瘩到延安路57号仍是很新鲜的。等他架好车，弓身锁车锁时，发觉手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现在，下午四点四十分，梁增光再次落入早晨的尴尬境地。他觉得冷，恨自己没有多穿一件毛衣，可是理智告诉他再冷也不能像小青年一样骑飞车。他咬紧牙关，挺直腰杆，目不斜视，尽可能地使包裹在衣裤里的每块已经松弛的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就在他英勇地与寒冷抗争的时候，一位熟人助了他一臂之力。这位熟人在建国路的另一边喊他的姓。他停下来，认出是中学的同窗。他们在路边寒暄了一阵。等梁增光再次骑上车，身上便不再感觉冷了。他转向东风路。像往常一样，路上的人已经稀稀拉拉的没几个了。红星路，他不用看路标，用手打出拐弯的手势，便慢悠悠地拐了进去。
       红星路这边看不见人。只有麻雀像争吵似的在梧桐树枝叶深处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透过那丝丝缕缕的阳光，可以看见远处比这边亮一些的地方有行人在穿越马路。这情景梁增光已经熟视无睹了。他仍然目不斜视，若有所思地骑着车。到体育场的大门时，他习惯地朝那边望了望。大门凹处的地上躺着一个人，老太太。她在挣扎，像是要爬起来。梁增光回过头，又望了望。老太太前额上流着血，那血是顺着太阳穴淌下去的，衣服的前襟被染红了。梁增光继续往前骑，刚才的情景让他想起电影里演员头上涂着的红颜料。到自家的巷口他没有停，又骑了大约一分钟，来到报亭前。卖报人正在打电话，他朝梁增光笑笑，接过钱，熟练地把晚报递过来。梁增光把报纸卷成筒夹在后架上，慢慢地向回骑。在巷口他按出一串铃声，然后拐了进去。
       来开门的是女儿。女儿梁茜今年十岁，上小学三年级。她抢过报纸，翻了翻文艺版，发现没有明星们的照片，便把报纸丢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抿着嘴朝梁增光笑笑，跑进自己的小房间，做她的作业去了。
       梁增光在门口换了一双拖鞋后就径直来到厨房。此时妻子李学荣正在紧张地炒菜。梁增光对着妻子诡秘地一笑，然后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案板上已经炒好的菜上面。“洗手！洗手！”妻子一边炒菜一边叫。但是梁增光的手已猛地捏起一根菜，丝丝地投进嘴里。“又不洗手。”他听见妻子嗔怪后，才嚼着菜到水池边洗那双看上去并不太脏的手。
       吃晚饭的时候妻子跟他谈了些今天单位里发生的事情。结婚这么多年来，过去的许多话题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无形中这类话题被保留并突现出来，好像一下子成了联结他们夫妻思想的纽带。李学荣在中学里教化学。她谈的多是学校里教师之间的勾心斗角，领导和领导狠狈为奸，教师和领导收受学生家长的礼品等等。听这些话梁增光感觉舒服，这舒服是一种以为他人皆醉惟我独醒的快感。梁增光默默地听着，点头，间或骂上一句。现在，李学荣正讲到教音乐的田老师脖子上带着的项链是“那个人”给的。她比划了一下，说有那么粗，她自己哪来那么多钱，她说。她往女儿碗里夹了一块鱼，给梁增光一块，然后挑了块小的放在自己碗里。梁增光问她是怎么知道的。李学荣说江老师亲眼看见的。有两个钱就臊包起来了，梁增光说。“有钱有什么不好？”女儿插了一句，又继续似听非听地吃饭。梁增光用眼睛示意妻子不要讲下去了。近来他们谈论这类事情时女儿常常插话，说些“那有什么”或者“妈妈什么都要管”之类的话，弄得他们十分尴尬。这种时候梁增光会突然感到孩子和大人的差距，会突然觉得自己和妻子的丑陋。妻子不再说什么了。饭桌上顿时安静了，他能够听见妻子和女儿吃饭时发出的吧唧吧唧的响声，感觉到自己腮帮子上那块肌肉一鼓一鼓的蠕动。家庭气氛变得这样沉闷本不是梁增光所渴求的，他知道自己甚至有点受不了这种无形的折磨，但他还是要制止妻子继续说下去。他觉得自己在保护女儿，保护天真、美好、纯洁。想到这些他心中升起一股热气，就好像自己突然做了一件高尚的事情似的。
       就在女儿在厨房帮妈妈收拾洗涤碗筷的同时，梁增光到卧室里，打开了电视。他通常是从六点半开始看电视的，先看本地新闻，再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然后根据妻子李学荣的口味选看一些港台或大陆很热门的连续剧。这连续剧一般也是看不完的。一来是太长，太拖沓；二来是他们都习惯早睡，遇到不吸引人的情节，便连连打哈欠，只要一个人坚持不住，另一个也会跟着睡的。至于女儿梁茜，只有周末才能看。
       梁增光为自己泡了一杯茶然后靠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听那位硬舌头的播音员报新闻。电视的音量开得很大，梁增光沉浸在这声音中。几条会议新闻过后是两条经济新闻。梁增光睁开眼睛，看见电视画面上，有人在剪彩，是家商店开业。花篮放了一大片，把人都挤到了人行道的边上。接着的一条新闻来得很突然，画面先是晃动得很厉害，他听见硬舌头播音员说:“本台记者外出采访回来，路过红星路时，发现路边老体育场的进口处躺着一位受伤的老太太。”画面还在晃动，梁增光听见女儿咚咚咚地跑进来。画面里老太太还躺着，不过她已经不动了。“啧啧，好惨啊。”女儿说。妻子进来时，画面上正好是老太太头部的特写，伤口像是在头发下面，血已经不流了。从额部经过太阳穴，到下巴以及衣服上都结着血痂。这条新闻没有结尾。硬舌头播音员说，记者已把老太太送往附近的第二人民医院。“哪个医院，妈？”女儿急切地问。但是梁增光没听见妻子回答。妻子和女儿都站在电视机前，画面上已是另一条关于犯罪的新闻，她们还站着，直到天气预报开始，妻子才拉着女儿一同出去了。
       
       “怎么不看‘新闻联播’了？”李学荣安顿好女儿，再次进来。“你要看这个？”她又问。屏幕上正在播一部动画片。梁增光摇摇头，叫妻子调到别的台，他被刚才的事情弄得几乎懵了。电视里正在播放广告。李学荣和衣躺在床上，她侧着身，似乎望着电视。梁增光呷了一口茶，他没有把茶杯放回原处，托在手上，不住地转动。广告完了之后是一部香港古装武打片。李学荣站起来，走到电视机前，按了几个其它的频道，然后又按回来。她把音量拨得轻一些，看看丈夫，没说什么就出去了。
       梁增光听见妻子在女儿的房间跟女儿说什么。一集播完后，是好几分钟的广告。他听见妻子和女儿在外面盥洗。过了一会儿，妻子到客厅里给女儿洗脚。他听见女儿在问妻子:“爸爸又不洗脚了？”她们洗完后，李学荣进来问他要不要洗脸刷牙，梁增光说等一下。李学荣出去关了外面所有的灯，进来轻轻地带上门后，就上床睡觉了。
       梁增光往茶杯里掺了些水，又坐回沙发。他知道自己对那些飞檐走壁的片子一向是不感兴趣的，但是今天他不想看别的台，他隐隐约约记得这个台还有一次夜间新闻，但不清楚夜间新闻的具体时间。他不想错过夜间新闻，他觉得自己应该知道老太太到医院以后的消息。他把这解释成一种好奇心，像年轻人一样的好奇心。可是夜间新闻开始后，他有些失望了。夜间新闻完全是重复六点半那一次的内容。到播老太太被救的那一段时，他把脸转向另一面，他觉得自己不忍心再看那一幕惨剧。就在他又重新转过头，看接下来的一条犯罪新闻时，一栏白色的字幕从屏幕的左下角移出来。字幕说，第二人民医院已组织专家，抢救老太太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当中。
       新闻完了之后，又是那部武打片。梁增光闭上眼睛。耳边“嗖嗖嗖”的声音，让他觉得风声鹤唳般的难受。他伸出手把电视机的音量键推到最小处。他瞪着眼睛，看着画面上那几个互相格斗的哑巴。看了一会儿，他觉得没劲儿，又闭上眼睛。就这么一张一闭地折腾了几次，梁增光便呼呼地睡着了。待他惊醒时，当天的节目已经全部结束了。
       梁增光没有盥洗，直接脱去衣服，躺到妻子李学荣的身边。他睡不着，头重得很，但就是睡不着。他想，睡不着也许是刚才在沙发上睡得太多的缘故。他有些后悔没有拿什么东西盖一盖，头这么重肯定是受了凉。他睁开眼睛，他知道这样可以使脑子清醒一点，可以少想电视上的事情，像武打片的镜头什么的。他向窗外望了望，窗帘拉着，看不见外面的天色，也判断不出现在是几点钟。他听见妻子李学荣在不紧不慢地打她的呼噜。平时妻子只有在疲劳时才打几声呼噜，可是，今天打起来好像特别地从容不迫，听得他有些不耐烦。他翻了个身，背向着妻子。妻子哼哼了两声，突然咂起嘴来，“啧啧啧啧”，——他用肘尖捣了捣妻子。“你怎么了？”妻子问他。他装作睡着了，没有吭声。过了一阵，妻子又开始打呼噜了。他翻过几次身后，去了趟卫生间，可回来躺下了还是不想睡。他想，如果妻子不是刚才而是现在问他“怎么了”的话，他肯定会说血压有些高。这样，妻子一定会起来为他找药，倒水，跟他说许许多多安慰的话，甚至可以陪他一晚上。他把脸转向妻子。但李学荣留给他一个大背，他看不见她的脸。
       梁增光想想图纸、工地、建筑，想想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可是，现在这些每日打交道的东西却变得很遥远，朦朦胧胧使他记不起来。他试着想自己的女儿。他想，女儿出生之前，他和妻子就在为女儿设计她今后成长的蓝图了。他们当时还不清楚生男生女，但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生女儿的话，他们不想把她培养成娇小姐，他们只希望她朴实一点，勤快一点，要把书读好，将来报考医学院或者外语学院。他们都上过大学，在大学里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可是也没有劣迹，都有正式文凭，说起来也算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就该有教养，像知识分子。他想起前不久女儿跟他说起的一件事。女儿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借住在姨姨家。她有好多次从梦中醒来时，都发现姨父在她的房间里。看见她醒了，姨父就给她掖掖被角或装作找什么东西。女儿十分肯定地说同学的姨父是个大流氓。听了女儿的话，他感到吃惊，因为女儿的话竟和自己的第一感觉不谋而合。现在他有些不明白女儿当初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件事，莫非女儿是通过这种方式叫他这个当爸爸的晚上不要进她的房间。他注意到，晚上女儿房间的门不再像以前那样敞开着。偶尔，他进去拿东西，女儿都一言不发，一副戒备的神态，全然没有白天他看到的那份天真、活泼。他感到害怕，好像面前倏忽之间站出一位历经风霜的风流女子一样。他不敢往下想了，他知道再往下想，自己会显得很可笑的，保护天真，尽可能地延续天真的时间，可天真一旦消逝竟使你反应不过来。他翻了个身，想把这个想法忘掉，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想得这么龌龊。女儿毕竟才十岁，她不懂事!梁增光觉得头又重又晕，他闭着眼睛，想这下可以睡着了，便沉入了梦乡。
       “咔嗒”，一声轻轻的关门声，把梁增光吵醒了。他下意识地坐起来，先是看了一眼妻子。李学荣好像还在做美梦。他没有叫醒她，自己急急忙忙地披上衣服，冲出卧室。女儿房间的门开着，他犹豫了一下，走到门口。女儿不在，床上的被子没有叠。他四处找了找，没看见女儿。头晕，他也没多想，把衣服穿好，换了双鞋子，顺手捞了条围巾，便出了门。
       梁增光住在一幢老式三层工房的底楼。楼房朝着巷子。他走出门洞，来到巷子里。此时，天还没有亮，巷子里很静，一盏路灯把巷口照得昏黄。空气又凉又湿，却很新鲜。梁增光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巷子里。他的脚步声，在静夜里显得十分清脆，就像什么人在有意制造效果。
       红星路的不远处有人在说话。梁增光追了几步才发现，是两个清洁工在扫马路。他摩挲着围巾，站了片刻，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向她们打听一下。突然他发觉自己围着的是妻子的围巾，他下意识地转过身，有些气急败坏地赶回家。
       他进屋时，李学荣正在厨房做早饭。“茜茜呢？”梁增光大声问。可是妻子那边正好把鸡蛋打进油锅里。他没有换鞋，到厨房门口又问了一遍。“去学校了。”李学荣回答说。她把火调小，拿起锅盖，盖在铁锅上，然后到水池边准备刷牙。
       “没去医院？”梁增光问。
       李学荣没有答话。她侧着脸，疑惑地看看他，又接着刷牙。
       “我说，茜茜是不是去医院了？！”梁增光提高嗓门说。
       “去医院干什么？”李学荣反问道。
       他答不上来，或者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愿解释。
       “没去，那她这么早去哪儿了？”他问。
       “去学校值日。”
       “这么早值什么日？”他喊着。
       李学荣把毛巾丢进脸盆里，顺手关了煤气。提起一只热水瓶，往脸盆里倒热水。
       “天这么黑，你让她一个人走，出了事怎么办？”他又喊道。
       李学荣没吱声，她在往脸盆里掺冷水。
       梁增光盥洗的时候，李学荣在匆匆忙忙地吃早饭。等梁增光坐下来吃饭时，他又一次发起脾气来。他看见碗里堆得高高的荷包蛋、油炸花生米后，突然大叫道:“给我这么多干什么？！”但是李学荣没有理他，紧紧张张地自顾自地化妆、收拾整理自己的提包。她“嚓嚓嚓”从他身后走过，在门口换上皮鞋，“哐”地一声带上门，走了。才过去一分钟，她又“咔啦咔啦”地开门进来，拿了自行车钥匙，“橐橐橐”，“哐”，又走了。
       梁增光没有吃饭。他去女儿房间看了看。女儿已把挂在门背后的小警察制服穿走了，这说明妻子说的话是对的。他有些后悔刚才自己发那么大的脾气。一晚上没有睡好，难免犯些小错误。他的气全消了。他灵机一动，去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出两张五十元面值的钞票。
       现在，梁增光已经骑在红星路上了。春寒未了，空气新鲜，金色的阳光透过梧桐树枝叶的缝隙，撒在水泥地上。这时候正是人们上班的时间，红星路几乎被骑自行车的人流占领了。有人从旁边骑过去时，给“梁工”打招呼，梁增光只是略微皱了皱眼角，并没有去辨认对方是谁。他慢慢地骑着车，心里却比他蹬车的动作急得多。他要去女儿的学校。去找女儿。想到女儿他激动起来，仿佛女儿就是他站在泰山玉皇顶上盼到的初升的日头。
       女儿的学校在建国路中段的一条巷子里。这所不起眼的小学，是市里的重点学校。为了让女儿进这所学校，梁增光和李学荣花费了多少精力，只有天知道。梁增光转向建国路。人不像刚才那么多了，汽车竞赛似的风驰电掣地对驶着。以前，因为妻子的中学和女儿的小学比较近，女儿的接送都是由李学荣负责。不过，梁增光也去过几回。他还清楚地记得学校那有些陈旧的大门。这时，他想到，如果设有一只捐款箱，一定是放在大门内侧，门房的前面。捐款箱搁在一把椅子上，没有刷漆，顶部是倾斜的，像小房子的屋顶一样。顶部中央凿着一条窄窄的槽。箱子的正侧面还挂着一只黑色的小锁。他觉得箱子很面熟，仔细看看，发觉就是家门上，自己亲手制作的信箱。站在捐款箱后面穿着小警察制服的女儿，看见他目不转睛地瞅着信箱时，悄悄地伸了伸舌头。捐款的孩子真多。他们都看了昨晚的电视吧，梁增光想。孩子们排着队，很有秩序地把自己的零用钱投进箱槽里。轮到他自己了。他很激动。他在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了一张比较旧的五十元钞票。孩子们都在望着他。他快步上前。女儿在朝他微笑。有许多人在朝他高喊，他听不清楚。梁增光发觉自己骑到了马路中央，一辆蓝色的小型运货车把他撞倒了。
       尤小立，学者，现居苏州。有著述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