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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秋，赏叶的时节，美国东部新英格兰的红叶据说是最壮观的。好大的一片美丽！色彩的海洋，树叶的大潮，不动声色但却义无返顾地蔓延伸展，向南，向南！从加拿大的南端，跨过白山，分分秒秒都在行进、占领，行迹所至便毫无商量从从容容地涂染出一片绚烂的金黄，它就这样夸张地展示妩媚和美丽，倾倒无数游人。这片红叶潮席卷翻飞铺天盖地，漫过麻州，来到康桥，来到了查尔斯河畔，来到了哈佛。
       秋叶之美，贵在成熟。三百五十余岁的哈佛，红叶点缀在层层幛幛的古老校舍中，写意了成熟的另一种美感。宁静、庄严、深沉、厚重，且又充满人气。十月金秋，十月哈佛，醉人的时节，醉心的学府。这里，游人如织，眼神中满是虔诚、敬仰和向往，尤其是那些远道从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各地来的中国人。
       近年来，来哈佛观光的中国人日益多了起来，经济成长，手中有钱，固然是个原因，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因为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人们才会对哈佛格外青睐吧。每当我穿越哈佛校园，几乎总能听到中国人说话的声音，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常会指着哈佛的铜像对孩子说：去摸摸他的脚，也许你有运气，一脚就跨进哈佛了。真的，那个端坐着永远沉思的哈佛左脚的皮鞋每天都鲜光锃亮。像是烧头香、求上签，哈佛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俨然就是教育的圣城。考进哈佛是无数中国学子魂牵梦绕的理想。
       哈佛的校长和决策者们的目光已经注意到东亚，尤其是中国。“哈佛的第一个一百五十年是新英格兰的地方性大学，第二个一百五十年成为美国的著名大学，它的第三个一百五十年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性的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常青藤大学所以能够常青不老，最主要的就是它能高瞻远瞩，保持长远的目标，为社会培养卓越的领袖和精英，引导国家和社会健康地发展，这是哈佛对美国的贡献，也是哈佛期待的对于世界的贡献。其实，这就是社会对大学的真正的需要。一个不尊重大学，可以随随便便用大学以外的意志改变大学、任意篡改大学使命的社会，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健康的持久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近半个世纪以来走了一条极不正常的坎坷道路，从1957年的校系调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停课闹革命、工农兵“上、管、改”，最近几年又搞了地方性的大合并，弄出一批超级大学。我不明白大学的规模与学校的质量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曾在哈佛接待一个国家教委的大学校长代表团，问他们国内大学兼并的理由，得到的答复是为了管理和安排学校经费的需要，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对于大学而言，重要的并不是规模的大小，而是学校能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持之以恒地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杰出人才。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这些常青藤大学的规模都不大，普林斯顿更是一所袖珍大学，哈佛是规模很大，可是，它的各个学院是完全独立的。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没有特色，规模再大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明确学校的使命，坚持学校的传统和理念，才是一个学校成功与否的根本。归根结底，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像这样每过十年就折腾一次大学，其结果是五十年代培养的人，到了六十年代几乎就报废了，六十年代的人才到了七十年代，没有被打倒已是万幸，七十年代培养的人还没等到八十年代就已经被淘汰了，八十年代的精英到了九十年代，无论观念还是技能都已是捉襟见肘尽显疲态。人才的培养是靠长期的积累，每过几年便废掉一代人，这社会还能有人才吗！没有什么浪费能比对人的浪费更铺张更残酷了。现在，中国的大学很在乎自己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这是好事，要想办出一流的大学，我看最重要的是废除那个折腾大学、折腾教育的传统，让大学恢复和重建自身的传统，明确自己的使命，用源远流长日积月累的信念培养中国可以贡献于世界的优秀人杰。
       哈佛是清醒地了解自己的使命的。在全球化时代，人才的培养要远远比地缘的区域的人才要求复杂得多，能对世界肩负责任的人，必定是对世界有深刻了解的人。面对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哈佛正在积极地调整布局和策略，给中国以更大的投入和关注。哈佛的费正清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是全美大学中两个最大的与中国有关的学术机构，前者重在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研究，后者每年接待几十位从东亚来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其中中国学者占了绝大部分。近几年，哈佛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发展得非常迅速，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文理学院等都在拓展与中国的交流计划，政府学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合作的政府管理技能训练班已经小有规模，很受美国各界注意。相信不远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哈佛，越来越多的华夏学子圆其哈佛梦，中国研究会成为哈佛最有活力的学术科目。同样，这种双边互动，也会把哈佛办学的理念和经验带到中国，成为中国大学发展可资借鉴的最重要的参照。这或许是哈佛和中国学界共同的期待吧。
       成人和成材
       人才是每个社会都会关心的问题，不同的人才理念往往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不同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培养什么样的人，提出什么样的人才要求，实际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品味和社会境界。
       哈佛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才基地。在美国二百余年的历史中，有七位总统出自哈佛，参议员、众议院之类的政治家更是不胜计数；除了政治人物，在经济、社会、法律、艺术、学术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哈佛培养的引领风骚的人物。单就诺贝尔奖一项，哈佛是全世界所有大学中获奖最多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学术力量都无法与哈佛相比。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一直是华尔街的抢手货，学生还在学校时，早早就聘书在握，从来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名满美国的那些大法官和大律师们很多也是出自哈佛法学院。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的是哈佛还有一批对美国价值和人文精神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巨擘，如爱默森、威廉－詹姆斯、桑塔亚那、梭罗等。哈佛的精英群体历来是美国社会最具主宰性的力量。美国人通常会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这与其说是哈佛的历史早于美国，还不如说，是哈佛创造了美国，是哈佛的人文精神导引了美国的成长。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人才决定社会，大学创造历史。
       哈佛的教育设置分两个部分，大学部和研究生（硕士、博士）部，和中国大学的教制基本一样。表面看，出人才的都是研究生，可是真正重要的是大学部的教育。研究生教育是为了“成材”，大学部的教育则重在“成人”，通过大学的教育掌握做人的原则、知识、修养，成为一个健康的真正有社会责任有人文关怀有历史使命的人。成材需得先成人，人才是为社会服务的，倘使一个人才完全不知道做“人”的含义，这个人才对于社会而言，最多只是个工具，不可能自觉地担当社会责任。只有对成人有自觉意识，对人的含义有深刻理解的人，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成为人才的人，才能成为社会精英，从各个方面服务于社会，引导社会的发展。这是哈佛几百年来对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教育的深厚传统。就是这个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哈佛精英。
       时下流行的是重视技术训练的背景，甚至选拔行政机关领导也侧重理工科的学历背景，但是，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依赖的主要不是这个社会的技术能力，而是这个社会的人文取向，对人的存在的合情合理的了解，所谓“人心”和“天道”的问题。理工科背景的训练，往往容易养成工具主义的思想习惯，注意短期效益，看重具体利益。我不是说理工背景的人就没有人文境界和社会责任，但是，人文意识的确不是仅仅依赖自发就能一蹴而就，那是人类精神文化长期发展的积累，不经过系统的教育、反复的思考辩难、长期的自觉修养，就不能真正掌握。现在，国内大学的校长们绝大多数是理工科的背景，尤其令人瞠目的是一些有优秀的文科传统的大学校长也被安排由学理工的出任，例如北大、北师大、人民大学、复旦、中山等。在美国，以常青藤大学的校长们为例，仅有一人是学理工的背景，现任的哈佛校长萨默思是学经济的，因为对人文意义理解肤浅，已经饱受哈佛各界批评；更大范围看，美国历史上各届总统也绝大多数是文科背景，理工的是很少数。
       
       人文是哈佛教育的核心
       哈佛的教育以“成人”为基础，“成材”为目的，这一理念也是美国教育传统的核心。
       美国是个移民为主体的国家，早期移民来自欧洲，主要是英国的移民，居住在以波士顿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这片地区因此被称作“新英格兰”，其地域差不多就是今天美国东北角的六个州。对这些移民先驱而言，除了在新大陆谋生的艰难困苦，最大的困扰就是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少数有钱人可以把子女送到欧洲上学，绝大多数的孩子除了家庭教育，几乎无学可上。三百五十多年前，一些住在波士顿的富裕的新移民决定为移民子女们创办一所学校，这是美国第一所学院，三年后，身患肺结核的约翰·哈佛决定把他毕生所有全部捐给这所学校，他的资本占了学校全部资本的四分之三以上，校董事会决定把学校改名为哈佛大学，以纪念这位美国教育的伟大的先驱。哈佛大学的出现好比一柄燃烧的火炬，一下子照亮了这片拓荒者的新大陆，学校、教育、知识、智慧、人才、精英，编织起新大陆充满光明的未来。有了教育，便有了憧憬；有了知识，便有了力量；有了智慧，便有了希望；有了人才，便有了栋梁。因为学校的出现，新大陆突然生动起来，美轮美奂了。此后，学校成了文明和希望的象征。拓荒者的新大陆成了美国现代文明的发源地。
       在哈佛的示范下，新英格兰地区不断出现新的学校，成为美国教育的重要基地。尔后，教育终于变成了一种现代产业，从新英格兰到美国东部的广大地区一批又一批新的学校建立起来，构成了美国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巨大网络。所谓的常青藤大学一共有十四所，只有斯坦福一所在西部，其余的都在美国东部，大波士顿地区更是以剑桥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为核心发展成了世界最大的教育城，今天，仅仅大波士顿地区就拥有九十三所大学。
       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美国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哈佛所开创的风气对美国的影响。然而，哈佛最重要的影响却并不是体现在这些数字上，而是哈佛的教育理念，以人文境界为本来培养下一代，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成为可以保证美国健康发展的精英栋梁。坚定不移地突出人文教育，所谓“LiberalArts”，这是哈佛的传统，是哈佛教育理念的核心。美国每年都有学校排名评比，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LiberalArtsCollege”，今年排名前二十位的，新英格兰地区占了一半，仅麻省就有四所，而整个中西部地区加在一起不过四所，其余的都在东部，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会进入最好的大学，进一步接受研究生学业的深造，而且，他们都会是名牌大学竞相争邀的抢手货。哈佛的研究生绝大多数就是来自这些学校。可以说，正是这些学生接受了良好的人文学教育，才保证了那些名牌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常盛不衰。以哈佛为例，今年全美最佳大学，哈佛和普林斯顿并列第一；全美最佳商学院，哈佛排名第一；全美最佳医学院，哈佛排名第一；等等。对于一个哈佛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假如，哈佛跌出了前三名，那才是值得警惕的不正常的情况。可以说，在大学本部突出人文学教育，以保证向研究生培养输送高质量的可造之才，曾经是哈佛保持品质的内部机制，而现在，这套机制已经扩展到美国整个的教育体制，绝大部分大学的人才培养都在这套机制中运转。只有极少数大学看起来是走另一条道路，譬如普林斯顿、芝加哥大学等，是突出培养研究型人才，所谓美国教育中的德国模式。这是有特殊原因的。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卸任后出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一战后的欧洲，尤其是德国，排犹主义已经抬头，地区冲突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缓和，相反愈演愈烈，新的战争的危险日益逼近，很多欧洲的科学家不仅无法开展学术研究，而且相当一部分科学家还受到排犹主义的威胁，威尔逊制定了一个“乘人之危”的计划，从欧洲廉价地买进顶尖的科学家，一批科学家就这样来到了他们原本不屑的美国，来到了普林斯顿，其中就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人物。曾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美丽心灵》讲述的差不多就是那个时代的故事。这批学者都是研究型的专家，他们把德国大学注重研究的办学方针带到了普林斯顿，形成了所谓普林斯顿的传统。可以看到，这种传统是由极其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很难想象今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催生一种大学品味、构造大学风格了。事实上，即便是普林斯顿也还是在由哈佛形成的美国教育的整体氛围中。普林斯顿的研究生大量的也是出自那些“LiberalArtsCollege”。重视人文培养、进行人文学教育是美国教育的基本取向，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个理念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的深厚传统，不大可能轻易改变了。
       现在，中国有一个“985”计划，就是争取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为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得以早日实现着想，重视人文学的教育，在人文学的基础上培养顶尖人才，这份经验是无论如何要予以特别重视的。我曾请中国南方一著名大学的校长吃饭，席间，这位校长告诉我，近几年来，大学文科几乎招不到好学生了，文科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报考理工科淘汰下来的。这令我非常惊讶。不知怎么，脑子里突然响起了毛泽东在“文革”时的一句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老人家兴师动众，动用国家机器行政力量，甚至军队，军宣队进入大学。而今，他的理想已然可以不动声色地通过社会的畸形的自觉而实现了，他老人家会作何想呢？
       “Liberal Arts”、“君子之道”
       什么是“LiberalArts”的教育传统？它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从2002年9月到2003年5月，整整一个学年，我主持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讨论班，主题是“LiberalArts、人文学和传统资源”，参加的人绝大多数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来哈佛访问的教授、副教授、博导们，加上在哈佛的一些学生、学者们。这个讨论班除了对两岸三地在基础教育方面的得失成败进行交流对话以外，更重要的是从各个不同的传统出发考虑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人文学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基本的看法。期间，我们开了两次工作会议，收到了近二十篇论文。相信这些论文中的思想成就会在各地的精神建设中有所体现。但是，应当如何汉译“LiberalArts”这个词，我们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词。
       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这个词的用法有一些有意思的区别，大陆叫作“素质教育”，台湾叫作“通识教育”，香港的用法更显古典，叫作“博雅教育”。严格说来，三种用法都没错，又都不够全面，各自突出了问题的某一个方面。
       “素质教育”强调了对人的品行、能力等综合素养的教育培养，这是对的，可是，经由何种途径、用什么内容、如何培养素质，却不甚了了。一般意义的素质培养，其实从襁褓中就已经开始，可这不是“LiberalArts”所要讨论的。它是大学的基础教育，是和知识教育、自我反思、自觉修炼的成人化行为连在一起的。假如不突出这些主要方面，素质教育就难免沦为令人腻味的空洞的道德说教，甚至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当然，的确是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的，在还不算遥远的一段历史中，所谓“阶级斗争理论”、“全面专政理论”、“继续革命学说”等等，都曾经是培养素质的公共课的主要内容，而且，的确培养了一批不讲人性，动不动就大义灭亲、灭友的坚强的斗争勇士，这种素质确实是培养教育出来的，这不仅不是“LiberalArts”，而是彻头彻尾地颠覆“LiberalArts”。人文学的传统是用人类长期发展积累的智慧、品行、情操来塑造人，造就社会栋梁。它的核心就是文明和人性，反文明、反人性，最为人文学所排拒，开展人文学教育就是为了防止那些不健康的力量主导社会进程。在这个意义上，“LiberalArts”的传统拒绝一切以政治家的名义构造的形形色色的学说理论，拒绝把任何政治意识形态说教当作人文教育。中国大陆大学教育现在相当重视“素质教育”，这是英明而有远见的举措。但是，“素质教育”在学生中不受欢迎的现状值得反省，国家教委一位主管官员也曾对我说，素质教育的课很难上。我想，的确应当考虑“素质教育”到底教什么？这实际是对人的理解和设计，是千万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的大问题。在哈佛，这是本科教育的整套机制；在中国大陆，这只是各种知识之外的一个课程设置；这个区别应当足以说明问题了。
       台湾的“通识教育”突出“LiberalArts”中的知识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哈佛的“LiberalArts”教育有十八门必修的核心课程，范围广阔，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等各个方面。说人文学所要求的人的培养不是一般的道德说教，其区别就在于它坚持成人的努力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应当而且也必须体现人类的知识累积，人文、社会、自然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但是，仅仅是知识还是不足以表达人文学的要求，知识只有转化为责任，才能成为人的自觉的要素，这就和境界、风度、品味、人格有关了，这些方面又是知识不能涵盖的。因此，人文学所说的知识并不是死的知识，而是在大的人文传统上来看待知识，把知识当作人文传统最主要的构成，知识应当是人的知识。只有这样，知识才是人成其为人所自来的源泉，因为你知道你是出自这个大传统，你就能知道，你可以为这个传统做些什么，什么可能是你对这个传统的贡献，在人文学的视野中，人既是传统的产品，又是传统的创造者。假如我们把“通识教育”翻译成英文，它叫作“General Knowledge Education”，它已经不是“Liberal Arts”了，最重要的是“Liberal”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这就是它的问题。
       比较起来，香港的“博雅教育”是相对接近的说法，博是博学多才，突出全面训练，雅是风度、境界，是人的品味。但是做人是有向度的，一个知识渊博、风度翩翩的人，固然比不学无术、举止粗俗的人好得多，可是那“博雅”假如只是表面功夫，就非常有害了。如何突出做人的深度，是“博雅”这个说法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Liberal Arts”这个传统起源于希腊，是非常古老的做人和教育的传统。在词源上看“Liberal”和劳动、自由、自由民、博学多才有关，再加“Arts”，是艺术的集合名词，是美的问题，美是自由的最高界面。因此，这是对人的自由的教育，自由是做人的最高目的，也就是说，自由是做人的境界，更是做人的使命，需要穷毕生精力永不休止去追求的，“LiberalArts”要解决的就是人对自由的理解、实现自由的能力、追求自由的责任和使命。这个教育的理想信念就是儒家的“君子之道”。我们必须惊叹古代先哲的伟大智慧，孔子一生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就是君子的问题，也就是人的塑造的问题。与“LiberalArts”相近的思想是孔子的“君子通六艺”，而孔子关于“君子”的思考，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要远远超过希腊的那些哲人，可惜的是一百年来的“破旧立新”，这些远见卓识屡屡成为糟粕被弃若敝屣，以至于我们的“素质教育”、“人才培养”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02年暑期，我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曾经建议建立“六艺馆”，让各个学科的教授、博导有可能修习“君子之道”，在一个传统破碎而又物欲横流的社会，“素质教育”如果不从为人师表做起，那是绝对不会有希望的。
       哈佛校训和“一个傻子”
       每年的冬天，腊月初雪飞扬时，就到了哈佛发榜的日子。对那些怀抱梦想揪着心肺翘首等待的莘莘学子，一张哈佛的录取通知单是寒冷冬天中最暖人、最珍贵的一份圣诞大礼。孩子高兴，家长激动，好像一个灿烂的明天已然握在手中。这些天，我经常收到报喜的电话，几位朋友的孩子考上了哈佛，大约因为我在哈佛的原因，除了让我分享喜庆，还希望能得到一些进了哈佛后的建议。在祝贺之外，我惟一能说的是：你得准备好了，往后的日子会非常艰难，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尤其对那些直接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更是如此。
       比较中国的大学和哈佛在录取和入学后的情况，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差别，从北大、清华来的一些访问教授告诉我，在中国考名牌大学很难，考生多，竞争激烈，可一旦录取后，就相对轻松了。他们在哈佛看到哈佛学生的读书状况，非常惊讶，哈佛的学生比国内的学生紧张多了。在中国是先难后易，在哈佛，不能说先易后难，考入哈佛本身就很难，但是入学后更难更紧张，叫作难而更难。所以有这个区别，我想，还是因为对大学的使命和对人才的理解、要求上存在很大的不同。
       美国是个注重实用的国家，实用主义哲学至今仍然是美国主流精神，这保证了美国社会始终能够面向实际，不被那些纯粹乌托邦的意识形态所迷惑。但是“有用即是真理”这句话很容易被庸俗化，以为蝇营狗苟的蝇头蚊脚般的私利都是有用，也就都是真理。假如实用主义就是如此，美国这个社会连一天都无法维持。这里的“用”是大用，是国计民生之用，接近儒家所讲的“人伦日用”的用。这样的实用主义是把对个人、国家、社会、人类的发展有用有益当作真理来追求。这种大“用”，一直在限制和引导一己私利的小“用”，防止它膨胀成危害社会的力量。这个原则深入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校的理想，二是培养人的理想。
       在美国学校可以分成两个大类，一种叫“Liberal Arts College”，另一种叫作“ ProfessionalCollege”，前者的目标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是谓大用。后者的目的是培养有专业技能的人，看似小用。这两种办学理念在美国教育史上是长期冲突的。现在排名前二十位的“LiberalArtsCollege”中的大多数之所以会建校，是因为在它们看来，甚至连哈佛这样的学校都受到了职业学校的污染，因为哈佛办了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因此它们必须捍卫人文学教育的传统，为美国社会培养可以持续发展的有人文境界的人才。可见重视文理，从大用着眼培养人才，在美国是有深厚传统的。尽管哈佛也曾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毋庸置疑，哈佛仍然是这个传统的中坚和代表，事实上，美国人文学为中心的教育传统，就是哈佛开了风气之先。哈佛的校训是用拉丁文写的，译成中文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这个校训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哈佛重视传统，尤其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的人文理性的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永远的智慧，所以在哈佛不大可能出现全盘反传统、全盘反历史的迷狂；二是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折服人对真理的追求。就是这两个原则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保证了哈佛能够在一个伟大的谱系中继往开来、传承创造，不断地推陈出新，这就是哈佛的魅力，它永久地激动着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的渴望和梦想。
       几年前，哈佛神学院录取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学生，有人把他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他不仅仅是多才多艺，而是各个方面都非常杰出，他的理科成绩几乎满分，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他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已可以直接进纽约交响乐团，被著名的朱利亚音乐学院录取。无论是读麻省理工学院，还是搞音乐，都是可以挣大钱的，“钱”途比一个神学院的毕业生要远大得多，神学院毕业的很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为什么他要进神学院？这是很多教授都感兴趣的。听听他的回答吧，他说，我还年轻，钱总是可以挣到，可以慢慢来，可是，信仰的问题，神是什么，人何以才能超越，这些是我的人生的功课，这些功课不做，我活着一天都不得安宁。我读书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我的人生。他的回答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是，读书是为了什么？这当然是非常个人化的问题。但是，从大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同时就是，学校是为了什么？在中国，很长时间以来，大学是和职业连在一起的，考上了大学就意味已经把将来的饭碗捧在手里了，这样，一跨进大学门坎，高考时的动力和奋斗也就开始退潮了，大学对人的培养，如果没有人的自觉是断断不会有结果的。学生自己没有动力和激情，又何以成为杰出的人才呢。近几年，中国大学毕业不包分配了，据说这也是改革，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大学的“计划经济”出了问题，大学的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的需求严重脱节，大学培养了一些社会并不需要的人。假如大学培养的是社会不需要的人，那社会还会需要这样的大学吗？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呢？假如我们的大学仅仅只是Professional College，那我们的学生就跳不出为一个饭碗而上大学的区区功利眼界，我们的大学就会永远陷落在它和就业市场的紧张之中，我们就不可能培养出对这个社会承担责任、引领社会前进的优秀群体。在我的少年时代，关于大学听得最多的就是所谓“工程师的摇篮”，现在，仍然还有许多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们重复这个幼稚的童话，而今，我知道，那有多深的误解和多大的俗气。让我们告别吧，“工程师的摇篮”！
       现在，中国有学者在讨论大学理念，这是重要的问题。从晚清办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现代教育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这期间，所谓“大学理念”的问题一直混乱不堪，中国的大学教育走过的是不堪回首的曲折历程，有很多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我读了几篇参与讨论的文章，总觉得稍有就事论事之嫌，太过拘泥在北大当前的改革上。其实，大学理念的问题有极其深刻的含义，深入反思，会大有益于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未来。
       天才从何而来？
       哈佛今年大学部的招生指标是2041名学生，而美国和世界各地报考哈佛的人有近两万人，录取率约为百分之十。这个数字相比中国的北大、清华可能是太不起眼，从高考人口比例看，北大、清华的录取竞争会更激烈。我在1978年考研究生时，报考的有十多万人，而录取的只有394人，大约三百人中取一个，录取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三，想当然应是人中精粹了，可如今我的同学中因为种种原因所学无有所成的也不在少数，当初的录取率就人口质量而言未必有什么实际意义，那是要相对教育环境而论的。
       在美国，大学教育在各个州都非常普及，有不少大学根本招不满学生，这种情况下，哈佛百分之十的录取率实在是不同凡响。长期以来，哈佛的录取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之间，是美国大学中最低的录取率。对于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来说，保持低录取率是极其重要的，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人，优秀杰出的人才就是学校的产品，低录取率意味着一个学校可以拥有最好的可造之才，其人才培养的起点就高人一截，这就是一流大学的优势。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持续的长期保持低录取率，这要求学校有出色的师资条件，确实培养了一流的人才，假如一个学校可以把天才培养成庸才、蠢才，还有什么样的好学生愿意进这样的大学呢？同样的，假如一所大学选人的眼界有问题、标准不恰当，不能吸纳真正优秀的学生，这样的大学根本就不配成为一流大学。
       在中国，大学录取的标准至今还是以高考成绩为惟一标准，其他的一些条件，例如品德、素质等都是底限要求，无所谓好的标准，只要没有毛病就算通过，因此，那是个没有实质意义可又不得不说的标准，毕竟高中生中能有多少犯罪分子呢？有几个不能通过呢？但是，在哈佛，成绩绝对不是惟一重要的条件。哈佛选人的要求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毫无疑问，成绩是非常重要的，哈佛录取的学生的成绩有三分之二是所在高中的前十名之列，如果高中联考（SAT）的成绩低于1400分，想进哈佛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了。可是，有些学生的SAT考了满分（1600），没能考上哈佛，有的刚过1400，却被录取了，可见成绩的因素并不绝对，综合素质的要求可以弥补成绩上的差距。这点是哈佛特别看重的。所谓综合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包括自我学习的能力、体育和文艺方面的才能、自我展示的能力例如演讲辩论、组织和领导的能力、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的能力等等。由于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的一流大学普遍都要求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得想进这些大学深造的学生很小就开始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在美国的高中里，看不起死读书的学生是普遍风气。一些华裔的学生经常会和家长冲突，因为家长总是希望孩子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读书做功课上，这些家长的脑子里装的还是中国的教育观念，以为成绩是决定一切的，结果是害了孩子。只有那些对孩子的全面发展有所理解的家长，积极支持孩子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反而成就了孩子的光明的未来。波士顿地区有个小镇阿克顿（Acton），它的高中今年有四位学生考上了哈佛，其中有三位是华裔学生，除了优秀的学习成绩，她（他）们的社会活动成绩都非常优秀。一位叫缪忱然的姑娘的综合素质的成绩报告简直令人吃惊：课外活动，演讲与辩论，连续三年全国参赛资格，多次地区比赛第一、二名，麻州第六名，全国第四十八名；学术十项全能，团体第二名，麻州比赛，四面金牌、两面银牌，全国比赛，一面铜牌；领导能力，全国优秀学生联盟阿克顿分会主席；奖励，西点军校特邀工作展，成绩优良奖、哈佛图书奖、全国拉丁文考试金牌。另一位叫吴欣儒的姑娘则突出了另一些方面：校刊主编（两年），校高年级学生会主席，校环保社创始人，镇公所、爱默森医院及学校义工，女子曲棍球及田径队成员。从这两位被哈佛录取的学生的报告中，不难看出哈佛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极端重视。这些要求不仅是对哈佛考生的要求，也是对哈佛在读学生的要求。
       在哈佛，综合素质中被特别看重的是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哈佛的校门上刻着这样一句铭文：“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哈佛始终坚持一贯的原则，它所培养的人必须能够真正服务于社会，因此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就是哈佛学生的必须的功课，学生们在学期间绝大部分都坚持对社会的义务服务，到附近的老人院去照顾老人、帮助料理生活，有的人则去中小学辅导功课，或到医院去做看护，也有给新移民辅导移民法。我儿子也在念大学，他的志向是做参议员，他说我没有出身在美国，当不了总统，但可以试试参议员，每逢假期，他就去给议员做义务助手，乐此不疲。我从不泼冷水，那是他的想法，成不成都必须尊重，何况要服务社会，就必须了解社会，从政治的角度了解社会，本身就是个极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家长最怕的就是子女去搞政治，结果却经常是政治会来搞人，无论怎样也躲不开。不管怎么说，政治也是一种职业，与其暗恋，还不如明示。文学家胡风临终前被问道外孙女大学应选什么专业时，用尽生命余力喊出“不学文科！不学文科！”这是他的最后遗言，生命绝唱。那样一个以政治为暴政的梦魇时代应当是过去了，但是它留在人们心灵中的阴影和创伤并不容易消失，对于政治厌恶、恐惧的社会精神病患没有几代人的遗传递减是很难治愈的。在美国，学校会鼓励学生有一点“野心”，在英文中野心和雄心本就是同一个字。一个人无论在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多长，他终究是属于社会的，终究要回到社会，用所学去回报社会，因此，从各个方面了解社会，参与社会，会使他的所学更加积极、更加自觉、更加有目的。
       总之，哈佛乃至美国的教育是把学生当作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对象来培养，鼓励学生充分开发自己的各种潜力；是把服务于社会而不只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当作成人的目标来塑造人才，让每一个天才都在社会的源头活水中汲取永不枯竭的动力。这个教育理念是在大学和社会教育的互动中形成的，哈佛以综合素质为录取标准，使得中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重视对孩子的综合培养；有优秀综合素质的人进入哈佛，使得哈佛能够培养出顶尖的精英，成为社会的典范；这些典范又导引了社会对人的培养的方向。因此，人的综合培养不只是依赖大学这一个环节来完成的，它贯穿在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吴欣儒在被哈佛录取后，说过这样的心得：“回想过去几载的求学过程，我觉得努力读书，认真游戏，合理地分配时间，有效率地掌握时间，坚持自己的目标与理想，乐观进取，持之以恒是最基本的态度。虽然大学申请是以高中前三年的成绩为准，但早在小学或初中以及随之而上的各个年级的学习过程的规划也应及早拟定，并随机调整。学科及运动或才艺活动最好均衡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很重要，不可偏废。社团活动应积极参与，但须量力而为，不可蜻蜓点水、草草了事。社区义工服务（医院、图书馆、乡公所或校内小老师）都可选择。周末和寒暑假工作既可赚取零用钱又能及早培养与人相处的社会经验。这样的生活加上每天学校的作业，已经把你填得满满的，会非常忙碌并有非常的压迫感，但你也会觉得生活积极充实，充满挑战富有意义。”我所以不惜篇幅录下这段自白，是希望那些关爱孩子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能够了解天才是如何培养，从何而来；是希望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人们能够举一反三、有所收益；是希望痛恨伦常颓败、社会风尚腐化的人们能够了解，最大的腐败就是腐化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中华民族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从孔子阐扬“为己之学”、“成人之道”起，重视教育，重视人文培养就成了中国教育传统的核心内容，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传承，这个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草根社会的文化自觉。经过“五四”的反传统、“打倒孔家店”，这个传统从意识形态上断裂了，人们仍然重视教育，但是重视功利性的技能教育取代了人文伦常教育，教育的目的不再是突出“成人”，而是突出专业技能，训练行业专家。从高中一考进大学，即刻就被确定专业，学生被大学这个专才加工厂预定为某一类专门产品，往后的四年就是这个产品的加工过程。在这种构架中，文科也成了一种技能，哲学系是为了培养哲学家、哲学老师，文学系是要培养形形色色的文学家，不过这种文科的产品在如今的市场上不能热卖，因此，文科作为一种专业便清冷得门可罗雀了。这种大学理念对草根社会和低层教育的影响极大，它成了有强势导引力的社会典范。
       现在，中国的民间消费，用于教育的投资已占第二位，仅次于买房的消费，这个规模不可谓不大，可见人们还是非常重视教育。可是，这么多的钱投在教育上，到底花在哪里？花在请家教辅导数理化，送孩子去各种各样的训练班，甚至去国外那些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三流学校镀金包装。家长们的目标非常清楚，成绩决定一切，有好成绩就有好大学，有好大学就有好职业，就意味着有了好前途。他们让孩子去弹钢琴、拉小提琴等等，大多数也是为了一技之长出人头地，为了在一个追逐利益攀比奢华的社会中更有竞争力。在中国，有几个家长会把孩子送到社会中，让孩子去做义工，接受磨练，了解人生，了解社会？然而，这是怪不得家长们的，他们就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既然读工科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工科好做官、好求职、好发财，权、钱、势欲取欲予，尽在掌握，他们为什么不能依此模式，与时俱进，为孩子们编织一个锦绣未来、黄粱美梦呢？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只是苦了我们的孩子们，苦了我们的下一代，在家长的温情和权威下，背负着沉重的书包，每天经受作业、成绩、考试的疲劳轰炸，他们童年和少年的欢乐被家长们精心计划的梦幻未来毁灭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来哈佛访问的中国学者有不少是举家而来，他们把孩子送进中小学，原本只是希望孩子能学好英文，将来回国后，在同龄人的竞争中，变得更加强悍有力。可是，当他们访问结束，应当返回的时候，这些孩子对他们的学校竟是百般留恋依依不舍，有的甚至不想回去，要父母给他办留学。因为学校给了他们欢乐，给了他们游戏的天空，给了他们作为孩子本来应有的天真烂漫，没有那永远做不完的作业，没有那无穷的索然无味的训练，他们不再是被圈在成绩和考试的栅栏里驯养的小动物，而是可以尽其所能地参与社会，甚至可以讨论那些在中国连大人都说不清的“大”问题，例如伊拉克战争、总统大选、种族矛盾、贫富差别等等。两位还只是上初中的孩子对我说，他们找到了他们作为孩子的尊严，不想按从前的活法活下去，拒绝以成绩和考试为一切的生活。那些家长们对此很有感触。我想，所有的家长们都应当想一想，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培养孩子？我不相信在棚圈中会跃出雄狮，雀笼里能飞出苍鹰，我不相信与社会隔绝仅仅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可以培养出造福于社会和人类的精英，我不相信在家教和无休无止的考卷中会有天才横空出世！
       曾经有过的一些现象值得进一步理解，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时不时的可以听到中国的青少年天才在国际数学比赛中得到金牌、银牌，我为他们骄傲，他们满足过我的民族荣誉感。现在这些天才们都应当是成年人了，他们到哪去了？成了什么了不起的科学家了吗？我希望有人能追踪这批天才的去向，我担心没有综合素质的培养，仅仅是数学演算技能的训练会毁了这些精英，这样的担心是不是无中生有？请听爱因斯坦如何说：“仅仅授人一门专业技能并不足够，否则这个人只会是一架有用的机器，而没有和谐发展的人格。最为重要的是，学生要对不同的价值观有所了解和生动的体会，他应当也必须有对美、对善恶的敏感。否则，他即使有专门知识，也不过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不是和谐发展的人”，“所以我总是推崇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与此类似的还有音乐，中国也有不少青少年在小提琴、钢琴的国际比赛中得奖，但风光一时后就默默无闻了。我就此问过一位法国的音乐家，他认为，中国的选手在技法上是一流的，看得出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音乐不只是技法，更重要的是理解。这是修养，不是能够训练出来的。这不正是爱因斯坦的忧虑吗，你可以像训练一条狗那样去训练一个小提琴手，可你永远不要指望通过这种训练可以培养一个音乐家。迷恋技能教育当然不只是家长们的偏执，而是当代中国的教育理念，我们曾经以国家和大学的名义办过“少年班”，不只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许多大学都办过，那就是以圈养的方式训练和培养那些少年天才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天才今安在？！我在美国遇到一位当年科大少年班的学生，大约挫折磨难太多，他已不搞科学了，在做直销，美国人把它叫作“老鼠会”。每遇见他，我总有些怅然，假如当年他没有走“少年班”这条路，会如何呢？当然，我不相信这是少年班的典型，那一批少年在走上社会后，会有不同的际遇，假如他们能够自觉在社会上经受人文培养，修习人生功课，了解社会，了解人类，相信他们能够有所作为。我不能同意的是少年班这种培养人的教育方法。这种小小年纪就突出专业，突出技能的畸形的强化教育，使人无法和谐发展，是爱因斯坦所批评的“训狗术”。我们不应当再提倡这种教育方式了。拔苗助长式的教育总是误人子弟，你或许可以通过集中训练、“疲劳轰炸”，提高数理化成绩，急功近利地成就一个“奇才”，但是，社会教育、人生教育用“恶补”、“强化”这种发酵式的催生是断断无济于事的。结果，纵使你培养了一个数学、物理或化学上的巨人，可他在理解社会、人生方面却是个侏儒，好比肢体发育成熟、头脑不及蒙童的弱智白痴，这是畸形教育的怪胎。家长们，老师们，让我们的社会少一点这样的怪物吧。
       除此之外，还有更严峻的问题。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就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标准来说，无论如何，“白痴”要比混蛋好些，“白痴”最多只是知识结构上的残障，而混蛋却是有意识的作恶。“白痴”是训练方法的失误，把人给练废了；而混蛋却是那混蛋价值观的产品。当家长们缩衣节食把与收入不成比例的大宗钱财投到子女的教育上的时候，他们期望的是在子女的未来中获得一份理想的回报：一个好的职业，一份优厚的薪水，一个受人羡慕的有头有脸的体面身份。在这个一切投入都必须以回报来衡量的社会中，教育也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金钱气了。比较起来，家长们还真要算高尚的，毕竟他们的投入没有要求那么急慌慌的当下回馈，而是颇有耐心的等待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时收受报酬；而他们则会在落日黄昏的祥和中，细细地评判那投资的得失，欣赏投资的回馈，或者沮丧，或者不无骄傲地涌起一份终身成就奖般的幸福。因此，尽管我毫不怀疑家长们真诚的爱心、庄重的责任，可在这后面，家长们还有一个更实质的身份，一个商人，一个把宝押在子女身上的长线投资者；因此，子女们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收受回报的责任，伴随他们与时俱进的成长，他们对这份责任也应当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自觉。假如当应当收取回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相应的成就，那他们就一定是没有出息、愧对父母了。所以，当家长们把钱投入教育的时候，他们同时也不经意地把成名成家、求利求势的期待投入了孩子的心灵。要命的是，这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的合情合理天经地义，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在这样一个投资模式中安排我们下一代的未来。甚至在大学中，有些情况更加令人不解，上海有一所大学出了一个半大不小的官员，这个学校的领导居然号召全校学生以他为榜样，哪怕他的本意只是拍马屁的追捧，但作为一个价值观的典范来要求学生，明目张胆地鼓励追求官禄，却是骇人听闻的。要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时期，追名逐利都不能赤裸裸地成为教育的目的，否则怎么还会有哈佛这样重视人文的传统！而现在，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满不在意地浸泡在功利主义的浑水中，这种教育所孕育的社会前景你能想象吗？记得有位大人物曾经说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那时候的娃娃如今已到了跑不动的“挂靴”之龄，足球似乎仍然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倒是足球圈里谋钱图财的“金色”新闻时不时炒得沸沸扬扬。凡是需要一点境界才能做到的事，如果总有“金色”新闻伴随左右，我敢断定它永远做不成。何况，现在何止是足球从娃娃抓起，升官发财也已经从娃娃抓起了，我们这个民族何以自救？人们憎恨腐败，憎恨贪污，杀一些十恶不赦的贪官，的确可以快一时人心，可是，假如孩子们从小就受名利熏陶，腐化已经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反腐败能够彻底吗？有一对从清华来此地的访问学者，自私钻营，不为人喜，却经常呵斥他的孩子要为前途着想，可从不反省他们给孩子的耳濡目染是什么。每见那孩子，他的眼神中总是小老鼠般的狡诘闪烁，看了真让人心痛。孩子，你的纯洁到哪去了？假如有一天我们要问这个社会：孩子们，你们的纯洁哪去了？我想，我们自己就是最大的罪犯！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自己。
       教育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今天怎样培养孩子，就意味明天将是什么样的社会。为了我们的和平崛起，为了我们的持续辉煌，无论如何要对我们的教育标本兼治，不管是小学还是大学，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式培养，是共同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回避。“救救孩子”，鲁迅曾经喊过。后来，很多人喊过，以至于都有点俗气了。可是现在，我还得说，尽管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救救孩子”，把他们从功名利禄的烟熏火燎中救出来；“救救孩子”，让他们从那偏执的“训狗术”里解救出来！救救他们吧，那是拯救我们自己的未来啊！
       黄万盛，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儒家与自由主义》（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