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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层”⁽¹⁾如其称呼，无论何时都处于社会最下层。“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理论上讲，底层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和趣味，就是说底层应该有与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相符合的、真正属于本阶层的“富”的标准、婚姻的模式和对美的定义。因为一个阶层既然客观存在，肯定有他们的一套标准。这儿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底层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性的阶层，因为它是受压迫最集中的阶层，是各方面的条件最恶劣的、几乎不从社会受益的纯奉献者阶层。就是说，“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如果再让这个“不正常”的阶层有自己的各种生存标准，那不是与整个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合谋了吗?结果不是与宗教一样，让人民安于苦难的生活，安于本阶层的道德，且不能受其他阶层的诱惑，从而最终安于一种神性的“命运”吗?或许，如果单纯地强调底层要有自己的标准，就会造成另一种更严重的压迫。
       从文明的角度和人类的社会分工来讲，“底层”一词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组成底层人物的阶层却是要永远存在的。底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人和农民的存在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他们的工作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数目众多的人来做，而且，他们是平等的，他们的劳动应该没有贵贱之分。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者阶层，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他们自然要有不同的趣味和习惯，从而形成不同的观念，在人生的各重大方面都应该有自己的一整套东西。问题的严重性就表现在这个地方：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在号称民主和自由的时代，却有一个数目庞大的阶层以“底层”的面目出现，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这才是最大的不正常。
       从当代文学来看底层的问题，小说确实体现了不少与其他文字媒体不同的东西。比如，小说的发展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底层命运变化的轨迹。这是其他的文类都没做到的。还有，小说反映底层更自由更全面一些。比如莫言在小说《我们的七叔》中描写一个公开宣布自己买官、且要将“本钱”赚回来的乡长，如果是在报纸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它只有在被当成廉政功绩才会在新闻媒体上出现。而小说将这种祸害百姓的官员以述而不作的方式描写出来，就有了极强的讽刺意味。也许因为小说的影响力远不如报纸，这就在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尽管如此，小说并未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在反映底层的真实状态方面，小说似乎做得好一些，但好多小说的真实性还不如一个经济学上的统计数字来得有力，而且作家的主观性常常削弱着反映事实的真实性，这种主观也扭曲着作品对底层真实形象的反映。
       再者，小说反映的东西应该较为复杂全面，人们有可能从中寻找到不同的资源。但是那么多小说，在表现了底层受压迫的现实和自身的阴暗之后，我们仍然只看到了一个他者他化^（2)的底层，听不到底层自己的声音。如上所论，就人类生活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富”的标准、婚姻的模式和对美的定义)来说，底层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说，小说对底层的表述也并不成功，底层多多少少仍是被遮蔽的对象；作家或是“零度叙述”，或是在提出的方案中否定了底层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他们又或多或少对底层的被“现代化”思潮同化了的认识表示了认同。底层没有自己的趣味这一结论的得出，并不是作家意识到的，他们在描述的现实中包含了这个东西，但他们却毫无意识，反而得出了不相干的结论，比如李佩甫等作家把底层的不幸与不争归于贫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少数作家有了一点要表现劳动者趣味的意思，也往往被一种更有力的非底层的思想压制下去。这是最好的作家也常犯的毛病，比如张炜的审美观念完全是文人化的。
       这可能要归于目前中国学术界缺乏关于底层的理论，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底层研究成果，以求找到其他的资源。
       “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但是，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
       印度学者提供了极有创造意义的底层研究成果。1982年开始，《底层研究》系列历史学著作产生。早期印度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在于论述底层是什么，要分析底层的自主意识是什么，即要发现底层“真实”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但他们发现此项研究面临严重的困难，根本没有历史资料真正记录了底层的思想，所有以底层为名的思想都是被扭曲了的。从1989年开始，印度的底层研究者们转向了底层如何被“表述”的研究，即底层在统治者的历史中如何被扭曲的，扭曲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这是基于一种认识：底层是统治者的“他者”，底层是没有话语能力的，他们只能“被说”。这种变化给底层研究带来巨大转机，“底层如何被表述”这一问题有着极大的生产力，各个领域都有了底层研究的入口。
       从历史来看，底层无论是表面上处于高位还是社会底部，都是无话语能力的、被言说的群体。
       在现代化理论中，底层更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在全球化时代，底层的婚姻观、富裕想象、美的标准等都在被塑造的他者身份下被动地为“现代化”效劳，他们必须竭尽所有的剩余去进行“现代”标准的消费，因为这样才有一点“人”的尊严。那些无权成为“现代化”的消费性“他者”的，就在阴暗的角落里自卑，连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大多数没有能力摆脱底层地位，只能成为一个被表述、被压制的“落后”群体。
       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现在要做的只是去发现他们如何被表述，每一种表述扭曲了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扭曲之后整体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之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经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因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
       印度学者的底层理论的推出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转折，它使好多底层理论成为一种话语。比如葛兰西，他使用霸权一词，说底层借助“自己的”政党能取得霸权，是在为底层的解放着想，但是，在此过程中，底层仍是被表述的他者，他们被“自己的”政党任意歪曲——美化也是一种歪曲，以动员底层，最终争取霸权。在底层的政党取得政权之后，底层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比如苏联就是一个证明：底层被教育成要做国家的“主人”，要成为压迫者的统治者，但在成功之后，这些“底层政党”反而使底层遭受更沉重的压迫和剥削，比起以往那些剥削者，这些“底层政党”还实行愚民政策，这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破坏甚至超过那些被称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者。
       这与底层没有话语能力有直接关系，葛兰西就没看到这一点，他一直呼唤着底层的解放，但他的理论前提是“底层政党”能真正代表底层，但事实上底层不但仍然是“他者”，而且还被表述成或引诱成了自觉的、直接的夺权工具，使他们在成功之后的悲惨现实面前承受更沉重的打击。他们惟一的安慰只是借助国家“主人翁”的政治权力对被制造的新底层——原来的剥削阶级——进行残酷的报复。这是底层被“自己的”政党扭曲的沉重后果，一个从未摆脱底层地位的阶层的愿望只剩下了复制压迫，以制造另一种底层来平衡自己的心理。这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以解放为名的“革命”，实际仍是落入了对他者关系的复制之中，底层获得所谓的“解放”的同时制造了新的底层，那么，底层问题实际仍未解决。
       问题仍在于那些自称是“底层话语”的东西有多少是“底层的”话语，就是底层的真正思想到底是什么?这又要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底层怎么才能自己说话?也许有一个方法能让底层自己说话：像曹锦清^(3）或老威⁽⁴⁾一样与底层对话，真实地记录他们的话语，不做任何改动，这可能算是底层借助知识分子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而且能从中发现许多在官方文件和文人书斋中不能发现的问题。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底层的“自主性”话语，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被多年的压迫统治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以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却在表述来自上层的思想。这或许仍然有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分析这种变形之下的东西，剔除了变形之后，也许剩下的就是底层的真正思想。但是，我们又如何断定何为底层真正的思想?又如何确定有多少思想其实是人性中共有的东西?什么样的才是被“扭曲”的东西?这样就又陷入了印度早期底层研究的困境：底层到底是什么?
       比如，河南有的农民在1990年代后期提出，他们需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地位和邓小平时代的经济生活，不知这算不算当代中国底层自己的话语。如果是，这也是严重扭曲之后的东西。一个好处占全的阶级只能是统治阶级，但底层能成为统治阶级吗?假设“万一”底层成功了，他们又能保证多少同类享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统治地位?
       让底层自己说话就成了一个关键的“低级”问题。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论述了被压迫者的教育方法问题，这个意义极大的创见借鉴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不过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平等的教育，内容也是以“平等”为主：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平等地为社会作贡献，没有谁启蒙谁的问题，也没有谁有权力去压迫和奴役别人。
       底层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自卑，对自己总是百般贬低，这实际是长期以来统治者实施压迫性教育的结果，它把奴性变成了底层意识的一部分，并灌输有财富就有权力的观念，使他们的压迫合法化；由此造成底层对财富与权力的畸形渴望，一旦有了“翻身”的机会又会制造另一种压迫性的统治。迄今为止的所有政权都是压迫性的，就因为他们在对底层及广大人民的教育中灌输的压迫观念和等级观念造成了恶性循环。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就是要消除这种教育方法的不平等内涵，不灌输奴性也不复制压迫，从事一种像是人性教育的“善”的熏陶，这是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所有专政理论的修改：现在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都要被教育成充满平等意识的真正平等的人，而不是要以暴力实现双方角色的换位，从而形成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尽管它实行起来很困难，远不是百年内能解决的问题，但它提供了一个从根本上解决压迫问题的思路，如果成功的话，“底层”将彻底消失。
       这样，也许就解决了如何让底层具有自主意识的难题：应该先让底层有话语能力，然后再在弗莱雷的对话式教育中实现对底层的真正启蒙，认识到平等的重要性，然后在底层像知识分子一样具有了区分统治阶级思想的能力之后，再去从对话中发现真正的底层自主性话语。
       但是，这儿又有一个更难的问题：底层正在丧失它的教育机会。也许印度的喀拉拉邦能提供一个通过体制外的途径实现底层教育的方式，就是组织志愿者对底层进行教育，这就避免了政治权力的干扰。
       或许，这种教育方式能让底层初步获得自我表达的能力。但是，在现代化唯经济论的诱惑下，利益关照已深入人心，在丛林法则成为“文明”规则的前提下，底层还能接受所谓的“平等”吗?像中国的农民革命一样，知识分子先是主动后被迫将底层描述成伟大而高尚的劳动人民，然而底层真的是最具平等意识的吗？“资本家已联合起来，而无产阶级却分崩离析”正是全球化时代底层命运的真实写照。只因为世界已是金钱和利益的世界，在几乎不可能进行利益交换的物质贫乏之下，底层如何能有那种平等之心?在《怎样的全球化》(见《读书》2001年第8期)中，温铁军提到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选举制度的漠视，就因为他们没有财产，选举对他们来说没有利益交换和重新分配的可能，与之相比，各种资产者对选举的热心甚至不择手段就可以理解了。从人性来说，从现代化理论的诱导来说，利益原则已是世界的主导法则，现代化理论将人性的利益关注点置换成金钱且不说了，只从人性的“自然要求”来说，如何改变这个与恶只一步之差的利益关照?或者说，在底层生存都越发困难的前提下，如何可以将这个“利益”转换成物质之外的其他东西，比如精神上的满足和高尚感?志愿者的教育能实现吗?
       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主经验似乎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希望，他们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实现的基层民主对于中国农民是个极大的喜讯，这似乎是个相对于现代民主的“另类”发展模式。在这种“民主”下，组织志愿者对底层进行教育似乎是可以实现的了。但是，冯克利《喀拉拉邦和底层的宪法权利》(见世纪中国网站之星期文萃，http://www.cc.org.cn)论述道，从西方现代民主制的发展来看，现代民主是一个宪政成长过程的结果，就是说，基层民主作为现代民主的基础历来就得到经典民主学说的大力肯定。所以，喀拉拉邦的基层民主实践，并没有给我们开辟出非西方的“另类民主”的想象空间，它仅是现代民主的开端——看来，以此反现代化、反全球化可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此文最后又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中国底层目前连最基本的宪法权利都不能保障，许多权力部门不断明目张胆地违背宪法，剥夺底层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再多的志愿者又能有什么作为?再者，伟大的弗莱雷本人都不断地处在政府的放逐之中，底层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吗?
       希望它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注释：
       (1)由于“底层”到目前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本文借助社会学上的标准，主要吸收了中国一些社会研究者的最新成果。在职业类别的基础上，依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占有程度，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底层很少或基本不占有上述三种资源，其主体构成实际上就是工人和农民，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政治上基本无行政权力；经济上一般仅能维持生存，至多保持“温饱”；文化上受教育机会少，文化水平低，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
       (2)“他者”，英文为the other，或译为“异己”，开始有理论意义始自弗洛伊德，最早它是心理学的概念，“他者”指儿童有自我意识之前不知镜中的是自己，将之视为“他者”，有了自我意识之后才知道镜中是自己，弗洛伊德的“镜像理论”是说人们要确定自我就要确定他者。福柯在《文明与癫狂》中也使用“他者”一词，福柯认为，文明为了建立秩序，将异己如疯子称为“他者”，后来的《性经验史》等亦是福柯致力于阐述他者如何被表述的努力。
       (3)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以非官方的实地调查采访的方式真实地反映了1990年代末中国的农村现实。
       (4)“老威”是2001出版的廖亦武《中国底层访谈录》中的主人公。里面涉及了对工人、农民出身的杀人犯、街头艺人、落魄诗人、妓女等处于社会底部的人物的实地访谈。
       刘旭，学者，现居上海。曾发表论文若干。